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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林:《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后记》

添加时间:2007-10-19 15:42    浏览次数: 1549 次

《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后记》


·郭春林·



今年的劳动节,大学同学在母校华东师大举行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竟然来了近一百人(八三级中文系一共一百三十三人)。这在师大中文系的历史上,大概也算得是盛况空前了。


老同学聚会自然是狂欢加叙旧。四十来岁的人了,还没有完全丧失狂欢的能力,似乎是一件颇令人庆幸的事。其实,这也正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一方面,就有点像如今许多二十来岁,甚至三十岁以上的成年人喜欢看动漫一样,阅读(包括图像)呈现出一种年龄界限模糊的特点,其中既有未成年人涉足成年人的阅读领域,更有成年人返祖似的迷恋儿童读物。就后者而言,似不能以拒绝长大来简单地结论,而应与现代生活的特质联系起来考察,譬如世界的图像化等。成年人的狂欢似也应如此理解,狂欢是一种出离轨道的状态,是一种逃逸,一种释放,一次迷醉,一次沉沦,也是一次回归,即使是短暂的几天,哪怕只是一夜;另一方面,自进入现代以来,一些被赋予了浓郁政治功能意味的节日不再承载其最初的意义,而被给予了一个经济学的价值,大陆始于1999年的长假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实施的。长达七天的假期是被用来消费的,是用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手段,但同时也给了人们相互联系、见面的机会,不能经常见面的家人、朋友之间日益疏远的感情在这七天里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和弥补,甚至重建。于是,长假成为一种仪式,一种黏合剂,一场花钱买开心的狂欢会。也于是,作为一种感情的联系方式,叙旧成为一件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情,成为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古人那种“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抵足而眠、促膝长谈的情景已不可能再有,这实在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


叙旧中自然少不了昔日美丽的师大校园和校园中的人、事。然而,时过境迁,男生们想缅怀一下住了四年的第一宿舍,却早已成了一片工地,女生们要再走一走留下许多记忆的丽娃河,却再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许多老师已经白发苍苍,退休在家,颐养天年;许多曾经给了我们文学启蒙的老师离开了师大,其中就有好几位令初入文学殿堂的我们心生崇拜的知名学者、批评家。而且,学校已经整体迁往闵行的新校区。我们兴冲冲地租了大巴,去参观据说颇有气势的新校区。果然,气势庞大。然而,那已经不是我们的母校。更要紧的是,大陆近几年新建校区成风,互相攀比占地面积和建筑物的恢弘,可实际上,每一个新校区其实都是大同小异,走在这样的校园里,感觉仿佛是在欧美的公园里,而不是大学,更不是中国的大学中。而中文系也再不是校园文化生活中的主角,仅从一年比一年少的生源就足资说明,相反,外语系晋升为外语学院,成为人文学科中最大的院系。这难道就是我们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结果?


可回头想一想,也真是。当初一百多人的同学,如今仍然在从事着与语言文字相关的事情的人大概不足五分之一,而从事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的则更是少而又少,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不超过十分之一。更令人沮丧的是,四十多岁的人都已为人父母,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又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去报考中文系,包括我自己在内?


所以,老实说,这一次的二十周年聚会,除了老同学相聚的欢愉外,在我这个仍然呆在中文系的教师心里,似乎并没有多少快乐和高兴。而当我着手编订这本集子的时候,心中的犹疑和虚弱就更加地厉害。我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产生如此强烈的怀疑。虽然,我知道作为一种语言的汉语是目前世界上学习人数最多的语种,可凝聚在这语言中的文化和精神却日益被剥离出来,被弃置一旁,那么这样的母语还算是名副其实的母语吗,就像我们这些毕业了二十年的学子,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虽然没有易名,可又怎么能让我们找回昔日的感觉?事实上,中文系在如今日趋实用化的学科和专业布局中的位置,正是汉语和人文学科处境的反映。


而文学的尴尬远不止这些。从孔老夫子所谓“诗可以兴、观、群、怨”始,到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至韩柳的“文以载道”,元白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乃至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或如西人所谓“净化”、“升华”、“寓教于乐”、“甜美而有用”之类的功能,在面对如今的消费时代时,似乎全都不攻自破、土崩瓦解,非但没有一丝号召力,甚而至于被视为虚伪,霸权。


也许,文学确实不该承担如此沉重的负荷,可什么才是文学真正应该承当的呢,审美?如果特里·伊格尔顿所言不虚,“审美”也是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那么“审美”这样一个现代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宣扬的就是人的感官的解放。可是,格奥尔格·西美尔以其切身的现代都市体验告诉我们,现代生活在解放感官的同时,却是心存偏颇的,它并没有给予所有的感觉器官同样的机会,“图像化的世界”(海德格尔语)将视觉塑造成了现代人最发达的感觉器官,读图时代应运而生,而文学恰恰是读图时代的牺牲品。换言之,审美化的诉求无意中成为文学走向日薄西山的推动者。这真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即使文学依然有很多读者,可除了文学从业人员外的那些读者,更多的人其实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消费者。消费者毫无疑问有理由和权利要求物有所值。可文学能提供什么来满足其要求呢?或谓文学该给他/她以赏心悦目,使其快乐。可是,文学能给人什么样的快乐呢?文学能给我们如同逛街购物一样的快乐吗?另一方面,消费时代的到来又使作家们不得不考虑,消费者花钱买了你的书,却得不到购物后的心满意足,写作者会不会有一点歉疚和不安,换个角度说,你要赢得更多的消费者,你不得做一些调整甚至迎合么,就如同伟大的好莱坞电影总是要给我们层出不穷,却又万变不离其宗的声像刺激,或如梦如幻的故事、情境一样?


文学创作如此,批评更何以堪。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且,批评又常常被视为二道贩子,或强作解人,痴人说梦,或过度阐释,自说自话,或不着边际,虚伪卖弄,或高头讲章,陈词滥调,人云亦云,故弄玄虚……。可最最要紧的是,语言是批评所赖以存在的载体,而结构主义之后的后结构主义却使语言走下了神坛,语言非但不那么管用,语言甚至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不是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可以全部表现出来。更可怕的是,语言其实并不那么让人相信,在你的语言的背后和深处,或许另有企图,冠冕堂皇的语言可以包藏祸心,义正词严的表述下隐蔽着的是道貌岸然、衣冠禽兽。似乎所有的语言在一夜之间全都变质为广告语。对语言的不信任是批评面临的最为致命的危机,然而,说到底,对语言的不信任乃是来自对人的不信任。虽然,语言的信任危机并不就是人际间信任危机的全部(然而,究竟是人际的信任危机导致了语言的危机,还是相反?),但无论如何,摆在批评面前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重建人们对语言的信任,对批评的信任,如何重建人与之间的信任?于尔根·哈贝马斯说,要通过“交往-行动”来克服冷漠和不信任,解决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可是,交往-行动如何可能?实际上,交往-行动与信任是互为因果的两者,没有信任的交往-行动不过是敷衍了事的,功利实用的,甚至就是唯利是图的;而没有交往-行动的信任则是虚空的,没有内容,没有意义的。


即便没有虚玄做作,问题依然存在。语言的力量和行动本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鲁迅当年在与创造社等一干人争论“革命文学”时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不能将“咬文嚼字”当作“直接行动”。即使现在没有当年如火如荼的论争,但鲁迅的意思原是说,文字终究是文字,与行动有别,文字绝不能起到行动的作用。更兼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已经使文化创造蜕变为文化生产,或曰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即使印刷资本主义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想象共同体的生产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然而,文化与资本主义商业的结合不得不使文化产品自然地带上求取生存保障、谋求文化资本的动力,而这一动力也就必然地与哗众取宠、占领市场等勾当连在了一起。鲁迅早就说过,第一要生存,然后才谈得到发展,但要紧,或者麻烦的是,本是为攫取文化资本,打出的旗号却是生存保障,以生存保障的名义谋取利益最大化。文化资本的获取原也未可厚非,可是,当攫取成为动力,资本成为目的的时候,许多东西也就自然发生了变形。哗众取宠的方式所带来的祸害不可估量,但那还是低级阶段,高超的技术和巧妙的伪装更使我们无从甄别真伪,辨明虚实,于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者成为学术明星,粗制滥造者,甚至抄袭者成为学术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享受着各种津贴,获得了各种名目的项目,抢占了体制内外的学术要津,把持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就指出,在欧洲,“只是到了18世纪,写作才成了一门职业,作家才能够不必让自己依附于某个贵族庇护者,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然而,与出版商的矛盾也开始逐渐暴露,“文字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它就要服从生意上的考虑,这种情况既给作者带来诱惑,也给他造成许多焦虑。市场使他独立于庇护人,也给他带来了屈从于市场自身规律的危险。”[1]


从另一个角度讲,批评是知识,是思想,是文学的别裁。而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文学批评也无可挽回地成了发生了蜕变。摈弃制度化的因素不说,知识经济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知识的实用性和技术化,即知识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可以变成资本和利润。《新工具》的作者弗兰西斯·培根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知识就是力量。可是,数百年后,人们说知识就是权力,而现在,我们说,知识就是效益,就是利润,就是金钱。在体制内讨生活的人文“知识分子”们没有可以转化为效益的知识,于是只能将知识和观念直接包装成“口红”或“鸡汤”[2],叫卖于日益粗鄙化的文化市场。于是,思想知识化、观念化,而知识则被迅速地经济化。


更有甚者,当我们在语言中已经难以辨明真伪的时候,我们又惊讶地发现作为道德范畴的“诚与真”已经在现代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用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话说,我们突然发现“真诚并不值得我们尊敬”。这样的观念给了我们最为强烈的一击,我们已经不需要尊敬真诚,我们当然也就毫无必要以真诚示人,然则,如此这般,什么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道德,什么才是我们不能放弃的底线,难道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道德了?而在现代社会中,目的与手段注定了只能是分离的?可背德者的正义和崇高究竟又有多少的价值呢,背德的手段就不会产生坏的影响吗?崇高的目的不会因此成为被利用的遮羞布吗?是的是的,我知道,特里林以“诚与真”作为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所做的诺顿演讲的主题,也就意味着他是真诚地在呼唤它,并试图重建人们对真诚的信念。然而,重建的可能在何处?


在这样的情势下,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将立于何处?更大范围地说,人文学科将何以为生,人文知识分子又将以何为生?生存是一方面,更要紧的是人文学科,乃至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价值究竟何在呢?研究也好,批判也好,抵抗也罢,最终似乎都难逃自娱自乐的命运,最多不过是二三知己的评品赏鉴。已逝的胡河清以死守住了他的灵地[1],活着的莫言以其旺盛的创作力和超凡的想象力依然在做着抵抗,然而,想象的世界能否敌得过来势汹涌的时代洪流?以想象进行的抵抗是否终究只是一场想象中的战斗,一个虚妄的狂想?


也许,我真的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我能走到今天,实在是靠了家人和老师、朋友们的帮助、支持。父母给了我生命,即使生之途是“凶险”的,我也要感谢他们,毕竟凶险之路上也时有悦目的美景,我但愿我那操劳一生的父亲的在天之灵能看见他不孝的儿子,为他高兴。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是她们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宽慰,但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岳父母,没有他们的宽容,也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我感谢恩师张德林先生给予我的指导和师母对我的关心。感谢王晓明老师给我的帮助。特别要感谢《文景》杂志的主编杨丽华老师,集子中的不少篇什都是经她之手刊发在《文景》上的。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同学、朋友给我以安慰和帮助,全部开列出来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朋友们,请恕我不一一列出,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永远记得你们,记得你们给予我的一切。


最后,我要将这本薄薄的小书轻轻地放在亡妻的碑前,告诉她我现在的一切,请她放心,我和女儿一切都好。



200797凌晨于同济新邨








[1]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第7页,[]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郑也夫、冯克利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月第一版,北京。



[2] 朱大可曾经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譬之为“文化口红”,而近年火爆异常的美女教授于丹在“百家讲坛”讲授的《论语心得》则被誉为“心灵鸡汤”,“口红”和“鸡汤”虽然功能不一,但却都是日益“欣欣向荣”的文化市场包装、销售极其成功的案例,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也羡煞了许多“文化人”。



[1] 《灵地的缅想》是胡河清收入“火凤凰”文丛的论文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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