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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萨沃德:罗尔斯和协商民主

添加时间:2012-10-11 10:15    浏览次数: 3580 次
迈克尔·萨沃德:罗尔斯和协商民主
何文辉 译
[摘 要]  许多学者将罗尔斯看成是协商民主论者,但本文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作者从公共理性、原初状态等观念中寻找论据,从而在制度和协商理论中得出与罗尔斯截然不同的观点。
[关键词]  罗尔斯 协商民主 公共理性 原初状态
将罗尔斯有关公共理性的观点和协商民主观点联系起来,看似是非常合理的。罗尔斯最近所写的文章将这种联系阐释得很清楚,但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没有同时代权威先驱(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对政治规则和制度对话路径的强调,是否会有任何把“协商”和“民主”联系起来的强制力量的产生。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根据正义规则建立起一个理想对话的模式;科恩有影响力的协商模式很明显源于罗尔斯的观点。原初状态提供了评价社会正义的不同解释方法,而协商民主集中各种不同偏好以使其接受公共和公开的检视。可以认为这些一连串的影响是真实的,也可从本质上质疑部分联系是否足够强大从而能继续维系下去。本哈比在研究时扼要地指出,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关于推断的界限而不是在公共场合实际的推理过程。这一问题值得更深入地探讨和了解:(1)为什么罗尔斯提出的观点并非纯粹的协商;(2)通过新的方式看待罗尔斯模式的基本范畴,我们可以对民主协商模式有新的认识。
这里将提供论据支持以下的推论:(1)尽管罗尔斯本人包括一些评论家认为罗尔斯是协商民主理论家,但罗尔斯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协商民主理论家;我们可以分别从对罗尔斯《正义论》(1972)和《政治自由主义》(1993)中提出的观点结构的各种解释中找到证据;(2)如果我们直接追问原初状态的理想对话如何适合于现实世界的环境,我们将可以在制度和协商民主理论中得到与罗尔斯观点截然不同的富启发性的结论。
一、分层的模糊性:罗尔斯论公共理性
罗尔斯有关“公共理性”的解释被认为是“协商民主概念”中“主要的观点”。它尝试分清“基于协商和公共理性的政治正义的哲学细节”。罗尔斯写到,他所理解的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因素。然而,正如我所讨论的那样,这种联系并不能被证实;公共理性与协商是两种不同的事物。除非我们能延伸大多数理论家给出的协商含义,否则我们将发现罗尔斯的观点看起来更具有非协商甚至是反协商的性质。
这些观点需要清晰地区分协商与非协商民主的概念(正如要做到黑白分明一样)。一些主要理论家提供的具有规定性和争议性的协商民主解释并不能帮助我们进行这种区分。“协商民主”中,很明显包含多种东西。科恩、德里泽克、古特曼、汤普森和费什金这些作家定义并不同程度地解释了协商民主的概念。部分人将协商民主视为官方论坛上的讨论;部分人认为它的发生与官方背景无关;部分人认为它是现存民主实践如投票的重要附属环节;还有人认为它改善了传统机制中的谈话。即使是符合理性的完全民主,也并未标榜其协商性或表面上并不强调协商、理性赋予和政治对话(正如达尔所说)。尽管那样,各种类型的协商还是值得设想和尊重的。然而, 并不是在民主概念(或现实体系中所表明的这一概念的特征)下协商的生硬存在,而是协商的地位和角色确定了协商和非协商之间的分界线。
除了这些可以理解的灰色地带以外,我们能否合理定义协商的概念?我认为是可以的,如果我们能把民主概念具体定义为是“协商性的”,如果能把它规定为:(1)公民代表之间正式和实际的协商发生在投票之前;(2)能证明一系列非国家的民间论坛成功协助公众进行自由协商;(3)尤其是第一种协商必须对最终结果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如它可以根据协商过程中突出的主题和论点来证实结果的合法性和使结果得到解释;(4)尤其是正式协商要能满足平等尊重和包容等最低限度的程序标准。
我将简单地讲述罗尔斯的论述中关键的部分如何在事实上削弱了协商民主的基本观点。因为罗尔斯对世界政治观念的影响巨大,因此这样做很有必要。而且他对现实制度设计和决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对罗尔斯而言,“公共理性”既是一系列的推论过程,也是推论的一种方式(两者对公共理性的定义有实质的差别———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模糊点)。“公共理性”对确保重大政治问题的结果具有足够的合法性和宪法性而言是必须的。罗尔斯公共理性的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书中还提出了谁去推论、在哪推论、如何推论的问题。最初,人人都可以推论:“公共理性是民主制下民众具有的特征:它是拥有平等地位的公民的理性。”然而,事实上,罗尔斯将公共理性特别用于范围更小的问题和更有限的行为体上,由此观点看来,它并不是要求所有人参与和投身其中,至少不是固定不变或强制参与的。它作为一种约束,主要应用于并应该作用于法官、选出的政客、政府官员和参选公职的候选人。
罗尔斯同样认为公共理性不能普遍用于“政治”问题,而是用于“宪法本质和基本正义问题”,它应当用于更高的宪法制定而不是日常的政治问题。它不同于人们就公民社会(如教堂、大学等)中各种制度问题采取政治立场时提出的“非公共”理性。
因此,当我们公开对基本问题进行讨论时,我们接受特定的限制并以特定的方式进行讨论。但是罗尔斯问到(考虑到从大范围看,谁应遵守公共理性的限制)“在对许多基本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和投票时,公民为什么要受公共理性的限制?”站在“政治自由主义”的角度,他的回答是:“只有当权力的运用符合宪法,而所有公民又是根据合理的原则和理念认可该宪法的实质时,政治权力的实践才是合理和正当的。”
我们可以把该论点分解为几个核心观点:(1)意识到多元主义存在的理性和明智的公民。(2)会找到能够接受/认可的特定规则/理念。(3)因此他们会接受包含这些规则/理念的宪法。(4)如果根据宪法实施政治权力。(5)那么政治权力的实施是正当的。
我已经指出协商民主最终包含了实际中讨论和争议主要话题的公共和半公共论坛。谈到公共理性时似乎暗示着实际推论(在各实际场景中以特定方式进行的讨论、争论)的过程。但须注意上述五个方面中只有(1)—(3)这三个方面涉及到“公共理性”,而正是在这三个方面中推论是一个独立的、内向的、思考性的事件;公共决策只在(4)—(5)中涉及。在第二个方面,对规则和理念的承认或支持只是由个人独自思考/“推论”完成,而非集体的行为。承认是独自进行的,它甚至要求公民把他们在非公共生活中秉持的“普遍原则(comprehensive doctrine)”的内容从头脑中排除出去。
在上面我指出了“理性”的模糊性———罗尔斯在运用此概念时并未说清这种模糊性。去说服他人就是与他人交谈,使其相信你的观点的合理性。很明显,一个人也可通过与自我头脑中假想的他人进行“讨论”。以上的评论表明,对“理性”的后一种解释明显最符合罗尔斯理论框架中对该词的理解。
在1997年的《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评论了在把公共理性应用到具体例子时公众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他写到:“对于不依赖于普遍的思考而依赖于我们形成的相关政治价值的那些我们过去可能没有想像过的事件,我们应该思考一些特定的例子。”思考、想像、反思———这些是“内部对话”的术语,与现实公共讨论没有联系。而且,在《再论公共理性观念》这篇文章中,罗尔斯提到:当人们必须明确使用公共理性时,公民必须“问自己”应该建立怎样的合理原则。而当考虑到“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互惠”时(互惠原则可能是公共理性的主要因素),罗尔斯写到:“只有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能为政治行动提供足够的论据时(我们要像政府官员那样陈述论据),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运用才是合理的。我们同样可以合理地认为,其他公民也可能理性地接受这些论据。”这些论述所做到的就是使“公共理性”和(现实)协商割裂开来。
很明显,对罗尔斯而言,“公共理性”并不是真的要求公民同伴在公众场合论争(协商、争论),相反,它似乎是与内容有关———一系列的方针指导如何在“公共政治论坛”中思考基本的问题。事实上,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的中心“结构”是“由一系列关于正义的合理的政治概念所赋予的内容”。因此,根据这种观点,公共理性是一种“事物”而非一个过程,是一种被“赋予”而非创造或实践得出的事物。如果这种看法是真的,则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协商产生。
我们可以发掘深一层,从一个相关的模糊点上寻找上述结论得出的原因:公共理性的“内容”是否是原初状态的产物,或者是否可能起源于其它“关于正义的合理的政治概念”?
《政治自由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第一个问题。公共理性内容的基础是原初状态提供的:
探寻公共理性的指针及公共理性的合法性原则,与正义的核心原则有着相同的基础。这表明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原初状态的各方为了基本结构采用公正的原则时,也必须在应用这些规范时采用公共理性的指针和标准。
根据这种解释,在“合理的普遍原则的重叠共识”本身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概念这个意义上,《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各自观点结构汇集于此。
然而,罗尔斯常提到存在许多合理的政治概念,“作为公平的正义”只是众多可能的正义政治概念的一种。不同的正义政治概念含有我们能够支持的合理的准则。每个概念都可以合适地运用到公众的政治论坛中,因为每个概念都将互惠作为自己的核心准则,也因为如此,这些概念能成为———用罗尔斯的话说———“合理的普遍原则的重叠共识”的合理核心。“不同的自由主义”有不同的说法,作为公平的正义只是罗尔斯偏好的“其中一种”观点。很明显,罗尔斯并不认为这些差异政治概念间有太大的差别———互惠原则限制了每个概念,而每个概念中都包含有权利的概念,优先次序与手段都与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条规则十分相似。我们也可说,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对于那些不能提出自我观点的人来说是一种政治“弃权(违约)模式”(default mode)。
那么很明显,需要找到一些与原初状态相关的理论以提供合理的政治正义概念(与上述第二种解释一致),即使这一概念不一定是罗尔斯偏好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概念。当然,原初状态是一种纯粹的假设:“任何人都可以在这种假设情况下模仿协商,只需遵守一些合理的限制进行推论。”这一假设中的协商是理想的、普遍的和包容的,因此它不存在于现实中。也可回想一下,我们通过“反思性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这一过程来定义我们所支持的原初状态概念。在《正义论》中论述到,反思性平衡是一个独自思考的过程(理想上),由所有公民自己参与,以达成对原初状态的具体定义,并使这一定义符合我们认可的关于正义内容的信念。
在原初状态具体化中体现的正义概念的一个优点(至少从罗尔斯的观点看来),是并不需要人人参与到实际寻找反思性平衡的过程中的;我们所需了解的只是,理性和理智的人只要参与则会达成相似的结论。因此,即使是单独的“协商”也是没有必要的,结果是确定的(尽管在第二个解释中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没有任何必要的实际推论过程牵涉其中。同样,这可以称之为“公共理性”,但它并非无限制的、明确的推理或实际的公共协商。原初状态的隐喻———非协商的、假设性的———贯穿于《政治自由主义》的论点结构中和后来关于公共理性的论述中。
公共理性的起源是非协商的。罗尔斯确实希望公众能思考基本的政治问题:
在公共理性适用的对象问题上,我们可以说它适用于那些参与公共论坛政治倡导的公民,如参与政治竞选和对那些基本问题进行投票的公民。它总是适用于在官方论坛及在立法会中进行讨论和投票的公职人员和政府官员。公共理性尤其适用于作为公共理性制度典范的司法决策。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公民必须在一些特定情况下采用公共理性的内容,尤其在投票时,但究竟是哪些情况,则是不确定的。在基本政治问题上,公民必须根据公共理性准则进行投票:“有着礼貌义务的公共理性把就基本问题进行的投票在某些方面看作类似于卢梭的‘社会契约’。他将投票看作是能理想表达我们的观点,选择最能促进公共福利途径的方式。”“当宪法本质和基本正义未处于危险时,公民和立法者可以合适地选择更全面的观点。”但是基本和非基本政治之间明显的分界线在哪里呢? (罗尔斯暗示但未表达这第二个范畴,即非基本政治的存在。)
所以我的观点是,在原初状态(纯粹假设)上的公共理性的基础,(独立)寻找“反思性平衡”的相关概念和公民对投票(相应地,他们的投票动机)的(独自的、思想的)评价,这些都使公共理性成为一个十足的非协商的概念。如果它与协商民主理论家的观点完全一致,它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它只是提倡了一种独立的、不实际和无效的协商。毫无疑问,罗尔斯的观点更大程度上支持公民彼此协商和关注代表们的协商。然而,这种看法赋予协商的地位却与我们应当理解的纯粹“协商”的概念不一致。简单地说,主流看法强调实际协商在任何具体论坛或场合中的重要性,但罗尔斯的观点事实上却提供了与主流协商民主观点恰好相反的看法。
二、罗尔斯的镜子
按理说,博曼、雷吉和罗尔斯自己轻易地将公共理性的特征概括为协商民主的原因,与罗尔斯理论自《正义论》开始就有根本性改变的事实有关。当然这是个很大的话题,我不想在此展开。但是一般而言,公共理性和寻找对合理全面信条的重叠共识听起来更像是一种现实的忙碌的政治活动(罗尔斯这样描述)。在《正义论》中,逐渐揭开“面纱”的四步骤法使我们经历了从想像的世界向现实的政治过渡的过程。相反,《政治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现实政治世界,其中有不可或缺的宗教多元性和其他普遍性的规则、不同的合理正义概念的可能性等等。在《正义论》中,与达成正义强制性规则的过程相违背的那种受争议的方法———归根结底就是“原初状态”的设计,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仍大量存在,但已不那么强调了。而我在上文对这一点论述得过于简单了。
然而,我想说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的论据可被合理地认为是《正义论》观点的“镜像”(mir-ror image)。《正义论》的框架结构可看作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结构和组成元素的隐喻。如果成立,在谈到公共理性和相关概念时,这种推测本身就不能解释那种超脱性,尤其不能解释缺乏实际协商(的需要和欲望),但当然它在此方向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
通过检验这两本书中的论据特征,我们可以把它们的论点和论点间的主要概念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假设在故事A中存在独立个人,他或她拥有自己思考的信念并将其带入到原初状态这一代表的方式中。通过反思性平衡的过程,我们的公民使其思考的信念与正义的要求相一致,而这种正义要求是在无知下形成的选择结构中展现出来的。因此,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概念中,我们的公民就正义的两个原则达成一致。在故事B中,公民拥有他或她的普遍原则———希望是合理的普遍原则———这将在大多数时候塑造和展示出我们这位公民的政治观点。然而,当公民参与到公共政治论坛时(或更确切地说,他或她必须思考那些他或她可能需要投票表决的用于合理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案),他或她必须接受公共理性的限制。通过运用符合公共理性指导原则的正义的政治概念,公民在给定问题上能找到预期别人也会同意的立场———一个重叠共识。
通过镜像的解释方法,我认为在这些“故事”的每一步都可以与其他故事的相应步骤联系起来,即每个故事中都有相同的概念,可以在各自的论述中起同样的作用。有着经过思考的信念的公民,同时也是有着合理的普遍原则的公民。在公共政治论坛上的公民,就像在原初状态上的公民,身处的环境中只有部分关于行动进程的论点是合理和可接受的。公共理性是一种出于相信正义概念和它对特定问题的含义而去寻找好的和正确的理由的内部思考过程;反思性平衡也是类似的过程。理想地看,公共理性产生的政治正义概念可以成为合理普遍原则的重叠共识的核心,正如某人偏好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概念会被所有参与相关过程的人接受一样。
总而言之,从更深一层看,《政治自由主义》的论点是《正义论》论点的“镜像”。我们已经看到在罗尔斯的后一部作品中实际协商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认识到该作品是前一部作品的隐喻式重建,使我们加深了这样的怀疑,即没有任何东西是协商民主理论家可以称为是他们创造的。从表面上看,它可能是“政治而非形而上学的”;但就其本质而言,形而上学者仍然是推动者。
三、变化中的更多事情
科恩在其被多次引用的《协商与民主合法性》一文中,同样采用了我在上面讨论的设计作为协商民主理论的模板。科恩试图使自己的框架与罗尔斯的不一样。他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构造一种尽可能接近于现实的规范原则或是协商理想。他的理论是跳出罗尔斯的框架,并寻求一种更加务实的对协商民主理想的尝试;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和《再论公共理性观念》中的努力则代表了另一种尝试。我认为这些特别的尝试并不能使我们的认识有多大进步。观点结构的非协商本质是一种阻碍;罗尔斯的隐喻防止了论据演变成其他东西,如可实施的协商民主概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努力使更多内容符合民主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关注差异(例如术语上的变化)或者罗尔斯最初框架的适应性来解释这一点。很显然,任何人可以反对我的看法,认为我低估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罗尔斯框架的真正变化和调整。简而言之,我的观点是罗尔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正义论》的框架,而被迫重新设立新的假设,尤其是对公民的假设;这样做很明显是为了在政治术语中使概念更加现实化。相反,我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控制或确保关注正义的“协商”结果———这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协商的目标。改变进程以便保证结果仍保持一致;公共理性并不是原初状态,但它从各方面保证了两者的最终结果和影响是一样的。
为了进行阐释,需要考虑对以下事物的解释:(1)动机;(2)广义上的公共理性;(3)礼貌;(4)在罗尔斯讨论公共理性时对公民的规范。科恩规定在协商中公民有寻找公共福利的动机,此后是罗尔斯规定人们必须“根据公共理性的观点进行真诚的投票”。正如法官不能在复杂的案件上轻易发表他们的意见一样,公民也不能在基本政治问题上简单使用他们的普遍原则:“从公共理性的角度看,公民必须表决选择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政治价值规范。否则他们就无法在满足互惠的准则下行使政治权力。”现在,原初状态假设公民或(准公民)是自利的,这一观点毫无疑问是建设现实世界制度的更加务实的假设。将政治的合法性建基于指望公民能以头脑中最高尚的动机进行投票,这是危险的。但事实是,罗尔斯为在《政治自由主义》描述的世界中使正义成为一种可能的结果,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放宽其结构的严谨性,以不实际的方式加强他的动机假设/规定。
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讨论基本问题的公共论坛上能否产生正确的公民普遍原则问题上,罗尔斯的态度有所缓和。在“广义公共理性上”,公民现在可以援引源于普遍原则的元素,条件是支持其援引正义政治概念的理由在合适的时期内会出现。这一转变可视作是对缺失的一种部分补偿,这个缺失就是无法再像原初状态上那样在无知之幕下而成为所有人的代表。比如,若未来几代人的看法部分模拟原初状态时的协商,那么关于正义内涵的新的观点将被提上议程。话题的内容和可能性并不局限于一代人所能思考的范围内。广义的公共理性并不能弥补在此所失去的东西,但它可作出部分的弥补,因为新的观点,如现今在公共政治论坛中出现的环保主义意识,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公共政治论坛的讨论中。
基于类似的原因,“公民性责任”在后一部作品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原初状态中,公民性置于观点结构中———如果它们全都同样有效,有相同的观点,则很难想像任何人会(或可能会)缺乏公民性。然而,因为放松了对正义起源(和发展)的限定,罗尔斯需要援引这种责任。这不是在混合物中添加新的东西,而是要修复在发展政治自由主义的框架时失去的东西。如果没有公民性责任,公民容易拒绝公民性行为,并说“接受我的观点,否则你会受诅咒”,而不是通过以合理的方式解释他们的立场来“履行其公民性责任。”
最后,《政治自由主义》仍然给我们提供了“规范化”的公民,尽管它已不是严格意义上原初状态创造出来的产物了。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综合观点,这些观点聚集起来将形成不可或缺的多元化的理由和推论问题的方式。罗尔斯不承认其“公共理性”的模式使公民“规范化”,以至于使公民拥有相同的哲学观点。相反,他写到:“我们把人性的描写搁置一边而代之以政治人的概念描述公民。”但他的策略还在后面———“公民”必须做且成为特定的事物,这样才能保证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正义得以实施。在《再论公共理性观念》中接下去有这样一句话:“我始终强调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确信一份普遍原则和一个政治概念。”
从早期到后来的理论框架中,罗尔斯在主要假设上做出的真实而重要的变化可被视为是理论家的策略,目的是保持和恢复确定性并控制他自己创造的理论。我关注罗尔斯作品的此方面是为了强调潜在的共同性,而不是关注罗尔斯协商民主理论的表面一致性或变化。
四、回到起源?
可以肯定的是,民主协商的模式正进入结束阶段。此理论是破碎的:协商论坛应是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讨论和协商的标准如何才算合理?包容性和共识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实现中心目标?等等,这些都存在分歧。我并不是要寻找一种统一的观点,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陈述民主理论,而不是协商民主理论。然而,我尝试从另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罗尔斯的理论和协商民主,看是否能看清协商民主理论的破碎和混乱。
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什么罗尔斯自己在最后并未如设想中那样对其最初的框架做出许多重要的更改。同样,在政治理论中罗尔斯式的问题拟定过去一直并且将来也会继续影响其他议题的设定。我尝试摆脱此框架的大部分论点,但并非随便考虑其中的某一个关键因素,也没有贬低罗尔斯的学术成就的分量。我诚恳地建议,我们不需要接受大师那种组织理论的方式,否则我们将“想得太远了”。
带着天真的想法,我尝试探索接近原初状态的定义和特征在实践中将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1)在现实协商论坛中坚持实际的口头协商,(2)不必担心像罗尔斯那样保持对过程和结果的“控制”,(3)尝试保留原初状态现实的和积极的特征的一些可能的真实意义,我们能否阐明协商民主的目标?
原初状态的核心条件和描述性特质是这样的假设:经由无知之幕将无知强加给各方,从而使所有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公正的诱因进行行动。让我们在下面的论述中保留自利的假设。从民主角度看,原初状态的主要积极特征是:(1)普遍性。对于将原初状态作为一种代表方式的人们而言,达成的结果将对政治共同体有普遍的适用性。(2)包容性。所有的利益集中在“那里”,在“协商”中得以体现,包含了几代人的利益。(3)公正性。所有人都能充分平等地接受结果的公正性。(4)效率。它能不停地产生上述结果,不可能出现僵局。(5)“协商”的面对面性质。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特征作为现实世界协商制度或背景设计的规范性准则。但我们必须清楚,在简单地把关注点从假设转移到真实的协商背景时,每条准则的实现,从程度和方式上看,都是不可能的。如果结果只适用于现在活着的人和目前协商中的政治共同体(这似乎是可能的),我们将失去普遍性。同样,如果不能包含将来和过去几代人的利益,一个更有限的共同体将组成协商团体的基础,包含非人类的利益并变成“受影响者的民主”(democracy of the affected)的可能性将减少,我们将失去包容性。与有差异的、性别不同的、带口音的其他人进行实际口头话语的交谈,意味着要不同程度地纳入各种不同的话语风格、表现形式等内容。同样,公正性的消失是由于只有范围有限的利益如今可以在对话中得到有效的表达,及原初状态上“强加”的无知的公正如今被对自我和社会一知半解的偏见所取代。理想对话中令人满意的效率(它保证了一个完全合法的结果产生),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失,因为一些机制———一直讨论直到你们全部同意、投票支持简单多数的观点———不得不被引进,而且不存在一个在所有重要立场上都得到普遍认同的决策机制。
我认为,罗尔斯是通过在现实的掩饰下重述假设的论点,来重塑失去的假设性对话的特征和结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只关注由原初状态产生的规范性规则的话,对以实际交谈式协商为基础的民主结构,我们还能讲什么制度和背景的特征呢?
我将从讨论包容性入手,因为这样可以为其他特征提供一个背景。很明显,在一个协商论坛中并不能把任何人都纳入到面对面的协商模式中。因此代表的方法变得至关重要。按理说,以间接方式确保公正“代表”大众的最好方法,是对人群采取随机抽样以产生能够代表全体进行协商的代表团。从这个角度看,费什金的协商民意调查暗含了这个意思。从地方到全球,任何确定的人群都能进行随机抽样,因此从原初状态的完全包容到我们的部分排除,不会产生严格控制国家和边界的后果。
普遍性原则也是通过随机抽样产生代表论坛的方式产生的。如果协商团体(科学地)从全部(或相关)人群中抽取,我们则相信它能产生反映人们普遍关注的结果。与为协商伙伴提供理由的心理影响类似,他们能够接受的假设是(如果不是对理据本身的假设的话),论坛的出现将有助于推进普遍性。很显然,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如何处理各种不同的论坛和不同程度的偏袒,而不是简单的公正性。然而,以上述方式出现的论坛将减少存在于部分结果中不平衡或不可接受的偏颇程度。
因此,类似于费什金协商测验的方式可视作是原初状态在现实中最有说服力的表现方式,因为它尝试产生原初状态可能有的可取和民主的特征。但是———这是个更有趣的思考的开始———为了尝试找到与确定的规范准则一致的更多特征,我们可以找到与协商测验相关的别的机制设置。尤其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活跃的公民社会对这一视野框架十分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在原初状态上没有议程设置的问题:因为所有几代人都在“那里”,所有问题和所有看待问题的方式也都在那里。相反(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真实的协商民意调查必须有自己的议程设置。一个持续的协商测验(如这里所设想的,不同于费什金和他的同事所使用的)需要有持续的议程设置和持久的压力去关注新的议题及以新的方式看待旧的议题。这也将促使公正性和普遍性的产生:由无知产生的公正性将被出于许多不同的偏颇观点的“更高”的(或“反思性的”)偏见性所代替。这可以在公民社会基本实现。我已经大概描述了它的理想特征,并赋予它重要的议程设置的正式手段,以规定其合理运用一些机制,如公民倡议权。甚至未来人们的利益也会对现实世界的讨论起重要作用;如果文明社会中组织的利益能促使在现代决策中考虑未来,那么无知三幕带来的一些虽小但很重要的影响也能再次出现。
当然,在现实中僵局也可能出现。为了把握相关规范原则的实质,需要更多我们更熟悉的制度设置。如果理想协商论坛在现实世界的对应物能产生合理的成果,那么根据广泛接受的规则(这是个千头万绪的话题,在此我并不想展开)而进行的投票则是很重要的。在此我指的是在协商代表论坛中的投票;但比这更广泛的是,我们需要公民有权利去投票选择更有代表性的团体,这些团体以更正规的方式扮演议程设置和议程执行的角色。要有更具代表性的团体,是因为担心随机选出的代表会远离大众压力而违背了实际中的规范原则。
所有的概述都过于简单———仅是个开始,远不是结束。这仅仅是建议性的概述。所陈述的建议是,如果要在现实世界尽可能多地重现原初状态的假设和特征,那必须至少从制度方面提出一个观点,以便为各种能进行议程设定、协商和决策的、广义和狭义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混合机制的出现提供解释。更具体的暗示是,一个拥有现实决策权威的理想的协商论坛,需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制度模式,其中包含经选举的大会、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和倡议体制等。一方面,它初看起来像一系列我们(大多数)熟悉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它仿佛是更激进的民主模式。无论如何,它是一种民主视角,取决于变化和不确定的结果。可以说,它的民主特征把它与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阐述的如何把早期理论转变为“协商民主”视角的观点区分开来。
(本文编译自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主编的《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经作者授权发表,作者为英国开放大学教授,译者为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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