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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古代中西方的“学派”观念比较

添加时间:2013-01-08 10:17    浏览次数: 3855 次
李锐:古代中西方的“学派”观念比较
本文从考察古希腊与中国先秦汉初的“学派”观念入手,比较异同,分析其通约性结论,指出学术师承渊源和学术宗旨,是我们考察“学派”的两个重要视角,而且学术师承渊源更重要。进而分析“思孟学派”这个名称,指出从“学派”义例来看,孟子并不认同子思,子思学派与孟子学派是并列的;“思孟学派”这个名称只适宜于着重考究子思的思想,以及孟子因袭其说的部分。
【摘 要】:本文从考察古希腊与中国先秦汉初的“学派”观念入手,比较异同,分析其通约性结论,指出学术师承渊源和学术宗旨,是我们考察“学派”的两个重要视角,而且学术师承渊源更重要。进而分析“思孟学派”这个名称,指出从“学派”义例来看,孟子并不认同子思,子思学派与孟子学派是并列的;“思孟学派”这个名称只适宜于着重考究子思的思想,以及孟子因袭其说的部分。
【关键词】:学派、名哲言行录、子思、孟子、思孟学派
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先秦以及后世的各种学派,是一个研究重点。“学派”之名,后世才出现,如宋黄仲元撰《四如讲稿》卷一说:“于时有湖学,有浙学,有江西学派”。这表明,“湖学”、“浙学”,是和“江西学派”相近的学派名称,可以发现“X学”这种称谓学派的名称,来源更早。“学派”之名,后世沿用,一直到近现代。因此,在研究先秦汉初诸子时,人们就将“学派”这个名称使用上了,像商鞅学派、稷下学派,思孟学派等等。
当然,对于先秦诸子还有使用“六家”、“九流十家”来描述的传统。余嘉锡先生指出:“向歆班固条别诸子,分为九流十家。而其间一人之书,又自为一家……学有家法,称述师说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其学虽出于前人,而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即自名为一家之学。”[1]大致说来,先秦子书多为学派著作的集合[2],“子”是“家”的代表(“家”又或称“氏”),举一“子”可以赅括一“家”,“九流十家”之“流”和“家”应该看作“百家”上面一层的纲目名称[3]。所以,今人所使用的各种“学派”名称,能不能适用于先秦汉初时期,还需要研究。像“思孟学派”之有无,就引起过较大争论,被写入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之中,作为专题讨论。
类似的争论,往往难以得到最后的结论。因为今人所称呼古代学派的名称,有的并没有古代的依据,但是尚合乎义例,如上述“商鞅学派”,若依《商君书》来看,就合乎余嘉锡先生的归纳;而“思孟学派”,虽可以说有宋以后理学家的“孔、曾、思、孟”之道统作为一定的依据,但是却缺乏明确的定义。所以争论双方虽称呼同一“学派”,但可能却是各执一词,所说各异,这当然不能够得到结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名称,都先有明确的定义,许多也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比如“商鞅学派”,先前本没有这个名称,目前好像也没有专门的定义(虽然仔细推究起来,如果按照余嘉锡先生的归纳,这个名称的外延似乎比较明确)。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或许可以考察一下东西方的情况,看能不能找到相近似的例子,或者归纳出可以通约的学派的特性。限于学力,下面主要考察古希腊和后来西方哲学史上的情况。
在古希腊,有不少哲学流派,人物所属学派之划分,也一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他们有一些与古代中国相类似的情况,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与中国古代学派相近似的学派著作皆推本先师的习惯;柏拉图的作品也多托为苏格拉底与人之对话,虽然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的叙述、后人的研究,已经可以大体考见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间的区别,但是一些被认为是伪作的柏拉图对话,也可能是柏拉图的弟子后学托名柏拉图而作,可以视作柏拉图学派的作品——这一点,西方学者似乎较少措意。
在古希腊,有别立宗旨而仍旧归在一个学派之内者。如所谓“米利都学派”,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对于“始基”的看法根本不同。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当时儒、墨早已分化,但是儒、墨之称却很通行,就是因为其分化之后的派别之间虽然互相批判俨若水火,但在别人看来,学术宗旨终究相去不远。不过,虽则三墨之学可能仍存于《墨子》之中,但是别立宗旨者多自成一家,如《关尹子》、《韩非子》之于《老子》、《荀子》。
后来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对于希腊哲学流派作了一个总结,介绍了一些学派及其代表,并在《序》中专门讨论了学派问题。他的言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一些借鉴作用。比如他说:
有些学派的名称来自城市,如埃利斯派(Elians)和麦加拉派(Megarians)、埃雷特里亚派(Eretrians)和昔勒尼派(Cyrenaics);有些来自所在地方,如学园派(Academics)和斯多亚派(Stoics);有些来自偶然的境况,如逍遥派(Peripatetics);有些来自为人嘲弄的绰号,如犬儒派(Cynics);有些来自性情,如幸福论者(Eudaemonists)或幸福学派(Happiness School);有些来自他们所抱持的一种自大信念,如真理的爱好者(Truth-lovers)、驳斥主义(Refutationism)、类比推论者(Reasoners from Analogy);有些来自他们的老师,如苏格拉底派(Socratics)、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等等;有些因他们考察自然而得到物理学家(Physicists)的名称,另一些则因他们讨论道德而被称为道德学家(Moralists);而那些专门从事言辞把戏的人就是时髦的辨证论者(Dialecticians)。[4]
上述名称虽主要围绕着苏格拉底,但是基本上可以表明,古希腊学派的来源,有根据城市、所在地、偶然景况、绰号、性情、信念、老师、研究对象等不同。而在古代中国,笔者浅学所见,据城市者有“洛学”,“永嘉之学”等,据所在地有“东林党”,据信念有“轻物重生之士”[5],据老师有“墨者”,据研究对象有“名家”。这说明,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学派,有着相近的情况。
但是,上举“轻物重生之士”、“墨者”、“名家”这几个名称,见于先秦汉初,而“洛学”,“永嘉之学”、“东林党”之名,则在宋以后。《庄子·天下》篇虽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的“邹鲁之士”,用来指儒生,但是这个名称是地域之名,不是城市。而且,他们虽是儒生,但是师承却可能不同,未必皆可称为孔子之徒。因为上引《天下》篇前一句是“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而《吕氏春秋·当染》载平王使臣史角往鲁讲郊庙之礼,被鲁惠公留在鲁,“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而《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子或曾请教于史角后人。可见邹鲁之士,未必有统一的师承授受渊源。
而古希腊以城市名命名的埃利斯派、麦加拉派、埃雷特里亚派、昔勒尼派,基本上都有师承渊源,各学派有比较接近的思想倾向,且它们曾被归入“小苏格拉底派”。不过,古希腊哲学中,也曾有过“伊奥尼亚学派”和“意大利学派”这样以较大的区域命名的称呼,后者曾见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欧根尼·拉尔修也是把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分别作为这两派的首领,来为古希腊哲学家排系谱[6]。但是因为赫拉克利特所住爱菲所城邦也属于伊奥尼亚地区,而爱利亚学派也在意大利,所以,后人多放弃了“伊奥尼亚学派”和“意大利学派”这样的称呼(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先举“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原理,后称“意大利学派所称‘无限’”[7],比较明确。这对于我们进行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除非意义明确,否则我们最好放弃使用“楚学”、“齐学”、“鲁学”这样的称呼)。像第欧根尼·拉尔修所提到的希波伯图就已经是这样了:
希波伯图在其著作《论哲学流派》(On Philosophical Sects)中宣称,共有九个派别或学派,其排列如下:(1)麦加拉派;(2)埃雷特里亚派;(3)昔勒尼派;(4)伊壁鸠鲁派;(5)安尼凯里派;(6)塞奥多洛派;(7)芝诺派或斯多亚派;(8)老学园派;(9)逍遥派。他略去了犬儒派、埃利斯派和辨证派;至于皮浪派,因为他们的结论是如此不确定,以致几乎没有任何典据家承认他们是一个派别;有些人则在某些方面承认他们的主张,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否。然而,看来他们仍旧是一个派别,因为我们使用这样的评判标准:在面对事物现象时,那些在态度上遵循或看上去遵循某种原则的人就成其为一个派别;根据这个理由,我们称怀疑派为一个派别应当能够得到辩护。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用“派别”这个词来理解一种支持连贯一致的肯定教义的偏见的话,他们就不能被称作一个派别,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肯定的教义。[8]
希波伯图没有给因性情、信念、研究对象而得名的学派留下位置,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后来具体叙述中,基本遵循了这个原则。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史、哲学史也是有启发的。我们曾指出:我们现代人是在运用“墨家”、“阴阳家”这样格式化的思维原型在思考问题,在利用他们艰难地与两千多年前的人“对话”;而事实上是,这些疏阔的“话语”,也把我们套牢了,仿佛离开了它们,我们又无法“说话”……相对而言,“百家”的“家”用的是本义,“六家”的“家”则是引申义……将“六家”、“九流十家”作为我们讨论先秦秦汉思想史时基础“话语”、思想原型的状况,有必要做出改变了[9]。参照古希腊的情况,我们更应该从“百家”学派这个角度来考察先秦汉初的哲学思想。
上引文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希波伯图使用了“派别或学派”,而第欧根尼·拉尔修试图为“派别”下定义:“在面对事物现象时,那些在态度上遵循或看上去遵循某种原则的人就成其为一个派别。”“派别或学派”,所用英语是“Sect”和“School”。这两个词,英译者在导论中说:“在我们谈及哲学‘派别(school或schools)’的地方,希腊人更愿意讲哲学家的‘师承(succession或successions)’”[10]。因为中国的“学派”和“派别”这个词的区别越来越小,西方的“Sect”和“School”也有类似情况,所以中译者既用“派别”翻译“Sect”,又用它翻译“School”。因此,上述第欧根尼·拉尔修对于“派别”的定义,也可以说适用于“学派”。这个定义显然是从思想倾向这个角度出发的,似乎没有照顾师承渊源。但是考虑到希波伯图所述派别已经包括了一定的师承因素在内(当然,关于一些师承关系的古代记述,尤其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后人也有怀疑者),英译者也强调希腊人更愿意讲哲学家的“师承”,所以我们可以说第欧根尼·拉尔修对于“学派”的定义,应该已经隐含了师承渊源这样一个前提。我们曾指出:战国时的诸子,很明显地更重视有学术师承渊源的学派这一意义上的“家”……延续的师承渊源,是和独特的思想观念相一致的……学术师承渊源比思想宗旨更为重要,因为师承一定,那么学术宗旨也就能大体接近,虽有变化而不远[11]。因此,从古代中国和古希腊来看,学术师承渊源和学术宗旨,是我们考察“学派”的两个重要视角。而且,学术师承渊源更重要。
其后的古希腊——西方哲学,承接“辨证派”、“怀疑主义”,在中世纪、近现代西方哲学中,更多的则是“唯名论”、“唯实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实在主义”这样表示信念的名称,从其说者被称为“XX论(主义)者”,表明哲学的发展越来越概念化。这和我们考察中国思想发展的结论相近:“百家”早于“六家”,“六家”仅是谈论学术思想中,有关于治国的六个重要的思想取向……某一思想家或流派可能会同时出现若干个思想倾向[12]。
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既有“马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维也纳学派”、“牛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以城市或所在地命名的学派;也有“马赫主义”这样来自创始人、老师的学派名称。在中国,宋以后有“洛学”,“永嘉之学”、“东林党”这样以城市或所在地命名的学派,也有“王学”这样来自创始人的名称,还有“理学”、“心学”这样以概念命名的名称。
这样的一些名称,稍微考究其内涵和外延,我们是比较容易明确其意义的。但是在近现代的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上出现的一些新名称,我们却很有厘清的必要。下面着重讨论一下“思孟学派”这个名称。我们的原则是,既照顾到中西方对于“学派”含义的通约部分,又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性。
考“思孟学派”之名,当来自于“思孟”。其关键,就在于《荀子·非十二子》中的一段话: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於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里将思孟和五行联系了起来。我们知道,宋儒表彰孔曾思孟的道统(也有作“孔颜思孟”者),虽将思孟并题,乃至有说“孔曾思孟之学”(或作“颜曾思孟之学”)者,但是多重道统之义,也因此而批评荀子。
后来也出现了“思孟之学”这样的名称,如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三十一评论苏轼的《子思论》,说:“虽非知思孟之学者,而其文自圆。”苏轼论辨思孟之异同,说:“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此无以异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讲论子思和孟子的不同,由此来看,茅坤所说“思孟之学”,可能未必指思孟学派。
明冯从吾《少墟集》卷十四《论荀卿非十二子》说:“卿妄以道自任,眀知思孟之学,故为排之,以自继仲尼之统。不知有此一念之胜心,而已不可与入道矣,何足为思孟损益哉。”这里针对《非十二子》立论,所以这个“思孟之学”颇有“思孟学派”之义。
后来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儒家八派的批判》这一篇里,跟随章太炎先生之说,讨论了思孟五行的问题。侯外庐等先生则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中,正式提出了“思孟学派”这个名称。1973年底发现了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后,1974年刊出的帛书概述,指出“作者是子思、孟轲学派的门徒”[13],正式确立了思孟学派及其文献。庞朴先生随之回顾了章太炎、梁启超、顾颉刚等人对于思孟五行的不同态度,根据《五行》与《孟子》的关系来讨论问题,他提到:“以公认可以作为思孟学派资料看的《孟子》七篇作根据,看看佚书同《孟子》有无思想上的源流关系,佚书的五行说是否来自《孟子》”[14]。但是后来出版的帛书《五行》释文,则只谈孟轲学派[15]。其后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则不同意先秦有思孟学派。他们虽然承认“从孟子对曾子和子思的推崇看,孟子和曾子子思有师承关系,是可能的。”但是认为“孟子的思想体系是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这种继承关系在《孟子》中是有确凿证据的。从《孟子》中却看不出孟子和子思有思想继承的关系。因此,说先秦有思孟学派的主张,就缺少证据了。”[16]
此后的相关讨论还有不少,尤其是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之后,竹简《五行》有经无说,引发了更多的讨论。笔者对相关结论有过综述,并根据郑玄注中所保存的文献材料,说明仁义礼智圣五行说的思想渊源来自孔子。荀子以之为子思首创,应该是正确的。所谓“孟轲和之”,主要见于《孟子》中的仁义礼智“四端”说。仁义礼智圣五行说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后来式微的尚土的五行说,因此在后世遭受到了理论危机[17]。不过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先生认为《五行》的年代很晚,在对全文进行译解的基础上,有详细的讨论,批评庞朴先生的证据,认为《五行》晚至汉代。此说影响较大。但是笔者认为池田先生的论证前提存在一定的问题[18]。后来陈来先生提出《五行》经文为子思作,说文为孟子作之说[19],但似乎未能有坚强的证据。
可是,即便《五行》的问题明确了,是否存在“思孟学派”,却依然是一个问题。有学者尝试拉长子思的生年,但仍然无法使思孟上下相接。郭沂先生则提出《孔丛子》等文献中的孟子车非孟子[20]——这样一来,所谓的思孟学派,就成了子思孟子车学派了。因此这个观点虽然新颖,但已不是此处要讨论的问题了。
宋代王应麟曾釜底抽薪,认为荀子没有批判过思孟:
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21]
但是陈静先生指出:王应麟的考辨文字有一个不太准确的暗示,好像荀子所非的十二子里去掉子思、孟子,就是《韩诗外传》的十子。其实不是这样。《韩诗外传》所非的十子,除了没有子思、孟子,还没有它嚣、陈仲、史鰌,而多了范雎、田文,庄子。也就是说,《非十二子》所非的对象有五个没有出现在《韩诗外传》中,而多出了另外三个《非十二子》里没有的人物。这样减五增三,构成了《韩诗外传》的十子,并不是《非十二子》里去掉子思、孟子而成十子[22]。不过陈先生从文体、称呼两个角度上,认为《荀子》批判思孟存在一定问题,怀疑是后人附益,认为:就思孟学派的名称而言,这是一个现代名号,这个名号表达了一个渊源有自的理解传统。如果认为思孟学派直指先秦某一时段的思想事实,而忽略这一名称蕴涵的历史建构过程,是不准确的[23]。
笔者同意陈先生从理解传统上考虑“思孟学派”的成立。但是正如陈先生所指出的,扬雄所见的《荀子》书中,当已经有了批评思孟之文,所以荀子或者其后学批评思孟,是很有可能的。而且笔者认为,现代名号如果合乎一定的义例,施之于古,也有一定的可行性。
那么,“思孟学派”这个名称到底合不合义例呢?
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有过“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24]这个名称。沃尔夫是莱布尼茨的弟子,他继承了莱布尼茨的哲学,并使之系统化。他自己提出的将哲学分类,以及重视逻辑学的观点,也很有影响。但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这个名称,主要还是着重于莱布尼茨、沃尔夫思想相关的地方,而不是沃尔夫自己的独特观点。
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相及;而中国古代有年代不相及而成学派者,像冯从吾《元儒略考》卷一就有“程朱理学”之名,而“程朱学”则很早就成了一个专名,后来还被收入《御定配文韵府》。二程与朱熹之间,有师承渊源。二程传杨时,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二程与朱熹,皆足以自成其家,将之联系到一起称呼,不乏道统意味。但是其学说之间的继承性和相近性,是可以考见的。而且,朱熹认同二程。
不过,孟子虽然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是“受业子思之门人”,但是却未必认同子思,他是私淑于孔子(《孟子·离娄下》:“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而且,宋代的“程朱理学”这种学派名称,能否用到先秦,还是一个问题。
我们曾指出:思想家两两相举的方式很常见,如黄老、老庄、孙吴、申韩等等,这应该都是着眼于两种学说的相同之处,比如孙吴,就是指兵法,而不会专注于吴起的变法或者传《左传》。这样的两者之间,许多也没有师承关系。这种称呼再往前发展一步,就离“道家”、“法家”的称呼不远了[25]。
思孟虽然同属于儒家,但是儒家内部分化严重。《韩非子·显学》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里子思与孟氏并列,而前述余嘉锡先生之说曾指出:“学有家法,称述师说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其学虽出于前人,而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即自名为一家之学。”所以,按照先秦的“学派”义例来看,子思学派与孟子学派是并列的。
因此,如果一定要称呼“思孟学派”,那很可能只宜于在一种意义上来说,才不致产生矛盾。那就是着重于子思的思想,以及孟子因袭其说的部分。这之中很大一部分,当主要就是荀子所说的关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理论。而孟子与之不同的思想,像性善这些内容,就属于“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即自名为一家之学”了。
原载《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4期,今稍作修改。
基金项目: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研究》(07CZS0005)成果。
[1]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8页。
[2] 《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有所不同。先秦古书在流传和经过刘向歆父子等整理后,可能出现个别特殊情况,如《管子》中杂有许多内容,而统称《管子》。
[3] 参李锐:《“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
[4] 参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I17——19,“娄柏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1972年版,第184册,第19页;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赵玉兰、祝和军、张志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12页。
[5] 《韩非子·显学》:“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
[6] 参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I12——14,第15页;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赵玉兰、祝和军、张志华译,第10页。
[7]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8a26,吴寿朋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9页。
[8] 参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I19——21,第21页;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赵玉兰、祝和军、张志华译,第12——13页。
[9] 参李锐:《“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
[10]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赵玉兰、祝和军、张志华译,第12——13页。
[11] 参李锐:《“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
[12] 参李锐:《“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
[13] 晓菡(韩仲民):《长沙马王堆帛书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第41页。
[14]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第67页。
[15]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4——25页。
[16]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3页。
[17] 参李锐:《仁义礼智圣五行的思想渊源》,《齐鲁学刊》,2005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6年第2期。
[18] 参李锐:《书评: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版《儒教文化研究》,第7辑,2007年。
[19] 陈来:《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兼论郭店楚简〈五行〉篇出土的历史意义》,《孔子研究》,2007年第1期。
[20] 郭沂:《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
[21] 王应麟:《困学记闻》,卷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
[22] 有关问题,金德建先生在《古籍丛考》和《先秦诸子杂考》中有较详细讨论。
[23] 陈静:《〈荀子·非十二子〉与思孟学派的成立》,“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2007年6月,武汉大学。
[24] 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273,B329,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
[25] 参李锐:《“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
来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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