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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刚:为了中国——追忆邓正来先生

添加时间:2013-04-02 00:26    浏览次数: 3492 次

为了中国——追忆邓正来先生

  杨志刚

   先谈两点遗憾。

  今年1月24日早晨六时半,我收到校宣传部方明副部长的短信,嘱我赶紧去肿瘤医院,与邓正来先生“见最后一面”。此时我因去北京出差,已在虹桥机场登机,无法退返。震惊之下,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抑,在飞机上一会儿傻愣着,一会儿陷入遐想。九点,飞机降落,打开手机,国东的短信即到:“邓正来老师今早5时41分不幸离世 遗体告别仪式时间暂未定 望知悉。”[1]发信时间是7:21。不久,葛宏波副处长传递讣闻的短信也到了,我在回复中特别提到:“欠他一顿饭。去年春节已约了,可是时间对不上。本想今年补的。”
当日中午,纳日兄来电,告知告别仪式已定在30日上午。此前我已与纳日教授商定,4天后的28日,同赴兰州洽商举办“河西走廊人居环境”研讨会事宜,并与甘肃方面已联系、安排妥当。行程肯定不能改动了,只能微调,于是决定让纳日兄29日晚一定提前从兰州飞回上海,以便参加次日的送别。而我和宏波兄,后来就继续在甘肃落实省校合作协议。这就再次错过了与老邓最后见一面的机会。

   因为工作原因,我与邓正来老师接触、交往的机会比较多。很多事情,我都要找他交谈、沟通;而他,也时常给我派“活”,诸如要我去给高研院举办的活动说个话、站个台什么的。此外,他女儿嘟儿和我孩子曾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同一届;他又与我研究生导师朱维铮先生相交甚好。如此等等的原因吧,我们之间很投契,有很多的话可以谈。有时我们在食堂吃饭碰到了,会谈天说地议国事,扯上很长一段时间。跟老邓做朋友绝对是愉快的。

  当然,他是我敬重的学界兄长。他当年参与的对市民社会理论的译介与解读,影响了中国知识界话语的转变,也有功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在我的课堂上,推介过他的论著。我的一位博士生,在获悉邓老师去世消息后,千里之外给我发邮件说:“不胜唏嘘,心情很沉痛,竟夜不能寐。想起邓先生的豪气、霸气,感慨万千。”那流露的是真实情感。
关于老邓的为人行事,我赞同刚才校宣传部萧思健部长概括的四个字:豪爽,正派。老邓是个性张扬的人,与复旦、与上海的惯常风格形成某种对比,但是我觉得互相间恰构成一种微妙的互补。正是这种互补,让他和高研院在复旦、在上海发挥出很多独特的作用,产生重要影响。大约三年前,上海市委宣传部潘世伟副部长曾专程到复旦,对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行调研。那时,国内已经有不少地方学习复旦建立高研院的做法,成立了类似的学术机构,所以潘部长要来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从而为这类机构的建设,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谋划、把脉。那天下午,他对复旦高研院的探索性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为了这次座谈会,高研院做了很多准备,如陈列了院内研究人员的各种著作。会间,老邓还硬把潘世伟先生拽到隔壁,单独“报告”一项重要设想。老邓的这些办法及其能力,是他能够游走于体制内外,有效地组织和开展学术工作的重要条件。

   老邓早年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扉页上,大写着“为了中国”。这既是他的真情所系,也蕴含着一种学术理念。几十年追求学术、追求真理的生涯中,他践履了这一理念。去年年尾,我去肿瘤医院看他。病床上的邓先生,依旧豪爽,有一刻还眨着眼睛故意作出一丝顽皮状,以示小觑病魔。他有足够的意志和信心,为了中国,继续工作下去。我们也真心期待奇迹发生。

  难忘今年元月1日,老朋友们再次相聚。老邓郑重地说了大约一刻钟的话,就离席回医院休息去了。留下的我们,谈到动情处,不由得齐声背诵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
“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没想到,元旦那天电梯口的挥手,竟成永别!

       2013/03/30

 

(根据本人今日在“邓正来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整理并扩展而成。)



[1] 医院于6时50分宣布其医学死亡,而5时41分已停止呼

本文首发于“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wkkyc.fudan.edu.cn/s/38/t/69/b9/a7/info47527.htm。作者杨志刚系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文博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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