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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奇:巴赫金、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添加时间:2005-01-30 11:10    浏览次数: 5972 次

巴赫金,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作者:〔英〕格雷厄姆•佩奇 张若桑译



  吕西安•戈德曼,朱利娅•克里斯特娃,米哈依•巴赫金:我是在1971年首次茬书面上接触到这个学界传闻中的人物链的。其后在研究威廉•布莱克的过程中我才开始阅读巴赫金的作品。直到1979年托尼•伯奈特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出版以后,我才动念撰写有关巴赫金的文章。下文本来是作为书的一章撰写的,巴赫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它现在的形式是基于两种偶然:1981年才对话想象》的出版大大丰富了巴赫金英文版作品的数量;还有象我这样的巴赫金主义者有必要加入解构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争,当时那场沦争推动了理论争鸣的发展。这篇文章就是我在1982年7月Essex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其后发表的论文并不能使我改变文章的汪何内容-—甚至克拉克•霍尔奎斯特出版的“权威”的传记也不能使我的观点有任何改变。传记作者强调巴赫金的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及新康德主义的趋向,把他论话语的全部作品都看成他早期作品所预示的一系列伦理及认识论的各种变体。托多罗夫也有同样的倾向;但他至少认识到巴赫金的每一部作品都“包含了他的整体思想……同时这同一的思想也会有变化及更替。而这最终最需注意,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在杂志上看到文章平庸至极,毫无启发性,特别是北美的文章。例外的是肯•赫希考伯(1985),他的文章抨击了美国人“抹杀巴赫金作品中最激进内容刃的作法;还有阿龙•’环特,他的妙文《巴赫金,社会语言学及解构主义》(198幻是对下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一个绝妙的补充。
  我想首先概述一下我的讨论方向。为此我想临时借用一下巴赫金的术语,尽管我意识到它们自身所固有的不适宜。这些术语是:
  生活的话语:艺术的话语
  小说的话语:诗的话语
  这种排列只是为了讨论的需要,指示出一种发展的个别性,而不是想论断理论发展的发生学的顺序。在这两种等级化的对立的颠倒中,在新的术语的转换与重新界定中,我们发现了巴赫金理论形成的两个阶段。看来巴赫金好象是从普通(一般)话语发展到了“艺术刀话语,然后在形式主义所说的“词语艺术)"(verbal art)中,他从小说的话语转到了狭义的诗的话语。第一种从外部观看的观点把诗学拉回了修辞学的方向;第二种保证与权力相关的话语的一般理论并不是一种复古的退化,而是意识形态中的一种非正统的、分散的力量的理论,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现在也没有超过。巴赫金用小说((novel)这个词来指示所有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力量(forces).我想说明他对形式主义者把文学视为从交流中撤退的概念的回答并不是一种新的剥夺了规范性特征鲍交流语用学,而是一种新的空间。要到达这个空间不能只从外部打击形式主义文本,而是要占领这些文本,要有隐喻的勇气。
  这些展示要求我们走很长的路。第一步是了解“形式”这个概念的消解,这是俄国形式主义业已进行的。在早期这个概念是在预先颠倒的基础上得以保持的:外部变成内部,“形式”被重新界定,脱离了古老的形式—内容的关系。这神观点认为,形式与内容是作品内部相关联的术语;要渴示其中之一,就必须揭示这一内部的联系。形式主义者使“婚式”摆脱了这神联系,强4.1作品全部都是形式:形式是“全部的实在,,(艾肯鲍姆);内容是非审美的,或前审美的,只有变成一种形式的因素才能进人作品。说作品的内容就是它的形式(扣舍克洛夫斯基的某些文章所说)只是要强调古音的二元论,而以损害定义为代价的。形式主义通过建立两种外部的联系避开了这个死结:
  一般的形式:形式的不庄场((absence)
  个别的形式:其他的形式
  在这些新的关系中,第一种关系使“诗的语言”相对于无形式的(审美匕中注的)的“实用语言”,这种区别汀波了旧的“舟”与散文的区别,并且把听有的表征都绝对化了。形式主义作为对象的“文学性,(literariness)是在这种否定帐的外部联系中建立起来的,要承担对早期形王主义作品缺点的指责。取而代之的是第二种—区别性而不是否定性的—外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作品的理解无法摆脱历史的承续及形式的旧互作用。文学史的发展不是因为表现了新的内容,而是因创日的形式的文学性业已耗尽,需要新的形式取而代之。文本与互一文关系的坚固的联系是形式屯义者巨大力量之所在。我们毫不吃惊也发现巴赫金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在这方面做了努力。
  如果转向形式主义另外两个关键概念技巧(de-vice)和功能(function),我们会发现对它们的阐述是被超遇传统的术语,取消内部一外邹这对词语的需要而驱动的。“技巧”很显然是一个准技术性的词,是对象征主义准理论性的“象征”或“意象”的应对波蒂尼亚(potebnya)的“意象思维”的讨沦设立了过于狭窄、同时又过于宽泛的标准:“实用语言”一同样吏用意象,而诗之为诗不一定要依靠意象。这两者并不是用不同的方法达到泪同的“通过已知求未知”的结果,而是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了不同的结一果。形式主义者关于“待”的特别指向的概念是由反对象征主义者熟悉的概念而衍生出的:形式被变得“困难”,为的是把物体变“硒生气而形式主义在“陌生化”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什么是文本技巧陌生化?能指、所指还是语词的对象?如果是能指或所指,问题何在:第一性(语言学)还是第二性{(语义学) 的符号?还是两者皆是?陌生化有时本身是一种技巧,有时却是所有技巧的原则。这个新的技巧概念可以说复活了古老的修辞概念上的修辞格—一个比意象更宽泛的范畴,最初局限于用词及准确的技巧。技巧进一步扩展了修辞格的功用,包括进了语言的所有层次及结构:比如说,平行结构—形式主义者讨沦的几乎所有的伎巧邹是这个本来是句法修辞格的变体一一-i吾音层次上的韵律、协音、头韵;语义层次上的比喻;叙述层次上的事件的同义反复。同时,与修碎格泪比它还育其狭隘的一面:技巧与交流毫无干系;它是自我满足的,它的陌生化产生了“语义学的转换”,而这却抹杀了它自己的语义学待征,开拓意义的同时又取消了意义,把“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分解成了“可理解性,"(perceptibility).尽管伎巧相对于“形式”这个概念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庄形式主义的概念场上它还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它产生于我所说的否定的外部关系中,它言一种恢复到内部关系的倾向,尽管它被推进到了后期形式主义理论“强有力”的或区别性的关系之中。‘已倒且为“物质”的对语,因此在另一种名目下又变成了形式—内容的二元论。然后它被推进到形式主义开始与文学的丙史性靖和的地步—就是说,当陌生化迁移到r万时这一面时,就变成了舍克洛夫斯基听说的文学史的动力。在舍克洛夫斯基的话语中,技巧的存在并不受这种迁移的限制,文学的非文学(extra-literary)关系在不可再生的分离主义者的争论中毫无地位,更不用说讨沦什么决定了形式偏离时究竟选择哪条道路的问题了。技巧可以说既是省略这些间题的条件,同时又是结果,而这只有在功能替代了技巧之后才可想象。
  这个替代出现于图尼阿诺夫(Tynyanov)的后期作品中:他用“动态整合”(dynemic integration)的概念代替了早期把作品看成“技巧总合”(sum ofdevices)的概念。他同样为形式主义勾勒了一种文化理论,在这神理论中因素关系的不可约减的原理被坚决服从。在图尼阿诺夫眼中,“形式因素”不具有实体性的存在;它们是系统中的功能:双重相互关系的幸物,其他系统中有相似的因素,自身系统中有不泪似的因素。作品作为“建设”功能的系统,只有和“文学”功能的系统联系起来才能彼理解,这些文学功能构成了现存的文学秩序,而这必须归属于“词语”功能系统,它构成了整个文化。文学史的编写与最接近文学系统的文化系列(series)有关—与以语言为中介的“社会惯例”有关。从这些系列中产生一出来的因素变成了作品中建设性的功能,同时也变成了超越它的文学功能。简言之,图尼阿诺夫把文学与非文学在互文中的关系看成是“类似”的关系。 技巧的概念不能,也没有挽救这个活动。
  图尼阿诺夫在1924年说过,研究技巧如果不联系形式的演变,危险的是这种研究是在其功能之外进行的。后期的形式主义就是逐步而稳定地疏远这种否定性的相互关系,并且逐渐阐明区别性关系的结果。功能转变到了第三种相互关系及形式主义最终的疆界:系统。这种变化是在雅克布森一图尼阿诺夫1928年的文章中进行的,随之而来的便是结构主义的方案。如果说这些论文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它表明了巴赫金没有走的道路,同样有兴趣的是他们对索绪尔范例的批评。一方面可以说巴赫金在形式主义发展为结构主义的过程中改变了它的方向,使它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说论文中的初期结构主义也是一种初期的后结构主义,巴赫金完善、同时又批评了后结构主义。概览一下这些文章会表明这两种命题都是真实的。
  在哪种意义上说雅克布森一图尼阿诺夫的文章是结构主义的呢?根据本维尼斯特的观点,结构主义把它的对象的构成看作“一个系统,其中部分之间是紧密联系、相互依靠的”,在肯定了“系统支配元素”后,同时也“通过元素间的关系”界定了系统的“结构”。很显然,就他们使用“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反对文学“事实”中的原子主义而言,雅克布森和图尼阿诺夫的文章是结构主义的;与索绪尔及语言学的“事实”的类似是很明显的。但雅克布森、图尼阿诺夫是后结构主义者—与后来从索绪尔发展来的欧洲理论不同—因为它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系统概念。索绪尔的系统严格上说是封闭的,因为它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它的决定因素,系统本身不决定其他任何东西;这样的系统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偶然的历时性事件放人新的共时性关系中进行编译。相比之下,后期形式主义的系统企图精确地创立文化秩序的内部动力学的理论及相互关系的动力学理论,及各种各样临时变异的理论。更进一步,在共时及历时性的层次上,它是开放的,既决定同时又被决定。应该注意到雅克布森、图尼阿诺夫侵占了索绪尔的孩心领域:在论述系统的概念不仅应说明共时的规则,还应说明历时的生产性时,这篇文章讨论既是“文学”,也是“语言”。当他们坚持说所有的区别都是历史的区别,所有的历史都是区别性的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运动时,他们讨论的其实是普遍的话语,
  当这些文章开始讨论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演望的特别方向并通过求助于“系统的系统”来解决泛个问题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致就被打破了。呼述这些系统的内部关系目的是为了取消决定-一从属及对立的模式,这个模式被用来决定文本内部及文本之间运动的性质。当我们从作品,通过类型(genre)转到文学“系列)"(series),并把它放在社会形态更加宽广的领域时,对“非构成性”的决定因素的强调就减弱了,并被系统的比邻(contiguity)所代替,所有的斗争迹象及霸权主义都被从系统中驱逐出去了。克服掉这种不协调之后,就得到了巴赫金的理论:文本之间的对立原则被真正普遍施用了。被图尼阿诺夫确定为与文学的“社会惯例”关系最为密切的“系列”,在巴赫金那里以“行为的意识形态”的名目重现了。并且他们也重新确定了词语的通用含义。必须记住巴赫金对这个领域的介人是在当时
  想把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的环境下进行的。稚克布森、图尼阿诺夫在Novyi Lef上发表文章时是牢记这一点的。
  巴赫金所介入的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在自我表现与外部表现上肯定这两种形势的策略都大为不同,因为它的阐述是在形式主义的批评潜能的实现中进行的。最佳例证是在雅克布森、二图尼阿诺夫著作之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在这个著作中,雅克布森、图尼阿诺夫关于共时性及历时性的观点被接受下来,并被重新论定为语言学研究的两大派一别之间的论争与协调—一是洪堡学派,一是笛卡尔学派,以及他们二十世纪的代表,瓦斯勒和索绪尔。一种趋向是断定语言规律的客观性,另一种是断言语言的生产性所伴随的主观性,个体风格化“创造”的优先性。符拉什诺夫(Voloshinov)用唯物主义的理论取代了两者,但并不是通过外部的攻击,而是通过弥补双方共有的缺陷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他可以思考他称之为“意识形态创造力的客观社会调整”,从而打破了雅克布森、图尼阿诺夫所揭示的历史死结。
  问题在这里出现了:巴赫金主义是究竟如何中断并分化了形式主义的概念呢?我以为答案要从形式主义文本中文本性(textuality)的阅读中去寻找,从概念性中发现隐喻性。我们已经得知“技巧”是“技术性的”,是在反对象征主义的论战中创造出的新词;“功能”是从数理逻辑中借来的,本想着去解决技巧的问题,不料却产生了更大的困难。而更重要的是权力等级比喻的使用,这是从阶级斗争中借来的词语:“斗争”,“造反”,“矛盾”,“破坏,,--这些词贯穿始终且一再出现。甚至“决定因素”也属于这个领域。舍克洛夫斯基的文章可以做为代表:
  每个新的文学派别都是一场革命—就象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一样。但这当然只是一种 类比。失败一方并未被根除,它依然存在。它只是从巅峰落到了底层,势伏一时,但很可能东山再起,规祝皇冠。实际情况会更复杂,因为新的霸主一般来说并不是早期形式纯锌的复气而是掺合了其他小流派的特征,甚至继承先主的莱些特征。
  好象是《雾月十八》里外颠倒了。革命的文本性颠倒为文本性的革命一一场发生在词语艺术密封的宫殿内的革命。后期形式主义是依赖这个隐喻的生产性的—它把截然不同的舍克洛夫斯基和图尼阿诺夫联合起来—离开它就“无法思考”。另外让人吃惊的是“社会”这个隐喻语只有在文学的历时性被争论时才能运行;当社会本身被协调时,它却明显地不在场((absence)。图尼阿诺夫1927年的文章就以这种不在场而著称,同样也以“技巧”的不在场而著称。这样形式主义的修辞就从隐喻转到了转喻方面,用强调社会的比邻来抑制社会的相似性。艾肯鲍姆说过“在诗学之外复兴修辞学的必要性”;也许说形式主义在诗学内部复兴了修辞学会更为真实:修辞学取得了美学的地位,代价是对一般话语的更广泛的管辖。对形式主义来说,没有“自居价值的词语,’(self-valuable word)做为主角,文本之间的戏就没法演下去;要使意识形态的词语也演同样的角色就要削弱“词语艺术”的特殊性。巴赫金虽然对“特殊化”感兴趣,也是这样做的,在修辞学中重建诗学,并把文学符号与意识形态符号放在一起讨论。
  现在可以准确描述巴赫金的变革了。巴赫金颠倒了形式主义的步骤,在社会及意识形态的概念体系中使用了“文学”的范畴。这种倾向在符拉什诺夫关于“类型"(genres)和“行为的意识形态”的讨论中表露出来。我们发现早在1926年他就坚持说“艺术形式的潜能”已经“嵌人”后者了。这篇早期巴赫金主义文章的标题也提示了这一点:“生活中为话语与
  艺术中的话语”—已经预示了这个逆转。这篇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形式主人及心理学说的一对谬误所进行的分析:
  (两者都)企图在部分中发现整体,就是说,他们拿看脱离整体的一个部分的结构,宣称这就是整体的结构。……
  那些忽视了艺术的社会本质,并且只想在艺术品内部的组织中寻找其本质及区别性特征的方法实际上有责任把创作者和思考者的社会相互关系放入各种物质的层面,及各种构成物质的才支巧之中。同样,心理美学把同样的社会关系放入发现者的个人心理中。这种放入歪 了这些相互关系的整体性,提供了物质及心理的错误的图像。
  这里关于结构主义的结论可以波看成其内部的起点:对社会关系“进入”作品的颠倒会使他们在适当的地方进行修补;整体从部分的内部转到外部只需要打破比喻的神秘就可以了。与马克思关于分解产品的方法差不多,巴赫金把“作品”从它的作品从偶像崇拜中拯救过来,方法是把形式主义的技术范畴改为修辞的范畴。形式主义置于作品中的等级关系被重新论证为内在的社会关系,任何话语(utterance)都被包容其中。在全部的言语中,“展示了人们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只有在词语材料中才能得到反映和固定。刀艺术话语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它脱离了内在的社会性,而在于它的强化作用:“诗是沉默的社会评价的强大的聚光器一每个词都充满了评价”。(符拉什诺夫)一种适合理解这种社会性的诗学应该成为符拉什诺夫所说的“话语社会学”(或其分支)。与表现主义或模仿主义在这个基础上的沦争是为了保护美学的完整。“美学”在巴赫金的文章中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是它实现了日常意识形态领域的“潜能,’
  上述就是“巴赫金理论形成的两个阶段”中的第一个:第二阶段正如在1926年的文章里所进行的经典性表述一伟实现了第一阶段潜在的不在场。1926年的方案本质上是新修辞学的,甚至是古典化的方案,使得巴赫金主义类似于今天“言语行为理沦,两个阶段的差别及关系可以用这篇早期的文章与1934-5年的文章之间的差距来衡量。两者之间关键性的环节是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开拓性的文章。就第一阶段而言,我的方法是把转变中的形式主义的概念分离出来。我采取了两种策略:小说在反复的秩序中再生出和诗的秩序一样的语言学技巧(比奴韵律);或在小说语言本身寻找共类以诗歌的组织。小说只有在这些影响或多或少地显露出来时,才能被承认是“词语艺术刀。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第二种策略。形式主义发展的标题就是skaz-散文作品的形式在风格中展示出向“口语”发展的“方向”。巴赫金从小说中的叙述者的问题上找到了启示,不仅重新阐述了自身,而且还阐述了其外部的“对话”和“狂欢,等跨越学科界线的重大主题。
  skaz是早期形式主义,特别是艾肯鲍姆沦述的前提。维克多•维那格拉多夫对这个问题的重述是巴赫金主义决定性的一步。首先肴一下艾肯绝姆。在他看来Slueazll原则上脱离了书面语言,把叙述者变成了真的人物”,因此使散文这一类型摆脱了“情节”及“写作与印刷的文化”联合统治。艾肯鲍姆总结说,“我们与词语的关系变得更具体、更敏感了”。换句话说,形式主义在skaz中看到了未被写作污染的言语的纯粹丧现,先于一切规则。skaz被重新界定为(散文)写作的一种形式,它不是指向“口语”中未经区别的声音,而是指向一种待殊的口头类型—“叙述的独白”。它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在于“它的目标是书面语言的形式”。它是一种“艺术结构”,取向是口头形式,但本身己为向书面形式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在此之外,它表现出了多种语言混合的形式,及融合不同语言学领域的意识。
  在维那格拉多夫的文章中skaz是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不规范的话语颠覆了一般散文的“保守的律条”,并且“重新创造了整个世界”。巴赫金对这场强大的解构形式主义语言中心论的反应是沿着同一方向更深入一步。维那格拉多夫文章中skaz作品的横扫一切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在巴赫金那里变成了散文写作无所不在的现象,巴赫金称之为“双语”或“对话”的词语,skaz只是其中一个类型。当声音的游戏变为文本的统治者,当情节及作者权威或多或少处于从属地位时,就出现了小说的复调。
  下面是维那格拉多夫关于作者独白的优先性及终极性的叙述:
  在书面形式,文学及艺术语言遗遇变革的时代,是skaz帮助语言与过去决裂的。风格化的运动在语言学意识的狭窄的范圈内过看与世隔绝的生活。同时从作者的“我”中走出来的 skaz足自由的。作者的“我”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代词,因此可以包客一切。完整的心理对作家来说足一个负担。人们熟知作家改变的权力。在文学的化装舞会上,作者可以在一部作品里随心所欲地改变风格的面具。要作到这一点,他只需要一个大的异质的(heterogeneous) 语言学作坊。这样的艺术家,文学语言的改革者,把他的作品变成了五彩的服装,由各种各样的书面skaz形式编织而成。很自然skaz的元素会变成文学话语的主要来源。书面文学语言的保守主义因为用skaz的方法融进生机勃勃的、丰富多彩的方言固素而被克服了。
  毫无疑问,在束缚于“一个人的意象的skaz和作者的“代词的“自由”的skaz之间的区别上,我们发现了巴赫金关于“客体化”的社会一典型话语的单一性与那些多样的话语类型的双重性之间的区别的雏形。但这并非是这篇杰出文章所揭示的全部:
  “作坊”及“源泉”意味着技术,预示着“生产”的美学,正如技巧在早期形式主义中那样。“革命尸,“与过去的决裂”,“变革气“保守主义,,这是在文化实践中含蓄地使用了政治的急喻。认为skaz文本是无休止的,变化多端的服装复活了“文本”自身的词源意义。在“自由”的skaz中,文本的服装片不服从于一定的本体((identity),它本身就是本体的产品。
  其他话语激进而多样的“他性” (otherness)在所谓的“口头语言”的“单一性"(singleness)中被删除了。维那格拉多夫不仅抓住了关于作者被抑制的问题,并且还发现自己把它看成了僧侣的原型:狂欢节观看者—参与者的隐喻回击了艾肯鲍姆口头词语的圣洁的僧侣身份。词语狂欢者的隐喻产生了狂欢意义新的理论对象。谈话的人,谈话的话题,谈话的对象本身是非常开放的文本或能指。作者、主人公及谈者在新的理论对象(复调小说)中地位相同。两者当然都是坚实的厉史现象,巴赫金的成熟作品就是去发现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狂欢并没有废除包含着意识形态符号在内的固有的社会及等级关系。狂欢是日常意识形态中永值的可能性,改变等级,在相对性中消除绝对性。
  回想一下1926年的文章一第一阶段的文章—把这些关系描述成“人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词语的材料中才能固定及被反映。”“人”超越了“关系气“关系”超毽了“词语材料”狂欢损害了巴赫金理论中这样的超越。 这最终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视点,巴赫金从“外部”、历史性的外部来观察诗的话语。在讨论“他者”的讨候,巴赫金讨沦的不是狂欢,也不是复调,而是“小说”和“他语言”(heteroglossia) 。这些范畴更大:狂欢语是反正规的,而他语言是非正规一般的语言实践的多样体。相似的是,对话式小说是一般性的事例,而复调是其最不妥协的实现。正是在他语言的互文文本的取向中,诗与小说的话语分歧最为严重。小说的话语秩序是开放的,而诗的话语厅为是古典的,它唯一要处理的就是它的对象。从历史上说,诗受意识形态中政治及文化的集中力量的影响,而小说则是反中心化的力量。“狭义”的诗及语言学的规范体系是基于这些力量无言的排斥。这并不是说韵文本来就是与对话性相敌对的,也不是说散文类型中就没有独白。诗与修辞学的分离,严格隔离开它们的权限领域,这保证了写作形式中对话性的隐匿。首先分成“散文”及“韵文”,然后(当散文类型变成了规范之后),再用诗的写作范畴来说明散文。我们已经看到形式主义用诗学的术语把修辞学提升为诗学。我们也看到巴赫金在他的第一阶段用修辞学的术语把诗学提升为修辞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共同领域,并进而超越这两者。这是当代话语理论家仍需去占领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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