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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一)

添加时间:2005-01-31 12:43    浏览次数: 5251 次

“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一)
──哈耶克正义理论的研究



邓正来


(吉林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引论:论题的设定与论述框架
(一)本文论题的设定立基于进化论理性主义以及与其相应的自生自发秩序社会理论,哈耶克主张一种自由主义的道德进化论,而这种道德进化论所达致的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它所提出的有关人类制度(包括道德规则系统)生成发展的理论。〔1〕〖HT〗从一般意义上讲,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道德进化论有两个紧密相关的特征:首先,根据个人理性无力脱离社会进化进程因而无力判断它的作用方式这个前提性认识,哈耶克认为,人们也同样无力为自己提供任何证明以说明我们遵循或采纳某些正当行为规则的理由;因此,正当行为规则绝不是建构的而是发现的。其次,就行为规则是否正义的问题而言,人们由此达致的只能是自由主义所信奉的客观的“否定性正义”观。哈耶克指出,“否定性正义”观的关键要点有如下述:第一,如果正义要具有意义,那么它就不能被用来指称并非人们刻意造成的或根本就无力刻意造成的事态,而只能被用来指称人的行动;第二,正当行为规则从本质上讲具有禁令的性质,因而这些行为规则的目的在于防阻不正义的行动;第三,应予防阻的不正义行动乃是指对任何其他人确受保护的领域的侵犯;第四,这些正当行为规则本身就是否定性的(negative),因此它们只能够通过持之一贯地把那项同属否定性的普遍适用之检测标准(negative test of universal applicability)适用于一个社会继受来的任何这类规则而得到发展。〔2〕〖HT〗在我看来,哈耶克“否定性正义”观的第一关键要点具有着前提性的重要意义,因为一方面,这个要点构成了自由主义正义观与其他正义观的区别,一如哈耶克本人所说,“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在下述……方面与人们现在广泛持有的那种正义观念相区别:……这种正义观念只关注人之行为的正义问题或调整人之行为的规则的正义问题,而不关注这种行为对不同个人或不同群体的地位所造成的特定影响的问题。特别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照,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只关注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而不关注所谓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或现在更为盛行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3〕〖HT〗另一方面,这个要点因此而关涉到了哈耶克探究正义的分析进路及其理据的问题。众所周知,就探究正义而言,大体上存有三种分析进路:一是目的状态的或模式化的正义,亦即以功利主义和当下盛行的“社会正义”为代表的正义;这种正义观在集体福利的基础上强调一种救济贫困者的集体义务,并且试图追问结果是否正义的问题。二是极端的法律实证主义;这种探究正义的进路认为,在实在法以外不存在任何理性的正义观念,因为正义乃是实在法的一种产物;这意味着任何“客观的”正义是不存在的,而且所有根据外部道德标准来评价实在法的正义陈述,在根本上讲也都是主观的和形而上学的。三是程序正义或过程正义;这种正义观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强调一种尊重所有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的普遍义务,并且力图追问结果是否是以正义的方式达致的问题或者主张只要行为或行为方式是正义的、其结果就是正义的观点。的确,西方论者一般都把哈耶克的“否定性正义观”视作是上述第三种探究正义的程序正义进路,因此考虑到哈耶克在建构“否定性正义”观念的过程中不仅批判了法律实证主义,而且也批判了社会正义观念,我们暂且接受西方论者视他的正义观为程序正义的判断。〔4〕〖HT〗与此同时,又由于我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经详尽讨论了哈耶克批判法律实证主义认识进路的观点〔5〕〖HT〗,所以我们可以说,妥切地理解哈耶克批判“社会正义”的观点,对于我们把握他建构其“否定性正义”观念的理路以及这种观念的实质性内涵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哈耶克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对自由市场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法律实证主义,而是“社会正义”观念,正如J. Gray所说的,对自由市场秩序和法治的“最大威胁,在晚近这些年中,与其说是来自于法律实证主义或多数民主制,不如说是来自于当下的分配正义或社会正义观念。因此,哈耶克将其对现代思想所做的一些最强有力的和最尖锐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些分配正义或社会正义观念”〔6〕〖HT〗。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相应地把上述判断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加以追问,即哈耶克在建构其“否定性正义”观的过程中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或者是如何批判社会正义这种观念的?显而易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确定了本文的题域,实际上也设定了本文讨论的论题。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我看来,对这个论题的讨论,不仅仅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哈耶克的“否定性正义”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为我们探究有关如何认识中国市场经济过程所导致的结果是否正义的问题提供一种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的思想资源。众所周知,中国正处在一场巨大的向开放社会变迁和向市场制度转型的过程之中,而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的论者也不断经由关注经验或实践的问题而提出了各种旨在推进或纠正当下进程的方案和策略。在这些理论主张当中,“社会正义”的主张──亦即一些论者所称谓的“社会公正”的主张──因其直指市场经济建构或运行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制度或政策意义上的不平等、地区或行业层面的不平等、财富或收入方面的不平等而成了当下中国学界中最为强势的主张之一。在我看来,中国论者提出的各种“社会正义”主张之于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意义乃在于它们向我们开放出了一个我们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思考的基本问题,即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中国市场经济过程所导致的结果是否正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与另外两个问题紧密相关:一是它因其本身的论涉题域而引发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和制度转型之过程的性质问题;二是由前者开放出来的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我们应当建构何种理想图景或确定何种正义判准的问题。然而不容我们忽视的是,“社会正义”主张向我们开放出了上述重要问题的事实,并不当然地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在主张“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已然给予了它们以应有的关注。实际上,我们在理论讨论中所缺失的正是这一维度。更为重要的是,虽说论者们主张根据“社会正义”之判准来审视或批判中国社会变迁和制度转型的进程,但是却甚少有论者就他们所主张的“社会正义”本身的问题做过实质性的讨论或检视〔7〕〖HT〗。因此,我认为,经由讨论哈耶克批判“社会正义”的观点而对“社会正义”本身的问题做一番探究,显然可以有助于我们比较确切地洞见到中国论者们据以为准的“社会正义”之实质,进而还可能有助于我们比较清楚地洞识到这种“社会正义”观念会把我们引向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BT4〗(二)哈耶克批判“社会正义”之观点的限定当然,在对哈耶克批判“社会正义”的观点进行分析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先对他的观点作出下述前提性限定:第一,哈耶克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反对“社会正义”观念的,正如他本人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观念……只能在一种受目的支配的组织当中得到实现”〔8〕〖HT〗,甚至在自生自发秩序的组织中也同样具有意义。换言之,“在一个指令性或‘命令性’的经济体中(比如说在军队中),个人是按照命令行事的;因此,‘社会正义’只有在这样一种经济体中才能获得某种意义;而且也只有在这样一种由中央指导计划的制度中,某种特定的‘社会正义’观念才可能得到实现。”〔9〕〖HT〗由此可见,哈耶克所反对的毋宁是在自由市场秩序中毫无意义的“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因为这种实施不仅会摧毁自由市场秩序,而且还会摧毁这种秩序赖以为凭的正当行为规则系统。第二,的确,尽管一些论者已经认识到,人们如此热衷于使用的“社会正义”的概念,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乃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概念,“但是没有料到,甚至这种情况也导致了一个不幸的结果:由于‘社会的’正义乃是他们所考虑到的惟一一种正义,所以他们也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所有使用正义这个术语的说法都是空洞无义的。”〔10〕〖HT〗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哈耶克却并没有因为批判“社会正义”而反对正义,一如他所指出的,“认识到‘正义’一术语在诸如‘社会’正义、‘经济’正义、‘分配’正义或‘酬报’正义等合成术语中会变得完全空洞无物这个问题,决不应当构成我们把‘正义’这个婴儿与那些洗澡水一起倒掉的理由”,〔11〕〖HT〗因为一方面,正当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正义乃是所有法律不可或缺的基础和限度,而只是对它的滥用才有可能摧毁那种使正义成为个人自由之保障的法律观念;另一方面,正义观念乃是“构成自由人社会得以运转之基础的基本道德观念。……正当行为规则意义上的那种正义乃是自由人进行交往所不可或缺的一项条件”。〔12〕〖HT〗第三,上述两项前提性限定的内在逻辑表明,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并不是一种概念式的分析,而是一种以他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为依凭的系统分析。这个问题之所以极为重要,不仅是因为这种系统分析乃是哈耶克对“社会正义”展开批判的基本理路──这里凸显出了哈耶克以无知或“理性不及”为知识论依凭的进化论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唯理主义之间的根本冲突,而且也是因为这实是一些西方论者在批判哈耶克正义观的时候所忽视的要害之所在。〔13〕〖HT〗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认为,所有社会型构的秩序不是生成的就是建构的:前者是指“自生自发的秩序”(我在本文中将它简称为“自由市场秩序”),而后者则是指“组织”秩序。组织秩序乃是以确定或实现具体目的为核心特征的,与此相反,自由市场秩序的特征则在于它不具有置于其上的任何一种共同的目的序列,也不存在任何规定这种目的序列或为了实现这种目的而建构秩序的设计者,所具有的只是每个个人的目的;因此,自由市场秩序比组织秩序更复杂。〔14〕〖HT〗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自由市场秩序受制于正当行为规则——它们决定这种秩序的一般特性,但却不决定这种秩序中任何个体要素的特定位置,而组织秩序则受制于命令。所谓正当行为规则,乃是指社会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那些规则,亦即那些“在它们所规定的客观情势中适用于无数未来事例和平等适用于所有的人的普遍的正义行为规则,而不论个人在一特定情形中遵循此一规则所会导致的后果。这些规则经由使每个人或有组织的群体能够知道他们在追求他们目的时可以动用什么手段进而能够防止不同人的行动发生冲突而界分出了个人确获保障的领域。”〔15〕〖HT〗所谓命令或“外部规则”,乃意指那种只适用于特定之人或服务于统治者的目的的规则,其核心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这种规则设定了组织者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务、目标或职责分派给该组织中的个人的预设;二是大多数外部规则只能经由依附具体命令而适用于那些仅承担了特定任务或职责的个人或服务于组织之治理者的目的。〔16〕〖HT〗就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规则与正义的关系而言,哈耶克明确指出,“自由主义乃是以这样一种正义观念为前提的,亦即那种可以使我们对这类正当的个人行为规则与权力机构发布的所有的特定命令作出明确界分的正义观念:前者是那些隐含在‘法治’观念中的规则,同时也是自生自发秩序的型构所要求的规则;而后者则是权力机构为了组织的目的而发布的特别命令。”〔17〕〖HT〗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乃是以一种由正当行为规则所支配的自由市场秩序要比任何一种由命令支配的组织型社会都更可欲这样一项基本的前设为依凭的〔18〕〖HT〗,因此我们必须指出,任何无视这一基本前设的讨论,都不可能妥切地理解哈耶克的“否定性正义”观以及他对“社会正义”的批判。简而言之,哈耶克经由把自由作为一种有助益的手段这个洞识与他视自由与自由市场秩序相容合的论辩结合在一起,而赋予了自由市场秩序以一种比组织秩序“更有助益”或“更可欲”的规定性。〔19〕〖HT〗就此而言,哈耶克指出:一方面,如果一种社会秩序能够较好地服务于涉于其间的个人利益和较好地运用参与其间的个人的默会或明确知识并使个人在追求各自目的时达致彼此知识的协调,那么在一般意义上讲,这种社会秩序就是有助益的或可欲的;而另一方面,如果自由的主要价值之一在于它能够促进个人知识的协调并提供“机会和激励去确保个人所能获得的知识的最大化运用”,〔20〕〖HT〗那么惟有目的独立的正当行为规则系统才可能与法治旨在保障的这种法律下的自由相符合。因此,在哈耶克那里,以保障个人自由和减少强制的正当行为规则系统为依凭的自由市场秩序要比组织社会更可欲。〔21〕〖HT〗〖BT4〗(三)本文的论述安排正是立基于上述三项前提性的限定,也考虑到哈耶克乃是从建构和批判这两个维度出发阐释其“否定性正义”观的,我拟对本文的论述做这样的安排。除了设定本文之论题及其相关限定的引论以外,我拟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首先对“社会正义”的基本诉求做一番简要的讨论,而其间着重强调“社会正义”通过对“社会”的实体化建构以及将“正义”的适用范围扩展至自由市场秩序所产生的事态或结果而形成的这样一项诉求,即应当由权力机构根据一种特定的模式化正义标准把整个社会产品的特定份额分派给不同的个人或不同的群体。在此之后,我将依据自己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而把哈耶克批判“社会正义”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下述两个核心命题:一是“人们不可能在拥有自由市场秩序的同时又以一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方法去分配财富”;二是“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只会摧毁这种秩序及其赖以为凭的正当行为规则系统”。因此,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我将围绕着哈耶克的“命题一”讨论他有关“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毫无意义的基本观点及其理据,亦即我所称之为的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秩序所引发的事态或报酬结果所主张的“去道德化”论辩。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将围绕着哈耶克的“命题二”讨论他有关“社会正义”必定摧毁自由市场秩序的主要观点,并且侧重探讨他从个人责任感、平等、个人自由、价格功能和特权等五个方面给出的理据。在本文的第四部分中,我将首先对哈耶克据以批判“社会正义”的知识论理据做一番简要的讨论,尔后根据哈耶克的理论对来自社会正义与自由主义两个路向反驳其为自由市场秩序“去道德化”论辩的观点作出回应。当然,我还将在本文第五部分的结语中对前述四个部分的讨论作出总结,并且对哈耶克在批判法律实证主义和“社会正义”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否定性正义”观进行阐释。〖BT3〗一、社会正义的基本诉求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亦即在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由强调个人行为的交换正义所支配的自由市场秩序在机会或力量或财富等方面所产生的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时候,一些论者提出了各种社会主张和批判。毋庸否认,他们提出这些“社会”主张和批判的目的,最初乃是为了求诸于统治阶级的良心,进而使其认识到自己对社会中没有得到充分关注或被忽视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所负有的责任。一方面,这些“社会”主张和批判经由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与实体性“社会”勾连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绝大多数进步和善良之人都因为关注这些问题而使得“社会的”这个术语一步一步地取代了诸如“伦理的”(ethical)甚或“善的”(good)这样的术语。另一方面,这些主张和批判又通过承继此前同样关注目的状态或结果的分配正义而获取了“正义”的内涵,进而产生了一种与交换正义截然不同的新的正义观念,亦即此后人所皆知且为人们普遍使用的“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观念(social or distributive justice)。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由于西方诸多信奉进步的社会思想家经由诉诸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一般框架内部的社会正义去证明某些极端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正当性,又由于这些论者主要欲图根除的是市场机制在机会或力量或财富等方面所产生的诸多不平等现象,所以“社会正义”与适当分配财富和收入的问题直接联系在了一起。〔22〕〖HT〗我们必须承认,对“社会正义”的这种诉求在20世纪中叶不仅成了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而且还成了政治讨论中一种得到最为广泛使用的论辩,套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要求政府为了特定群体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绝大多数主张,都是以社会正义的名义提出的,而且如果论者有办法把某个这样的主张弄得好像是‘社会正义’所要求采取的一种措施,那么反对这种主张的意见即刻就会变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23〕〖HT〗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努力的始作俑者乃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因为正是他把“社会正义”与“分配正义”这两个观念明确等而视之的论述才使得“社会正义”这一观念普遍流行开来了。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穆勒在界分正义所具有的五种含义时对其中的一种含义做了这样的描述:“社会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应当平等地获得这种平等待遇的人,也就是说,社会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应当绝对平等地获得这种平等待遇的人。这就是社会的和分配的正义所具有的最高的抽象标准;应当使所有的社会制度以及所有有道德的公民的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聚合在一起,以达致这一标准;”或者说:“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他所应当获得的东西(而不论是善果还是恶果),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正义的;然而,每个人应当得到他所不应得的善果,或者被迫承受他所不应蒙遭的恶果,则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不正义的。这也许是一般人的心智所能设想出的正义理念最为清晰且最为有力的形式。由于它关涉到‘应得者’(desert)这个理念,所以它也就产生了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应得者’的问题。”〔24〕〖HT〗


显而易见,穆勒的上述陈述不仅把“社会正义”与“分配正义”等而视之,而且还把“社会的和分配的正义”与社会按照个人的“应得者”而给予他们的“待遇”勾连在了一起。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些陈述还极其明确地凸显出了“社会正义”与交换正义之间的区别。首先,一如我们所知,自由市场秩序始终只能够实现交换正义,亦即一种根据个人提供的服务所具有的实际价值而给予回报的正义;当然,这种实际价值乃是对于那些接受了他所提供的服务的人而言的,而且也是通过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表现出来的。因此,交换正义认为,这种价值既与道德品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与个人的或主观的情势以及个人的需要或善意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关联。但是,社会正义的主张者却认为,根据服务的价值进行酬报的结果有可能是极不正义的,因为这种酬报方式的结果很难与其所认为的某一行为所具有的主观品行相符合,也很难与其所认为的某一个人的应得者或需要相符合〔25〕〖HT〗。其次,众所周知,支配自由市场秩序的“正当行为规则”乃是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作为个人行动的一种惯例而演化发展起来的,而且作为一种必须与政府机器严格区别的自由市场社会也是不可能为了某个具体且特定的目的而采取行动的。但是论者们所提出的“社会正义”诉求却不是向个人而是向主观建构起来的实体性社会提出的,更有甚者,“社会正义”所依凭的诸如“应得者”、“需要”或“更平等”这样的标准也不是社会过程内生的产物,而是一种从外部强加在社会之上的观念。〔26〕〖HT〗的确,“社会正义”的倡导者在阐明“社会正义”据以允许某些纠正市场之结果的分配政策之标准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尽相同的模式,而且在强调应得者、需要或更加平等这些评价标准的过程中也各有偏重、甚至还常常彼此冲突。〔27〕〖HT〗但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是,他们在下述两个方面却是相当一致的:一是他们都信奉一种极端的唯理主义建构论的正义观念,因为他们认为,社会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受人类发现的法则支配的,因而刻意重构社会是有意义的;二是他们都要求代表社会的特定个人或权力机构强行设定某种可欲的分配模式,亦即那种区别于由一般性法律框架中自由交易过程所产生的分配模式,因为他们认为,人们有可能在权力机构中发现足以用来重构社会的权力。当然,真正促使上述“社会正义”的诉求得到不断强化的乃是这样一种具有根本性的认识:第一,把同样的或平等的规则适用于那些在事实上存在着许多重大差别的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不同的个人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第二,为了公正地对待个人,社会就应当确立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分配模式以便在社会成员中进行财富的分配;第三,为了切实减少或根除不同的个人在物质地位方面所存在的上述非意图的但却确实存在的差异或不平等,社会就必须按照那种分配模式的不同规则而非相同的规则去对待不同的个人。由此可见,上述社会正义的诉求在面对自由市场秩序所产生的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时候,不仅旨在为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谋取特定的结果,而且还意在为社会确立关注目的状态或结果的新正义原则,以替代既有的正当行为规则。这里的关键在于“社会正议”把原本作为个人行为之一种特性的正义扩展适用于作为自由市场秩序所产生的“结果”或“事态”;套用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的观点来说,这种关注“目的状态”或“模式化”的正义理论的核心特征在于它认为正义并不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特性,而是某些“事态”或社会过程的“结果”的一种特性。〔28〕〖HT〗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支配自由市场秩序的正当行为规则也关注事态或结果,不过前提条件却是这种事态或结果必须是相关个人所意图或可预见的;但是社会正义在关注事态或结果时却不以这项条件为前设。当然,社会正义的主张者之所以主张不按照这种方式去关注事态或结果,从一般的角度上讲,至少可以说是出于下述两项考虑:第一,自由主义所确立的“意图”或“预见”这一有关判断事态或结果之正义的前提条件,并不足以使它把人们有关市场结果之正义的判断排除在外,因为社会正义的主张者认为,自由市场秩序所导致的对益处和不益处的不平等分配,乃是任何试图选择、确立或维续一种自由市场制度的政府决策所具有的一个虽非意图但却极易预见的结果,也是任何试图对自由市场制度持一般性支持态度的特定个人所极易预见到的一个结果。因此,一个刻意选择、确立或维续这样一种自由市场制度的政府或支持这种制度的个人就必须为其作出的决策以及这种市场秩序所产生的事态或结果承担责任。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当人们接受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把有关判断事态之正义的前提条件所允许的那些有关事态的判断与那些有关产生这些事态的行动的判断加以比照的时候,从逻辑上讲,后者也不是更为根本的判断。“社会正义”主张者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在这种情形中,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必须被认为是逻辑上更为根本的判断。这意味着,尽管那些旨在产生正义事态的行动和政策——或者旨在根除不正义事态的行动和政策——可以据此而被称为是正义的,但是这种行动和政策所旨在产生的事态之正义可以从这种行动和政策本身之正义中派生出来的论点,却是一种很难成立的观点,因为人们在没有对一项行动或政策所旨在引发的事态或结果作出评价的情况下不可能把该项行动或政策评价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29〕〖HT〗经由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作出如下初步的概括。正如Barry所指出的,“社会正义”这种观点远不只是一种政策宣言或者对一套实质性的价值的证明,而是旨在赋予正义之含义以一种极端的观点。〔30〕〖HT〗实际上,“社会正义”的主张通过对“社会”的实体化建构以及将“正义”的适用范围扩展至自由市场秩序所产生的事态或结果而变成了这样一项诉求,即社会成员应当按照一种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而由代表它的权力机构根据一种特定的模式化正义标准把整个社会产品的特定份额分派给不同的个人或不同的群体。当然,这项诉求乃是以存在着这样一种道德义务为基设的,即它要求人们必须服从那种能够把社会成员的各种努力与实现一种被视为是正义的特定分配模式的目标统合起来的“社会”或权力机构。〖BT3〗二、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一)一如我们所知,哈耶克在1976年出版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社会正义的幻象”中对普遍盛行的“社会正义”主张进行了极其尖锐的实质性批判,并在该书第二卷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在我早年致力于对社会正义这个概念进行批判的研究过程中,我始终都有一种无的放失的感觉;最后,我试图像每个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所应当采取的做法那样,先想方设法把支撑‘社会正义’这个理想的理据视作是正确的。只是在如此尝试以后,我才真正地意识到‘社会正义’这个皇帝原来没有穿衣服;这就是说,‘社会正义’根本就是一个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术语。就像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男孩所说的那样,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31〕〖HT〗在我看来,哈耶克批判“社会正义”的核心目的之一便是旨在阐明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正义”这个观念在自由市场秩序内部毫无任何意义;换言之,从“社会正义”角度对市场秩序所产生的结果或事态所做的判断既不是真的也不是伪的,既不是正义的也不是不正义的,而是毫无意义的──正如哈耶克本人所公开承认的:“我认为,仅仅指出那些试图实现‘社会正义’的特定努力不会奏效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还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解释,即社会正义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毫无任何意义的,而且使用这种说法的人,如果不是愚昧,那就肯定是在欺骗。”〔32〕〖HT〗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哈耶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概括为这样一项独立的命题,即人们不可能在拥有市场经济的同时又以一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方法去分配财富。毋庸置疑,对这项命题的阐释极具重要意义,因为哈耶克明确指出,正是人们普遍相信“社会正义”观念的有效性,才致使几乎所有的当代社会都日趋努力把某种报酬或分配摸式强加给各自的市场秩序。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社会正义”有效性的这种笃信还必定会产生一种自我加速或自我强化的取向:个人或群体的地位越是变得依附于政府的行动,他们就越会坚持要求政府去实现某种可以得到他们认可的分配正义方案;而政府越是竭尽全力去实现某种前定的分配模式,它们就越会把不同的个人和群体的地位置于它们的掌控之下。因此,如果人们对“社会正义”有效性的这种笃信支配了政治行动,那么这一过程就必定会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越来越趋近于一种全权性的体制。〔33〕〖HT〗当然,我认为,哈耶克围绕着这个命题的讨论乃是从下述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通过讨论自由主义的个人行为正义观而明确指出正义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二是通过讨论社会正义的拟人化社会观而揭示出社会正义扩展正义之适用范围的谬误。(一)哈耶克有关正义之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阐释乃是以他所提出的自由主义正义观为依凭的,而这种正义观念明显区别于人们普遍信奉的“社会正义”观念,因为一如上述,前者只关注人之行为的正义问题或调整人之行为的规则的正义问题,而不关注这种行为对不同个人或不同群体的地位所造成的特定影响的问题。就正义在适用范围方面的限度而言,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自由主义正义观明确指出,在自由市场秩序(区别于任何强制性的组织秩序)中,惟有人之行为才能被称之为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当然,所谓“人之行为”,在这里不仅意指个人的行动,而且也包括了许多个人的联合行动或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在组织的事例中,政府就是一例,而这意味着,政府向个人提出的要求是否正义的问题必须根据正当行为规则来判定,而不能根据这些要求被适用于某一个别情势所产生的特定结果来判定。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社会正义”中的“社会”却不是这样的组织或个体,因此,只有那些能够由正当行为规则予以调整的人之行动的方面,才会产生有关正义的问题。〔34〕〖HT〗这里的关键要点在于:所谓正义,始终意味着某个人或某些人“应当”或不应当采取某种行动,而所谓“应当”,反过来又预设了对某些界定了一系列主要禁止或偶尔要求采取某种特定行为之情势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承认。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正义观乃是一种以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的正义观。〔35〕〖HT〗经由上述对正义之适用范围的严格限定,哈耶克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社会正义”关于这种秩序所引发的事态之正义的判断乃是毫无任何意义的。众所周知,在哈耶克看来,自由市场秩序这种过程乃是以下述两项基本原则为依凭的:“第一,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在一个力图运用多于任何一个人或机构所能掌握的信息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那些结果,其本身就必定是不可预测的,而且也必定常常会与那些决定着他们努力的方向和强度的希望和意图相违背;第二,只有当我们允许负反馈原则(the principle of negative feedback)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某些人肯定会蒙遭不该遭受的失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效地运用那种广泛分散的知识。”〔36〕〖HT〗这意味着,自由市场秩序就像一种混合了技艺和机遇的竞赛,而在这种竞赛中,如果一个人有技艺、运气或精力等,那么他就可能会有一种较好的机遇,但是这些特性却并不能确使他获得成功。因此,如果一个人承认市场经济秩序,那么他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某些应当富有的人有可能会在其努力的过程中受挫,某些根据任何“应得者”标准而将富有的人有可能变得相对贫困,甚至某些被认为没有作出努力的人却仅凭靠运气而有可能变得极其富有。关于这个问题,哈耶克指出,一方面,把“正义”或“不正义”这两个术语适用于人之行动或支配人之行动的正当行为规则以外的事态或情势,乃是一种范畴性的错误,因为一个纯粹的事实,或者一种任何人都无力加以改变的事态,有可能是好的或坏的,但却不可能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比如说,在自由市场秩序中,价格乃是经由无数个人之间的互动作用而确定的,而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所能够决定的。如果真的有人确定了价格,那么人们就可以向他要求正义。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在没有具体的人确定价格的情况下,“谁又能被认为是不正义的呢?”因此,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由于每个分立的个人所获得的结果既不是其他人所刻意安排的,也不是其他人所能预见的,所以把个人在这种秩序中获得的结果称之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便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哈耶克明确指出,只有当某一事态是某个行为人所意图或可预见的结果的时候,把“正义”这个术语适用于这一事态才能够具有意义。我认为,这乃是哈耶克在讨论“正义”适用问题时所提出的著名的“意图和预见”条件:“如果‘甲所得的多而乙所得的少’这种状况并不是某个人的行动所意图的或可预见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就不能被称作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37〕〖HT〗。实际上,“正义”在适用方面的这项条件乃是以“正义”这个术语本身所具有的这样一项预设为依凭的,即那些被认为有责任促使或允许该种事态发生的人不仅有能力切实地做到这一点,而且还包括他们在如此行事时所凭借的手段也必须是正义的或合乎道德的。这意味着,正当行为规则要求个人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只需要考虑那些他本人能够预见到的他的行动的后果或者他本人所意图的结果,而不能要求个人对并非其刻意造成的或根本就无力刻意造成的那些事态负责。因此,“正义”这个术语只能够适用于个人行动中他自己有能力决定的行动所导致的那些后果。就此而言,还有一个颇为重要且紧密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加以关注。一如前述,“社会正义”的主张者认为,哈耶克所确立的“意图或预见”这一有关事态或结果之正义的判断条件并不足以使它把人们有关市场结果之正义的判断排除在外〔38〕〖HT〗。但是在哈耶克看来,“社会正义”的这项主张却是极其荒谬的。的确,哈耶克承认,人们完全有理由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即刻意把自由市场秩序当作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加以选择、确立或维护的做法是否是一项正义的决策,但是他却即刻指出,一旦人们决定用自由市场秩序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他们也就肯定不再有理由进一步追问它对特定的人所产生的特定结果是否是正义的这个问题了。当然,哈耶克就这个问题给出的理据颇为繁复,同时也考虑到我将在本文第四部分中对此进行较为详尽的讨论,因此我在这里只打算对其间的一个核心理据做些许简要的说明。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秩序所导致的那些事态乃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对于特定人的影响则是任何人或权力机构在其最初选择这种制度的时候或在这种制度最初出现的时候所无法欲求或无力预见的;因此,要求这样一个过程提供正义,显然是荒谬的。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哈耶克经由阐释正义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而指出了正义只能适用于个人行为而不能有意义地适用于个人未意图或无力预见的结果或事态,进而还阐明了关注结果或事态的“社会正义”不能有意义地扩展适用于自由市场秩序这个问题。这便是我所认为的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秩序所引发的事态或报酬结果所主张的“去道德化”论辩,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日益进化的自由市场秩序的规则毋需对任何特定事态或结果设定任何先定的道德目的,除了维续该种秩序本身。(二)的确,由于正义只能适用于个人行为而不能有意义地适用于自由市场秩序所导致的结果或事态,所以我们便可以颇有理由地认为,自由市场秩序中各种过程对不同个人或不同群体之命运所产生的特定影响并不是按照某种公认的正义原则进行分配的结果,尽管自由市场秩序实是以正当行为规则为依凭的。哈耶克指出,这个观点显然没错,但是当人们经由这个观点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特定影响是不正义的因而“社会”应当或必须受到谴责并对此负责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就大错特错了。〔39〕〖HT〗的确,哈耶克在不同的场合反复指出,“‘社会的’这个术语当然有一个明晰的含义(与‘民族的’、‘部落的’或‘组织的’这样一些构造物相似),意指那种与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相称的东西或特征”〔40〕〖HT〗;再者,从“社会的”所具有的那种“属于社会”的原初含义来看,它也可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概念〔41〕〖HT〗。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当“社会正义”的主张者把“社会的”这个术语与“正义”组合在一起使用的时候,或者当他们把我们的社会义务与道德义务区别开来的时候,“社会的”这个术语也就变成了一种累赘之词,因为人们原本就认为正义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再为“正义”这个名词加上“社会的”定语,也就只能成为一种累赘之举了,就像人们说“社会的语言”一般累赘。〔42〕〖HT〗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耶克的上述观点虽说从常识意义上讲颇具意义,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人们不可能在拥有市场经济的同时又以一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方法去分配财富”这个核心命题的,因为我认为,他的这个观点并不能够揭示出“社会正义”的主张者将“社会的”与“正义”这两个术语勾连在一起的深层原因及其赖以实现的手段。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社会的”这个术语之所以毫无意义,不仅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累赘之词,更是因为它还可以被赋予一个人所喜欢的任何专断义涵并且使所有与它组合在一起的术语都丢失它们原本具有的明确清晰的涵义,进而演变成一种具有无限弹性的术语。〔43〕〖HT〗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使我们进入了本文所确定的哈耶克讨论“命题一”的第二个方面,亦即他经由讨论社会正义的“拟人化社会观”而对社会正义扩展正义之适用范围的谬误所进行的批判。根据哈耶克的批判理路,我们可以说,“社会正义”之所以有可能被扩展适用于自由市场秩序的结果,实是因为“社会正义”的主张者对“社会”所做的人格化设定所致,因为惟有通过把“社会”设定成一个具有人格的责任承担者,他们把“正义”扩展适用于自由市场秩序的事态或结果才可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此,哈耶克将他的批判矛头集中在了“社会正义”主张者所建构的“拟人化社会观”的方面。第一,“社会正义”主张者宣称,如果“社会”不兑现由它所产生的各种预期,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向它抱怨并强烈要求它对此进行救济。〔44〕〖HT〗显而易见,“社会”这个术语在这里具有了一种双重人格:首先,它是一个有思想的集合体;它有着自己的愿望,而且这些愿望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人所具有的那些愿望;其次,通过把社会与人等而视之,社会也就变成了对某些自称有着较深刻洞见或较强道德意识的个人根据这些社会愿望所持有的观点的人格化体现。〔45〕〖HT〗套用哈耶克本人的话来说,“社会正义”主张者要求人们“经由对社会的人格化思考而把社会认作是一个拥有意识心智并能够在行动中受道德原则指导的主体”。〔46〕〖HT〗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社会正义”主张者对“社会”所做的这种人格化设定,实是通过隐含于其后的那种拟人化建构手段而达致的,因为哈耶克明确指出,“人们之所以动不动就把正义的概念套用于收入的分配,完全是因为他们用那种错误的拟人化方式(an erroneous anthropomorphic)把社会解释成了组织而非自生自发秩序所致。”〔47〕〖HT〗但是,根据哈耶克的社会理论,“社会正义”主张者据以建构人格化“社会”观的那种拟人化手段却是一种极其幼稚的原始思维方式,而这种幼稚的原始思维方式乃是人类社会从小群体的熟人社会向开放且非人格的大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未能根除的那种思维方式,因为正如古人依凭这种原始思维在最初认识某些常规性过程的时候通常想像的那样,无论是现代史初期的唯理主义者还是晚近的“社会正义”主张者都对自由市场秩序有序化过程的结果作出过类似的解释:一方面好像有某个智能者刻意指导或操纵着这些结果似的,而另一方面则好像不同的个人从这些结果中所获得的特定益处或蒙遭的特定损害乃是刻意的意志行为所决定的,并因此而能够作出正义或不正义的判断。哈耶克据此指出,尽管人类所具有的那种以泛灵论或拟人化的方式解释物理世界的根深蒂固的幼稚习惯常常会致使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滥用语词并诱使我们去寻找某个代理者来对所有与我们相关的事务进行负责,但是除非我们相信某人原本能够并应当以不同的其他方式安排事务,否则把一种事实性情势或事态描述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便是毫无意义可言的。〔48〕〖HT〗第二,哈耶克指出,“社会正义”主张者所建构的这种拟人化“社会观”,不仅致使社会这个术语的原初含义发生了一种根本的改变、甚或一种彻底的颠倒,进而还遮蔽了个人独立活动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与大量自称是“社会的”东西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此而言,这里真正重要的乃是这样两个问题:首先,“社会正义”主张者所建构的“社会”以及所有与“社会的”一词组合而成的术语都与社会力量的具体特性无甚关系。的确,只要人们对两百多年以前“社会”这个概念最初被发现的那个时代——或者至少在这个概念最初成为社会科学讨论的对象的那个时代——的情形进行追问并且对这个术语究竟具有何种确切含义进行探究,那么上述情形即刻就会凸显出来。在哈耶克看来,人们在当初之所以引入“社会”这个术语,实是为了用它来描述那种与刻意创建并受刻意指导的国家组织相区别的以自生自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秩序,因为人们在当时认识到:一是有一些力量确实是在独立于人类意愿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二是这些力量的聚合产生了一些能够推进个人作出进一步努力的结构,尽管这些结构并不是人们为了这个目的而专门设计出来的。当我们论及“社会的力量”或“社会的结构”——比如说语言、风俗或者与那些刻意赋予的权利有着明显区别的逐渐得到人们承认的权利——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在“社会”或“社会的”这个术语的原初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表明,这些社会的力量或社会的结构并不是一种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世世代代无数个人进行的各自活动所产生的无从预见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真正的社会,并不是逻辑建构的产物,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无名氏的(anonymous)、理性不及的(non-rational)和超个人的进化与选择的过程;换言之,所谓真正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思想、有行动、有能力进行分配财富的实体,而只是一个每个个人都对它作出过一己贡献的日渐演化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也不是任何单个个人之智识或意志所能够控制的。但是,“社会正义”意义下的“社会”或“社会的”这个术语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却仅仅意指那些与社会共同体有关而与社会力量之特性无关的东西。〔49〕〖HT〗其次,“社会正义”意义下的“社会”或“社会的”这个术语的普遍使用,还会完全遮蔽个人独立活动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即真正的社会)与国家刻意组织起来的东西之间的本质区别。一如我们所知,个人自由的理想乃是现代社会形成之时得到普遍认可的那些道德行为规则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规则,因为正是个人自由力量的培育才真正有助益于逐渐形成而非刻意创制的社会,而且还有助益于进一步强化社会过程中的各种创造性力量。但是,那些根据所谓“社会正义”标准行事的人以不断升级的方式猛烈抨击的却正是这种个人自由的理想,并且代之以一种人为建构且由理性控制的社会理想。于是,在“社会正义”意义下的“社会观”的支配下,人们所经验到的便是从有助益于社会到要求完全控制社会的转变,亦即从要求国家从属于自由的社会力量到要求各种社会力量从属于国家的转变。因此,从一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承认人的智识足以把一种先行确定的模式强加给社会,又如果我们认为人的理性足以垄断人的创造性努力(因而只承认那些可以预见的结果),那么社会本身作为一种创造性力量也就不可能再发挥什么作用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不只是满足于把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活动所形成的各种协调力量视作是社会的,而且还想把只要与社会共同体有任何联系的所有其他东西都视作是社会的,那么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就被彻底遮蔽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中原本不是“社会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或者根本就没有了。哈耶克甚至宣称说,“大量在今天自称是社会的东西,从‘社会的’这个词所具有的更为深层且更为真实的含义来看,实际上是一些彻头彻尾反社会的东西。”〔50〕〖HT〗第三,“社会正义”主张者所建构的这种拟人化社会观,对于哈耶克的社会理论来说,更为关键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拟人化的社会观还预设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活动背后存在着一些人所皆知且共同的目的。就此而言,拟人化社会观实际上是以下述两项假设为依凭的:一是“社会”有着某些所有的人都知道并认可的具体任务;二是“社会”应当指导它的个体成员去努力实现这些任务。当然,这个问题之所以极为关键,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对“社会”这个术语的拟人化建构使得“社会”与“社会图景”之间确立起了一种明确的关系。一如我们所知,拟人化社会观隐含着这样一项要求,即人们不仅应当有意识地去考虑其行动的直接后果,而且还必须去考虑其行动的间接后果并相应地调整其行动。根据这项要求,人们又极易作出这样一项推论,即下述情形乃是可欲的:有关个人在任何特定的情势中应当或者能够做什么事情的问题应当由某个比他具有更多知识和更佳判断力的人加以规定。据此,拟人化社会观便与一种企图根据一个统一且有序的计划去描绘一幅整个社会的详尽图景并据此图景确立一部有关社会行为的法典的欲求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它又产生了这样一种欲求,即努力确使所有的个人活动都指向明确规定的“社会”目标和“社会”任务,并且努力确使所有的个人活动都服从于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还可以根据这种社会图景“正确地”质疑自由市场秩序所产生的结果的正义性,因为依照上述逻辑,反映这种社会图景的某种模式化的或目的状况的正义标准肯定是正确的。通过上述分析,哈耶克极其尖锐地指出,一种具有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共同目的的组织秩序将最终渐渐地侵吞那种只具有个人目的的自由市场秩序。显而易见,“社会正义”对“社会”的上述拟人化建构凸显出了它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两大区别。一是它所趋于达致的那种社会秩序与自由主义所旨在实现并捍卫的那种社会秩序之间的区别:前者旨在满足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诉求,而后者则受正当行为规则的支配;换言之,前者主张把正义之责置于那些有权命令人们做事情的权力机构的手中,而后者却要求个人根据正当行为规则行事。二是它所主张的那种肯定性正义观(positive conception of justice)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否定性正义观(negative conception of justice)之间的重要区别。按照哈耶克的正义理论,否定性正义观乃是由正当个人行为规则界定的,而正当行为规则从本质上讲则具有禁令的性质──换言之,“不正义”是真正的首要概念,因而正当行为规则的目的也就在于防阻不正义的行动。如果人之特定行动没有一个旨在达到的具体目的,那么任何这类特定行动就是无法完全裁定的;因此,那些被允许运用他们自己的手段和他们自己的知识去实现他们各自目的的自由人,在一般情形中就决不能受那些告知他们必须做什么事情的规则的约束,而只能受那些告知他们不得做什么事情的规则的约束。但是,肯定性正义观却要求“社会”负有责任并确使个人获得特定的东西。〔51〕〖HT〗关于这一点,哈耶克指出,在福利制度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似乎养成了这样一种意识,即他们有正当的理由要求“社会”向他们提供它负有责任提供的那些特定东西。经由上文对哈耶克关于正义的适用范围及条件与有关社会正义的拟人化社会观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根据哈耶克的观点,任何一种调整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彼此提供商品和服务之行为的正当行为规则系统都不可能产生符合任何社会正义之原则的结果或者某种可以被有意义地描述为正义或不正义的结果,因而任何个人的自由行动也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据此逻辑,我们可以说,给定自由市场秩序的非意图或非设计性质,那么无论人们做什么都不可能彻底根除所谓的“社会”不正义。因此,那些既主张自由市场秩序又倡导以一种社会正义方式分配物质财富的经济的人,乃是在倡导一种不可能之事或在主张一种毫无意义之事。的确,正如哈耶克本人所指出的那样,“十多年以来,努力探寻所谓的‘社会正义’的含义,一直是我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我的这项努力已告失败──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我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于一个由自由人构成的社会来说,‘社会正义’这个说法实是毫无意义可言的。”〔52〕〖HT〗〖BT3〗三、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二)一如上述,只要我们承认“社会正义”主张者在把正义观念扩展适用于自由市场秩序中个人分享物质利益的方式或结果方面缺乏基本的前提条件,那么把“社会正义”在这种秩序中付诸实施的努力也就会成为多余之举或毫无意义之事。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哈耶克对有关“人们不可能在拥有自由市场秩序的同时又以一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方法去分配财富”这项独立命题的阐明,只是他批判社会正义的一个部分,因为正如他本人所指出的,“如果它只是使那些信奉它的人感到幸福,那么我们就会对它敬而远之,不去打扰它;但是,如果它变成了强制他人的借口,那么我们就必须与它做斗争。再者,当下社会对‘社会正义’的普遍信奉,很可能还对自由文明所具有的大多数其他价值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我相信,……就像大多数追求某种无法达到的目标的努力一样,追求‘社会正义’的努力也同样会产生极不可欲的后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努力还趋于把传统道德价值赖以演化扩展的不可或缺的环境给摧毁掉;而这个不可或缺的环境便是人身自由。”〔53〕〖HT〗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哈耶克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们在“社会正义”的名义下把某种分配模式强加给自由市场秩序的同时是否还有可能维护这种秩序?当然,根据我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把哈耶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概括为一个与上述第一个命题紧密相关的命题,即“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只会摧毁这种行动结构及其赖以为凭的正当行为规则系统。一如我在本文“引论”中所指出的,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乃是在他所阐发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脉络中展开的,而他围绕着“命题二”而对“社会正义”的批判则更是凸显出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这里的讨论再一次强调指出哈耶克社会理论中的相关观点。哈耶克根据社会秩序分类学指出,在所有社会型构的秩序中都存在着自由市场秩序和“组织”秩序这两种类型,前者受制于“正当行为规则”,而后者则受制于“命令”。在这里,极为重要的是哈耶克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的框架〔54〕〖HT〗,而这一框架之所以极为重要,部分原因是它明确指出了自由市场秩序“不仅是由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发生互动而形成的,而且更重要的还是由行动者与那些并不为他们所知(‘知道那个’的知识)但却直接影响他们行动的社会行为规则发生互动而构成的”;〔55〕〖HT〗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它阐发了“人不仅是一种〖HTH〗追求目的〖HT〗(purpose-seeking)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HTH〗遵循规则〖HT〗(rule-following)的动物”的命题。〔56〕〖HT〗当然,在我看来,与我们这里的具体论题紧密相关的是,哈耶克正是从这个框架的两个维度出发对“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所具有的具体危害进行详尽分析的:一是从“社会正义”摧毁正当行为规则系统的角度出发所做的分析,二是从“社会正义”进而摧毁根据这些规则而存在的自由市场秩序的角度出发所做的讨论。不过,考虑到本文论述的便利性,我们拟着重从哈耶克分析这个问题的理据出发对他有关批判“社会正义”的观点进行阐释或概括,尽管这样的阐释或概括仍是在哈耶克确立的上述框架中展开的。第一,人们最初之所以诉诸“社会正义”,不仅是因为前文所述的人们要求统治阶级给予贫困者的利益以更多的关注,而且也是因为他们期望这种做法能够促使人们更为广泛地承担起个人的责任。但是,“社会正义”对人们一直称之为“道德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替代,却正是致使构成正当行为规则之基础的个人责任这种道德意识普遍沦丧的主要原因之一。哈耶克依据他的社会理论对“社会正义”替代正当行为规则的做法提出了严苛的追问:“当我们在我们的祖先只会说一个人是好人或一个人的行为是道德的情形中去谈论什么‘社会的’情感或行为的时候,这种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再者,“这种新觉醒的‘社会良知’向我们提出的并且致使我们对‘纯粹的’道德与一种‘社会’感进行明确界分的那种新要求又意味着什么呢?”〔57〕〖HT〗哈耶克的这一追问极为重要,因为在我看来,它一方面在实质上规定了我们必须在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脉络中去认识“社会正义”观念所具有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更是通过将自由市场秩序中的正当行为规则与空洞无义的“社会正义”感勾连在一起而凸显出了它们之间的紧张或不相容合性。哈耶克明确指出,以“社会正义”替代正当行为规则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混淆过程,因为它在个人应当期望的更为远大的目标之间造成了混淆、在对社会的考虑与社会行为(即集体社会)之间产生了混淆,而且还在个人对社会共同体的道德义务与个人对社会共同体的要求之间产生了混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实质意义上讲,这个过程更是一种完全混淆个人责任问题的过程,亦即一方面免除个人对其周遭之物或亲近之人的所有责任,而另一方面又把一些所指不明的模糊且不确定的所谓“社会”责任强加给个人的那种过程。正是这样一种混淆过程,在哈耶克看来,必定会一点一点地摧毁个人责任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根据“社会正义”而强设给个人的新“社会”责任不是个人必须凭其个人努力加以实现的那些明确的责任,那么这种做法就肯定会模糊所有责任的界限,进而还会致使人们不断地提出进一步的要求甚或去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58〕〖HT〗第二,众所周知,“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主要针对的是其间所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其间的报酬不平等现象。人们在支持如此实施“社会正义”的时候所诉诸的最为通常的理据便是物质平等并且还据此论辩说,在物质平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偏差都必须得到这种偏差为之服务的某种可以辨识的共同利益的支撑。一如前述,“社会正义”的主张者之所以认为这类不平等是不正义的,实是因为他们预设了某个权力机构必须按照某种报酬模式负责分配财富──当然,这里所说的报酬模式,乃是以掌握着实施此种模式之权力的机构对不同的个人或群体的表现或需求所做的评估为基础的。但是哈耶克却认为,那种试图按照“社会正义”并运用权力机构的强制性力量去根除自由市场秩序中的不平等情形或消除贫富差距的努力必定会导致一些极不可欲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就经济后果而言,权力机构的确可以经由刻意人为地分配报酬或收入的方式而在一段时间内暂时缓解贫困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却必定会减缓整个社会的物质进步,进而侵损包括贫者和富者在内的所有的人的利益。当然,我们在这里更为关注的乃是“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不平等而言,自由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惟一区别就在于: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平等并不是个人行动所意图或可预见的,而是由目的独立的和“无名氏的”经济过程所决定的;在计划经济中,不平等并不是由个人技艺在一种非人格的市场过程中的互动所形成的,而是由政治决定的,亦即由权力机构刻意作出的那种不容质疑的决策所决定的。与此相应,在哈耶克那里,也存在着两类泾渭分明的平等: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是物质平等,正如他所说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所能够达致的物质平等(material equality)的程度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为了争取形式平等(formal equality)而展开的斗争,亦即反对基于出身背景、国籍、种族、信仰、性别等而实施的各种歧视性措施的斗争,却始终是自由主义传统所具有的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59〕〖HT〗毋庸置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物质平等或实质平等之间必定存在着冲突,套用哈耶克本人的话来说,“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对平等提出的这项新的诉求,是否就不会与政府在自由社会中必须以平等的方式对所有的人实施行为规则的那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构成冲突。当然,在政府为了实现其他目的而从事的所有的活动中都必须根据同样的规则对待所有公民的情形,与政府为了把不同的公民置于平等(或者较少不平等)的物质地位之中而采取必要的行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60〕〖HT〗我认为,哈耶克有关正当行为规则的理论实是以“普通法法治国”〔61〕〖HT〗为最终诉求的,而这种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贯穿于正当行为规则所具有的否定性、目的独立性和抽象性特征之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平等原则。不过,就这里的具体论题而言,这项法治原则的具体形式则可以被概括为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中最终阐明的有关法治在按无名氏方式和平等方式对待公民的时候毋须关注人们在初始特性和物质财富方面的不平等情形的原则。哈耶克指出,作为法治原则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有助于阻止政府以专断方式对个人实施差别待遇,而且还可以使个人获得法律下的自由,然而“要求物质地位平等的主张却惟有经由一个拥有极权的政府方能得到满足”。〔62〕〖HT〗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个人在力量、智力、技艺、知识、毅力以及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着权力机构根本就无力加以改变的重大差异,所以如果权力机构试图按照“社会正义”的报酬模式去根除市场秩序中的不平等情形并旨在使人们得到平等对待,那么事实上它就必须按照不同的规则和按照不平等的方式去区别对待人们,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许多严重的不平等现象;〔63〕〖HT〗正如哈耶克本人所言,“由于政府在不拥有具体强制性权力的情况下只能够控制一小部分决定不同个人之命运的条件,又由于这些个人必定在他们各自的能力和知识以及他们所处的特定(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这两个方面极不相同,所以根据相同的一般性法律来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就必定会使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地位。因此,为了确使不同的个人能够获得平等的地位或平等的机会,政府就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不同的个人。”〔64〕〖HT〗由此可见,“社会正义”经由权力机构而强制实施的那种物质平等必定会摧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而摧毁法治。第三,众所周知,支配组织秩序的“命令”的存在必定是以这样两项预设为依凭的:一是存在着一个发布此项命令的人或机构;二是每个个人在一确定的结构中的地位乃是由特定的组织所发布的命令所决定的,而且每个个人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也取决于那个决定他的地位和发布命令的组织对他所规定的特定目的。因此,这种命令式的规则在意图上就不可能是普遍的或是目的独立的,而只能始终依附于组织所发布的相关的具体命令;再者,组织发布的具体命令也“无一例外地对应当采取的行动作出了规定,……因此,根据这类命令所采取的行动,只服务于发布该命令的人的目的”。〔65〕〖HT〗但是哈耶克却认为,将“社会正义”及其赖以为凭的命令在自由市场秩序中加以实施,不仅会使这种命令所指向的个人根本丧失运用自己的知识或遵从自己的愿望的机会,而且还会在根本上摧毁那些支配自由市场秩序的正当行为规则为之存在的基本价值,即对个人自由的捍卫。因此,“用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去实现‘肯定性的’(即社会的或分配的)正义(positive justice)这种理想,肯定会摧毁个人自由”。〔66〕〖HT〗就个人自由而言,关键的要点乃在于不确定性和正确预测的不可能性乃是社会进程的主要特征,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中,个人自由具有着根本的重要意义,因为惟有当个人可以在不受强制的情势下自由地与这种变动不居的环境相调适的时候,他们才可能与这种环境相适应。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绝不是因为自由市场秩序中的个人因此而有可能发展出更正确的预测能力,而实是因为个人自由能够使他的行动与特定的情势相调适。〔67〕〖HT〗就此而言,个人自由表示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决定和运用自己的知识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不自由则意味着个人受制于其他人或权力机构的专断意志。〔68〕〖HT〗再者,个人自由不仅因为它能使个人享受到惟有自由市场秩序所能提供的各种助益而成为个人获致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个人拥有或把握一种默会的能力或默会的知识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惟有当个人有自由运用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与其环境或其他人的知识相调适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时候,社会进步才可能发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明确指出,个人自由赋予了文明以一种“创造力”并赋予了社会以进步的能力。〔69〕〖HT〗然而在哈耶克看来,将“社会正义”及其赖以为凭的命令在自由市场秩序中加以实施,必定会从下述几个方面摧毁这种个人自由。首先,众所周知,不断扩展的市场秩序所具有的最大益处之一就是它规定任何人都无法享有那种只能以专断方式加以行使的权力,并且在最大限度上削弱了此前业已达到极致的专断权力。但是“社会正义”的实施却必定会造成人们对那种以专断方式加以行使的权力的普遍依赖,而这将再次构成把人们经由个人自由而取得的这项重大成果夺走的威胁。其次,透过“社会正义”而力图重构社会秩序和设计社会分配模式的做法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使个人服从命令的方式并不能实现任何一种具体的分配模式,因为要达到这种特定且前定的结果还要求根据特定时空中的具体情势对所有不尽相同的活动作出刻意的安排或协调。由此可见,“社会正义”的实施不仅否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自由市场秩序中,不同的个人乃是根据自己的知识而达到与特定的情势相调适的──这一点正是个人自由的精髓之所在,而且还必定会扼杀隐含于市场秩序中的种种理性不及的自由力量。再次,用“社会正义”取代支配自由市场秩序的交换正义,一如我们所知,在根本上意味着用“社会正义”赖以为凭的命令取代体现交换正义的正当行为规则。就此而言,惟有当“社会正义”主张者把法律理解成不仅是由正当行为规则构成的,而且也包括了由权力机构发布的任何命令的时候,那些旨在实现社会正义的“命令性”规则才有可能被认为是与法治相容合的。但是,按这样理解的法律却只能意指惟主权者意志为终极标准的纯粹合法条性,而不再能够为个人自由提供切实的保护了,但是对个人自由施以保护却正是法律的根本目的之所在。〔70〕〖HT〗第四,一如前述,试图正义地或更为平等地分配物品的诉求,实是“社会正义”的核心诉求〔71〕〖HT〗。当然,在人们将“社会正义”适用于自由市场秩序之结果的情形中,个人所期望得到的报酬并不是与他们的服务对其他人所具有的实际价值相符合的,而是与他们被认为业已获得的应得者相符合的。再者,由于应得者本身并不能按照个人成就加以衡量,而只能够按照公认的伦理规则被遵守的程度来衡量,所以根据应得者给予酬报的做法实是以人们知道所有导向某种特定行为的情势为前设的。尽管哈耶克承认在经济领域以外的道德语境中,“应得者”一术语有着完全合理的用途,但是他却指出,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上,自由市场秩序中的收入模式不应当反映(而且在许多情形中也确实不反映)“应得者”。即使这种秩序中的收入差距偶尔也会反映“应得者”的情形,那也只是一种经验的巧合而已。〔72〕〖HT〗这是因为哈耶克认为:(1)并不是所有的需要或应得者都是可以彼此通约的或相应的。比如说,一种涉及到解除痛苦的医疗需要并不是可以根据一种关涉到维护生命的需要而轻易作出等级评价的,而且在这样的需要就稀缺资源展开实际竞争的情况下,也是没有一种理性的原则可以被用来解决这种冲突的。(2)我们不可能知道决定应得者的所有情势,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确定个人成就中应得者多少的所有情势。(3)“除非我们对不同个人的相对‘品行’或相对‘需要’确立某种统一的观念,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发现一项可供我们用以确定每个人‘应当’获得多少东西的规则。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这种相对‘品行’或相对‘需要’来说,根本就不可能有一种客观的评价尺度,换言之,中央在分配所有商品和服务时所依凭的那种所谓的客观基础乃是根本不存在的。”〔73〕〖HT〗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由市场秩序之所以能够致使那些进行并参与这种秩序的社会得到发展和繁荣,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秩序增进了所有人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对个人提供的服务所做的酬报乃是以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客观事实为依凭的,而不是以某个人对他们应当获得的酬报的观点为依凭的。据此我们可以说,哈耶克之所以坚决反对“社会正义”主张者试图按正义的或更平等的方式分配物品的诉求,实是因为它必定会破坏这种自由市场秩序。当然,哈耶克乃是从下述几个方面展开他的这个论辩的。首先,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秩序所产生的报酬模式反映的乃是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也是由非人格的市场力量所决定的。〔74〕〖HT〗“我们应当坦率地承认,市场秩序确实不会使个人主观的品行或需要与他所获得的报酬达到基本相符的程度。市场秩序乃是按照一种竞赛原则加以运行并发生作用的,因此在这种由技艺和机遇复合而成的竞赛中,每个个人取得的结果既是由他的技艺或努力决定的,同样也是由他完全无力控制的各种情势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势中,每个人都是根据他为特定的人所提供的特定服务对于他们的价值来获取报酬的。”〔75〕〖HT〗这意味着在市场秩序中,惟有当人们所能够期望为自己的工作得到的酬报与他们的服务对那些得到这些服务的同胞所具有的价值相吻合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由自己来决定做什么事情;再者,每个人所提供的服务对其他人所具有的价值与我们可以确当地称之为他的“应得者”这类东西之间是不存在任何必然关系的,而且每个人所提供的服务所具有的这种价值与他的需要之间就更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可言了,因为能够确使人们获得最优报酬的因素,并不是应得者或需要,而是做事实上最有助益于其他人的事情的技艺或努力,以及根据机遇而对他所无力控制的各种情势的依凭。当然,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认识报酬或价格:“社会正义”主张者实际上是把报酬或价格视作是对个人过去的行动的报酬,而在自由市场秩序中,报酬或价格的功能则在于引导个人现在或将来的经济活动方向。〔76〕〖HT〗就此而言,哈耶克指出,人们因应得者而挣得的报酬,与有关引导个人应当做什么事情的信号,无论从个人利益来看还是从其他人的利益来看,都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这是因为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第一,尽管技艺和勤奋会增进每个个人的机会,但是它们却不能保证每个个人得到一份确定的收入;第二,尽管这个能够使所有分散的知识都得到运用的非人力过程会通过确立价格信号的方式告知人们应当做什么事情,但是它却不会考虑需要或品行的问题。”〔77〕〖HT〗因此,如果按照个人应得者进行报酬分配,那么其结果便是负责这种分配的权力机构必须对个人在过去达到的努力程度进行判断。于是,市场秩序中的报酬或价格也就必定会被权力机构按照专断方式作出的判断或发布的命令所取代。显而易见,这样的报酬或价格也就完全丧失了它们在市场秩序中原本具有的那种功能,亦即把个人的努力引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的那种信号功能。最终,由于报酬或价格的功能遭到了扭曲,所以以这种报酬或价格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秩序也会遭到破坏。其次,哈耶克明确指出,“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不仅会扭曲报酬或价格的信号功能,而且还会打破报酬与所提供的服务之间的平衡,而这恰恰是经济效率的惟一保障者。的确,一个不称责的外科医生可能会比一个极其称责的外科医生更为人们需要并更具品行,但是我们却仍然会认为每个医生都应当根据他给其病人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获得报酬──这意味着,可以适用于自由市场之分配的惟一的正义原则乃是交换正义的原则。但是,那些试图把“应得者”标准强加给自由交易的努力,却是以一种使个人的报酬取决于权力机构之判断的制度为基础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我们为了追求“社会正义”而强行对不同个人的相对“应得者”或相对“需要”确立一种统一的标准,那么这就必定会要求每个人都去践履权力机构强加给他的职责而同时则不得运用他自己的知识去实现他自己的目的,而且也必定会要求每个人都根据权力机构对他践履此项职责的好坏程度的评判去领取报酬。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则是:这种做法还肯定会把一种有关目的和目标的序列强加给个人,而且由于人们在自由市场秩序中不可能就相对于手段的目的和目标达成共识,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够得到实现,所以这只能意味着通过把一种分配模式强加给市场秩序而把市场秩序转变成一种具有由权力机构所确定的目的和目标的组织秩序。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为了维护这种分配模式,权力机构还必定会对个人自由的经济活动进行不断的干涉并且把极其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强加给不同的个人或群体。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权力机构在把不同的任务或不同种类的工作分派给不同的个人的时候却只会根据权宜方面的因素来行事,而不可能按照正义原则或平等原则行事。由于“社会正义”强行实施的这种分配模式摧毁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模式,所以哈耶克确当地指出,“社会正义”适用于自由市场的结果,不仅会经由扭曲价格功能而破坏市场秩序,而且还必定会把自由市场秩序转变成一种指令性或命令性经济。第五,一如前述,“社会正义”这个观念最初乃是人们对贫困者所做的一种善意的表达,但是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哈耶克指出,“社会正义”这个观念却演变成了一种不诚实的暗示,因为它暗示人们应当同意某个特殊利益集团所提出的要求,尽管它对这个要求给不出任何切实的理由。换言之,当人们以“社会正义”的名义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的时候,这在当下多半意味着是在要求政府对某个群体既有的相对地位施以保护。因此,“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也就变成了对既得利益群体进行保护的诉求以及创生新的特权的诉求。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只是这样一项要求,即在国家规定个人据以行事的各种条件的情况下,国家必须根据同样适用于所有人的形式规则来规定这样的条件。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律特权,亦即反对政府把任何具体好处只给予某些人而不给予所有的人的做法。”〔78〕〖HT〗这意味着,对特定群体所提出的这种要求予以满足,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是极不公正的,因为这无疑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它会使某些人根本就享受不到那些经由提出这种要求而获得现有地位的群体所具有的种种机会。关于这个问题,哈耶克指出,“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重要事实有如下述:第一,一些人在过去之所以能够获得他们在今天要求以这种方式加以保护的地位,实是因某些力量所致,然而在今天,也正是这些力量要求降低这些人的相对地位;第二,他们现在要求加以保护的那种地位,与他们所面对的那种降低了的地位,都不是理所当然的;第三,他们此前的地位,在情势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只有通过拒绝把相同的发展机会给予其他的人才能够得到保护并为他们继续保有。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过去获得此前的地位,也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这样的机会所致。在市场秩序中,一个群体业已获得某种相对地位的事实,并不能够使该群体成员获得一种正当权利以维护他们业已达致的地位,因为这种权利根本就不可能通过一项可以平等适用于人人的规则而得到捍卫。”〔79〕〖HT〗当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长期以来,惟有那些能够实现这种要求的强有力的组织群体才有可能获得满足保护其既得利益或特权这种要求的机会。因此,哈耶克指出,当今在“社会正义”的名下做的许多事情,不仅是极不公正的,而且还是高度“反社会的”,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做法简直就与保护既得利益或特权毫无二致。尽管在有众多的人都争着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既有地位的时候,上述做法渐渐会被视作是一个“社会问题”,然而哈耶克却指出,它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因为这种要求在“社会正义”的幌子下能够赢得公众的同情。但是,这种情形却并不能够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把这些做法说成是为了满足“社会正义”,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它们的真正目的实在于使特定群体的利益压倒所有人的普遍利益。〔80〕〖HT〗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哈耶克有关“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只会摧毁这种秩序及其赖以为凭的正当行为规则系统的命题明确表明,所有试图按照“社会正义”确保一种“正义”分配的努力都必定会把自由市场秩序变成一种组织秩序,甚至还必定会把它变成一种全权性的秩序。这是因为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定会要求以专断的方式制定各种差别待遇的规则并采取各种强制安排的措施,而通过这些规则和措施,那些旨在使人们追求特定结果的命令或者旨在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法律”便会渐渐地取代那些“目的独立”的正当行为规则,进而摧毁自由市场秩序。因此,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把人们从‘社会正义’这个梦魔的支配下解救出来,因为这个梦魔正在把人们的善良情感变成一种摧毁自由文明一切价值的工具”。〔81〕〖HT〗〖BT3〗四、哈耶克批判“社会正义”之观点的补论实际上,根据我个人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哈耶克在反对“社会正义”方面所提出的最终且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实际上是一种知识论的论辩。然而,由于我已经在“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那篇长文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详尽的阐释〔82〕〖HT〗,所以我只打算在这里对其间的关键要点做一番简要的讨论。一如我们所知,与任何其他自由主义理论相区别──当然这也构成了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特征在于它基本上是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去捍卫自由社会的,因为他指出,自由和正当行为规则都是人们应对人之无知——亦即人们对特定事实的绝对无知——所必需且不可或缺的手段。一方面,哈耶克有关自由正当性的主要论证所依据的乃是所有的行动者对于他们大多数目的和福利之实现所依凭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具有必然的无知,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所指出的,“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有不可避免的无知。我们之所以需要自由,乃是因为我们经由学习而知道,我们可以从中期望获致实现我们诸多目标的机会”〔83〕〖HT〗;当然,哈耶克在1962年进一步指出,个人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的终极原因,乃是人们对于大多数决定所有其他人的行为的情势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知,而这些其他人的行为则是我们得以不断从中获得助益的渊源。〔84〕〖HT〗另一方面,哈耶克之所以主张正当行为规则,实是因为这些正当行为规则不仅能够使行动者在拥有知识的时候交流或传播这些知识,而且还能够使他们在并不拥有必需的知识的时候应对无知,一如哈耶克所言,这些正当行为规则乃是“社会的集合知识的体现”。更为具体地说,如果一个行动者成功地遵循了一项正当行为规则,那么这个行动者便经由此项规则而具有了实施某一行动的能力。〔85〕〖HT〗正是由于人们在特定事实方面所具有的这种绝对无知,同样也是由于人们缺乏对不同个人特定目的之相对重要性的共同等级序列的知识,自由市场秩序才必须通过遵循抽象且目的独立的正当行为规则加以维续。当然,仅就作为一种文化进化过程之结果的正当行为规则而言,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的权威性并且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循,并不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即个人知道无视这些规则所面临的后果,而是因为它们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在这些具体后果当中,绝大多数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再者,惟有当个人和其他人都受这些正当行为规则的指导的时候,个人的行动才不会与其他人的行动常常发生冲突。因此,根据正当行为规则而不是依凭特定结果来判断人之行动,不仅是使开放社会成为可能的一项重大步骤,而且也是人类经由种种偶然因素而发现的一种工具,用以克服每个个人对于大多数特定事实的无知。显而易见,哈耶克有关自由和正当行为规则的这种知识论论辩确实构成了他有关“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内部毫无任何意义”以及“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只会摧毁这种秩序及其赖以为凭的正当行为规则系统”这两项命题的知识论依据。当然,我之所以把哈耶克的这种知识论论辩视作是他对“社会正义”作出的一项致命的打击,更是因为它凸显出了“社会正义”诉求中所隐含的唯理主义趋向以及它在自由市场秩序中实施的不可能性。一如前述,“社会正义”不仅要求对自由市场秩序所引发的每种结果或事态保有决定何者是正义者的权力,而且还要求对它所认定的不正义的结果或事态保有进行纠正或重新分配的权力,而这两项诉求则是以存在着一个全知全能的拟人化“社会”──亦即宣称能够代表这种“社会”的权力机构──这样一项预设为依凭的。这种全知全能的权力机构不仅宣称自己充分意识到了所有可能的后果以及不同结果的相对重要性,而且还宣称自己完全知道它据以判断不同且具体目的之相对重要性的绝对正确的标准。因此,“社会正义”拒绝服从社会经由自发演化而成的正当行为规则,并且坚持追求明确且具体的所谓正义的目标。但是哈耶克却明确指出,“社会正义”诉求中所隐含的这种唯理主义趋向实是与自由主义进化论的“无知观”相违背的,甚至是一种“致命的自负”〔86〕〖HT〗,因为在自由市场秩序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那种足以使他确使那些受他的行动影响的人得到他认为他们应当得到的东西的权力或知识。以上所述可以显见于下述事实:第一,人们对社会正义在特定情势中所要求的那些具体东西根本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第二,如果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那么可供人们据以判定谁的意见是正确的已知标准也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亦即个人有自由运用各自的知识去追求各自的目的的社会中,人们决不可能在事先就有效地制定出一种具有共识的分配方案;第四,权力机构在自由市场秩序中实施“社会正义”分配原则的时候,决不可能知道应当把每个个体置于何种位置以维续这种自由且复杂的市场秩序;第五,即使权力机构能够为纠正市场分配之结果而确立起明确的标准,那么它也不可能有足够的知识去实施和执行这些标准。据此,哈耶克得出结论认为,“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不仅会扼杀个人自由,而且还会摧毁那些有可能救济人之无知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亦即正当行为规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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