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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斌:洞悉法律的多维视角*——读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

添加时间:2005-03-06 17:43    浏览次数: 6163 次

洞悉法律的多维视角*——读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
凌 斌**
“二战以来,法律思考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是交叉学科法律研究的成长——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应用于法律,以期使法律更少一些形式化,更多一些实用性,更好地植根于经验研究,更好地适应社会目标的需要。理查德•A•波斯纳法官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他的这本新书考察的正是这场运动迅速拓展的前沿。”
                          ——哈佛大学出版社[1]
  “写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一位路人留在沙上的足迹。他走的那条路一目了然;但要想知道他在路上见到了什么,就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叔本华[2] 

 
  在亚马逊网上书店(Amazon。com)的页面上,一共有两段对本书的评论,一段摘自《Publishers Weekly》,评价是:[本书中的]“一些讨论是技术性的(比如回归分析),只有专家才能看懂。另一些章节的内容是波斯纳对其他法律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拥护者近来的一些论文的回应,因而吸引的将是学院派读者。”[3]另一段摘自《Library Journal》,说得更绝:“这本书艰深难读(heavy reading),主要是供对法学有很高兴趣的读者阅读,仅推荐高等院校及法律图书馆[1]使用。”[4] 
  以往所看的那些对波斯纳作品的评价尽管褒贬不一,咬牙切齿和大肆吹捧的都见过,就是没见过这么说的:这本书最大的特点竟然是“难读”,波斯纳法官写了一本没有几个人会看的书!而且这可是卖书的人对读者的敬告,而书店老板没有任何道理故意贬低自己的商品;如果说有什么道理,那么也只能是说,波斯纳一贯坚持的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模型错了。而在这同一个网站上,对波斯纳其他书的评价都不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反而说”好懂(readable)”的大有人在。比如同样是理论著作的“法理学三部曲”:《法理学问题》的书评说,“一如既往,波斯纳处理其主题的方式是清楚明白、节奏明快和激动人心。”[5]一篇《超越法律》的书评的题目就是,“即使你不同意这位法官,也可读(readable)。”还有一个写的是:(本书中的)”这些文章既发人深省,又通俗易懂。”[6]甚至一篇评论《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的文字还说:“读波斯纳总是一种享受(enjoyable),本书也不例外。”[7]本书却是唯一的例外了?这究竟是本什么书呢?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
  再看其他地方对本书的评价,截然相反。一位法学院的研究生写道,“所有思考可能的法律改革的人,所有喜欢更彻底地思考法律是什么和这位作者认为法律应当是什么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尽管这本书讨论的内容很可争议,可我还是觉着,读起来非常有意思。”[8]另一位作者说,“有心的读者将会迷上这本书。这不只是因为这本书的讨论格外深刻,而且是因为,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官为了推进了一种更起作用的法律制度,运用了那些法律以外学科的清新视角。”[9]
  一边说这本书艰深难读,看不懂,一边说这本书令人着迷,有意思。
  这真是怪了。

  因为,这是一位始终处在法律前沿的法官和法学前沿的学者,所写的法律理论的“前沿”。而正如莱西格所说,“任何学科前沿的特征从来都让常人觉得怪。”[10]
  这不是真的怪,而是因为“少见”所以“多怪”。原因不在于波斯纳,而在于我们自己。无论是“难读”还是“有趣”,都不是说这本书的文字;从文字而言,这本波斯纳成熟期的作品无可挑剔,保持着他一贯的清晰和有力。双方说的都是智识上的,都是指这本书中引入了那些法学以外学科的智识和视角。觉得“看不懂”和“有意思”都是因为这本书在智识上高出一般:在这些我们陌生和无知的领域,作者比我们“高明”得太多。
  这时有两个办法:一是以“难读”的名义拒绝本书,一是我们自己尽力”高攀”。走前一条路的人,会很轻省,因为非但不会备受无知感的煎熬,还可以不断享受着”阿Q”的精神胜利。这些习惯于尼采所说的、四处寻找和挖掘自己先前埋下去的东西的读者,不会欣赏本书,会说本书”艰深难读”,甚至说本书是一个”大杂烩”。[11]但波斯纳显然也不会理睬这样的人:[12]道不同,不相与谋。本书预期的读者,是要走第二条路的人,是苏格拉底所说的那种因”认识你自己”的”无知”而努力求知的人。
  波斯纳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博学无疑的来自他对新知的”敞开”(海德格尔语)和孜孜以求。以“法律交叉学科研究”为标志的”法律理论”运动,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领域:新老法律经济学、法律史学、女权主义法理学、宪法理论、法律和政治理论、法律与哲学、法律社会学以及法律与社会运动、法律与认知心理学、法律与文学、批判法学和后现代法学,此外,还有影响较小的数学(贝叶斯概率)理论在证据法中的应用、语言学理论在法律文件解释中的应用和进化论生物学在家庭法和性规范中的应用,等等。(页4-15)[13]波斯纳涉猎了所有这些领域,并且或者是旗手,或者是对手。在如此浩瀚的学海泛舟,而且时时漂泊于”风口浪尖”,这是一颗多么博大和年轻的心啊!他为法学注入了如此之多的新鲜血液,同时又从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不断的反省自我、更新知识、”与时俱进”(update);一面摇旗呐喊,一面身体力行。对于法学而言,他既是亚里士多德,又是伽利略;既是达尔文,又是赫胥黎。波斯纳的作品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求知与探索的榜样,至少本书是如此。[14]
  本书所称的法律理论的”前沿”,正是指这种在法律研究中广泛借重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求知与探索”智识前沿”。
  这是波斯纳在他的上一本法学著作中就确立的信念,而今他将之尽可能的变为了现实:”我的主要意趣在于法律;但是如今法律职业界内外都承认,没有其他学科的帮助,律师、法官和法律教授就’干’不成法律了。他们对为法律规制的活动以及规制的后果了解得太少。法律职业界需要帮助,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该求助于谁呢?……应从科学获取指导。”[15]本书中,波斯纳除了一如既往的谈论了经济学(第一编、第二编、第四编),还引入了历史学(第二编)、心理学(第三编)、认识论(第四编)和统计学(第三章、第十一、十二章和第五编)。引入了如此多的学科,这无论对于波斯纳自己还是对于整个法学研究而言,都是名副其实的”前沿”之旅。无怪乎当人们把本书与波斯纳以及其他法学家的著作相比时,都在强调这一点:”在《法律理论的前沿》中,波斯纳希望通过并入(经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洞见来以另外一种方式拓展他领地的宽度。”[16]”《法律理论的前沿》超出波斯纳的许多其他作品之处,是提出经济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如何可以解决实践中的法律难题。……毫无疑问,波斯纳的这本《法律理论的前沿》又成功了。”[17]
  尽管后者的说法有些夸大了,波斯纳以往的作品也一直在尝试着融入其他学科,[18]但是交叉学科研究的确是本书的最大特色,――至少素以博学著称的波斯纳本人也还是头一次在一部作品中同时涉猎五个以上的学科智识。虽然经济学仍然是贯穿始终的线索,但其他学科、尤其是统计学和心理学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波斯纳自己的概括是:”虽然对经济学的强调和对需要更多法律经验研究的强调,在我的作品中并非新的主题,但是在本书中,我赋予了其某些新的转向(twist);而对历史学、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强调更是全新的。”(页2)

  《法律理论的前沿》是波斯纳成熟期的作品,是他二十一世纪的第一本书。本书既是他横贯九十年代所写的”法理学三部曲”[19]的”续曲”,又开启了新的”法律理论”的”序曲”:他在”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认识论”和”统计学”这些领域里披荆斩棘,倡导法律研究的”外在视角”(页1),以期进一步拓展法律人的心胸和视野。
  之所以说本书是”三部曲”的续曲,是”法理学的第四部曲”,不只是因为本书仍然可以归在广义的”法理学”门下,而且是因为本书延续了波斯纳此前的理论脉络,既是批判传统的法律”职业图腾”[20]之努力的延续,又是建立取而代之的”法律理论”之努力的延续。[21]
  本书对《法理学问题》中的一些内容作出了更正(参见本书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而且延续了在《法理学问题》和《超越法律》中对法理学”暮年”的判断和”超越法律”的努力。超出法律研究的”内在视角”、转而提出和推进法律研究的”外在视角”,这本身就是继承了”法理学三部曲”致力担负的使命:”消除法律的神秘,特别是要把法律从道德理论这个重大的神秘制造者中解脱出来。”[22]而且,波斯纳通过将”法律理论”与法律研究的两条传统进路相区分,更加明确了这一点:”‘法律理论’,既区别于法哲学(philosophy of law)(法律哲学(legal philosophy)或法理学(jurisprudence)),又区别于法律教义分析(the analysis of legal doctrine)。前者涉及的,是对如下的有关法律的高度抽象理论的分析,比如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法律解释学、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而后者的代名词就是法律推理,亦即司法裁判与法律实践中核心的分析成分。”(页2)”法律理论”是一条新路,是波斯纳对”道德理论家”的”法律帝国”进行了连番讨伐之后,开辟出的一条”通向替代性进路的途径”。[23]
  同时,”法理理论”本身的定位也依旧是此前波斯纳一直倡导的”法律实践”:[24]”法律理论涉及的是法律的实践问题,但是它是从外部接近的,用的是其他学科的工具。”(页2)他倡导”法律理论”这样一种借重其他学科和科学的”外在视角”,正是因为法律自己的”内在视角”理解和解决法律实践的深层问题上有所缺陷:”传统法律教育……可以塑造具有高超技巧的[法律]专业人士,……却不能够提供一个理解和改进[法律]制度的基本工具。”(页1)而”与此同时,法律和社会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日益揭露了作为解决法律制度中的那些问题之工具的教义分析的贫困。”(页3-4)相反,如果超出法律人自身职业和既得利益的局限,就会发现,”其他学科对于理解和改善法律都大有裨益”。(页2)
  但是,如果仍然仅仅停留于对法律”职业图腾”和道德理论的批判,那么本书就没有任何新颖之处。从1990年写作《法理学问题》开始到本书出版为止,这项工作波斯纳已经做了十年;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25]本书之所以称得上是”前沿”,是因为波斯纳已经不再被论战对手和他所处的学术环境所牵扯,他开始独自开垦一片崭新的天地。
  而且他知道,这一契机已经到来:”正是因为认识到[法律内在视角的]局限,认识到那些由法律人推动的法律改革的显著失败,认识到社会科学的进展,近来,法律教育和更为一般性的法律思想都变得更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并且最终变得更为”理论化”了。”(页1)这项工作在一个多世纪前,从边沁和萨维尼到霍姆斯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在积蓄力量,并且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智识基础和物质基础:”法律之外的诸多领域——比如经济学、博弈论、社会和政治理论、认知心理学甚至文学理论——的进展,为法学研究铸就了全新的工具;……净增的大量学院派法律人士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探讨法律制度的丰富材料很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分析,这也有助于支持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法律理论。”(页3-4)
  在写《超越法律》时,波斯纳就说,”仅仅是一种批评的进路缺乏持久的力量;并且,即使是摧毁性的批评也不能摧毁,如果批评者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他希望摧毁的废墟。”[26]现在,他将以往更多只是”指出来”的新天地,亲手开辟了出来。在写《超越法律》时,波斯纳说,实用主义、经济学和古典自由主义这三柄钥匙可以开启”法律理论”的大门,使之”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理解和改进法律以及一般的社会制度的工具,例证现存法律思想之不足的工具并以更好的东西予以取代的工具。”[27]现在,波斯纳真正的打开了这扇大门,把这件新式武器摆在了我们面前。

  因此,和以往的那些波斯纳的作品不同,在本书中,许许多多来自各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概念会不断的拦截我们的阅读。这也正是许多人抱怨”难读”的原因所在。而这也同时是许多人”着迷”的原因所在。同一个声音,不同的灵魂听来不同。 
  我相信,除了波斯纳自己,没有几个学者能够完全读懂本书所涉及到的每一个理论。波斯纳的作品对读者是有要求的:必须首先是求知者。
  包括法学。我国法学界在部门法学方面的理论资源大多来自大陆法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刑法和民商法),[28]而且好些还是经由日本转手台湾再倒卖过来的,而波斯纳在本书处理的大都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同一个名词背后的制度可能千差万别。但是也并非是决然不相通的,之所以会使用相同或者相近的概念,恰恰是因为制度之间彼此类似,可以适用于解决相近的法律问题。因此,阅读本书一方面是一个了解和引入英美法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一个回味和反思从前学过的我国法律制度和部门法理论的过程。
  比如波斯纳对”占有”的讨论(第六章),就既涉及了大陆法又涉及了英美法。通过探讨德国和美国不同的制度背景和学术环境,通过探讨萨维尼对当时德国”法典化”理论的批判与回应和霍姆斯对”普通法”的考查与梳理以及分别以两人为代表的对历史在法律中运用的不同理解,通过探讨萨维尼《论占有》一文对”罗马法”的讨论和同霍姆斯《普通法》一文对”占有法”的讨论之间的理论关联与差别,通过探讨诸如”占有意图”、”共同占有”、”遗失物”与”搁忘物”的区分等一系列具体法律制度,并且借助经济学的提纲挈领,波斯纳深入了剖析了”占有”这项法律制度的理论脉络、规则内容和基本理念。这样一篇论文,无论是从法律理论的”外在视角”来看,还是以部门法学的”内在视角”作评,都堪称佳作。并且,就思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理论融合而言,本文也提供了非常之多的启示。 
  另外,书中或者专门讨论或者点到即止的讨论了许多美国法律制度,比如违宪审查(导论)、言论自由与规制(第二章)、”仇恨犯罪”(第七章)、证词(第十章)、累犯、抗辩制与纠问制、陪审团制度(第十一章)、证据规则(第十二章),等等,即使仅就加深对这些制度的理解而言,也都颇有价值。 
  或许,这本书中读者唯一熟悉的法学以外的学科,是经济学。
  这是波斯纳一直“战斗的地方”,如同贝克尔把经济学引入非经济领域,他把经济学引入非经济学领域,首先是法学,然后是哲学(包括对各种主义的分析与批评)、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社会生物学,而今是历史学、心理学和统计学。在本书中,一如在他的其他作品中,经济学的术语和理论俯仰皆是。无论对于熟悉波斯纳的人还是熟悉经济学的人,都不难把握这部分内容。 
  不过,在波斯纳命名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那些章节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涉及的是与这两个学科有关的”哲学问题”。比如对边沁的功利主义的讨论(第一章和第三章),对尼采论历史对人生的利弊的讨论(第四章),对阿克曼和康恩的历史主义的讨论和对原旨主义的讨论(第五章)。另外,”认识论”部分还涉及到对寇蒂(Coady)、维特根斯坦和休谟的一些思想(第十章)。尽管这些讨论对哲学本身的涉入并不深,也并非着眼于哲学问题的考察,但是要理解乃至评判波斯纳在这些地方的论述,仍然需要对以上的哲学思想有所了解。
  不过,总的来说,法学和经济学是本书的预期读者较为熟悉的领域,历史学和认识论部分也不会造成过大的智识障碍。相比之下,心理学和统计学是法学读者、甚至是其他学科的读者较为陌生的领域,也是真正称得上”法律理论的前沿”的部分。
  在心理学这一部分,波斯纳关注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对法律研究的帮助。他将这一理论概括为:“进化使人类的认知器官产生出一些怪癖,这些怪癖阻碍了法律程序的参加者接收和处理基本信息的能力。”(页13)”行为主义”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一个结合点,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纳曼(Danie Kahneman)就是在这个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波斯纳在写作本书时,卡纳曼尚未得奖。这是波斯纳博学的又一个例证。相比之下,我查遍了北大图书馆的所有相关的中文书籍,没有看到一部介绍卡纳曼理论的作品。在翻译的作品中,除了阿伦森的《社会性动物》有专章的介绍外,[29]也没有看到更多的内容。而在英文的关于”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和专著中,对这一部分内容大都有所涉及。但是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法律领域,至少从波斯纳的引证来看,也只是最近十年的事情。[30]而将情感理论应用于法律领域,本书则尚属先驱。[31]
  实际上,心理学的理论本身其实不难理解,但是术语都很怪。比如“有效启示(availability heuristic)、后见之明的偏见(hindsight bias)、持有效应(endowment effect)、情感卷入(emotional involvement),等等,仅凭望文生义根本不知所云。在本书中,波斯纳对这些术语和心理学理论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而且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分析了大量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问题,比如仇恨犯罪、陪审团、司法决策、被害人影响,等等,无论是从理解心理学理论上,还是从认识法律问题上,都会让读者获益良多。
  相比于其他学科,统计学是我们更为陌生的领域。法学界一直流传着霍姆斯这位法律的先知所留下的那句至理名言:“理性地研究法律,时下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32]经济学如今已经是”帝国主义”了,但是”统计学”却一直没有进入法学的领地。也许并非巧合,本书以经济学开头,以统计学结尾。而且,在本书的第三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尤其是第十三章,都大量的运用了统计学的方法和成果,可以说在本书中占的份量仅次于经济学。[33]至少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是头一本真正的体现了霍姆斯这句话的著作。
  换句话说,对法学而言,波斯纳的这本书带来了统计学这个新殖民者。
  如何面对呢?如同苏力老师的“欢迎经济学帝国主义”,[34]我们也应当欢迎统计学的加盟。波斯纳在本书中正向我们展示了:无论是对于扩大法学的视野,还是提供处理具体问题的工具,都可以从统计学那里获得助益。中国学术界一直批评统计学幼稚而无用,我渐渐的知道了,那只是我们自己作的还不够好。统计学确实不过是两片镜片,但是由像波斯纳这样有眼光的人用来,却既可以是显微镜,也可以是望远镜。

  我不敢妄加评论,断定波斯纳所调动的每一种知识都运用得准确无误和恰如其分,因为我不具有那些知识的专家证人的资格;我也不敢妄加揣测,认为波斯纳的每一步都“前途无量”,因为我没有他站的高,因此不可能比他看的远。但是像波斯纳这样,在如此广阔的领域内、如此丰富的理论武库中随时随地的抽取称手的兵刃,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始终平和中肯,不失公允通达,而且每每有睿智、深刻的见地和犀利的针砭,这已然是足以令人心折的了。那些对法律问题的周详考察和精辟理解,那种评论各派观点时的一语中的和一针见血,都让阅读本书成为一次智识的愉悦之旅。更何况,如此丰富多彩的学识本身就有一种摄人的魅力。
  对这样一本书的阅读,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学者和什么是学术。也是直到阅读这本书,我才头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北大这样一所开放的综合性大学的好。
  中国法学经过了最近十几年的蓬勃发展,已经日益显示出了在学术和理论上的独立追求。或许,这样一本致力于丰富法律的学术资源和拓展法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的著作,能对这一追求有所帮助。从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吸取营养从而推动法学的发展,这不仅意味着,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社会日益复杂化的趋势,对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律问题的理解乃至批判需要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眼光,而且,这也暗示了中国法学提升自己的一个契机。
  通过交叉学科引入非法律的外部视角,是一股方兴未艾的洪流。如此广阔的理论天地,正是年轻学者大展鸿图的最佳之地,——我所说的”年轻”,并非年龄,而是指像波斯纳一样用一颗年轻的求知和求真之心。中国的法制改革是一个广阔的实验厂,可以不断的给学者提供解释对象和理论刺激;反过来,中国的法治建设要走向成熟,首先需要的也正是法学家自身的成熟。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之下,我们这一代学者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机遇,也是中国法治未来命运的重要承担者。这期间,可以有巨大的实践贡献,也可以有巨大的理论贡献。中国法学家如果能够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新知,不断吐故纳新,用各方面的智识丰富自己,那么,随着整个中国学术水平的提升,中国法学也同样可以具有比肩世界的高度。
  的确,要把如此多的、各自理论传统都颇为深厚的学科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法律理论”,并没有说起来这么简单,正像一位读者评论本书时说的:“波斯纳……设定的标准很高。事实上是太高了。”[35]然而,在波斯纳看来,这才正是价值所在:这些来自各个学科的理论智识“可能看起来几乎没有关联,但是我们将看到,它们彼此交叉、相互渗透,这使我们瞥见了法律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统一的领域的可能性。”(页15)本书是对这一”可能性”的第一个例证,也是这一努力实现这一“可能性”的第一个榜样。
  “前沿(frontiers)”的意思,是有待开发的边缘地带,是既让人心痒痒又让人心发慌的”处女地”(the frontiers)。这也正是本书的特点。这样一个隐喻表明,一方面,开疆辟土的壮志豪情总是那么的鼓舞人心,而另一方面,要在人迹罕至之地走出路来,得经受荆棘坎坷和孤独寂寞。只有真正”爱智慧”的人才不会感到旅途的疲惫,因陌生而充满好奇,[36]因无知而勇往直前。没有人生来就可以同时游历于如此多的智慧之间,聪明如波斯纳者靠的正是日积月累的工作和学习。[37]
  波斯纳是第一个拓疆者(frontiersman),谁是他的后继者呢?
  或许,波斯纳自己的这段话,既是对以上问题的一个回答,也是对本文的最好结束:
  “法律理论业已打开局面;它在照亮法律制度的某些黑暗角落和指明通往建构性转变的道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足以使它成为法律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将法律理论吸收进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却被证明是困难的,因为它所依赖的那些领域的学问,即使在今天,也只是在极少数法律人之间达成了基本的一致。我所希望的是,法律理论能更易于理解,对法律职业者、学生、法官以及交叉学科的学者自身更有帮助,并且成为跨越传统学术樊篱的桥梁……”

注释:
  * Richard。 A。 Posner, Frontiers of Leg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译本:《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 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级硕博直读研究生(100871)。ling_bin@163。com。 
  [1]  
  [2] 转引自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王文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6。 
  [3] 。 
  [4] Philip Y。 Blue, 同上注。 
  [5] Kevin S。 Currie, Pragmatism that’s reasonable, June 19, 2002, 。 
  [6] Edward G。 Nilges, Readable, even if you do not agree with the Judge, April 27, 2000; Kevin S。 Currie, Great essays, His other books are better, August 16, 2002。 。 
  [7]  
  [8] Matej Cepl, 。 
  [9] Ellen M。 Heller, Baltimore Sun, 。 
  [10] 《多产的偶像破坏者》,转引自《波斯纳文丛》总译序,苏力译,见本书, 页XII。 
  [11] 这是另一种对本书常见的批评,参见,Michael Rush, Policy, vol. 17, no。 2, p。 62。 
  [12] 否则,他在写作的时候完全可以让内容和形式都更”通俗”(”媚俗”?)。 
  [13] 本文在涉及《法律理论的前沿》的内容时,一律只注明中译本的相应页码。 
  [14] 这本书或许也是最能体现《波斯纳文丛》选编意图的一部:”也许最多的、最认真的读者最终还会是学生……甚至,我预期这套书的潜在读者将不完全是法学院的学生,有可能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乃至文史哲的学生。……也正是为了这些目的和这些读者,我在选书时,大致坚持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标准。一是尽可能涵盖波斯纳所涉猎的领域,反映一个全面的波斯纳;因此,其二,也就尽可能包容广泛的读者,而不是局限于法学的读者;以及第三,希望这些著作能够展示法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以及法学对其他学科的可能的贡献。”参见本书的”总译序”。 
  [15] “原书序”,《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II。 
  [16] James Ryerson, Judge Posner’s Frontiers of Legal Theory Reviewed, June 24, 2001, 。 
  [17] Robert T。 Miller, Posner’s Laws of Pragmatism, December, 2001。 。 
  [18] 比如《性与理性》融入了社会生物学,《法律与文学》融入了文学,不用说,”法理学三步曲”都融入了哲学,《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还融入了社会学。 
  [19] 同前注15。 
  [20] 波斯纳:”引论:实用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5。 
  [21] 参见凌斌:”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中国学术》,2002年第一期(总第九卷),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第315-6页。 
  [22] 同前注15。 
  [23] 波斯纳:”原文序”,同前注20,页II。 
  [24] 参见波斯纳:”原文序”,《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 
  [25] 或许,波斯纳也有些厌烦了吧。在本书中,他已经不再争论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而是把这些”主义”都自然的融入了”问题”之中。 
  [26] 同前注23,页II。 
  [27] 同上注,页III。 
  [28] 与之相对的是,理论法学的理论资源大多来自英美法系,比如波斯纳本身就是个例证。 
  [29] 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郑日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四章”社会认知”。 
  [30] 参见本书的第八章”行为主义法律经济学”,注1。 
  [31] 参见本书的第七章”法律中的情感”,注2。 
  [32]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Path of the Law,” 10 Harvard Law Review 457 (1897), p。496。译文为苏力所作。 
  [33] 这在波斯纳本人的著作中也是少见的。从苏力老师选编的《波斯纳文丛》中的其他著作来看,本书之前的作品至多只是应用了一些统计数据,还没有统计方法本身的运用。而这些著作已经涵盖波斯纳最主要的作品。这也可以从芝加哥大学网站上的波斯纳主页中列举的著作列表(做一个统计)获得大致的印象。 
  [34] 在”北大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开幕式上的发言,未刊稿。
  [35] Michael Rush, 同注12。
  [36] 柏拉图说,哲学起于惊奇。
  [37]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诸如心理学、统计学方面的研究,他是在晚近才深入的。波斯纳也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为勤奋和积累,他说自己上学早,而且除了学术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参见,MacFarquhar, Larissa。 “The Bench Burner: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osner,” The New Yorker, 2001, pp。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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