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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康德的“图式”概念及其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演变

添加时间:2005-09-20 19:50    浏览次数: 3615 次

康德的“图式”概念及其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演变



江怡




“图式”(schema)概念在康德哲学中占特殊地位。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先验


原理论”中,康德通过对知性概念的分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


,但感性经验给予我们的是具体的物质形态,我们从这些具体形态中得到了概念、范畴以及对


逻辑的应用,但我们是如何完成这个过程的?感性经验本身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超越具体事


物的内容,或者说,感性经验本身只是特殊的、个别的、具体的,不具有任何普遍性,但我们


却往往可以从这些具体的经验中得到普遍的知性概念和范畴。


康德突破了传统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思路。他不是简单地把感性经验和理性能力对立起来,而


是另辟蹊径,在感性经验与理性能力之间确立了知性过程,并把人类的知性能力解释为“一切


纯粹概念发展的线索”,是得到一切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而在这个知性过程中,


起主要作用的就是我们的“图式”。康德这样来说明他的这种“图式”概念:“我们称限制知


性概念使用的感性之这种形式和纯粹的条件,为概念的图式。我们将称在这些图式中的知性进


程为纯粹知性的图式论。”(康德,A140B178)我把韦卓民译本中的“图型”改译为“图式


”,把“图型法”改译为“图式论”。


根据康德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路:当我们用概念来统摄对象时,这个概念和对


象必须是同质的,否则两者之间就不具有统摄和被统摄的关系;但根据常识,概念与对象是异


质的,那么,我们是如何做到用概念来统摄对象的呢?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说明纯粹知性概


念是可以用来说明经验现象的呢?显然,这里就需要引入既不同于概念和对象但又与它们有密


切关系的第三者,它应当是纯粹知性的,没有任何经验内容的,但又必须是感性的,能够处理


经验的杂多。康德把这种既纯又不纯的东西就叫做“图式”,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限制知


性概念使用”的形式和条件,但这种形式和条件是用于感性对象的。


从康德的论述,可以理解他关于“图式”的基本思想:第一,知性概念可以用于感性对象,


根本原因是我们先天具有时间形式,而时间作为知性概念就是我们可以用范畴统摄感性对象的


中介。在这里理解时间形式对于理解康德的图式概念非常关键。根据康德,时间不是一个从任


何具体经验得来的概念,它是作为一切直观基础的必然表象:时间的必然性是先天的,不是根


据我们的经验得到的;时间的形式特征表现为它的规定性,就是说,时间构成了我们的存在规


则,这些规则本身不是来自于经验,而经验却是根据这些规则得到说明和整理。另一方面,时


间又不是纯粹客观的、与感性对象全然无关的东西,它作为感性直观的一种纯粹形式,必须与


我们的感性直观有关。这样,时间就具有经验的实在性,可以普遍适用于我们的感官被给予出


来的所有对象。用现代语言来说,时间统一了主观认识活动和客观对象内容的一种普遍形式。


由此可见,当康德把时间作为纯粹知性范畴把握感性对象的中介时,实际上就是把时间理解为


这样一个“图式”,我们正是通过或运用这个图式来达到知性认识的。


第二,作为纯粹概念的“图式”必定能够扩充到感性对象,同时又对我们的感性加以限制。


然而,“图式”对感性对象的这种扩充不是我们主观意愿所为,而是感性对象本身使然。但并


非所有的对象都具有这样的可能性,适用纯粹概念的对象仅仅是那些自身具有这种可能性的对


象;而这样的可能性(根据康德的说法)就是我们通过感官变化可以感知到的对象。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康德之所以对这样的对象加以说明,是因为他心目中的对象并非一切知性和理性活


动之外的东西,而仅仅是那些可以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到的物质对象和物理事件。这就排除了


其它被同样看作是对象的心理对象或虚构的对象,或把自我、空间以及理性的一个纯粹理念等


看作对象。这样,康德意义上的“图式”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外在的客观对象作用于


我们感官所形成的可能性条件;另一方面是把任何范畴应用于一切可能对象所必须具备的普遍


条件。无论是“可能性”还是“普遍性”,都意味着这样的“图式”,不是运用于某个具体的


个别的对象,但却适用于一切可能的对象。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康德意义上的“图式”就是概


念的逻辑形式。


第三,由于这样的图式本身不是具体的对象或事件,所以,它们只能是想象的产物。但这样


的想象并不是凭空胡想,而是建立在感性对象的基础上,是对感性对象的综合统一。康德一方


面把图式看作想象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把图式和想象区分开,强调不能用想象代替图式。经验


的对象或对这个对象的想象绝不足以表达它的经验性概念,因为经验性概念总是按照某种特定


的普遍性概念与我们的图式产生直接关系,或者说,我们使用某个概念总是要超越这个概念所


统摄的具体对象。可在康德看来,我们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清楚,他把这归结为“隐藏在


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技术,其活动的真相是自然绝不会让我们去发现或窥测的”。所以,康德


把这称作“纯粹先天的”,“它是想象力的一种先验产物,即就一切表象而言,在其要按照统


觉的同一性而先天在一个概念中联结起来的这个限度内,依照内感官的形式(即时间)的各种


条件,而与一般内感官之确定有关的一种产物”。(康德,A142B181)换言之,“图式”就


是把各种感觉对象通过内在思维活动而统摄在先天的概念之下的形式条件,是用抽象的、纯粹


的概念形式表达的对一切感觉对象所规定的普遍规则。


第四,康德把各种图式与感性直观形式结合起来,或者说,以感性的直观来阐述图式的基本


规定。这些直观形式就是康德提出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因为空间是我们的外部感官所得到的关


于量的纯粹想象产物,而时间则是我们的一般感官即心灵对一切对象所产生的纯粹想象产物。


作为感性直观主要形式的空间和时间,完全是以图式的形式对一切对象产生作用的。除了空间


和时间之外,康德还分析了实在性和实体这些知性的纯粹概念,认为它们的图式虽然与一般的


感觉对象有关,但却不是局限于某个具体对象,而是规定了对象在时间中持久的东西。其中的


实在性就是哲学上通常说的“有”或“存在”,而否定性则是“无”或“不存在”。从“无”


到“有”或从“有”到“无”,正是对象在时间中的一种过渡,因而量的概念就与实在有了联


系。实体的图式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因为世界万物有变化,所以就一定存在不变的东西,


使得一切的变化成为可能。


根据对图式的这种理解,康德还具体分析了几种不同的图式,即因果、互动范畴、可能性、


现实性和必然性。他认为,作为图式,这些概念的共同特征是规定了不同的普遍规则,而且每


个概念都只含有一个时间的确定。从康德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他特别强调了图式的形式特征


,无论是可能性条件还是普遍性条件,都蕴涵着一种超越具体经验对象的形式规定。说得更清


楚一些,康德的这种图式其实就是哲学上的最高概念,它们既是哲学上最为抽象的概念,又是


一切经验概念的基础。根据康德自己的论述,如果我们把它们中的一切感性条件完全去除掉的


话,这样的图式最终就只具有纯粹逻辑的意义。这就表明,图式既是纯粹的又不能完全去除感


性对象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哲学上的概念如果没有了图式,就仅仅是知性对概念的一种


功能,而不会呈现出任何感性对象的表象。



康德关于图式的思想对当今的英美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最明显地接受了康德思想影响并


对图式做了专门论述的哲学家,则是英国的斯特劳森和美国的戴维森。


斯特劳森虽然被看作是英国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思想却与其他日常语言学


派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康德的理性主义而不是休谟的经验主义,这就


使得他的思想在整个日常语言哲学中显得更具有思辨特征,也就是更具有哲学意味。他的代表


作《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1959)充分体现了他对传统哲学的强烈兴趣,也体现了他具


有浓厚的形而上学情结。他关于图式的思想正是在这本书中提出来的。


斯特劳森在书中论证了物质物体和人是基本殊相,并以康德的时空理论对这个观点做了说明


。他指出,康德的时空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基本形式,我们需要做的是确认,在这个


空间中的事物究竟是真正具有感性内容的特殊个体,还是被抽取掉了一切经验杂多的抽象个体


。斯特劳森指出,如果我们把时空中的基本殊相都看作是某个当下的具体对象,那么世界上就


会有无数的基本殊相,这样,它们也就不再是基本的了。从定义上看,基本殊相似乎应当是一


切殊相中最为基本的,但这个基本并不是还原论意义上的基本,而应当是概念论意义上的基本


,也就是说,基本殊相应当是一切殊相中最为普遍、最为抽象、最具有概括性的东西。这样,


当斯特劳森把物质物体和人作为基本殊相的时候,他心目中的“物质物体”和“人”就不是我


们在日常经验中感觉到的东西,而是具有普遍特征的物质物体和人,或者说,就是物质物体和


人的“原型”。斯特劳森把这叫做“单一的、统一的图式”。


他认为,正是由于我们拥有这样的图式,我们才能够对出现于不同时空中的相同对象给予重


新确认,这种确认的标准并不是某些外在的感性的特征,而是对象的数的同一性。这种“数的


同一性”不同于通常理解的“质的同一性”。“数的同一性”是指一个对象由于其自身的原因


而与自身相同。斯特劳森把这种重新确认的标准就叫做“概念图式”,并明确地把这种图式定


义为:“每个物质事物在任何时刻都是以各时代的各种方式与每一时刻的其他事物在空间上联


系起来”。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斯特劳森像康德一样,把概念图式理解为对事物存在的一


种普遍规定。斯特劳森使用的诸如“每个”、“任何时刻”、“各时代”、“各种方式”、“


每一时刻”等词,都明确地告诉我们,斯特劳森心目中的图式不是某时某地的某个具体事物的


存在状态,而是构成一切事物在任何时空中的存在条件。


与康德不同的是,斯特劳森运用现代逻辑手段和语言分析方法,把这些存在条件和普遍规定


加以形式化,使它们更为准确地反映图式的思想蕴涵。这就是斯特劳森对谓词逻辑的论述。《


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一书的关键部分是对命题的逻辑主词和逻辑谓词的分析。通过指出


对主谓区分的语法标准和范畴标准的不同运用,斯特劳森在书中提出了这两种标准在存在问题


上的一致性,即只要是符合范畴标准的主谓区分,在语法上就应当是恰当的。


首先,斯特劳森分析了语法上的主谓区分对表达式的形式要求。按照通常的观点,语法上的


主谓区分应当是确定的,就是说,语法上的名词表达式在句子中只能作为主词出现,而语法上


的谓词则是由断定性的词语构成的。但是,这里明显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即使符合这种语法


要求的名词表达式也并非可以作为句子的主词,如“无物”(nothing);其二,即使符合这


种语法要求的断定性语词也并非可以作为句子的谓词,如“苏格拉底是”,这里的“是”是一


个不完全的符合,需要补充断定的内容。所以,斯特劳森指出,仅仅从语法上的主谓区分来看


,我们并不是在要求作为句子主词的是否是一个名词表达式或作为句子谓词的是否是一个断定


性语词,而是要求给出能够完成这个命题的条件,也就是要求给出一个符合逻辑要求的命题形


式。只有符合了这个要求,语法上的主谓区分才是有意义的。


其次,斯特劳森进一步指出,以主谓区分来看待哲学上的殊相与共相的区分,是犯了一种替


代错误,即以语法的标准代替范畴的标准。由于破除了在主谓区分和殊相-共相区分之间的密


切联系,斯特劳森就可以区分“类共相”和“特征性共相”,并把它们都看作是处理殊相时使


用的某种原则或方法。斯特劳森认为,一个殊相(例如“苏格拉底”)在归属共相的过程中,


既可以被归属到不同的类共相(例如,“是一个人”),也可以被归属到不同的特征性共相(


例如,“在微笑”),甚至还可以被归属到各种不同的其他殊相(例如,苏格拉底的某次具体


的微笑)。这些情况就表明,不仅共相是由抽象的范畴表达的,而且殊相也是不依赖于具体感


性对象的一种“相”,也就是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


哲学的再现,不同的只是斯特劳森用形式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思想。


再次,斯特劳森详细分析了主谓区分的语法标准和范畴标准之间的明显冲突,特别是为了符


合范畴标准而导致在语法上伪造主词的情况。他认为,语法上的主谓区分虽然保证了我们可以


不同地处理不同的语词,但结果却导致我们对这些语词的范畴归属发生了混淆。例如,说“苏


格拉底是聪明的”和“智慧是苏格拉底的特征”都符合语法的标准,但后面一个句子显然是为


了模仿前一个句子而生造出来的,完全不符合范畴的标准。斯特劳森希望通过这个例子说明,


区分句子主谓的语法标准和范畴标准的确有所不同,在确定主谓关系中需要坚持的不是语法的


标准,而应当是范畴的标准,也就是要看作为主词和谓词的语词所属的范畴。应当说,斯特劳


森对主谓区分的这两个标准的分析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分析,而是为了阐明我们在使用语词时


所依据的范畴标准;这实际上表明,我们日常使用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主谓命题,不是一个简


单的语法问题,而是包含了更深的范畴选择。由于主谓命题构成了我们认识表达的基本结构,


这就揭示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图式。


最后,斯特劳森在分析存在问题时重新肯定了主谓区分的语法标准和范畴标准的一致。他指


出,主谓区分的语法标准依赖于引入词项的不同方式,范畴标准则依赖于被引入的词项的不同


种类。由于这两个标准的确定方式不同,它们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方式来选择语词表达式作为


句子中的主词和谓词。然而,如果这两个标准是各自发挥作用的,句子中的主谓区分在某种意


义上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根据语法标准只能作为主词的语词表达式,根据范畴标准却完


全可以作为谓词。这表明,句子的主谓区分不是我们关心的最后结果,而仅仅是一个开端,我


们希望由此揭示这个区分背后隐藏的图式。一旦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了图式上,句子的主谓区分


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时,我们就可以把主谓区分的两个标准看作是一致的了。在斯特劳森


看来,这特别体现在关于存在的问题上。因为在关于存在的命题中,即使主词表达式所指称的


对象并不存在,它也仍然可以起到引入殊相的作用。


当然,斯特劳森的目的不是为主谓命题与存在的关系指出一个新的途径,而是要确认,我们


使用主谓命题并不是要用谓词对确认性指称殊相的主词做出存在性断定,而是要对这个主词做


出事实性预设,就是说,要把主语表达式看作是在以指称殊相的方式断定使用这个表达式的存


在预设。“那个看上去仿佛是以指称殊相的方式在使用的表达式,就被替换为意义上与之相应


的谓词表达式,而‘存在’一词就仅仅作为量化机制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就允许,殊相可以


被说成是存在的,而我们无需承诺不合逻辑地试图把存在解释为殊相的谓词。”(Strawson,p


.240) 这样,我们在结构中就得到完全一般的、形式的和意义明确的存在概念。每个主谓命题


都蕴涵了其主语表达式被替换为“存在某个东西即……”这种形式的存在命题。他说,“毫无


疑问,这种看法的根据仍然在于对基本种类的主谓命题的刻画,在这种命题中,逻辑主词就是


一个殊相。但其精华则纯粹是形式的观念,来自于范畴上的承诺或偏好以及形式逻辑本身的图


式化。”(Strawson, pp.240-241)这样,殊相在命题中作为逻辑主词出现就仅仅具有形式上


的意义,而与主语表达式所指称的对象的存在毫无关系了。这也表明,我们对“存在”一词的


使用完全可以是多样的,既可以表明事物的存在,也可以表明某种概念的存在等等。一旦确立


了这种观念,我们理解世界的图式也就发生了变化。



根据西方哲学家的一般理解,“图式”就是用来组织、描述和解释我们经验的概念网络和命


题网络。从康德到斯特劳森,他们对“图式”的共同理解是:其一,图式表现了实在,是我们


把握实在的惟一方式;其二,整个人类在最深层次上的图式是相同的,存在一种适用于一切文


化传统的统一的图式。然而,这种理解在当代哲学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了来


自概念相对主义的挑战。根据这种相对主义观点,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不同的图式,所谓


的真理都是相对于不同的图式,而且所有这些图式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标准,它们都有自己的


合理性,因而并不存在由统一的图式所表现的实在。针对概念相对主义的这种挑战,去年刚刚


去世的美国哲学家戴维森对“概念图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代表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基本


思路。


在发表于1974年的《论概念图式这一观念》一文中,戴维森首先分析了这种概念相对主义的


潜在悖论,即不同的概念图式往往只是在可以描述它们的共同坐标中才是有意义的,而认为各


种不同的概念图式之间存在不可比性,则使得这种共同坐标变得不可能了。戴维森指出,存在


这种悖论的原因在于对概念图式的理解上,即概念图式总是和语言有关的。他写道:“我们可


以接受这么一种学说,它把具有一种语言与具有一种概念图式联系起来。可以对这种关系作出


这样的假设:概念图式有什么不同,语言也就有什么不同。”(戴维森,第112页)一旦接受


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不同语言的结构揭示它们的概念图式之间的异同。而研究


语言结构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看两种语言结构之间是否存在可翻译性:只要两种语言之间是可


翻译的,那么就可以得知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图式是相同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两种不可翻译的语言是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概念图式?对此,戴维森区分


了完全的不可翻译和部分的不可翻译,认为完全的不可翻译是不存在的,而对部分的不可翻译


也必须区分对待。戴维森既批评了蒯因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抛弃,也批评了库恩提出的“不可


通约性”观点,指出,概念图式虽然起到了组织经验的作用,但这个图式本身并不以经验为内


容,正如语言本身并不是一种经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概念图式就是我们的说话方式


。戴维森用“适合某个实体”这个说法来说明概念图式,就是说,“如果某种东西是真的,它


便是一种可接受的概念图式或理论。”(戴维森,第124页)这样,他就把概念图式与“真”


概念结合起来了:“真”不过就是我们可以使一种语言符合于(或翻译为)我们所熟悉的语言


,因而一种语言的概念图式就保证了这种符合(或翻译)的恰当性。


我们知道,戴维森的语言哲学是把意义概念建立在他关于真的理论之上的,“真”概念揭示


了一切意义理论的基础。但这个“真”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符合关系,更不是某种先天判断的结


果,而是对句子形式的恰当使用,是塔尔斯基的“T约定”所规定的形式要求,也就是说,一


个令人满意的关于语言L的真理论必须对于L中的每个句子都能够推出一个“S是真的当且仅?


盤”这种形式的定理。在这里,对“真”概念的规定没有内容上的要求,只有形式上的限制。


由此可见,戴维森的真理论不是一种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观念,同样,他的图式思想也不


是要求经验内容的外在形式概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哲学在当代语言哲学中的继续。


当然,与康德的图式不同,戴维森的理解更多地是从语言的角度出发;与斯特劳森的概念图


式不同,戴维森的理解更多地关注概念图式中包含的信念和知识前提。


第一,强调概念图式就是我们的语言形式。在斯特劳森心目中,图式是可以脱离语言的,因


为不同的语言形式可以用于表达相同的概念图式;而且,分析句子主谓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说明


这种句子所表达的范畴区分,语词总是在起着标示类的作用。然而,戴维森不是把语言分析看


作揭示语言背后的概念图式或范畴,而是直接把这样的图式或范畴看作语言形式本身,因为只


有分析语言才能够知道所谓的概念图式是什么;进一步说,所谓的图式只能是我们所听到的语


言本身,语言之外没有独立的图式或范畴。戴维森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是为了回应概念相


对主义的挑战,指出不同语言之间的可翻译性就表明了它们具有相同的概念图式,一种以上的


语言可以表达同一种概念图式;其二是为了说明语言是不能与心分离的,概念图式的思维特征


一定是在语言中体现出来的。


第二,突出了信念和知识前提在确定概念图式中的作用。按照康德的理解,确定一个图式就


是知道我们如何把杂多的感性经验统摄为知性范畴的途径,但是这种途径往往是通过理性的反


思得到的,是后省的结果。而根据戴维森的观点,要确定一个概念图式,既不是要寻求抽象的


思辨过程,也不是要追求某种共相,而是要知道说话者在使用语言时所具备的某种信念,也就


是要知道说话者对他所使用的语言意义的解释。他说,对信念的归属(即知道信念所属的文化


和传统)和对语言的解释(即知道语言的意义)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正是由于这种依存关


系,我们才能够把概念图式和语言联系起来。或者说,“只有某个对说话者的信念(以及意向


和愿望)充分了解的人,才能对该说话者的言语做出解释,而不理解说话者的言语便不可能在


说话者的信念之间做出细致区分。”(戴维森,第125页)正是在这种依存关系中,我们才能


确定说话者的拍钔际健?


第三,在概念图式的差别上采取实用主义的宽容态度。戴维森明确指出,在放弃了某种外在


于一切概念图式和科学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放弃客观真理,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否认


在各种不同概念图式之间存在可通约性,事实上,各种语言之间的可翻译性就保证了不同概念


图式之间的这种可通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仍然存在着某种超越于一切语言的、统一的概


念图式,一切语言表达式都是为了说明或者揭示这个概念图式。相反,戴维森认为,对待概念


图式上的差别,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假定人们对某个信念持有普遍一致的看法,只有在说话


者的句子被认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真的时候,这个句子才是可以得到理解和解释的。其次,


我们还必须承认,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概念图式达到一致的条件是他们使用了同一种语言,而且


只有在这种语言中,说话者的句子才具有成真的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的概念图式采取宽


容的态度:“宽容是强加于我们的;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倘若我们想要理解他人,我们就必须


认为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提出一种使宽容性与理论的形式条件协


调一致的理论,那么我们便做到了为确保交流所能做到的一切。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可能的,只


有这种理论才是需要的。”(戴维森,第127页)只有当我们以一种使一致的意见发挥最大作


用的方式来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们才能最充分地理解他人的语言和思想的意义。这就使得不同


概念图式之间的差别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可见,虽然戴维森对概念图式的理解仍然秉承了康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即把图式看作是使语


句成真的形式条件,但他更多地是从外部来说明图式,即把图式与我们的语言使用结合起来,


强调概念图式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之间的依存关系。这些就使得戴维森的概念图式具有了更为明


显的当代分析哲学的特征,而与康德式的理性主义气质相去甚远了。



参考文献


戴维森,1993年:《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牟博 译,商务印书馆。


康德,2000年:《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 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Strawson, Peter, 1959, Individuals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London


& New York: Methuen.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黄慧珍·全球化问题·(《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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