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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冠中:通过制度正义迈向和谐社会——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的实践价值及适用限度 

添加时间:2005-09-23 20:25    浏览次数: 6442 次




通过制度正义迈向和谐社会——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的实践价值及适用限度

通过制度正义迈向和谐社会——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的实践价值及适用限度

王冠中
  [摘要] 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从其诞生背景、逻辑架构和内容等方面看,对于当前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重组,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他所强调的分配中的差别原则、利益补偿原则和正义制度对个体道德的诉求等内容,有利于纠正当前中国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但由于制度背景和文化环境的软约束以及理论本身的一些不足,使得我们在借鉴过程中必须注意其适用的限度。

  [关键词] 制度正义;和谐社会;罗尔斯;价值;限度

  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态势,对其应有的特点,胡锦涛进行了这样的概括:“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和谐社会这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既讲到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也谈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制度方面的关系,而一切和谐状态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最终还是要靠制度。那么在当代中国,制度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达致和谐?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从其理论背景、逻辑架构和内容等方面看,对于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重组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由于文化环境对制度的软约束以及理论本身的一些不足,使得我们在借鉴过程中必须注意其适用限度。

  (一)理论背景:1950~1970年代美国的社会冲突与危机

  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集中体现于其代表性名著《正义论》中。酝酿和写作《正义论》的1950~1970年代,是美国社会冲突与危机此起彼伏的年代。五十年代在国内,美国经济在经历战后初期短暂的虚假繁荣后,从1953年9月开始,美国发生了第二次经济危机,一直到6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发展都很缓慢。经济的低迷和杜鲁门政府的反民主措施,使得美国麦卡锡主义泛滥。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下,麦卡锡主义干着反共、反民主和制造恐怖的勾当。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美国五十年代的文化青年被称之为“沉默的一代”,传统的民主和自由遭受重创。对外,1950年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动用了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海军,耗费物资7,300多万顿,直接军费在200亿美元之上,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2]P337

  到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则进入到“狂乱的年代”。国内有性观念的放纵,“新左派”思潮,妇女运动,黑人的抗暴斗争,校园的学生反叛运动,社会上的反战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文化领域有消极反叛的嬉皮士反主流文化,贫富差距拉大和赤贫群体的增加等等,这些现象表明此时的美国社会俨然已经处于一个社会冲突与危机的颠峰。

  对于置身其中的伦理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来说,如何调整既有的社会关系,进行制度的合理重组,实现平等的自由和机会的公正,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与正义,既是一名哲学家的学术兴致所在,也是作为一名美国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在经过近20年的学术积累之后,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最终在1971年面诸于世。这一理论背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想提出的理论背景,存在着较大的类似。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从金水桥自焚事件到一个个矿难的发生,从“法轮功”到大学生的非法传销,从孙志刚到马加爵等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亟须进行制度重组的关口。如何重组?接下来我们可以先看看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的逻辑架构和内容。

  (二)逻辑架构:对矛盾价值观念的调和

  从逻辑结构看,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主要包括如下五个大的方面。

  1.制度的价值选择。对于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的逻辑关系,可以从以下提问式的逻辑顺序展开:首先,何谓制度?在罗尔斯看来,“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主要制度确定着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3]P7这句话表明,罗尔斯对制度的理解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政治结构;二是经济和社会安排;三是个体与制度的关系。制度不同于社会基本结构,就两者的相互关系而言,前者包含于后者。其次,制度应持何种价值取向?任何制度都存在一定的价值取向,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中,就是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正义论》的开篇,罗尔斯就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3]P3可见,制度不仅存在价值取向问题,而且其明确的价值取向就是要正义。第三,如何实现制度正义?这就涉及到制度的价值选择问题了。从《正义论》写作的结构安排来看,在第一篇“理论”中,罗尔斯阐明了正义的两个原则,符合这两个原则的制度,就是正义的制度。下面几个方面可以说都是对此问题的展开。

  2.制度的正义原则。罗尔斯认为,制度正义要符合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3]302结合罗尔斯对制度的理解,对这两个正义原则可以进行如下诠释:社会基本结构可以大致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涉及到政治制度及宪法和法律体系,它与第一个制度正义原则相对应,目的是确保公民的自由平等;第二个部分主要是就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制度而言的,它与第二个制度正义原则相对应,目的则是在收入和财富无法绝对分配平等的情况下,强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必须以“合乎每个人的利益”为前提,且机会和地位必须向每个人开放,“以便使每个人都获益”。只有合乎这两个原则的制度安排,才算是正义的制度安排。

  3.制度安排的阶段序列。在制度的正义原则确立之后,罗尔斯又进一步对将正义原则适用于制度安排的程序和步骤进行了具体探讨。在《正义论》的“制度”篇中,罗尔斯以美国的立宪民主制为制度背景,指出正义原则适用于制度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其排序依次是:在“无知之幕”中选择正义原则-制定宪法-制订法律及经济社会政策-对政策制度的执行。制度安排的这四大阶段,是罗尔斯为确保“正义原则”能够得出“正义结果”的一种程序安排,而且这种程序安排必须与自边沁以来的功利原则划清界线。[3]P196为此,各相关方面的人们必须要有畅通的知识获取通道。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又被分为三大类,即“社会理论的首批原则及其推论”,“关于社会的一般事实”,“关于个人的特殊事实”。掌握这三类知识之后,制度安排与知识的获取之间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结果是“任何会导致偏见、曲解和人际敌视的知识都被排除了,……在最后的阶段上,任何形式的无知之幕都没有理由存在了,所有的限制都被排除了。” [3]P198从罗尔斯这一“三类知识,四个阶段”的理论图式中,我们不难发现,制度的正义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制度制订者走出“无知之幕”的知识水平,这也就是所谓的“官智”决定“民智”。

  4.制度的优先规则。在罗尔斯看来,为了确保制度的“正义结果”,制度不仅在安排上要有一些阶段和序列,而且制度内部之间的价值原则,制度与程序之间,还存在一个孰先孰后的优先规则,这样可以确保在“两害相权”时,能够取其轻者。这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在制度与程序之间,前者优先与后者。既然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那么首先必须弄懂什么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罗尔斯指出,在更准确的意义上,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这种划分方式决定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以及生于不同地位的人们不同的生活前景。这些地位和生活前景的获得,既有制度的规约性,也有程序的规约性,但相比较而言,前者优先与后者。二是在制度正义两原则中,自由优先于平等。根据对西方价值观念体系毫不动摇的信念,罗尔斯强调,“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这里包括两种情况:(1)“不够广泛的自由”只能是在有利于加强“由所有人分享的完整自由体系”的情况下,才有存在的合理性;(2)“不够平等的自由”也只有在为那些拥有较少自由的公民接受时,才是正当的。当“拥有较少自由的公民”不接受时,制度安排应该遵循补偿法则。补偿有两个向度,在横向上丧失利益A补之以利益B,或者纵向上X时段损失利益到Y时段弥补。所以除非能够得到补偿的情况下,平等不可以丧失自由为代价。三是在利益分配上,正义优先于效率和福利。这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形成鲜明的反向对比。罗尔斯强调了分配上的一种“一般观念”,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等)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3]P303所以在分配时,“一种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强调效率所带来的社会过高的“存储率”,必须能够最终减轻承受这一重负的民众的负担。换句话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必须保持在贫困者的承受(包括实际上和心理上)能力之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义要优先于效率和福利。

  5.个人对制度的义务与职责。如果说制度对个人的约束是刚性的,那个人对制度的服从则具有道德性因素。在《正义论》 “制度”篇的最后,罗尔斯对个体与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具体阐述。要做到制度正义,个体首先必须要尽“自然义务”,而“最重要的自然义务是支持和发展正义制度的义务”,除此之外的“自然义务”还包括相互尊重的义务,相互帮助的义务等等,这些义务显然并不都是刚性的,它起作用的保障很大程度上是个体的道德和良心。除此之外,个体对制度还要有职责感。何谓职责?罗尔斯专门强调,“‘职责’这个词被留下来专指来自公平原则的道德要求”。[3]P344“来自公平原则的道德要求”有哪些呢?这主要包括允诺原则(即谨慎许诺和忠诚地遵守诺言),服从不正义法律的政治义务等。从这些探讨中不难发现,一个社会要有一些好的制度安排,也就是符合正义的制度,除了对相关方面的人员(主要指法律和制度的制订者及实施者,即通常所说的“官员”)有知识水平、道德素养等方面的要求外,对普通的民众也有很多相关的义务和职责要求,而对民众的这些要求更多地又是以道德作为底线的。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的逻辑架构,这种架构以近代以来西方的宪政民主制为理论探讨背景,其所伸张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贯串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价值观念,而在这些观念中,自由和平等是探讨的核心,但这两者表面上的和谐共存并不能掩盖其深层次冲突的本质。更大范围上的平等总是以牺牲部分人的自由为结果的,而在共同自由无法同时实现的前提下,个体更大程度上的自由总是不得不缩小平等的范围。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在充分保留两者最优功能情况下,企图调和这两种矛盾的价值观念,“机遇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以及“差别补偿法则”是这种调和的最有代表性的努力,但一种思辩的理论,如果要将其加以实践,还必须考虑到时空的条件限制。

  (三)实践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如前文所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之一。那么,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是什么?制度体现如何?在中国的发展逻辑又怎样?从实践价值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可以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借鉴。

  1.二元结构下的几对基本矛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计划体制的确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既体现在政治经济方面,也体现在社会方面,以一系列刚性的制度约束作保障,这些制度包括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医疗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在落后状态下中国初步工业化的实现,但也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几对基本矛盾。在传统的表述中,这些矛盾被概括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些差别既有社会地位上的,也有利益分配上的。随着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的推行,实际中存在的差别并未引起民众心理上的不平衡,在确信自己是国家主人的前提下,物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通常还能得到一些政治地位(如被评为“劳模”等)上的补偿,所以这些基本矛盾并未达到要爆发的临界点。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式,大大地激发了潜伏在民众心中沉睡已久的利益欲,原有的体制在松动,中国经历着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制度变迁,各个领域的改革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但最根本的还是制度的改革。但由于时代条件和改革目标模式的限制,这次大的制度重组并非是以缓和原有基本矛盾,补偿原有失利者为逻辑起点,而是以激发原有体制活力,强调竞争为目标。所以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在原有基本矛盾没有解除的情况下,改革过程中的新生矛盾又不断出现,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国际警戒线,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高冲突,高风险的震荡时期。这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进行制度重组的逻辑起点。

  2.对“改革”之改革与制度的正义要求。如果说强调效率优先而在实践中兼顾到公平有所不足的第一次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话,那么对“改革”之改革的第二次制度重组,必须以社会公平和和谐为逻辑起点,这种公平和谐的最核心体现,就是正义的制度安排。按照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正义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1)正义的价值选择。在改革的中国,正义的价值选择正如罗尔斯所强调的那样,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一方面必须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即扩大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一些制度和政策壁垒造成了弱势群体的贫穷,这些都要求制度安排有正义的价值选择,而要能得到一个制度的正义结果,最关键的还是罗尔斯所强调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水平修养,也就是党和政府政策制定主体的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2)社会主义制度正义的优先原则。根据现有的逻辑起点,中国必须强调:第一,公平优先于自由。公正平等绝非回复到“大锅饭”式的绝对平均主义,公平的制度安排强调的是要“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至于罗尔斯语境下的个体自由,绝不是说在中国不重要,只是在制度发展的阶段性上,两利相权取其重者而已。第二,纵向补偿优先于横向补偿。在补偿的两个向度上,横向补偿很容易使人产生“均富”之感,这必将会影响到先富者的积极性和中国的发展速度,而纵向上X时段损失利益到Y时段弥补,实际上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拓展。以城乡差别为例,中国工业化资金的积累,依靠农业和农民是后发展中国家的无奈选择,但当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中国以20世纪80年代末买方市场的出现为标志)时,必须有工业对农业反哺的制度安排,但当时的市场化改革仍然执行的是计划体制下以农补工的制度安排,所以导致城乡社会的越发不和谐。现阶段尤其是在中国外汇储备比较丰富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农村实行如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等举措,使得现有的城乡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正义要求。

  3.社会主义制度正义的个体义务和职责。就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的第五个方面而言,在不同性质的制度中可以通用。在制度正义或接近正义的前提下,强调个体对制度的“自然义务”,强调诚信友爱,谨慎允诺和守诺,相互帮助,相互尊重,以及“官”和“民”的道德素养对正义制度形成的重要性,强调个人对于制度的应尽职责等等,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应如此。所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重组中,仅仅就制度论制度,而不配之以道德教化和国民道德素养的普遍提高,正义的制度仍将不会形成,这也是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四)适用限度:制度背景、文化环境及理论本身的不足

  从制度背景、文化环境和理论本身的情况看,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重组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适用限度。

  首先,从制度背景看,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是以西方宪政民主制为背景制度的。在探讨正义制度的阶段序列时,他所遵循的是宪政民主制中的立宪、立法和法规执行的逻辑顺序。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体制,立宪、立法及其他一切政治活动和程序,都必须遵循党的领导原则。在此种制度背景下,制度的正义与否,完全取决于党的领导水平和党自身的正义感,虽然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但宪法和所有法律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出来后,才可能上升为国家意志。因此,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地说,所有其他制度环境中的理论,都必须考虑到对其进行移植的这种适用限度。

  其次,从文化环境看。虽然我们承认,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一些大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相同之处,这为进行理论的借鉴提供了可能,但各国的文化环境,必然对制度的移植存在着较大的软约束。自启蒙思想诞生以来,西方的制度设置以及个人的社会活动等方面,都体现着一种强烈的契约精神。如在经济交往活动中,契约的约束是放在头等重要位置的。这也是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以“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为论证起点的文化根源。而在中国,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形成的是“熟人社会”。以经济生活中的债务往来为例,具有契约性代表的“字据”总是会被熟人之间的互信和义气所替代,表现在政治生活中,“找关系”“走后门”总会成为个体行为的一种惯性思维。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契约市场通常会伴随着关系市场而存在。以上所述是文化环境软约束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制度的移植还是理论的借鉴,不能不充分考虑到这种软约束的影响。

  第三,从罗尔斯制度正义理论本身看。在《正义论》的“译者前言”中,翻译者指出了罗尔斯理论的几点不足,如理论的抽象和虚拟性,所有社会成员机会平等原则本身的不公正性,以及补偿原则将天赋优势看成社会共同财产的缺陷等等。另外,台湾学者也认为,“罗尔斯在原初状态下作为起点的无知之幕理论是平等主义的,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在理论上不能作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原则,在实际上它对改进不良分配并无用处。”[4]这些对理论本身缺陷的批评,就其学术意义而言,有利于制度正义的进一步学理探讨。从制度重组的操作层面看,也必须给予谨慎的关注。

  【注释】

  [1] 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N].人民日报,2005-2-20,(1).

  [2] 黄安年.二十世纪美国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 孟庆.对罗尔斯理论的若干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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