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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文化理论述评
“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①著名文化学者汤姆林森这样写道。无论在全球化现实还是理论中,文化常常为我们所忽视,文化概念常常被依附于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事实上,由全球化启动的巨大历史转型,除非从文化的概念性词汇去着手,否则就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近年来对全球性文化是否存在、何以存在、如何界定及其合理性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不仅验证了汤姆林森的上述立场,而且推进了全球文化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使建构一种“超越相对简单的‘世界政治’模式或‘世界经济’模式”的“世界文化”分析框架成为可能②。那么,全球化与当代文化之间到底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可欲模式是什么?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采取怎样的“文化政治策略”?

  一、“非领土扩张化”与全球文化变革

  全球化对于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借助于商品的扩张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从中不断淡化与地方性结构之间的差异和矛盾。麦当劳、可口可乐、阿迪达斯体育用品无不快速地在异国找到了在“家”一样的感觉,而它们的异国消费者也对此津津乐道,乐在其中。而与多国商品给人们带来的生活体验相伴随的,是一种更为强烈的来自文化产业的全方位冲击。文化与商业之间的交流促成了文化产业的形成,并使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以一种有组织的形式来进行③。经营文化产品的跨国公司不但使文化传播的基础性设施如通信、电视、卫星、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而且努力使文化传播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劳动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动,它还带来我们文化体验的转型。这种文化体验,就像汤姆林森所指出的,是一种世俗的文化体验。

  世俗文化体验的转型不仅是商业与文化的,同时也是意识层面的。如罗伯森所指出,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④。所谓全球整体意识,就是与变革中的文化体验相伴随的一种跨越时空的超距离影响,一种空间压缩感,一种“身处异地”的感觉。具体地说,它意味着“发生在遥远地区的某种事件,无论其是不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⑤。

  进一步说,全球文化变革还不能被视作发达国家和那些不发达国家中的富裕和特权阶层的体验。那些不到超市购买产品的农民,他们的农产品正在异国他乡出售,而他们自身却不得不忍受贫困的折磨,他们也能够意识到控制着他们生计的距离性力量。在这种意义上,强调文化全球化的意识层面,强调它所带来的文化转型“不应该被视为是一个简单的接触与否的问题,或者只被当作是一整套无可争辩的与社会商品有关的资源的扩散”⑥,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全球化是一项真正波及全球的运动,在文化的意义上来讲尤其如此,那些现实的或可能的全球化中的“输家”,绝不能看作“被从全球化的影响中排除在外了,也不意味着他们被交付给了全球现代性主流之外的文化死水之中”⑦。

  全球文化变革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这不是子弹和枪炮对地方权力的掠夺,也不是殖民对地方权力的控制。汤姆林森以“非领土扩张化”概念来描述这种情景。这一描述是形象的,并且揭示了全球文化变革中最本质的东西。远方行为对本地生活体验的冲击和挑战,不是消极被动的事实,而是积极主动的“扩张”,是一个有目的、有规划、有意识的进程。正是这样一种进程不断加深着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使全球文化变革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单向流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弱势国家难以抵制。

  如果要应对的仅仅是这种横冲直撞的、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商业文化的“非领土扩张化”,非西方国家和政府可能会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无疑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形势,它超越了“经济———文化”的范畴,而直接进入到了“文化———政治”领域。保罗·史密斯说过:“全球化大体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构形,宣布一种尚未到来的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⑧这具体表现为以美国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意识形态不断地为其商品和文化产业摇旗呐喊,通过各种途径为其全球扩张铺平道路。这股奉经济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因而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改革为标志的“重新私有化”改革,以其在促进经济发展上的出色表现赢得西方各国的青睐。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其相伴随的直接后果便是经济全球化在广度上和深度上的拓展。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还借助于全球化进程不断传播哈耶克、诺齐克和弗里德曼等人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依靠西方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的控制,进一步确立了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并通过“华盛顿共识”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目前,新自由主义不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影响甚至支配着非西方社会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要体现的仍然是美国的社会价值。目前,就是在西方社会内部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意识形态危机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非领土扩张化”总是在以一种同心圆的方式向外辐射,而美国正处于该圆的中心位置。西方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并不可能完全重叠。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一书中曾论及此问题,他指出,美国、法国大革命和加拿大、德国的基本价值实际上存在差别。许多美国商人那种无所顾忌的做法同1776年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所规定的三项基本价值有关:生命、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而德国人却偏好于自由、公正和团结。⑨施密特实际上提醒德国人对美国价值作出反思,并进而提出了建构德国社会新伦理的主张。在当前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广泛讨论中,美国与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之间的分歧更大,而且公开化了。相应地,非西方国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全方位的,也是深层次的,二者的冲突也因此必然是激烈的。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及其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对文化全球化的推动,客观上使我们得以在“经济—文化—政治”的立体图景中全面地认识“非领土扩张化”的现实,进而把握全球化与地方化、普遍化与特殊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前的全球文化现实无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尽管受到地方文化的拒斥,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仍在全球大行其道,尚不存在能与其相抗衡的力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一种具有西方特质的全球性文化已经形成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是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矛盾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呢?它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呢?

  二、从“承认的斗争”到“全球地方化”文化

  在全球化浪潮尚未像今天这样汹涌澎湃的20世纪80年代末,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就具备了“全球化”的特性。这一理论直接来自于东欧剧变带给西方世界的自大情绪,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现实充满夸张的总结。基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卷入市场经济的浪潮,自由经济制度和政治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福山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已无可匹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政治制度”,人类最终将进入一种“普遍均质”的后历史世界。所谓后历史世界,在福山的理论中是一种经济高度繁荣、社会普遍平等的世界,它虽然也面临着从毒品、流浪、犯罪到环境破坏和轻薄的消费主义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在自由原理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在福山看来,全球化进程越是蓬勃发展,我们就越接近以美欧为原型的后历史世界。在文化意义上,当前的文化变革正是人类迈入一个同质意义领域的前奏,换言之,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进入后历史世界的必经阶段。福山对此直言不讳,他写道:“人类与其说是会开出美丽花朵的无数嫩芽,不如说是很像在一条路上接连奔驰的长列有篷马车……篷车的处境各不相同,但其不同未必受驭者的不同所左右,不如说是因旅途上遭遇的情况而异。”⑩ 可见,福山继承和发展了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大失败”理论,将全球一切差异的消除都看作是可能的。他没有隐瞒自己的极端全球主义倾向,构建了以“承认的斗争”为起点和核心的一套完整理论。

  “承认”或“认同”是所有文化理论中不可缺少的概念,它一向被认为是共识达成的前提。福山也这么认为。不仅如此,他还将“承认”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赋予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完全不同的涵义。福山首先指出,“承认的欲望”是美好的欲望,是人性的特点之一,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能同等地满足这一欲望。只有美国的政治制度才是建立在对这种欲望满足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一方面采用了以“野心”制“野心”的政体阻止了在承认的斗争中产生暴君,另一方面它又使对承认的追求彻底转向经济生活,并且将其转变为希望自己与别人能对等地获得承认的“对等愿望”。美国的立宪政体在人们普遍承认和阻止独裁者方面做得都十分成功,因此它已成为过去出现的政权中“最稳定和长寿的政体”。

  福山进而指出,寻求“承认的斗争”既是研究国内政治的支点,又是洞察国际政治的支点。因为国家与个人一样都想获得他国承认,普遍均质的国内政治的建立自然也昭示着和平民主的国际关系的最后建立。因此,福山将全球自由民主形成的障碍归咎于“不能共有同一价值的非民主国家”。在他看来,正是这些非民主国家习惯采用民族主义的形式来获得“承认”,而民族主义只承认已知的民族或族群成员,因而不是充分理性的,这便构成了当代战争的根源。福山因此担心落后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他认为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一旦国家认同和政治自由遭到否定时,民族主义表现得尤为激烈;而这种民族主义一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相结合,其影响力更大。在他看来,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复活就是明显的表现,这是伊斯兰社会在西方技术和价值的双重压力下,在伊斯兰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所采取的一种选择,是伊斯兰社会面对非伊斯兰西欧时无法维持自己尊严的一种反映。在“9·11事件”发生后,福山直接将伊斯兰教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称之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尽管如此,福山并不因此将民族主义的复兴视作后历史世界形成的障碍,他认为经济力量在促使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中也必将促成其崩溃。

  福山无疑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积极捍卫者,他的历史终结论大大助长了美国文明普世化的梦想。有意思的是,同为西方文明捍卫者的亨廷顿却站到了福山的另一端,他认为将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看作是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在全球的胜利,是犯了“惟一性选择”的谬误,这种认识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众多不同形式的文明。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来试图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指明方向。

  亨廷顿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其特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的社会的和其他模式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这些模式的广泛意识),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11亨廷顿用五个子命题详尽阐述了这一主题思想:其一,冷战后的全球政治是多极的,又是多文明的;现代化不同于西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导致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其二,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非西方文明在重新界定和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其三,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向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成功;其四,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其五,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的挑战。

  基于对世界文明差异的认识,亨廷顿自然会对福山所构想的“欢欣而和谐”的“一个世界”作出批判。亨廷顿首先指出,如果就某些人类都具有的共同原则,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的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以及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相区别的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而言,文明中的确包含普遍主义的内容,但这种普世文明并不新鲜,也无助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它掩盖了文化群体划分的事实。如果普世文明所指称的是各国精英文化的同质性,或者说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那么,这就不是所谓的普世文明,尤其是后者,因为它不过是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不改变文化本身。在对文明进行分层讨论后,亨廷顿进而以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来论证普世文明的不可能性。他说:“文化在世界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12在他看来,世界体系中权力的不均衡发展决定着文化地位的起伏。面对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东亚和伊斯兰国家实力的日渐增强,亨廷顿对西方文明的忧虑也渐渐显露。他因此呼吁西方社会内部加强自身独特性的认同,加强自己的团结,迎接非西方的挑战。

  亨廷顿的文明层次论表明,全球文化尚未形成,差异仍然是当代文化的显著特征。这种差异,在目前主要表现为占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由此导致的日益激化的冲突与对抗。对此,即便是约翰·格雷,这位曾建议剧变后的罗马尼亚恢复君主制的保守主义者,也高举着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大旗。

  格雷将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全球化看作美国的一项政治纲领。在他看来,全球化甚至还不是西化,它只是“美国化”,因为美国与西方整体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分裂。那么,这场正在快速推进的美国化运动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格雷毫不迟疑地将这场普世运动看作人类的大灾难。他说:“一个正在深化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很可能是人类的前途。”13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它所推行的全球自由市场的战略只不过是把所有类型的资本主义,至少是自由市场的变种抛入流动状态。自由市场在全球范围的扩散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大乱的前奏,资本主义正在扮演着自身掘墓人的角色。

  与格雷不同,新左派思想家阿明和詹姆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全球化进行批判,但与前者得出了几近一致的结论。詹姆逊眼中的全球化现实就是美国霸权不断扩张的现实,他说,“全球性的发展倾向,直接因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张而形成,它导致一种霸权的成立,笼罩着世界上的所有文化。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或者从同来已久的阶级历史的观点来看),在文化的背后,净是血腥、杀戮与死亡:一个弱肉强食的恐怖世界”14。而阿明认为,美国今天仍处于称霸的阶段,但是这一霸权地位却因欧洲和日本的赶超而不断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义构架来管理长期受危机打击的体系,已经进入它的崩溃阶段。

  老右派也好,新左派也好,他们都批判美国普世思想的狂妄自大及其严重后果,与此相对应,他们倾向于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之于这个世界的意义。然而,正如汤姆林森所指出,虽然文化与地方环境、地方实践以及传统的紧密联系使我们看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但是,文化的职能却不仅仅是差异的确立和维持。“这个差异并非起于文化实践的目的,而不过是它的后果罢了。文化工作有可能产生差异,但这跟我们说‘文化是在差异上建立起来的’却不是一回事”15 。简而言之,文化显示甚至创造差异,但却不以此为基础和目的。也就是说,文化不是普遍概念本身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格雷以差异为原则作出对“普世化”的反动就只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对于规范意义上的全球文化讨论而言就丧失了针对性。不仅如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那么,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一种规范的意义上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

  罗伯森的全球文化理论中指出的方向可能更具有现实性。罗伯森提出了一个由四个要素组成的“全球场”模式:民族社会、个人或自我、民族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诸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以及总体意义上的人类构成。全球场中的四个方面是互动的,其结果是造成四个参照点的每一个都成为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即个体化,对每个人都从一个完整的整体出发,重新进行全球性定义;国际化,在民族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和制度安排的增多;社会性化,现代民族国家被确立为惟一可能的社会形式;人性化,在人的可能性和权利方面,不再以种族、阶级、性别来对人进行区分。所有这些渐进的发展过程汇集到一点,就构成了全球化的种种过程。全球化这一总的发展过程不仅包含自身的逻辑,而且包含某种世界走向统一性的强大趋势。

  但是,罗伯森并没有仓促地给“全球文化”贴上类型的标签。他既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整体意识的加强,也看到全球化同时也张扬着文化的个性。他写道:“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的同质性,又促进文化的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差别和多样性的形成和巩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本质要素。” 16在这里,罗伯森将处理“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关系视作了全球文化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在罗伯森之后,全球文化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对是否存在一种世界文化而争论,而是着力寻找使全球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对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的认识,如上文所述,福山代表着一种以既定社会价值系统为前提的单极化、同质化或一元普遍主义;亨廷顿、格雷等批评了这种普遍主义,强调了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罗伯森则试图提出“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观点,来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在两者之间为全球文化的走向求解。通过“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双向推动,某种全球化的认知理念和文化价值理念是可以特殊化的;与之相对应,只要各民族群体或本土化群体放弃各种特殊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开放地融入全球化进程,或者不再固执于对某种族群性文化或地方性知识权利的过度吁求,其族群文化或地方性知识同样可以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前者又被称为“全球地方化”,后者为“地方全球化”。可见,罗伯森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辩证法,既批驳了为本土化而本土化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又批驳了西方中心论的普遍主义,从而消除了将全球性和地方性(或普遍性与特殊性)作为文化的两极而产生的对立,使它们作为一种“互相贯穿的”原则而存在。

  从上可见,全球文化的现实状态并未形成,目前的全球化进程表现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造成了全球性与地方性、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不可能结束于激进全球论者所鼓吹的普世文化,它只能通过建立一种立足于“认同”基础之上的“全球地方化”文化来缓解。

  三、文化政治策略与中国先进文化建设

  如何实现“全球地方化”和“地方全球化”?罗伯森指出了两种方式:一是学术专业领域的“文化间交往”,一是与文化间交往重叠的旅游领域。这种解决方案是很浅表的。

  与罗伯森一样,哈贝马斯承认民族国家在文化上存在差异及冲突。但他认为如果从这种差异和冲突中导出文化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关系,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荒谬的。哈贝马斯指出,如果将平等的主体权利得以实现的民主过程,扩展到不同文明模式和不同文化之间,提倡它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用宽容的精神和“平等对话”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文化的冲突不但能够解决,而且会朝着一种世界公民文化的方向发展。无疑,哈贝马斯同样表现出一种普世情怀。但他这种普世主义精神与福山之间却是存在差别的。我们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哈贝马斯首先将交往行动与以成就为导向的“策略性行动”作出区分,并由此确立了它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说:“在交往行动中,参与者不是首先以自己的成就为方向;他们是在一定条件下遵循他们个人的目的的,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共同状况规定的基础上,相互决定他们的行动计划。17 而且,交往行动以语言为媒介,因而也因袭语言的功能,它不断促成社会统一性的形成,而且服务于个人同一性的形成。可见,交往行动过程意味着两种相反的结果: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人既要与他人相同,又要与他人相异。

  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了“交往合理性”概念。交往合理性是指交往行为的合理根据,它是交往主体之间相互同意、普遍赞同而且自觉遵守的规范,既包括共同的语言背景和语言规则,也包括共同的价值准则。为此,哈贝马斯提出要创造一种“理想的话语环境”。这是一种脱离了经验、不受行为制约的交往形式,其结构将能够保证,只有话语的潜在有效性要求才可成为讨论的对象;能够保证参与者、话题和意见绝不受限制,除了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不存在任何强制,除了共同寻求真理,任何其他的动机都必须摒弃。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理想的话语环境”要变成“现实的话语环境”,惟有通过民主、合理和公正的话语规则和程序的制定,保证每一个话语主体都享有平等、自由的话语权利,才具有有效性。由此,哈贝马斯引发了对程序民主的讨论。他认为,应以法律来保证民主程序的实现,一个由法制保证的彻底民主的国家才能促成话语权利的真正实现。哈贝马斯所要推及全球的便是这种建立在交往行动和商谈伦理基础上的民主法制制度。

  这样,哈贝马斯为全球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一种策略性理论。但是,这是否指出了世界文化的实现道路呢?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的讨论中无疑假设了一个前提,即交往行动主体是有主观偏好的,他们有着特定的价值取向,正因此才需要共同的交往规则。这就意味着,如果的确存在一种全球协商政治,那么,有一些潜在的标准决定着协商主体的地位,也因而决定着他们的话语权力。这种标准,在罗伯森看来,是权力,权力决定认同;在詹姆逊看来,它更为具体地体现为经济实力。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不平等不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不断加深。退一步来看,假设世界各国能够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政治协商,能够遵循特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行使其民主权力。那么,程序和规则又是从何而来呢?哈贝马斯将它交由法律来规定,法律却又来源于反复的商谈过程。在这种循环的论证中,我们找不到理论的出口。

  由此可见,尽管罗伯森、哈贝马斯等学者在规范的意义上对全球文化作出了合理的定位(即使理论上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在经验的层面上,他们的理论却不足以成为化解西方普世主义与民族性、地方性、特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法找到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尽管全球文化理论在规范的意义上提醒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文化特殊性而盲目拒斥普遍的规则,但是在找到合理的实现途径之前,我们也不能因为对罗伯森、哈贝马斯等学者所提出的“高级文化”的向往,而丧失坚持本土性原则的警惕性。在这个问题上,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也许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詹姆逊不停留于从理论上讨论消除全球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对抗与张力。他从全球化现实出发,根据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消融于经济和经济消融于文化的特点,提出必须把文化的焦点对准经济;他还从技术、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五个不同方面考察全球化的影响,其目的在于“以这同样的方式对政治策略进行分类,应该告诉我们它们把全球化的哪些方面作为目标,哪些方面又被忽略了” 18 ,以此作为有针对性地制定“文化政治策略”的基础。可以看出,詹姆逊提示我们面对文化全球化时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要将文化发展看作是一项与经济和政治密切相关的系统性策略,以整体的眼光来看待文化问题;二是要清醒而全面地认识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影响,展开一场有的放矢的反美国化及西方化的文化运动。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文化全球化给我国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冲击与挑战?面对这种冲击与挑战,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文化政治策略”?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全球交往不仅改变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单一构成,而且使我们渗透于一种以西方消费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体验之中。在世界各种文化力量相互激荡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对于文化传统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立场,尽管在文化传统中确实存在的腐朽、没落因素需要剔除;我们也不能对于外来文化甚至是美国文化采取一种原教旨主义立场,尽管我们必须能够识破资本主义阵营“西化”、“分化”、“妖魔化”我们的各种图谋,并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因此,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全球文化变革,保持我国文化的先进性与独特性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如何实现这一任务,我们试着提出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对于我国文化的前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国的文化实力与其科技、经济实力之间往往表现出一种正相关性。在当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等命题已越来越成为共识。我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不能把思想、意识的改变等同于社会存在的改变,只有通过物质力量的改变才可能使思想、意识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取得了重大成就。伴随着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今后,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特别是将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我们必须积极促进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发展各类文化产业,不仅是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抵御西方商业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强势进攻的必由之路。

  第二,必须大力发展先进文化。

  在当代中国,我们党把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起,理解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在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面前,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我们不但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分析全球化进程中的复杂文化现象,正确认识西方文化、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全球扩张的实质;而且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在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现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与开拓创新。

  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发展总是以一定的传统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作为既存的现实力量,构成先进文化建设必须面对的客观环境。我们要改变文化传统等同于落后、过时的观念,看到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做到古为今用;同时,也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榫、结合之处,努力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变,不断推陈出新。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一个不断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创新的过程。文化和意识形态创新的主要理论资源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主要实践动力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但是,如同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之外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不是外在于全球化进程的事业一样,资产阶级业已创造的文化对于我们也并非只具有否定的意义。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在根本上是对立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决不可能在“空地”上进行。学习、借鉴资产阶级业已创造的、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那部分先进思想文化成果,是我们实现文化和意识形态创新的一个重要文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兼容能力与其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瑟罗曾经指出,资本主义迄今取得的暂时优势,是与其强大的兼容能力分不开的。面对来自共产主义和福利国家两方面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竞争,资产阶级积极吸收这两种制度中的可兼容部分。可以相信,兼容了世界先进思想文化成果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必将大大增强其创新力和解释力。

  第三,必须加强制度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的辩证运动以制度为中介,文明的发展依赖于制度,这是一条普遍规律。认识到这一规律,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先进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要努力完善社会的各项制度,为文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并且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自身的制度化,把它纳入行政的、经济的和法纪的管理轨道。

  在今天,我国社会的物质文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较低的,但我们已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建成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现实水平上都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通过各项具体的制度即体制表现出来的,先进社会制度的建立必须以政治、经济等具体制度为支撑。因此,在高度重视先进文化理论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

  经济全球化的表面涵义,是指生产要素和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而从深层次来看,却是一个经济规则全球化的问题,因为它首先意味着地区间和国家间有关经济贸易的制度性壁垒的降低和消除。现阶段,我们必须实现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体制的接轨———这也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迫切任务;但也要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保护和捍卫国家的经济主权。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实现对具体经济运行体制的创新。从政治制度上来看,西方社会经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民主危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如何在党的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概念的基础上,乘势而上,于具体制度安排上落实民主、法治与党的领导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架构?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同样地,文化与制度的相关性使我们看到建立规范的文化制度的重要性。我们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使文化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在当前,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宏观管理,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逐步建立合理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这里,我们尤其需要强调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领域的制度建设,即在建立道德自律,使每个人都具有软性约束的同时,更要致力于建立道德他律,建章立制,加强监督,使每个人都服从硬性约束。换言之,必须把先进文化建设纳入到社会行政的、经济的和法纪的管理轨道,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同时,又“以公正的法律规范人,以严格的党纪督察人,以有序的政纪要求人,以完善的制度约束人”。

  总之,我们透过“非领土扩张化”这一全球文化变革的现实,看到了文化全球化趋势所造成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主要源于全球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一种沿着帝国主义控制路线流动的文化必然受到民族的、地方的文化的拒斥。合理的全球文化应该是在尊重各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全球地方化”的文化。这种理想文化状态与现实之间还相距甚远,以交往行动、协商政治为其实现手段的主张也缺乏现实性。当前,我们必须尽快制定出一种可操作的“文化政治策略”,积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并实现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创新,把融入全球文化的过程同时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建设和发展的过程。

  注〓释:

  ①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参看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③参看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477页
  ④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11页
  ⑤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⑥⑦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第196、195页
  ⑧保罗·史密斯:《一个世界:全球性与总体性》,载《全球化症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⑨赫尔密特·斯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⑩费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384页
  11 12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8、88页
  13 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14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0页
  15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第97-98页
  16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249页
  17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18 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影响》,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






feifeixia0发表于2006-1-5 13: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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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发表于2006-1-7 13: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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