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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大家谈谈你最喜欢的学术书
邓先生:我想建议大家谈谈自己最喜欢的学术书。你觉得这个题目好吗?最好还能给些理由。
一小发表于2006-2-7 21:58:46 
很多
有原创思想的,读着都有刺激,都喜欢。比如克罗齐《历史的理论与实践》。还有讲人类思想史方面的,也有意思,比如《西方哲学史》,《左传》。另外,觉得《四书》类的文字值得一生之中不断地领悟与重释,简洁深奥的东西往往给人以较大的各自思想的空间。
shima发表于2006-2-9 10:02:59 
其中
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所收集的“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这两篇演说浓缩着他学术思想的精华。同时就我自己而言他所关注的问题对久居我心中的问题很有启发意义,他精辟的讨论并非为我提供了某种答案,而是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更广阔的天地。
飞天儿发表于2006-2-9 10:25:06 
爱好不同,书会不同
我是学法律的,但是我对数理逻辑有点感兴趣,对经济也感兴趣,对计算机也感兴趣,但有时不能进去。
不同的书可能有不同的读法,以前爱读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现在都忘记了。看来,一个人读后,有二方面,一方面不是书是哪种类型的,而是作者以什么方式写,有时候,不是我读不懂,是作者根本没懂,另一方面就是,我读不懂,不是作者不懂,而是我不想去懂吧,除此之外,就可以读了。
小黑发表于2006-2-10 10:00:00 
希望广大学友都能够参加这个讨论
我将自己前些时间发表的一篇小文章也贴在这里,算是对这个讨论的支持。
        我翻译的这几本论著

           邓正来

   我从小酷爱读书。读书思考的意义甚至不亚于水与空气对我的意义。与其他学者一样,我在自己的人生和学术生涯中也受到了一些经典论著的深刻影响,比如说马基雅维利的论著、休谟的论著、康德的论著等等,但是我不想给大家推荐这类论著。在我阅读的论著中,有一类论著很特别。它们既是我喜欢阅读的,同时也是我想“建议”大家阅读的书。不过,我用的“建议”方式不是人们通常所采取的那种“介绍”的方式,而是把一些我认为重要的论著翻译出来供大家阅读。因此,我想在这里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翻译的几位重要学者的论著。
  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蒙遭了各种阻碍或打击,而最为重要的则是这种知识类型的发展在中国不具有传统上的知识资源可以支撑。但是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却已然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因此,梁任公当年指出,“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我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梁任公的这个观点的,尽管我所依凭的理据与他的理据不尽相同。在我看来,知识是不存在国界的,而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对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这类知识进行翻译,因为这样的努力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社会科学这类知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相应的理论发展。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努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复前人的知识劳动而不自知,而这实际上是在根本上无视前辈先哲为人类作出的知识贡献。再者,我认为,在中国尚缺乏名师指导的情况下,学术翻译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精读原典的方式,而且是一种极其有效的阅读。因为在这种学术翻译过程中,我们可以切实地认识到各种问题、问题赖以为凭的假设、问题提出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径、达致结论的过程以及对结论的证真或证伪问题等。
   正是立基于上述认识,我在阅读和研究的同时先后审校了这样一些重要的学术论著: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校:华夏出版社)、吉尔平的《世界变革中的军事与政治》(校:公安大学出版社)、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校:公安大学出版社)、怀特的《街角社会》(校)、金勇义的《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校:辽宁人民出版社)、许卓云的《汉代农业》(校:江苏人民出版社)、布迪厄的《反思与实践:反思社会学引论》以及米勒等主编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文版主编兼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等论著。除了这些论著以外,我还先后根据我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兴趣、中国学术研究状况以及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而选择翻译了这样几位重要学者的论著:

  第一,埃德加·博登海默。博登海默是德裔美籍著名法学家。1987年我与姬敬武共同翻译了他于1974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再版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1998年我又对该书做了重译。这部教科书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法学界的第一部教科书译著,而且也是被引证最多的一部教科书译著。我之所以在当时选择翻译他的这部综合性教材,一是因为这部著作是美国多家法学院采用的一部极其重要的法理学教科书,二是因为作为“统一法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登海默教授在这部论著中相当系统且精彩地探讨了法律的性质及作用、法律的渊源及技术这样的法理学论题。当然,最为重要的原因乃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当时的中国法学研究状况有一种担忧,正如我在该书的“重译本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翻译这部论著的两个目的之一,便是“试图通过这样的努力为中国法学的重建做一些知识上的基础工作,因为当时的中国法学在现代法制建设的要求或驱动过程中正陷于历史性的困境之中:一方面要为这种法制建设的努力作正当性的论证,另一方面又因法学研究的长期停顿而明显缺乏这方面的法律知识支援。”事实证明,这部论著的翻译,对中国的法律人和中国的法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我相信,这部论著在以后仍将成为法学本科生和硕士生的一部重要的必读书。

  第二,克利福德·吉尔兹。吉尔兹是当今学术界公认的最为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翻译了他的一部重要论著:《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三联书店)。这部论著是吉尔兹根据其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所做的演讲而形成的文字。在这部论著中,吉尔兹通过三个不同地域的极其精彩的人类学调查个案而详尽地探究了“地方性知识”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想象与“移植性”法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他所谓的“阐释的人类学”理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这部论著的翻译,我个人完全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即在中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法律移植派”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却遮蔽了法律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将这部论著翻译成中文,不仅会有助于中国论者理解和讨论中国法制建设本土化的问题,而且对中国论者如何进行法学个案研究也有着方法上的示范意义。

  第三,路易斯·亨金。亨金是美国著名的宪政学家。实际上,我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应龚祥瑞先生的约请而翻译了亨金的《民主、宪政、对外事务》(三联书店)。这部论著是亨金在纪念美国宪法二百周年的“库利讲座”上发表的演讲文稿。在这部论著中,亨金专门探讨了宪法法理学中极具争议却为人们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调整美国对外交往关系之运作的问题。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宪政建设的问题以及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如何以宪法来调整中国对外关系之运作的问题,无疑都是大问题;因此,亨金《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这部论著一定能够为我们从理论上把握这两个问题提供一个视角。

   第四,弗里德利希·哈耶克。哈耶克是1974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是自由主义在当代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一如S. Gordon在评论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时所指出的,“哈耶克要比罗尔斯、福里德曼、熊彼特或J·克拉克更重要,甚至比任何以经济学为基础而对政治哲学给出综合论述的学者更重要。”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格雷也指出,“哈耶克的论著阐发了一个思想体系,其抱负之宏大完全可与穆勒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相媲美,但是却远不如它们易于受到批判,因为哈耶克的体系乃是以一种在哲学上站得住脚的有关理性之范围和限度的观点为基础的。……仅依据上述理由,哈耶克的论著就有资格命令(command)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给予其以批判性的关注。” 我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至今,共翻译了220多万言的哈耶克论著:一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二是他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三是我编辑翻译的《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四是他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而且也是他发表的最后一部系统性的学术巨著《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我选择翻译哈耶克的论著,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清除当时学术界在没有阅读哈耶克论著的前提下就将他的观点做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处理所造成的非学术影响;二是为了研究我自己始终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即“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因为我需要仔细分析哈耶克所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是否能够回答我的理论问题。当然,经由这些论著的翻译,哈耶克的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法制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的理论研究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我认为,这种影响还将继续下去。

  第五,罗斯科·庞德。庞德在20世纪上半叶担任过20年的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是社会学法理学的创始人。为了理解和把握社会学法理学从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和哲理法学派的支配中逐渐型构起来的过程,为了探究法学及法律从个人主义这一基础逐渐转向社会这一基础的过程,我特意翻译了庞德的《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和《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两部论著;前者是庞德1923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英国法律史研究丛书》中的一部栋梁之作,而后者则是他于1959年出版的总结之作,即《法理学》五卷本巨著中的第一卷。在这两部论著中,庞德明确阐释了他所主张的“社会工程解释”与“伦理解释”、“政治解释”、“人种学解释”、“经济学解释”等法律解释之间的区别,进而建构起了社会学法理学的基本纲领。毋庸置疑,庞德经由社会学法理学的创建而对法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诸多颇为重要的贡献,而且也为我们洞见20世纪以前各种法理学学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亦即一种我所谓的以特定时空的社会利益为依凭的强调法律功效的能动者视角。然而,我认为,最具启示意义的可能是庞德所提出的有关“世界法”的观点,因为早在论者们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全球化”理念及其相关论述之前,庞德就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意识到了“世界法”及其赖以为依凭的各种社会和经济情势对法律目的在20世纪的型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尽管有关“世界法”的图景在庞德那里还只是一个带问号的设想,但是这个设想毕竟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大问题的存在。

   坦率地说,翻译这些学术论著是极其艰辛的,不仅需要知识上的支撑,而且还需要译者有一种喜欢寂寞的品格。不过,翻译的过程也是十分愉悦的,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在与思想家对话。因此,我希望大家在阅读这些论著的时候,也能够体悟到与思想家对话的智性乐趣。

                 2004年8月5日
                于北京北郊未名斋


正来发表于2006-2-10 22:05:06 
两本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对从古希腊一直到近现代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作了简单明了的梳理,对法学初学者而言是一本比较好读的书。
2、韦伯《学术与政治》,尤其是其中的《以学术为业》,读完之后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读书,并且开始思考自己是否有资格,而且是否真的能够做到以学术为一种志业。
孙小美发表于2006-2-12 22:32:21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书籍 -邓正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书籍 -邓正来

自法学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以来,法学出版物便年复一年如雨后春笋般呈几何基数增长。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学出版物的增多,并不当然意味着中国法学水平的提高,而只是知识被量化、被规划的产物,是知识消费时代的一种标志。其最典型的结果便是:除了统计意义以外,绝大多数法学出版物一经出版即成为“废纸”,即使作者和编者本人也懒得再去翻看。由此,我们必须提出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书籍?显而易见,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对自身的知识生产活动本身,对我们所从事的知识生产活动的性质,对知识生产与中国的学术发展的关系进行自觉的反思。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追问,实际上也是我们拷问学术评价体系和摆脱学术消费时代的开始。

  在当下的中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书籍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中国法学界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的状况做一番简要的审视。我认为,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状况,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和睿智的知识分子都会承认两点:一是我们今天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因为我们的研究在关乎人类发展及未来努力的方向方面还不足以给人们提供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思想;二是我们从西学东渐以来还没有真正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学术系统和相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据此,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至少需要以下三类法律书籍。

一、深度研究、批判西方经典和中国典籍的法学论著

  对于西方经典学说,我们必须摒弃这样一种误识,即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已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论著,因此我们也就熟知这些经典了。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还停留在介绍和传播的阶段,而根本没有进入研究、对话和批判的阶段。同样,对于中国的传统典籍,我们虽然耳熟能详,但是很难说我们在学术的层面上对它们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批判。从研究角度来说,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我们的学术传统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学术传统就无所谓知识增量和不增量的问题。离开了先哲们经由个人努力汇合而成的学术传统,我们又能够根据什么宣称自己的观点不是先哲已然详尽阐释过的观点呢?我们除了实际效用以外又可能从何处去获致我们对知识的评价呢?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当下的知识状况应当从哪里出发呢?我们又根据什么宣称我们的知识努力是一种贡献呢?我们当下的法律书籍中所缺乏的正是这类对经典进行研究和批判的论著,自然也就很难作出真正的知识增量,难以建构起真正的中国法学学术传统。

二、严肃思考“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论著

  回归经典永远不是目的本身,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批判和建构才是我们的学术旨趣,这就是我所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思考。这一思考根本上就是我们要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秩序做具体的思考、分析和研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下述基本问题进行追问: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处于何种结构之中?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是正当的吗?中国这个文明体于当下的世界结构中究竟需要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评价中国法律哲学、法律制度究竟应当是根据西方达致的理想图景,还是根据中国达致的理想图景?究竟是那些抽象空洞的正义、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概念,还是它们与中国发展紧密相关的特定的具体组合?

三、高水平的法学教科书籍

  除了上述两类论著以外,我们还急需要高水平的法学教科书。在当下的中国,法学教科书正在为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失败承受骂名,人们甚至把那种僵化的泛泛而论、空洞无物的研究方式斥之为“教科书式思维”。坦率地讲,如果我们把法学教科书与中国当下的法学研究失范联系起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下法学研究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缺乏高水平的法学教科书,归结为中国法学教科书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据此,我们可以说,建设高水平的法学教科书对于中国法学学术的重建和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一如我们所知,在一个学术良性运行的体系中,真正高水平的教科书应该是学术研究和学术方法的典范;不仅如此,由于它是青年人接触法学的启蒙性读物,所以它对于学术传统的传承和良好学术环境的创建也有着极为基础性的作用。换言之,假如法学教科书体系与学术本身脱节甚至背离了学术传授的意旨,那么它对学术建设的负面作用就是根本性的。而这正是中国大多数法学教科书的根本病症之所在。因此,我们需要改革和重建中国的法学教科书体系。

  在我看来,高水平的法学教科书应当至少包括这样几个要素:首先,能够对法学相关题域中基本理论脉络作出基本的把握和介绍;其次,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对法学相关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作出自觉和深入的研究;再次,能够就相关的理论脉络给出最为基本的必读的参考文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能够立足中国自己的问题把握法学的理论脉络和建构相关的理论问题。

  我相信,在中国法学同道的共同努力下,法学界能够出现一些有助益于发展中国法学和提高中国法学教育水平的书籍。

来源:检查日报
毛毛发表于2006-2-13 17:36:15 
体会
作为一个读书人,就选择书目而言,或多或少都有些个人的私性的偏爱,这是无可置疑的。而在我们这个学术不规范的时代,所谓的读最为有价值的书这么一个问题,首先还得对有些书,或者有些类别的书保持警惕为好,这样子的书太多了,最为突出的是教材式的书。并且,这样的书还是以堂而皇之的理由进入我们的视域的,即所谓的合法性。基于这样的训练,在可能性中建构着我们对世界的原初的思维,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对我自己启发最大的书,是小时候看的《三国演义》,以及上大学之后看到的顾准和陈寅恪的传记。或许可以说,陈寅恪为王国维先生所作的墓志铭,对自己影响尤为深远。
而就学术书籍言,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它对于培养一种学术思维来说,是很关键的。它使得我们日常性的思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又是建立在一种学术严谨得有些苛刻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在这种意义上培养着我们的学术思维与学术规范。再有,就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他试图教会了我如何去对一个命题进行论证。这种论证还不是建立在说教的基础上的。当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它最大的功效就在于,理论的维度与现实的维度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达致契合和完善。
读书,有很多层次,自己感觉还在很低的层次上徘徊。但选择什么样的书,也就意味着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学术人以及基于何种思维去进行思考。但不管你看什么样的书,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不同学科的书之间是可以进行有效沟通的。
如果你刚进大学校门,你实在不会选择,那么就记住一条,你要去阅读经典。就这一条,足矣。
liuyohua发表于2006-2-18 23:04:42 
朱苏力的书
朱书比较具有批判性,而且文采比较好。从社会学角度对法学进行批判,这是国内所缺少的!
邓正来老师的书,虽然也很具特色,但是邓老师的书的语言比较晦涩,比较难于理解!
loofboy发表于2006-2-23 20:39:10 
有趣的数理逻辑
法律思维方式可能与数理逻辑不粘边,以前在初中读过一本书叫有趣的数理逻辑,很好,现在想起来,好象对于逻辑哲学的人来讲太不中足道 了。但是读逻辑方面的书,可以使人对于法律有更为深刻的体会。有人说,中国的形式逻辑在国外根本没有这个学科,他只不过是思维心理学的一点知识而矣,在数学,逻辑与意义之间,存在太多的可能。
另一方面是文学,文学从来就是社会中最为激进与敏感的地带,许多思想启蒙与传播都是由文学与艺术的带动,在我们学习法律之时,更需要它来为我们带来激情与灵感。

给我们带来激情的书才是好书啊。
fisherman发表于2006-2-24 13: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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