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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 原刊阅读(三):文德格里夫特对《简约法律的力量》的书评
文德格里夫特对《简约法律的力量》的书评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Vol,17,No.1(Jan.~Feb.,1996) ,111-112

  文德格里夫特(Donld Vandegrift)在1996年对爱泼斯坦的《简约法律的力量》(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一书的书评中极为敏锐的洞见到该书中一系列重要问题,这对我们厘清爱泼斯坦在该书中法律思想的叙述理路,廓清该书的核心论题,掌握该书的整体构架不无助益。
  文德格里夫特首先揭示了该书出场的重要历史语境。文德格里夫特认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法律和法律改革对公共利益的呼吁空前高涨,而国会为选择不同的措施以限制立法成本而争论不休,值此关头,霍华德(Philip Howard)的一本The Death of Common Sense 荣登《纽约时代》的畅销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爱泼斯坦的《简约法律的力量》以一种不同的改革方案全新出炉。
  文德格里夫特认为《简约法律的力量》一书的成功之处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上:作为一项法律改革的实证日程表(a positive agenda);作为一项自由主义的宣言(a libertarian manifesto) 。在书中爱泼斯坦从对以下这个基本问题的追问开始:一个法律制度应该做什么?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缜密分析,他构建出一套以最低成本实现社会目标的规则体系。文德格里夫特认为可以通过比较霍华德和爱泼斯坦间的对峙来考量《简约法律的力量》中的法律理论。这里,很显然两人的研究进路是截然不同的。霍华德采取的是考察一些精选的个案来得出结论的研究进路,而爱泼斯坦则是从对他的7个简约性规则的引介入手来建构分析框架。文德格里夫特认为通过对两种进路的对比考察可以发现,实际上爱泼斯坦证明了霍华德研究进路的缺陷。霍华德精选的个体案例本身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反对法律改革的个体总能找到一些会造成不可欲后果的案例来提出反对的理由。相比之下,爱泼斯坦通过考虑法律系统应实现的目标,提出一些明确的改革建议。比如,他认为大量的产品责任立法应该通过合同规则而不是侵权规则来加以考虑。而霍华德意图通过特定的案例来争辩:(1)现行法过于精确;(2)立法者和法官应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问题是,他既不能给出法律的精确度应为多少也无法检验随着自由裁量权的增加所带来的成本。
  在这篇书评的后一部分,文德格里夫特梳理了《简约法律的力量》各章的主要内容,包括爱泼斯坦对7个简约性规则的引介和如何将这些简约性规则施于不同领域的分析。文德格里夫特认为,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引起注意。首先,爱泼斯坦讲的“简约性”(simple)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毋宁说它是检验一个法律改革能否实现社会福利的有效判准。任何管理成本的增加必须通过优位的动机结构的缔造来证成。其次,爱泼斯坦认识到研究完美的司法是不现实的。对他来说,唯一的问题是法律系统是如何出错的?而不是法律系统是否会出错。为证明这一点,他考虑了对于加强一项合同的替换性规则。最后,文德格里夫特认为爱泼斯坦为我们提供了对于美国当时法律改革的一个概观——律师多如牛毛、法律俯拾皆是,而把管理成本和激励效果同时结合考虑,把自由主义和经济学交互渗透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通灵宝玉 发表于2006/3/15 15: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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