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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阅读(三)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读后。
Leg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awrence M.Friedman

Law&Society Review ,Vol.4,No.1(Aug 1969),29-44

http://www.jostor.org


        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读后

这是一篇弗里德曼写于1968年的论文的修改稿。写作的年代与我们有一定的距离了,但文章中对一些问题的洞见弥补了时间上的鸿沟,使我们在今天读起这篇文章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其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弗里德曼主要谈了以下五方面的问题,笔者现在简单的对其进行一下归纳总结。
  一、指出当时法学界存在的问题。
  首先,法律学者忽视了许多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法律体系的类型,以及一个社会所实际应用的制定法是加速还是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等。其次,法律学者也没有对法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法律体系如何达至其自身的正义性。就法律移植对一个国家的影响的研究也不充分。再次,当把问题进一步细化后,弗里德曼把焦点定格于比较法研究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上。[1]弗里德曼认为比较法没有对上面的问题给出一个系统性的回答。在这里,作者对韦伯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加赞扬,同时也指出其后继者中,不肖者众,各个学科领域之间基本上是分而治之的。这些学者以及他们所形成的理论都未能从相互联系的视角,从整体上考虑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问题。
在这一贬一扬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弗氏要走的是韦伯的那条路,即把法律放在社会中,综合的考虑各方面因素,同时既考虑法对社会因素的影响,也考虑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最终对法律文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理论,并且是普遍适用的关系理论。但显然要在短短的十几页纸上完成这一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弗氏在这里声称自己要完成的任务是通过厘清几个概念,从而为建立这种关系理论打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法律体系(legal system)的概念。
  在这一部分中,弗氏首先指出传统意义上对法律体系的分类没有完成它应当起的作用。[2]某一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另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被归为一个家族体系,即我们所说的“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仅仅是因为它们分享着某些基本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对我们认识法律体系并无多大帮助,并且可能造成误解。这一分类方法是基于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演化。美国之所以被归为普通法只是因为美国的法律体系是由英国的演化而来。这一分类方法忽视了很多问题。这是为什么弗氏在下一部分论述他的新定义的原因。

  三、新视角下的法律体系概念。
  在这里弗氏没有直接给法律体系下一个定义。而是给出他认为构成法律体系的三个要素,并且应该把法律体系看作一个运动的过程。这三个要素是:结构、实体和法律文化。结构是指体系的躯干、架构和长久的风格。实体是指制度中存在的实际规则和规范,体系中行为者实际可观察的行为模式。法律文化是指法律观念、态度、信念、期望和意见等。这三方面的要素有机的结合就是弗氏所说的法律体系。
  在这里,笔者体会到弗氏所说的“新”主要体现在,他把法律体系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突出强调了法律文化的作用。法律文化的作用也是这篇论文的主旨。

  四、各要素在法律中的稳定与发展
  三要素的稳定与发展是在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背景之下完成的。在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作为政府可以而且必须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此处弗氏引入对法律的“需求”与“供给”的概念。并且认为法律体系一直在追寻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在动态的平衡中,法律体系就处于
相对的变化的状态。

  五、法律文化与法律效力的问题。
  在这一部分,弗氏指出学者们多忽视了法律文化与法律效力之间的关系。强调在法律文化氛围中的个人对法律的认识、看法直接影响了法的实际效力。但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法律文化是法律效力实现的阻碍因素。现今法律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律不能仅仅被视为社会习惯的法定化。法律也有一定的能动性,也会影响人们的法律文化。进一步指出对法律的态度不应该成为社会变革的阻碍因素。这也要求法律应该对社会文化予以相应的尊重。
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谈法律的实际效果如何能通过法律文化这一中间环节,把对法律的遵守内化为人的自觉行动。
 以上就是文章的大体思路。笔者认为在这篇文章中弗氏的创新之处就是把法律文化放在其理论的中心位置。无论是在进行法律体系分类的问题上,还是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法律文化都是核心问题。弗氏把法律文化看作是连接法律与法律实际效力的中间环节。(这里的实际效力又是和社会发展相连接的)作者通过把法律文化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构建了一个函数关系。这一函数关系正是作者要开放出来的问题。也是作者在开篇时所说的要寻找的普遍理论。这一关系是进行法律改革、法律移植已经通过这些举措进行社会变革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笔者认为弗氏的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是:
  一、弗氏的法律体系的分类的意义在那里?因为弗氏把法律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引入分类标准之中。虽然以往的分类标准也考虑了这一因素,但都没有把这一因素看得如此之重要。而如果把这一因素作为一个决定性标准的话,由于法律文化的产生的复杂性,尤其是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相联系的原因,那么就不可能有诸如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区别。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法系的分类的确是基于历史演化而产生,在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时,更多关注的是弗氏意义上的结构和实体上的差别,而把法律文化作为这种差别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别。是结构和实体上的差别引起了法律文化的差别,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法系之间的差别。而弗氏这里的把法律文化是与一个国家其他类型的文化相联系的,法律文化并非被结构和实体所决定,法律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
 传统分类方法与弗氏分法之间的差别就在法律文化的独立性方面以及法律文化的影响方面上。笔者认为这里的弗氏法律体系分类与传统意义上的不同,只是弗氏要突出法律文化在社会发展之中的重要性的一个副产品,过分纠缠于此没有什么必要。

   二、笔者认为弗氏理论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分强调了法律文化的作用,无论是法律文化作为分类标准还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我们知道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这种影响并非只来自于法律内部,需要考虑社会中各个方面的因素。这样的话任何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可以说是不全面的。弗氏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通过对法律文化的研究而找到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作为法系分类标准的法律文化问题暂切不论,让我们考虑一下,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于这里的法律文化是与其他社会因素相互勾连的,而这种勾连关系也导致了法律文化类似与一个自创生的系统。而弗氏有是如此强调法律文化的作用,那么就会引发一个问题,那就是对结构和实体这些可以人为进行制度设计与控制因素的忽略。而这一忽略又会导致制度设计者以及法律研究者只会被动的接受现有的状况,不会考虑或者说很少考虑通过制度设计来改变或者引导法律文化的演变。进而达到对人们行为的控制。
  不可否认,法律文化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研究法律问题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但法律文化的重要程度有没有弗氏所情调的那么重要,笔者在这里必须存疑。因为这样强调的结果是对法律结构和实体的漠视。漠视的结果有导致不能对结构和实体设计的问题给予相应的重视。法律移植的可能性也会被消除。法律实效的贯彻和落实也不会得到应有的引导。

  弗氏在这里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1]此处的比较法的概念较之与我们教材中的比较法的概念应该是更为宽泛的。
[2] 法律体系,这一概念也与我们所接受的概念不同,在这里有时这一概念可以一国之内的法律系统,有时候指称我们所说的“法系”。

参考书目:劳伦斯 M 弗里德曼:《法律与社会》,吴锡堂 杨满郁 合译 ,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印行,1999年9月初版。
尹长松发表于2006/3/15 15: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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