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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阅读[八]:书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

Copyright (c) 1983 Cornell Law Review
Cornell Law Review
March, 1983
68 Cornell L.Rev. 408

BOOK REVIEW: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John Finnis


SEC-NOTE-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xv, 425. $ 39.00 (cloth), $ 19.50 (paper)


NAME: William H. Wilcox


书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


  约翰•菲尼斯的代表作《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一书自1980年发表以来,对西方法律哲学乃至伦理哲学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本文正是当时的哲学界对于菲尼斯回应性的书评之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约翰•菲尼斯之前,传统的古典自然法一般被人们视为顽固地主张不正义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正如富勒所言,“自然法”被深深地烙上了“巫婆的炖锅”的名声,每每提到它都足以释放出“激情与恐惧的洪流”。而菲尼斯及其《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一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破除人们对于自然法的这种歪曲和偏见,为“古典自然法”或者说“主流的自然法理论”提供重新的阐释和发展。菲尼斯尝试提供一种关于自然法的完整理论,该理论试图去发现人类善(human good)的基本形式,去揭示由这些基本善所保障的一些基本的实践原则的有效性(也既是实践理智性的要求),进而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法理学的问题。在菲尼斯看来(在这里,他遵循了古典自然法的主张),在人类可欲求的生活中,存在着人类必须要促进的客观的价值,而且对于这些价值的理解要求我们去制定行为原则,正是这些行为原则助成我们实现人类的善。
  概括而言,菲尼斯在本书中提出了完整的七种形式的、具有同样根本性的、基本价值(基本的人类善的形式):知识、生命、游戏、美感、社交性(友谊)、实践理智性和宗教。菲尼斯坚称这些基本价值都是同等重要的、内在固有的和不证自明的,对于这些基本价值的追求构成了人类行动的终极理由。菲尼斯进而列举了九项实践理智性的要求:理性的生活计划、认可每一种基本价值的重要性、中立地待人、超然于具体规划、不轻易放弃责任、有效率地追求善、不能直接违背基本价值、寻求共同体的善、克制本人认为不应当去做的行为。菲尼斯认为这些实践理智性的要求是先于道德的,从这些要求能推导出道德的要求。总之,本文作者认为,菲尼斯意图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一书中提出一种关于实践推理、伦理学、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的自然法理论。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菲尼斯的基本形式的善与实践理智性的根本要求构成了他的自然法理论的全部基础,像所有的自然法论者一样,对于道德、正义、法律、权威和责任的理解最终都要立基于对人类善或幸福的理解。因此,作者本文所审视与批判的焦点正是菲尼斯的根本理论基础,即,他是否真的成功地为其道德、政治与法律理论建构起了作为根本基设的价值理论。


一、基本善(good)的问题


  菲尼斯声称他所主张的这七种形式的基本价值是客观的和固有的,任何形式的人类行为都可以归结为是对其中一种或几种价值的追求,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七种基本价值都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何谓不证自明?是否经由反思我们都能认识到它们?菲尼斯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以否定性的方式告诉我们——不言自明的原则不意味着什么:它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制定出了它,即便被制定出来,也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赞同它,它也不意味着我们若没有相关经验也可能会经由反思而达致。而且,不证自明的原则也不能从事实中演绎或推断出来。
  本文作者认为,菲尼斯在最为重要的七项基本价值的获致问题上,耍了花招,而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作者据此展开的批判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关于证明问题。菲尼斯最终将他的不证自明性诉诸这样的观点,即在实践和理论思考中必然要存在不证自明的证明原则(或者理由),因为证明必须在某处停止。如果不存在其本身不需要进一步证明的不言自明的原则,那么整个证明过程将会是无限的,我们将永远得不到确定性,成为彻底的怀疑主义者。然而,在作者看来,既不需要诉诸不证自明、也毋须成为怀疑主义者,现代认识论已经提供了另一种更可行的选择。事实上,任何理由与信念都不能免于合理的怀疑,任何原则与信念都能有理由被修改。关于实际的信念与价值问题我们可以诉诸证明的“和谐理论”(coherence theory),一项信念可以经由显示出它与我们的其他信念之和谐性而得到证明。当我们获得一个新的信念时,我们的所有信念——无论新旧——都可以重新修正,以求获致和谐性。寻求和谐性的过程正是证明的过程。在作者看来,某些哲学家们所坚称那些所谓不证自明的信念恰恰正是那些最为稳固地植根于我们的信念体系、在寻求和谐的过程中最不可能被修改的那些原则。
  其二,关于事实与价值问题。推测起来,菲尼斯之所以将其基本价值的证明诉诸不证自明,部分原因在于他意图使自己的理论避免类似于古典自然法所招致的“休谟式”的否弃。菲尼斯显然认可了休谟所首倡的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两分,他自己也承认不能从事实推断出价值。然而,在作者看来,菲尼斯并没有做到逻辑一致。首先,菲尼斯主张那些基本价值是与典型的人类行为和倾向相关,继而他主张对价值的反思构成了理解个人本性的一种尝试,在作者看来,菲尼斯仍是在事实与价值问题上耍花招,他仍是以关于人类本性的事实去支持关于价值的结论。
  其三,基本价值的真实性问题。菲尼斯主张这些人类基本价值能够解释人类行为,也既是说,当一个行为被视为是对一项基本价值的追求时才能够被理解。而对于这七种基本价值的追求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本目的,也就是说,所有有目的的、可理解的行为都能够被理解为是对于这一种或几种基本价值的追求。作者质疑菲尼斯的这一主张,以知识(knowledge)这一人类基本价值为例,当我看见一个人坐在广场的一棵大树下,仰望头顶,嘴里嘀咕着什么。我问他在干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他在数树叶的数目,想知道有多少。当我们知道了他的行为目的——数树叶的确切数目——之后,我们可以在追求“知识”的意义上理解该行为,但是在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意义上我们还是不能理解这一行为。然而菲尼斯必定会坚持认为该行为是能够获得理解的,尽管他并没有说所有知识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但他坚称所有的知识本身都具有内在的和根本性的价值。那么我们接着叙述数树叶的故事,当那个人告诉我他数树叶子的原因是因为在跟人打赌,于是我们终于理解了他的行为。而此时,真正的问题便出现了,那个人数树叶的目的并非在追求知识,知识本身只是作为他最终目的的工具性的手段而已,而并非菲尼斯所说的知识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的基本价值。这个例子还可以引出更多的问题:菲尼斯为什么如此专断地把人类基本价值归结为这七种?难道没有其他的基本价值吗?关键的问题在于菲尼斯不仅把他的基本价值视为彻底无遗漏的,而且还是不证自明的,我们或许可以同意他所列出的这些价值清单,但我们找不到更多的理由去接受菲尼斯关于其真实性的解释。


二、实践原则(practical principles)问题


  从所列举的七项客观的基本价值出发,菲尼斯进而概括出九项实践理智性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抽象的、基本的实践原则,作为方法的要求,它们是追求基本人类价值的性质所必然需要的。比如说,由于有各自独立的不同的基本价值,这就需要有和谐一致的生活规划;追求基本价值的方法的无限性与生命的有限性要求我们一旦做出了选择就应当致力于自己的承诺。在这九项实践要求中,菲尼斯提出了有效率的追求基本价值和不得直接损害任何基本价值这两项原则,并且据此批判了结果主义的(consequentialist)道德理论,本文作者正是分析与批判了菲尼斯在该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
  菲尼斯似乎是在极为有限的意义上认可结果主义的推理,也即第六项实践原则——有效率地实现人类基本价值。在菲尼斯看来结果主义推理的适用范围非常小,原因在于七种基本的人类价值都是同等重要的、具有同样的根本性,这些价值之间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它们是不可通约的,这些价值之间也不存在客观的优先性,因此,不存在结果主义能够据以进行比较的客观标准。如果我们认可菲尼斯关于不可通约性以及否弃结果主义的主张,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个人在不同的基本价值之间该如何选择?于是引出了作为限制性的第七项实践原则——在追求基本价值时不得直接损害其他的基本价值。菲尼斯区分了直接与间接损害基本价值的不同情形,由于追求彼项基本价值而未能使此项基本价值得以实现就是一个间接损害的例子,这是可以允许的。而一项行为本身仅仅是损害了一项基本的人类价值,那么该行为必定是错误的。这一实践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菲尼斯主张正是该项要求证明了基本人权的神圣性。
  在作者看来,尽管表面上菲尼斯严厉批判并严格限定了结果主义的适用,但事实上,菲尼斯在将他的第七项原则——不得直接损害任何基本价值——推向绝对化和普遍适用的同时,已经为结果主义留下了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的运用空间。似乎菲尼斯的第七项实践原则的唯一理据在于不同基本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但该原则也显然暗示了,虽然不同基本价值之结果无法进行比较,但是同一基本价值下的不同结果显然可以互相比较,人们显然可以运用结果主义的推理方式去选择能够获得最好结果的行为。实际上,这正是第六项原则——效率原则——所要求的。
  菲尼斯在批判结果主义的推理方式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容忍结果主义的推理方式造就这样的结果:为了拯救更多的人质的生命而去牺牲某个无辜的人。然而,在作者看来,如果说菲尼斯严格奉行的第七项实践原则的唯一理由在于价值的不可通约性,那么,显然在“人质危机”中只有一种基本价值——生命,不同行动的具体结果显然是可比较的,恐怕照菲尼斯的逻辑推演下去,他也会堕入自己所批判的结果主义的荒谬之中。作者在这里要表明的观点恰恰在于,菲尼斯的不可通约性这一理据,显然不足以支撑他的对于结果主义的强烈否定和对第七项实践原则的严格坚持。
  在作者看来,把第七项实践原则绝对化还有另一种危险。举例来说,如果我看到一位过马路的盲人即将被飞驰来的汽车撞到,我希望冲过去把他推开,而我又不可避免会打断路旁两个人的棋局,那么,我是否应该这样做?我是否应该为了一种基本价值(生命)而直接损害另一种(游戏)?若此,是否构成对于第七项实践原则的违反?或许,菲尼斯会争辩说,打断棋局只是救人这一完整行为的一部分,而该行为并非仅仅直接损害一项基本价值。然而,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事例,假如距离很远,我无法直接去救人,不得不呼唤下棋者,请求他们去救人。那么,对于下棋者来说,是否应该停下来去救人呢?游戏与生命都是两项基本的人类价值,而且是不可通约的,我们也不知道停止下棋与不去救人的价值及结果孰轻孰重,如果按照菲尼斯严格的第七项实践原则,那么下棋者就应当不理睬我的呼唤,继续追求他的“游戏”的基本价值……
  在这些基本价值之间缺乏客观的优先性,反而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被允许(事实上是不得不)经由我们的承诺与规划而在各种基本价值之间设定一种主观的优先性,很显然,上文中的那位下棋者,在面对两种不同的基本价值时,显然可以自行选择去追求何种基本价值,对那位盲人的生死无动于衷而继续自己的游戏,似乎这种选择更符合菲尼斯的理论逻辑,难道这种实践原则及其结果更值得我们期待吗?

崔灿发表于2006/3/15 2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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