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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阅读(七)——选择的模式(Modes of Choice)
原刊阅读(七)——选择的模式(Modes of Choice)
BOOK REVIEW:Tragic Choices (by Guido Calabresi and Philip Bobbitt)
Kenneth Arrow
The Yale Law Journal,Vol.88,No.2(Dec,1978)


“阅读这样一本书(指《悲剧性选择》)是一种既令人神往又令人沮丧的经历”。在这篇书评的一开篇,Kenneth Arrow就用这样一种笔触来形容他对《悲剧性选择》这本书的感觉。而这样一种感觉也奠定了Kenneth Arrow写就本文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在《悲剧性选择》一书中所采用的那种非判断性写作风格必然要成为Kenneth Arrow在其书评中的批判的重点。
在书评的开始阶段,Kenneth Arrow归纳出了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在《悲剧性选择》一书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悲剧性选择”——的界定,在Kenneth Arrow看来,“‘悲剧性选择’就是深深植根于那些选择中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之中。特别是关乎生死的选择也在讨论之中,并且资源是如此之匮乏以至于这样的选择不可避免”。然而Kenneth Arrow远未将其书评的重点放在对“悲剧性选择”的界定上,而是通过将“悲剧性选择”的发生机制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将某一社会渲染悲剧性情境的目的这一重要题域牵涉出来。而对于这一发生机制, Kenneth Arrow给了我们一个相对明了的公式。这个公式就是:不同平等观的不可兼容性+社会资源的稀缺=悲剧性冲突。细言之,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之中,尤其是同质性大大减弱的现代社会,人们所秉持的对于平等的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由于各个社群或团体之间所秉持的信仰、生活方式以及思维习惯也存在巨大的不同,就使得某一社会之中的人们的平等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且这种不同又是不可兼容的,故而冲突不可避免。尤其是当这种冲突发生在社会资源稀缺的情形下,有些选择就不得不显得有些“悲剧性”了。
立基于上述对悲剧性选择的发生机制的阐释,Kenneth Arrow接着将其论证的重心放在了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写就《悲剧性选择》这本书的一个核心关切,那就是社会为什么会渲染这样一种悲剧性情境呢?对于这个问题,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在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社会通过将某些不得不为的选择渲染成一种悲剧,其最终目的无非就是令这一社会中的成员感觉到社会或政府对于他们所珍视的某些价值是有着某种关切或同情的,从而消解掉这种悲剧背后的某种更不为人所知的社会或政府的真实意图,以及隐藏在这一真实意图背后的社会对一系列价值的排序。对于这样一种认识,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将其化归于“文化的悲剧性”这一特定指称之下,其含义大致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某些价值的冲突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调和的,故而这种所谓的悲剧性选择就带有了某种文化冲突与价值对立的韵味。正是看到了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的这一论证轨迹,Kenneth Arrow对二位作者的这一“文化的悲剧性”概念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了批判。而笔者的这篇文章也是在Kenneth Arrow论证与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
一、 第一个层面:“文化的悲剧性”的解释力
虽然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在《悲剧性选择》的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地称其将论证的整体进路放在了“文化的悲剧性”这条线索之下,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解释力问题Kenneth Arrow却提出了质疑。这是因为,基于前文的介绍,虽然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在文化冲突与价值对立的框架之下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解释可以成立,尤其是对社会渲染悲剧性情境的目的所作的解释堪称精彩,但是,这种解释的成立也只是在一种极其表面化的程度上如此,而对于更深层的问题,即社会在面对这种选择之前的对于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却语焉不详。对于这样一种认识,Kenneth Arrow并为给出进一步的解答,但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却是《悲剧性选择》一书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一方面关涉到本问后文的进一步论述,同时更是《悲剧性选择》一书能否有效解释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所遭遇到的种种两难选择的关键所在。因此,笔者将试着简要地给出对于这个问题的理据。
依据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在书中对“文化的悲剧性”的解释,我们不难看出,两位作者将社会的诸种悲剧性选择的根据放在了不同文化与价值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一社会背景之下。但是,对于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这样一种解释又会带给我们什么结果呢?笔者认为,其结果大概可以说有两个:其一,是无论社会作何选择,那么都可以在“文化的悲剧性”这个幌子下获得其正当性,尽管有时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其二,社会在面对所有具体的悲剧性情境时,“文化的悲剧性”根本不具有任何的指导意义。对于第一个结果,虽然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消解这种社会选择的当然的正当性,但遗憾的是,不论两位作者用什么方式抑或策略,都不可能消解掉“文化的悲剧性”与在此框架下的社会选择当然的正当性的必然的内在勾连。从而也无法将“文化的悲剧性”与某一社会中各种价值之张扬之间的紧张彻底化解掉。而对于第二个结果,在实际操作的意义上,就是更加不容置疑的了。并且联系前述的第一个结果的根据,我们不难发现,在“文化的悲剧性”这一概念之下,社会或政府很有可能走向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专断分配的泥沼之中。立基于上述两点,笔者得出结论,即“文化的悲剧性”不仅不能用作对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的当然前提而予以接受,反而应更加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在这样一种明显带有“泛文化论”倾向的理论假设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加富有“悲剧意味”的社会现实本身,以及立基于这一现实之上的同一社会之中的某一(些)群体对其他群体在价值上的优越性。
二、 第二个层面:“文化的悲剧性”中的“honesty”
在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的书中,有一个概念的出现频率极高,那就是“honesty”,翻译成汉语大概是“公平、公正”的意思。 对于这个概念在两位作者书中的地位及理论功效,笔者认为应以Kenneth Arrow的这篇书评的论证进路为线索来展开,因为Kenneth Arrow以一种相对明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及特点,但同时笔者不得不事先说明的是,Kenneth Arrow的论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相对肤浅的,所以笔者在论证的过程中就需要加入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Kenneth Arrow看来,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在《悲剧性选择》一书中一个尤其应引起人们注意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们两位看到了在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这种分配所产生的心理感受是不同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富人与穷人面前,相同的分配方式虽然貌似公平,但究其实质却是对占有相对少的社会资源的穷人不公平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Kenneth Arrow只是看到了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的这一理论贡献的表面,而未能深入至两位作者写就本书的可能持有的一个更为重大的目的,那就是要对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财富最大化的实用主义法律经济学论者进行批判。可以说,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堪称巨大。这是因为,两位作者看到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即如果说对一般的社会资源按照财富最大化的实用主义分配方式来进行是可欲的话,那么对于关乎社会成员生死的稀缺资源的分配,上述分配方式就显得过于强硬,而极有可能损害社会中某些成员的基本利益。
然而,在笔者看来,在《悲剧性选择》这本书中,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的理论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止步于此了。这是因为,两位论者在谈及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分配时,再次提到了社会价值冲突,并且提出将社会中冲突着的价值以一种明晰的、系统的位阶加以表征,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稀缺资源的分配。而这在Kenneth Arrow眼中,系统位阶不仅是不可能的(这在前文已有所论述,这里不赘),而且也是不可欲的。对于他的这种看法,恐怕又要诉求于对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文化的悲剧性”概念的批判了。两位作者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悲剧性”的不可调和色彩,而一方面却又提出在既定社会中存在所谓的有关价值的系统位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Kenneth Arrow干脆将这一矛盾称之为 “悲剧性选择的两难”。而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又提出“honesty”这一概念,意图通过这一概念来消解掉上述的矛盾。但令人颇为遗憾的是,两位作者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即“honesty”究竟是根据谁的文化背景与价值理念来进行界定的?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又以什么作为“honesty”的标准?如果“honesty”受到侵犯,又是谁根据什么来对之进行矫正?恐怕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而这需要卡拉布雷西与伯比特另外的文献来对之进行解释与解答;同时,随着对卡拉布雷西的文献研究的深入,笔者也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以及尝试着给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曹政发表于2006/3/24 9: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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