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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阅读三:魏伊斯与后代环境义务理论
Edith Brown Weiss, Ou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o Future Genera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4, No. 1. (Jan., 1990), pp.198-207.

魏伊斯与后代环境义务理论

王小钢

魏伊斯认为,我们人类包括前世、今世和后代的所有成员共同拥有地球自然环境。我们作为今世的成员,受后代的信托拥有地球。同时,我们又是有资格(entitled to)使用地球资源和从地球环境中收益的受益人(beneficiaries)。
一、两类基本关系
人类这一物种不可分割地与自然体系的其他部分发生联系;我们既影响着自然体系,又受到这一体系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一方面,与流行的信念相反,自然体系在很多方面是令人生厌的体系。此外,通过一些动植物含有的天然毒素或湖泊大量释放的有毒的二氧化碳云,自然环境也可能有害于我们人类。另一方面,自然体系也确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可能,它赋予给我们用以生存和提高人类福利的各种资源。同时,我们的行动影响着自然体系。在所有的生物中唯有我们拥有实质上型塑我们对环境的关系的能力。我们能够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运用这一能力,或者我们也能够破坏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基础。作为自然体系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权利破坏自然体系的完整性;我们也没有如此破坏的兴趣。相反,作为最有知觉的生物,我们负有照顾地球的特别责任。除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之外,第二类基本关系是人类不同世代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世代都固有地在适用共同的地球遗产方面和过去的和将来的其他世代相连接。
二、世代间的合伙关系和代际公平理论
在魏伊斯看来,为了界定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将人类共同体视为一个所有世代之间的合伙关系是一个有用的观点。人类社会的目的必须是实现和保护每一世代的福利和幸福。这就要求维持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为一个健康的和有尊严的人类环境所必需的生态过程和环境条件。
在这样一种合伙关系之中,没有一个世代预先知道什么时候它是活着的一代,它拥有多少成员,甚或最终将存在多少世代。那么,采取将世代视为放置于时间光谱之中的某个地方,并且它并不预先知道它将坐落何处的观点,是有用的。这样的一个世代将想继承至少和以前的任何一代所拥有的一样好的地球,并且拥有和以前的各世代一样好的接触地球的机会。这要求每一世代将地球以不比它接受地球时的状况差的条件传给下一代,并且以代际间公平的形式提供对地球资源和收益的接触机会。因此,每一世代既是负有看护地球义务的地球的信托人(trustee),又是拥有使用地球权利的地球的受益人。
代际公平要求每一世代有资格继承一个至少和以前各代一样好的条件的健全的地球这种意义上的各代之间的公平。在实践中,一些世代可能改善环境,导致以后的各世代将继承更为富裕和更为多样的自然资源基础。在这种情形下,它们将受到比以前各世代更好的待遇。但是,这种额外的收益符合代际公平的概念,因为最低程度的地球健全水平得以维持,而且以后的世代并不比以前的世代受到更差的对待。反面也是可能的,即以后的世代接受一个退化严重的大规模丧失物种多样性的环境,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将受到比以前的世代更差的对待。这后一种情形不符合代际公平原则。多世代之间的公平要求一个适合于所有世代的最低环境水平,确保每一世代至少拥有和其先辈一样水平的地球资源。这个概念符合信托关系、善良管理关系和租用关系的潜在前提,在这些关系中资产必须受到保护,不得予以浪费,一致这些资产能够公平地传到那些即将到来的各世代供其享用。
代际公平理论可以在国际法中找到深远的根基。《世界人权宣言》提及了人类家庭,将所有的世代纳入了其范围之内;提及了平等的和不可让度的权利确保了人类家庭中各世代之间的基本平等。《联合国宪章》、《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其他大量的人权文件都保护所有人的尊严极其他们权利的平等。如果我们打算允许当代以牺牲后代幸福的代价开发利用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我们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文件的宗旨。
此外,履行代际的义务要求注意代内公平的某些方面。众所周知,贫穷是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当生态系统开始退化时,贫困的众社区遭受打击最大,因为它们支付不起采取为控制和适应环境退化状况所必要的各种措施的费用。因此,实施代际公平,各国家需要帮助贫困社区在可持续基础上使用自然资源,帮助它们获得平等取得来自我们的地球的经济收益的机会。作为行星遗产的受益人,当代的所有成员都有资格平等地取得和使用地球遗产。所有国家的未来国民都将从当代为后代保护地球总体环境的努力中获得收益。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当代不作出此种努力,所有国家的未来国民将遭受困苦。
三、三个基本原则以及行星权利和义务
魏伊斯提出代际公平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每一世代应有义务保护自然和文化基础的多样性,以致它不过度地限制未来的各世代在解决它们的问题和满足它们自身价值方面可供利用的选择机会,并且每一世代也应有资格享受与以前的各世代享有的多样性相差不大的多样性。这一原则叫作“保护选择”原则。第二,每一世代应有义务维持地球质量,以致地球以一种不比这一代接受时条件更差的条件传给下一代,并且每一世代有资格接受与以前的各世代享有的质量相差不大的地球质量。这一原则叫作“保护质量”原则。第三,每一世代应当为其成员提供取得过去的各代遗产的机会的平等权利,并且负有保护未来的各代保护这种取得机会的义务。这一原则叫作“保护取得机会”原则。
这些原则限制了当代发展和使用地球的一些行为,但是这些限制并没有指令每一世代应该如何去管理它的资源。这些代际公平的原则建立了一整套代际义务和权利或行星权利和义务的基础,这些权利和义务为每一世代所持有。这些权利和义务衍生于每一世代作为人类社会的跨世代的实体的一部分的地位。行星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权利总是和义务相联系。这些权利是每一世代以不差于以前的世代的条件接受地球,以与以前的世代享有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基础相差不大的方式继承这种多样性,并且拥有公平地取得这一遗产的使用和收益的机会。这些权利首先代表了各种利益的道德保护,这些道德保护必须转化为法律权利和义务。
行星权利和义务共存于每一世代。在代际的维度,这些义务所针对的权利主体是未来的世代,同时这些权利所联结的义务主体是过去的世代。因此,未来世代的权利联结着当前世代的义务。在代内的背景下,行星义务和权利存在于当前世代的成员之间。这些义务衍生于每一世代与以前降生的世代和将要降生的世代所共享的代际关系。因此,代际义务保护从当前世代传到未来的世代和当前世代的成员的地球,未来的世代和当前世代的成员都有权利使用和享受地球遗产。
代际权利必须存在于所有的世代,无论这些世代是即将来临的世代还是更为遥远的世代。将这些权利限制在即将来临的世代范围之内的理论基础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打算如此行事,我们可能为更为遥远的世代提供很少的保护甚至根本没有提供保护。例如,核废物处理和其他危险废物处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臭氧层的消耗,对更为遥远的世代所接受的自然遗产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各世代作为一个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其他世代相关的群体享有这些权利的意义上,代际行星权利或许应视为群体权利,不同于个体权利。这些权利存在不管组成每一世代的个体的数量和身份。当被当代的成员所享有时,这些权利在这些权利所保护的是可辨认的个体利益的意义上获得了个体权利的特征。然而,这些利益衍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活着的人是当代的成员并且享有针对其他世代的使用地球和从地球获得收益的权利。对这些权利的侵犯的救济将使这一世代的其他成员受益,而不仅仅使个体本身受益。
除了环境领域以外的国际法的发展也接受了代际权利作为一个自然的和可欲的进化产物。实际上,国际人权法——举两个例子,种族灭绝方面的公约和对种族歧视的禁止——目的旨在与保护当代一样地保护后代。
有人可能仍然追问,仅仅谈及对后代的行星义务而不谈及相应的代际权利是否不太合适?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利,代际义务能够存在吗?权利总是和义务相联系,但相反的命题并不总是成立的。理论上,一个义务并不总是必然推出一个权利。例如,一个从事慈善的道德义务并没有赋予那些受益者一个享受慈善的权利。法律实证主义论者凯尔森就很怀疑必须找到法律权利才能联结某些法律义务。奥斯丁也将一些义务描述为绝对的义务,这些义务独立于任何相应的权利而存在。
如果我们依循这种分析方法,我们承认当代对后代的义务属于没有相应权利的义务,因为没有权利所依附的确定主体的存在。同理,在代内的背景下,保护多样性、质量和取得机会的义务应被视为没有相应权利的绝对义务。
这种方法虽然可能具有吸引力,但是它忽视了每一世代与所有其他世代的基本的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引起了每一世代公平共享地球及其自然资源的使用方面权利。这些权利以一种义务所不能为的方式集中关注于多代的福利,即每一世代所能够拥有和享受的东西。如果当代的义务不与权利相联结,那么当代就有强烈的动机去以牺牲后代赞同自身的方式对这些义务的界定持有偏见。代际权利比当代义务拥有更强大的道德力量。这些权利为保护生活在健康和健全的地球上的所有世代的各种利益提供了一个基础。
四、帕菲特悖论与代际公平理论
德阿马图教授在其论文中通过引用著名的帕菲特(Parfit)悖论并且将它与新近的混沌论结合来对后代的权利的观念提出异议。他争辩到,因为后代由现在还不存在的个体所组成,并且我今天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每一项干涉行动将影响这些未来个体的组成,甚至剥夺了后代的一些潜在成员的生存,所以后代不能享有权利。
在魏伊斯看来,将这种分析方法划分为这样两个部分进行语法分析是重要的,即因为个体现在还不存在所以后代不能享有权利,以及因为不同的人们将作为干涉行动的结果而出生所以为后代保护环境的行动将剥夺一些未来个体的权利。第一部分是说,因为权利仅仅存在于利益可以辨别的情况,所以后代不能享有权利,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鉴别出那些其拥有的利益需要保护的个体,我们才能说享有了权利。既然我们不能知道在将来的个体是谁,我们就不可能说后代享有权利。
这个悖论的一个理论前提是权利即是可分辨的个体的权利的传统概念框架。在《对待后代的公平》(In Fairness to Future Generations)一书中所提出的行星权利,或者说是代际权利,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权利。相反,它们是世代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在多代的现实背景下得以审视。各世代作为与其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世代相联系的一个群体享有这些权利。这些权利能够通过适用于从一个世代传给下一个世代的地球的各种客观标准和指标得以评估。评估行星权利所体现的各种利益是否正受到充分的保护,并不取决于是否知道在任何给定的未来世代的可能最终存在的个体的数量和种类。
在魏伊斯看来,这些代际权利的实施有赖于作为群体的后代的代表来行使。这些代表并不是后代个体的代表,因为他们的出生还是不确定的。有些人可能争辩说,这些代际权利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至少知晓将来的个体的数量。这些人的理由是,地球人口持续增长条件下的必须传给后代的自然和文化基础多样性的数量和地球环境质量的水平,将要比将来的地球人口与现在的地球人口持平或比现有人口更少的条件下必须传给后代的多样性的数量和环境质量的水平要多,要高。然而,魏伊斯认为,代际权利本身就表明对当代和后代人口的限制。根据代际公平理论,一个世代必须作出这样的决定,即究竟选择限制开发、消费和废弃,还是选择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后代有权接受特定条件的地球的权利限制了当代作出决定和选择的范围和程度。
德阿马图教授还主张,如果我们为了保护后代而采取了保护环境的活动,将导致由与不采取这种活动条件下出生的个体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后代的出现,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成功地保护由那些不采取这种活动条件下出生的个体组成的后代。然而,魏伊斯教授认为,既然后代权利仅仅作为一个世代权利而存在,那么组成这一世代的个体是谁以及他们的数量有多少,都无关紧要。
王小钢发表于2006/4/9 13: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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