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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化进程中的障碍和缺陷



  中国法制化进程中的障碍

  “一切要依靠组织来解决问题”(这个组织,应该是各级政府的 意思,是政府的各级组织,好象也包括法律部门,但是主要是指政府)。这句话,是人民和官员常讲的,所以一有事,人们都要去找政府、谴责政府。这句话的确立,是法制进程的障碍。为什么呢?
  在中国,不应该提倡依靠政府组织解决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权利集中制的国家,组织,就是一个个人,组织更确切的说就是这个组织的头,权利就在他手里握着,依靠组织,换句话就是依靠组织中的人,尤其就是依靠手握大权的领导。所以才会出现领导的‘一支笔’,左右一个地区的现象。要削弱政府的权利,不能赋予某些握着组织权利的人以左右人命运的权利,才对。
  提倡依靠组织,其实就是提倡人治。
  我们现在要提倡法制,要加强法制建设,使中国人平等的依靠法律、条例解决问题。
  中国的法制进程与政府权利是一个一山不容二虎的关系,是翘翘板的关系,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裁判权利归谁、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如果法律条例说了算,那么政府领导的权利就弱,如果一切政府、领导说了算,那么法律的权利就小。比如:
  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升到法律管辖范围。这么重要的规则,以政府的规章制度存在,所以造成各单位的选举都是走过场。人大代表不是去制订法律法规,更加像一种荣誉,好象去参加表彰大会。 
  比如各级公检法领导的任免问题,也是各级政府说了算。这就给予各级政府干预法律的特权。使政府的领导可以左右法律的判决。官员没有特权,才能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出现。
 很多官员的渎职问题,比如性爱视频举报的那个运管人员,也是以内部处理了结。这就加大政府的权利而缩小了法律监管的范围,这就是政府口口声声说建设法制社会,而不能达到目的的原因,就像这边说‘让座,那边不站起来一样’。
 我们来看文化大革命,就知道政府权利过大的危害了。
 文化大革命实际是是组织的斗争,派系的斗争、政权的斗争,谁的集团大,后台硬,谁说了算。
  文化大革命就是错在领导、错在组织、错在政府组织的权利太大、错在一些人利用组织无穷大的权利整持不同意见的人。
 政府组织权利过大,控制了新闻的自由,所以新闻成了政府的喉舌,成了他们的宣传工具。他们用来造神,搞个人崇拜。他们把不利于他们的言论封锁起来,制造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舆论,甚至用来颠倒黑白。
  人民群众成了新闻媒体愚弄、利用的对象。因为不管远在千里之外还是近在咫尺,除了一些当事人,群众怎么可能了解北京的内幕呢?那些手握组织的权利的人,那么大的权利,这些当事人怎么敢说什么。政府的各级领导权利过大,直接可以危害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和饭碗等生存权利,导致人民群众的言论不自由。所以只有等这些人死了,当事人才陆续的发表一些文章,告诉我们真相。
  所以,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在于政府组织权利过大。那些手握组织的权利的人,说打压谁就打压谁。比如,打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遇到什么事情不盲从,要分析其对错,他们有理智、理性,所以妨碍某些愚弄人民的高官,惹他们不高兴,所以才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草”等错误言论。他们一句话,不管对错,新闻媒体就宣传,吹捧,知识分子就变成了臭老九。
  政府权利过大,是中国法制进程的障碍,是中国法制进程慢的关键性问题。如果把法律条例制订的很全面,把处理很多事务的权利都从政府那里转交给法律处理,中国才会逐步走向法制化。
   中国法制化进程中的缺陷

  有人嘲笑西方国家,说人家的法律条文多如牛毛。我们比较一下就知道法律条文多好,还是少好:
  法律条文再多,不也就是一本书吗?放在那里,又不吃饭,又不喝水,妨碍什么了?但是,一旦有事,它就说话了,可以告诉你对错、怎么做。不比养官员解决问题好吗?官员要吃喝、要大楼办公、要车辆,问题出现了,找他们还难找到,还要看脸色,还要送礼,还要忍受他们的不公正处理,还要发给他们工资,比如讨不到工钱,人们就想到找总理,这就是法律不健全的表现。如果法律条文很多,很细,细到规定:讨工资不要钱,打什么类型的官司收多少钱,什么类型的官司必须几天内完成,制定一些很细的约束又很公平的法律条例。我们就直接找法院,根本不用找总理。这样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官员了。这样,事事有法律条文涵盖,人人、事事有法可依,人们还找官员干吗?法制社会的目的就达到了。没有多如牛毛的法律条例,谈法制,就是纸上谈兵。
  中国法制化进程中的缺陷就是条例太少。法律条文,不怕多,就是多费几页纸。法律条文多,百利而无一害。
  有人嘲笑西方国家,比如德国,说人家死板,鸡毛蒜皮的事就打官司。其实,法官就是社会组织里判断对错的人,相当于过去的村里人们信任的、知道对错的、被人们承认的主持公道的人。现在只是把对错写在纸上,命名为法律了。那么,打官司不是人们遇到事情的正常的解决途径吗?
  如果法律条文多如牛毛,覆盖所有领域,我们事无巨细,有法可依,而不是靠一些人临时辩论,临时发挥,而且发挥空间很大,比如一件案子,判五年是它,几个月也是它,这就给法院和法官很大权利,人们怎么不送礼呢?如果法律条例很细,发挥空间不大,法官还有很大特权存在吗?那些送礼的人,有势力的官员,还可以借法官的手任意玩弄法律吗?官员没有权利、法官发挥权限很小,送礼的事也就少多了吧。
  我们国家,法制进程慢的一个原因就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法官受贿问题。正是因为条例太少,覆盖率太低、太粗糙,太笼统,所以漏洞很大,给法官很大的发挥空间,才导致受贿问题的发生。
  而一些规则,又以政府的规章制度存在,比如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升的法律管辖范围,造成各单位的选举都是走过场。如果法律规定:选举(1)必须每一个人参加,(2)不能有候选人名单(这样自然有人表现自.己,比如企业家捐款,比如一些人干利民的事或者要当场演讲,争取当代表的权利),(3)不能有官员的授意.....违者受什么法律制裁。这样才能保证:代表的选举代表广大人民。
  这些保障选举的规定如果以政府的制度出现,没有庄重严肃性,也容易不被执行。

  所以,要加强法制化进程,首先削弱政府权利,因为政府权利与法制化进程:是一山不容二虎的关系;其次要健全法律条例,把一些行政制度,变成法律条例,使一切事务,包括一些家务小事,政府大事,都靠制定严密的法律条例来保证,来评判,来解决,这就是法制社会的实质。这就是社会的法制化。

    






  


  
         

       中国法制化进程中的障碍

  “一切要依靠组织来解决问题”(这个组织,应该是各级政府的 意思,是政府的各级组织,好象也包括法律部门,但是主要是指政府)。这句话,是人民和官员常讲的,所以一有事,人们都要去找政府、谴责政府。这句话的确立,是法制进程的障碍。为什么呢?
  在中国,不应该提倡依靠政府组织解决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权利集中制的国家,组织,就是一个个人,组织更确切的说就是这个组织的头,权利就在他手里握着,依靠组织,换句话就是依靠组织中的人,尤其就是依靠手握大权的领导。所以才会出现领导的‘一支笔’,左右一个地区的现象。要削弱政府的权利,不能赋予某些握着组织权利的人以左右人命运的权利,才对。
  提倡依靠组织,其实就是提倡人治。
  我们现在要提倡法制,要加强法制建设,使中国人平等的依靠法律、条例解决问题。
  中国的法制进程与政府权利是一个一山不容二虎的关系,是翘翘板的关系,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裁判权利归谁、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如果法律条例说了算,那么政府领导的权利就弱,如果一切政府、领导说了算,那么法律的权利就小。比如:
  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升到法律管辖范围。这么重要的规则,以政府的规章制度存在,所以造成各单位的选举都是走过场。人大代表不是去制订法律法规,更加像一种荣誉,好象去参加表彰大会。 
  比如各级公检法领导的任免问题,也是各级政府说了算。这就给予各级政府干预法律的特权。使政府的领导可以左右法律的判决。官员没有特权,才能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出现。
 很多官员的渎职问题,比如性爱视频举报的那个运管人员,也是以内部处理了结。这就加大政府的权利而缩小了法律监管的范围,这就是政府口口声声说建设法制社会,而不能达到目的的原因,就像这边说‘让座,那边不站起来一样’。
 我们来看文化大革命,就知道政府权利过大的危害了。
 文化大革命实际是是组织的斗争,派系的斗争、政权的斗争,谁的集团大,后台硬,谁说了算。
  文化大革命就是错在领导、错在组织、错在政府组织的权利太大、错在一些人利用组织无穷大的权利整持不同意见的人。
 政府组织权利过大,控制了新闻的自由,所以新闻成了政府的喉舌,成了他们的宣传工具。他们用来造神,搞个人崇拜。他们把不利于他们的言论封锁起来,制造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舆论,甚至用来颠倒黑白。
  人民群众成了新闻媒体愚弄、利用的对象。因为不管远在千里之外还是近在咫尺,除了一些当事人,群众怎么可能了解北京的内幕呢?那些手握组织的权利的人,那么大的权利,这些当事人怎么敢说什么。政府的各级领导权利过大,直接可以危害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和饭碗等生存权利,导致人民群众的言论不自由。所以只有等这些人死了,当事人才陆续的发表一些文章,告诉我们真相。
  所以,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在于政府组织权利过大。那些手握组织的权利的人,说打压谁就打压谁。比如,打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遇到什么事情不盲从,要分析其对错,他们有理智、理性,所以妨碍某些愚弄人民的高官,惹他们不高兴,所以才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草”等错误言论。他们一句话,不管对错,新闻媒体就宣传,吹捧,知识分子就变成了臭老九。
  政府权利过大,是中国法制进程的障碍,是中国法制进程慢的关键性问题。如果把法律条例制订的很全面,把处理很多事务的权利都从政府那里转交给法律处理,中国才会逐步走向法制化。
    
             
         中国法制化进程中的缺陷

  有人嘲笑西方国家,说人家的法律条文多如牛毛。我们比较一下就知道法律条文多好,还是少好:
  法律条文再多,不也就是一本书吗?放在那里,又不吃饭,又不喝水,妨碍什么了?但是,一旦有事,它就说话了,可以告诉你对错、怎么做。不比养官员解决问题好吗?官员要吃喝、要大楼办公、要车辆,问题出现了,找他们还难找到,还要看脸色,还要送礼,还要忍受他们的不公正处理,还要发给他们工资,比如讨不到工钱,人们就想到找总理,这就是法律不健全的表现。如果法律条文很多,很细,细到规定:讨工资不要钱,打什么类型的官司收多少钱,什么类型的官司必须几天内完成,制定一些很细的约束又很公平的法律条例。我们就直接找法院,根本不用找总理。这样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官员了。这样,事事有法律条文涵盖,人人、事事有法可依,人们还找官员干吗?法制社会的目的就达到了。没有多如牛毛的法律条例,谈法制,就是纸上谈兵。
  中国法制化进程中的缺陷就是条例太少。法律条文,不怕多,就是多费几页纸。法律条文多,百利而无一害。
  有人嘲笑西方国家,比如德国,说人家死板,鸡毛蒜皮的事就打官司。其实,法官就是社会组织里判断对错的人,相当于过去的村里人们信任的、知道对错的、被人们承认的主持公道的人。现在只是把对错写在纸上,命名为法律了。那么,打官司不是人们遇到事情的正常的解决途径吗?
  如果法律条文多如牛毛,覆盖所有领域,我们事无巨细,有法可依,而不是靠一些人临时辩论,临时发挥,而且发挥空间很大,比如一件案子,判五年是它,几个月也是它,这就给法院和法官很大权利,人们怎么不送礼呢?如果法律条例很细,发挥空间不大,法官还有很大特权存在吗?那些送礼的人,有势力的官员,还可以借法官的手任意玩弄法律吗?官员没有权利、法官发挥权限很小,送礼的事也就少多了吧。
  我们国家,法制进程慢的一个原因就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法官受贿问题。正是因为条例太少,覆盖率太低、太粗糙,太笼统,所以漏洞很大,给法官很大的发挥空间,才导致受贿问题的发生。
  而一些规则,又以政府的规章制度存在,比如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升的法律管辖范围,造成各单位的选举都是走过场。如果法律规定:选举(1)必须每一个人参加,(2)不能有候选人名单(这样自然有人表现自.己,比如企业家捐款,比如一些人干利民的事或者要当场演讲,争取当代表的权利),(3)不能有官员的授意.....违者受什么法律制裁。这样才能保证:代表的选举代表广大人民。
  这些保障选举的规定如果以政府的制度出现,没有庄重严肃性,也容易不被执行。

  所以,要加强法制化进程,首先削弱政府权利,因为政府权利与法制化进程:是一山不容二虎的关系;其次要健全法律条例,把一些行政制度,变成法律条例,使一切事务,包括一些家务小事,政府大事,都靠制定严密的法律条例来保证,来评判,来解决,这就是法制社会的实质。这就是社会的法制化。

    






  


 


 
  


            作者河南驻马店刑侦科李富超


 
  


著名雪莲发表于2006-4-22 17: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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