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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阅读七]Nozick,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第一章第二节部分内容概要)

    在个体之间的功能

  一个依原则行事的人(principled person)是能够被指望在面对偏离正轨的劝诱或诱惑时仍然坚持自己原则的人——未必要在面对任何可能的劝诱或者极其巨大的引诱时都如此——尽管这样,原则毕竟是阻止一个人追随一时的欲望或兴趣的某种防护栏。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原则就具有了一种使他人确信你(在通常情况下)能够抵制诱惑这样一种个体之间的功能;原则还具有一种内在于个体的功能——即能够帮助你自己去克服诱惑。
  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原则在主体之间的功能。当某一行为是受一个人的原则所许可的(或是受原则限制而不能为的),我们就可以对这种行为更为确信。除了可以在其行为的一定的明显范围之内信赖这一行为进而完成我们自己的行为(当我们自己行为的成败取决于该依原则行事之人的特定行为时)以外,即便将来会出现引诱其偏离正常行为方式的诱惑,我们依然可以相信他不会偏离原则,并且我们可以在计划与实施自己行为的过程之中仍然依赖于这一确信。否则如果先前的这一行为有过大的几率变为无效的或是变成有问题的,则我们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于那些与我们私交甚密的人而言,我们可以信赖他们的感情及其作出协作行为所一贯秉持的良好动机;但对于其他与我们较为生殊的人来讲,我们依赖的是他们依原则而为的行为。
  对于这类考量,我们在关于契约法的讨论之中已经很熟悉了。契约使得一个人自己担负义务实施某一行动,以此鼓励另一个人产生信任并因而也完成一项行动,那么如果前一个人未能依约实施其行为,则后一个人的将使他自己处于孤立行为之境地的作为义务便是可以被免除的。因为第一个人是从第二个人的行为当中获益的,而如果第一个人没有以契约的形式使自己负有为一定行为的义务,那么第二个人也将选择不作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第一个人将来的预期报偿可能会发生改变,但他还是会愿意先行约束自己必须去为一定的行为。因为如果他的行为被允许随着未来情势的变动而调整得变幻莫测的话,则第二个人将不会愿意完成第一个人现在所希望他去做的那些配合的行为。
  原则构建起了一种约束形式:我们约束自身去按照原则所命令的方式作为。其它人可以信赖我们的行为并且我们又可以从其它人的这种信赖之中获益,因为他们因这种信赖而愿意承担的行动能够增进我们的社会便利与社会协作,也将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个人计划的施行。 宣称遵守原则这是一种能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声誉效应(reputation effect)的方式。把条件设定得一清二楚以使一旦偏离这些设定的行为能更容易地被人们所察觉。声誉效应对于那些需要与很多人进行反复交往的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他向其它人保证他将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为(为了避免在合作中他所依仗(serves him)的某一种声誉的降低)。
  以上的考虑能够使一个人想被其它人看上去是个有自己的原则的人,但是为什么他实际上想要这些原则呢?对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拥有原则也许是最可信而且最少困难的途径使我们看上去是个有原则的人。然而小说里以及现实生活中都有太多的骗术高超者。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确实想有一种自己的原则,而不仅仅是为了看上去这样,因为实际拥有原则将是在“按原则”行事时对于其它人而言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并且也是对于他自己来说最容易做的方式。但他能够仅仅因为一项原则具有这种主体之间的有用功能而达到真正拥有这一原则吗?他不是必须相信这一原则是正确的(correct)他才能作到这样吗?
  当某人告诉我他相信他坚持着某一种原则时,我又需要从中找到怎样的保证才确实足以使我和其它人消除疑虑呢?我想知道的是:“但是你真的/一贯地坚持原则吗?”“你的这种坚持又有多坚决呢?”如果他仅仅将原则视作一种打消他人疑虑的保证,即使这是一种非常必要而且极其有益的保证,那么我难道不会产生这种疑问——即他在面对金钱的诱惑或者偏离正轨的劝诱时仍然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原则吗?我认为我想看到的,乃是行为人相信他所遵循的原则是正确的(correct)并且是恰当的(right)。当然,他此时此刻有这样的相信仍是不够的,他的信仰(belief)必须具有稳定性,不会因最微小的反驳意见或反向的诱惑就推翻原来的信仰。作到这一点就将使我对他产生足够的信任因此我才甘愿冒险将我的成败建立在他会作出良好的行动这一个前提之上。同时我将有可能精通于洞察出在某一原则中是否有真正的信仰存在,并且在缺失这一真心信仰的情形下不去冒合作的风险。
  那么,相信他所遵循的原则的正确性,也许便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一种有益的品质,这种品质使得他的协作(cooperative)活动及与其它人的交往(interactions)活动的范围有可能不断得到扩展。即便“正确的原则”这一观念本身是毫无道理的,但这种信仰依然有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这一无道理的(让我们暂时这样假设)信仰——由一个人自己的行为进行佐证并由其它人察觉到——在其它人眼中将是对于你未来行为之可信赖性的一种标示,而这将促使他们基于对你的信任而为一定行为从而你也将从中获益。(相类似地,将特定的行为描述为是上帝或者神意所示,并且所有偏离这些行为的举动都将受到极其严酷的惩罚,这也许是一种对人们来说有用的信仰——只要它能够向其它人保证一个人将保持一贯的行为即可,而不论它是真是假或者究竟是否有道理。)这就产生了并非针对个别的行为模式而是针对一种客观的道德秩序之中的信仰问题而进行一种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ical)式解读的可能性。对正确性的信仰可以作为进行这种解读的一个选择。(对义务(deontological)原则的信仰能够充担一种类似的主体间功能并作为一个选择吗?)
  也许我仅仅宣称一下我的原则并不足以使人们对于我将来的行为达致确信的程度;其它人可能需要不时地亲眼看到我实际上确实坚持了我所宣称的这些原则。尽管那些我所认为的最为正确或者最妥适的(adequate)原则可能是难于为其它人所亲见着履行的。最妥适的原则回应的也许是那些隐微的语境化下的细节,亦即不为其它人所知或者不能被他们可靠地加以查证的关于历史的或者动机的或者关系上的细微差别。有言曰:正义,不仅必须被实施而且必须被眼见着实施。然而,当能够被可靠地看到并被确认的那部分情况比施行(完全)适当的正义所要求知悉的情况更为简略时,将发生怎样的状况呢?欲达成使其它人确信正义正在被实施或者原则正在被遵行的这种主体之间的功能,如下作法可能就是必要的:即遵守不那么隐微及差别细微的原则并使得原则的施用(及未获施用)能够不时地被其它人所证实。*(*参见……书里讲Robert Wilson认为负责对企业进行外部审计业务的上市的审计公司,为了使潜在的投资者相信审计公司自身不会被它所审计的业务对象所收买,就必须遵守那些已经被确立的审计规则,而这些规则是否得到了适用是能够被外界所查证核实的(尽管这些允许被查证的活动不会向外界提供有关一个公司财务方面的最为透明的信息)。正是因为这些已确立的规则的适用情况能够被外界所检查,因而审计公司才得以保持自己的作为一个独立第三方的声誉来开展工作。)
  那么,这里就会产生以下两者之间的冲突,一者是:根据某一情况微调一项原则,其二是:经由原则来制造公共信任(public confidence)。原则被微调得越多,它的实际上得到了履行就越不容易被其它人所证实。从另一方面看,当一项原则超出了一个使其变为粗糙模糊的临界点(a point of coarsening)之后,那么它将不再能够唤起信任,这并不是因为此项原则不能被检验证实而是因为它的施用不再被认为是可欲的了。曾有人声称(这个问题是存在一定争议的)女人的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s)相对于男人而言更容易随着关系和动机方面的情境化的细节及细微差别而进行微调。 男人和女人的这一区别(如果确实有这一区别的话)也许可被一个统计学上的事实所解释,那就是女人在一个非家庭的领域内(在这些领域内作出决策的基础或动机都是可疑的)从频率上看更少作出(或参与作出)决策。如果在某个(公共的)领域内每个人必须给其它人以保证,那么在该领域内任何人可能都得(一定程度上)服从于能够提供此种保证之物的指令,而原则就是一种能提供此类功用的工具。那么可以想见当大量女性进入到过去一直属于男性的竞技场时(从相当多理由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将会影响到道德上的变动——然而我们无法确定的是究竟是这一竞技场还是加入其中的女性本身将会经历到更大的变动。
  另一个人的原则使我能够以合理的准确性(尽管可能并非完全如此)预期到他的行为的一些方面并因而引导我去信赖这些方面。而对于这另一个人而言,他的原则对于他自己也许主要地并不是一种预测的工具。人们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试图预测他自己将来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他们只是去决定做什么。更确切地讲,一个人的原则所起的作用是创造出那个行为;他凭借原则来引领(guide)他自己的行为。我对其原则的所知影响到的是我对他将以某一特定方式行为这样一种可能的预测,亦即我对他将以该种方式作出行为之可能性所作出的预测。而对于他自身来讲,原则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对于某种可能性的预测而恰恰就是这些可能性本身:原则不是对于他将如何行为的证据而是帮助他决定(determine)他将要(决定)做什么的工具。
陈纺发表于2006/5/17 20: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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