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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阅读五:奥斯丁的统治——读Neil•Duxbury《奥斯丁与哈特之间的英国法理学》

奥斯丁的统治——读Neil·Duxbury《奥斯丁与哈特之间的英国法理学》


        甘德怀


奥斯丁的《法理学范围》在1832年最初问世直到他死后1861年第2版发行的三十年中,其学说在学术界差不多是无人问津,奥斯丁本人也因此而相当郁闷。不过,自该书第2版以后,奥斯丁的法律理论逐渐在英国法学界被人们广泛接受(当然也伴随着一些批评),同时越过大西洋,传播到美国并最终取得统治性的地位。这种局面差不多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直到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批判其法律命令学说和主权理论之后,才开始被动摇了。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英美法理学(尤其是英国)差不多是奥斯丁的天下。此种荣耀,恐怕远非奥斯丁活着的时候所能估计得到的。


不过,在我国法理学界,对奥斯丁的这种统治地位只是泛泛地提及,而很少有人深究奥斯丁的统治地位是怎样确立的,又有何根据可做此断言等更为具体的问题。就笔者所阅读的材料来看,曼彻斯特大学法律教授Neil·Duxbury的长篇论文《奥斯丁与哈特之间的英国法理学》对此问题做了很好的分析,颇为值得注意。此外,W·E·Rumble教授的新著《公正对待奥斯丁:19世纪后期对奥斯丁学说的继受》(2005年)对奥斯丁学说在19世纪发挥的影响也做了内容翔实的论证。这些材料,很好地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奥斯丁的学说及其发展起伏。


下文内容主要选自Duxbury教授的论文,希望能够为读者更具体地了解奥斯丁学说在英国法理学界的统治地位提供帮助。


Duxbury认为,奥斯丁之后的英国法理学缺乏想象与方向,这样说似乎并不过分。因为,奥斯丁的著作产生一种使他的后继者“瘫痪的效果”(a paralyzing effect)。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奥斯丁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当时,也有一些人认为奥斯丁的法理学视野狭窄,甚至有人要完全否定奥斯丁。比如,Harold· Laski就曾经对霍姆斯说过,如果读了奥斯丁和其追随者的作品,就会一无所获。但是,霍姆斯认为拉斯基的评论太过苛刻。实际上,拉斯基所崇拜的英国法学家AV戴雪就深受奥斯丁的影响。所以,从19世纪中叶开始,很少有英国的法学家不为奥斯丁的学说所笼罩,不是在某个方面,就是在另外的方面。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Duxbury分析了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奥斯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他的遗孀萨拉的努力。奥斯丁的学术在其生前不被承认。在他去世后,萨拉决心洗脱人们对奥斯丁疏于或不愿探究真理的指责。1861年她组织了《法理学范围》的再版,1863年,经由对奥斯丁笔记的整理和重新编排,完整的《法理学演讲录》得以出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英国的法学家开始重新评价奥斯丁的遗产。1865年,谈到《法理学范围》,萨拉说,“很明显,这本书已经扎下深根了”,“成了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的考试用书。”正是由于他妻子的努力,奥斯丁才逐渐从暗淡模糊处走了出来,并受到英雄般的礼赞。记得於兴中教授在第二届西方法哲学讲习班上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奥斯丁能够取得成功?”他告诉我们的答案是,“他有一个好妻子。”


尽管我们可以说奥斯丁因为有个贤妻而获得巨大的学术影响,但如果仅限于此是不够的。学术的贡献与影响终究需要学术本身来确定。Duxbury教授分析的第二个原因是,奥斯丁提出了一种法理学立场,这种立场引人注目且含义非常清晰,尽管奥斯丁的写作风格略显累赘。循着奥斯丁的轨迹,人们可以找到许多诸如“准确意义上的法律,是一种命令。”一类大量清楚明白的命题。哈特风趣地说到,即使错,“奥斯丁也总是错的明明白白。”不管奥斯丁的学说有什么缺陷,奥斯丁提出的学说拥有一种长盛不衰的魅力。(哈特语)


当时的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梅因对于奥斯丁的学说展开了较为激烈的批评。在《古代法》中,梅因写道,“我们愈是深入到早期的思想史之中,我们便愈远离类似于边沁和奥斯丁所提出的法律观念。”在1875年出版的《人类早期制度史演讲录》中,梅因也着力批判了奥斯丁式的主权观念,认为分析法学家抛弃了主权者行使或者避免行使不可违背的权力的大量历史前提。梅因对奥斯丁的批判影响非常之大,直到20世纪仍然广为流行。


不过与梅因相比,许多对奥斯丁采取批判式尊敬态度的学者,对待奥斯丁更为宽厚。J·H·Stephen比较同年(1861)出版的《古代法》与《法理学范围》后,发现奥斯丁的著作更能激动人心,而梅因的作品由于小心谨慎地探询事实,因而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哲理性理论。Stephen认为,阅读梅因的同时应该读一读边沁和奥斯丁,因为后者的作品精确地分析了处于法理学底座的诸多基本观念。Stephen甚至认为,奥斯丁的法理学在精确方面,以及在重要性上,堪与李嘉图、亚当·斯密对地租、利润和价值的分析相提并论。J·S·密尔(奥斯丁在伦敦大学任教时的学生)、T·E·C·莱斯利、T·E·霍兰德都给以奥斯丁的学说肯定的评价。Duxbury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奥斯丁《法理学范围》这样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品,为什么没有在最初问世就引起反响?对此他引述了霍兰德的分析:《法理学范围》一本如果你没有提高,你就无法阅读的书,作者所处理的材料极其错综复杂,而作者以艰辛的劳力与强大的智力对其作了清晰的分野和界定。


然而,更有不计其数的英国学者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奥斯丁的学说。甚至在《法理学范围》最初发表的一百年后,英国的法学家谈论起奥斯丁,仿佛他的思想还代表着最晚近的法律思想。或许我们丝毫不应该感到奇怪,毕竟,在这百年间英国的法理学所历经的变化甚少。奥斯丁为后来的英国法学家提供了批判,后来者也从中获得了指导,但是奥斯丁的法理学似乎也窒息了创新、变革。


W·巴克兰的《法理学反思》(1945年)说明了当时英国法学界这种沉闷局面。在他以80高龄写下的这部著作中,巴克兰思考了当时大陆的一些法律哲学,但认为没有一种法律哲学能令他满意。虽然巴克兰尖锐地批判了这些法律哲学,但终究破坏性的多,建设性的少。唯一具有建设性意义之处是,他提出了一种“更为朴实的方式”(a more pedestrian)来思考法律。其实,这种更为朴实的思考方式实际就是奥斯丁的方式。巴克兰是以一种尊敬式批判的态度对待奥斯丁的,他认为尽管奥斯丁的学说并不是普遍正确的,但就奥斯丁学说而言,并无多大争论的余地。



原文出处:Neil·DuxburyEnglish Jurisprudence Between Austin and HartVirginia Law ReviewVol.91Mar.2005No.1

甘德怀发表于2006/9/25 21: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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