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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阅读一:人权概念的普遍性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


Louis Henk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506,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Nov.,1989),PP.10-16(Jstor)


人权概念的普遍性


作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


路易斯·亨金是大学的退休名誉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特聘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和哥伦比亚战争与和平协会成员。是律师人权协会执行委员。他是许多书和许多专业杂志上文章的作者。


摘要:


讨论人权的普遍性需要定义“人权”和“普遍性”。人权思想与正义、善和民主相关,但不等同于正义、善和民主。严格的说,人权的概念是每个人都有合法的向他或她所在的社会要求规定的自由和利益的权利,一个权威的权利的目录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被提出。世界权利宣言是政治性的和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事实上被所有国家所接受,被包括到他们自己的法律之中,并转化成国际法律义务。但是确保权利在事实上被尊重将需要继续发展稳定的政治、社会和宪政信念。事实上,所有的社会都从文化上接受了那些包括在人权宣言中,反映当代共同的道德的基本权利和人类需求。但是其他权利,引人注目的是表达自由,宗教和种族平等,妇女平等—仍继续面临深入的抵抗。


正文


  讨论人权概念的普遍性要求助于对术语的定义和解释。关于人权的概念和普遍性的概念我提供一种解释。


人权


  人权不等同于正义或“善的社会”或如一些人所想的民主,尽管人权思想与所有这些都相关。简明的说,人权思想宣称每个人都有合法的向他或她所在的社会要求规定的自由和利益的权利。如果有的话,人权很少是绝对的。人权是表面的权利(prima facie)并且有时要向强制的公共利益低头。德沃金建议人权一般“胜过”其他的公共利益。这些对社会的要求不是一些关于什么是善的一般和初期的观念,他们已经是被权威界定了的概括,他们在人权宣言和各种类的国际文件中被特定化。这些被特定化了的权利主要分成两类。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生命权和身体完整权;免受酷刑、奴役和任意羁押的权利;得到公正的刑事审判的权利;人格权和隐私权;精神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选举权和参政权。另一个类别是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与福利国家相联系:工作的权利;获得食物权,获得医疗照顾的权利,住房权,受教育权和达到一般生存的足够的标准的权利。民族自决权和对自然资源的主权被两个国际人权公约附加到人权列表中。两个是否作为人权受争议的权利是:和平权,经济发展权和要求有益于健康的环境的权利。


人权的观念是一个带有道德基础的政治观念。它是通行于个人和社会之间政治关系的一种表达。它意味着对政府的限制,包括政府可以对个人作什么行为的限制,即使这些行为是为了大众的福利即公共利益、共同幸福。甚至对法律也有限制,人们可以认为人权是一种更高的法律。人权意味着个人权利和社会应承担的相应的义务。我们的权利不是被社会所赋予的,我们享受这些权利不是社会的恩赐,不仅仅因为它是好的社会政策而尊重它们。相反我们有权获得它们。暗含于人权观念中的是对个人价值的承认。个人是有价值的,并且他的价值独立于社会。这一观念主张人们之间平等,而不是等级划分,它意味着自由和自治的价值有时要比秩序的价值更重要。卡多佐大法官曾提出过“有秩序的自由”。


人权观念从何处而来还没有达成一致,在当今世界上人权主张通过被解释为人的尊严的要求以及作为目的的自由、公正和和平的要求得到理论上的论证。


普遍性


“人权”这个词意味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所有人的权利。当代主要的人权文件即世界人权宣言—宣布并规定了普遍性。人权的普遍性受到了许多观点的挑战。这一观念为了获得政治上和哲学上的承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最强烈的挑战是针对文化普遍性的主张而提出的。


人权的政治和哲学观念不总是普遍的,它被普遍采用的时间不长。在十七世纪洛克的自然权利中“人权”找到了它可靠的来源。在美国,我倾向于认为托马斯·杰佛逊的独立宣言重复了洛克的主张。但是我的这一观念遭到了传统主义者甚至是著名的改革主义杰里米·边沁的反对。边沁说“自然权利只是胡说八道: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经过修辞的胡说—唱高调的废话”一个美国思想家曾经把自然权利写成“既是保守派的盾,又是激进派的利剑”。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自然权利受到实证主义者的挑战。它也遭到了功利主义的否定,该理论认为为了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或最大程度的快乐可以牺牲个人。人权的观念也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攻击。公社拥护者(communitarians)一般 把人权看成是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的和制造分裂的观念。当个人权利要求与大多数人的意志相冲突时,人权观念也被攻击为不民主。


这种对美国人来说如此不证自明的观点,几乎没在什么地方扎下根。当杰佛逊在1776年宣布它并且各州将它写如宪法时,在1789年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的修正案时时,人权在美国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但是,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当我们把权利法案写入修改的宪法并且继续引用独立宣言时,我们的奴隶制却又保留了80年,民族歧视维持了100多年,有限的选举权一直沿用至现在。少数民族和妇女继续声称受到了个人歧视。


18世纪,在权利观念上,我们的伙伴—法国,在1789年公布了伟大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并且将它束之高阁将近150年。英国—我们的岳母继续拒绝将权利观念写入宪法原则,而支持议会至上。人们几乎不需要提及在二十世纪一些国家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名义在原则上和事实上拒绝人权观念。宗教也对权利观念提出了挑战。在各个时期,几乎每个宗教包括强调个人而对人权观念有贡献的新教都没有热情的接受人权观念,宗教不赞成人权观念是因为把这种观念看成本质上的人类中心观念。自治和自由不是宗教主张的价值,而是看作一种混乱。


最后一些人类文化学者指责自然权利是一个西方观念,将其强加给其他人是文化帝国主义。在任何场合他们都坚持,如果这个世界的文化没有接受这个人权观念,人权就没有希望。


普遍性的涌现


不久前,人权观念还不具有普遍性。我相信它现在已经在重要的方面取得了普遍性。


今天,政治的普遍性已经很难被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对希特勒弥天大罪的全面认识带来了我所称的“权利的时代”。人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已被接受;没有其他的政治观念—不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民主(不论它是如何界定的,通常则没有界定)—受到了如此广泛的赞同。所有国家都以某种形式接受了人权观念。例如对种族隔离的普遍谴责就意味着权利观念的普遍接受。在本世纪的下半期赋予了这一人权观念法律上的普遍性。人权概念被载入联合国宪章,而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是该宪章的参加国。世界人权宣言实际上被所有国家所接受。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和条约被普遍的遵守,而且还有一种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的人权习惯法。实际上人权的概念已经被写入所有国家的宪法。在那些没有把人权概念完全写入宪法的地方,就存在继续把人权写入宪法并提供宪法权利保障的要求。即使苏联,中国在它们最新的宪法中也写入了人权。无庸讳言,政治上甚至法律上的普遍接受不能确保对人权的普遍尊重。许多人可以看到这种接受只是言辞或甚至是虚伪的接受。我有时试图为人权的虚伪喝两声彩—虽然不是三声—认识到“虚伪是恶向善表示敬意”。重要的是人权的概念是一种美德,在我们的时代恶不得不向它表示敬意、接受,即使是虚伪的接受也是在原则上承担义务,接受者可以被确定负有责任。虚伪需要隐藏但可以被揭穿。


今天,这种敬意甚至反映在许多国家流行的紧急状态法现象中。当一个国家宣布紧急状态法时,它自身宣布它存在于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之中。在原则上,紧急状态法只是临时的,不论它持续多长,她始终是非正常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很少怀疑人权的宪法化和国际化的事实和人权观念流行的事实。(在所有流行一词的意义上讲)随着政治的发展,哲学和宗教对人权观念的抵抗,如果没被抹去的话也变成无声的了。


即使我们在哲学家之间我们也可以向普遍性靠近。自然权利有过一场复兴。那些继续避开自然权利的哲学家仍然可能认识到有一种公共道德感为人权提供了一个基础。在任何情况下,人权运动都没有在援引自然权利时背上历史的包袱;既然人权已经被写入实体国内法和国际法,与实证主义的争论现在只是未决的讨论。


那些继续反对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哲学家们,例如英国的克兰斯顿教授,他们没有向人权概念提出挑战并且事实上是对它进行了再承认。其他的哲学家在经济和社会权利上的高呼已经把他压倒了。


我提到的其他派别—功利主义者,提倡共产主义社会者(communitarians),社会主义者-可能继续反对作为抽象理论的人权观念,但是他们中没有人完全否认个人。功利主义者将不会赞许奴隶制或酷刑,即使是“为了最大多数的幸福” 提倡共产主义社会者(communitarians)更深入的认识到一个合法的社团只有尊重个人权利才能得以维持。社会主义者认识到社会主义只有有一个人道的外貌时才是可接受和可行的。


所有的主要宗教都已经开始强调他们的个人主义,普适主义,现世的而非来世的—成分。他们已经放弃了与人权紧张的一些教义,例如对其他宗教的偏执和妇女的附属地位。但是以伊斯兰教名义进行的原教旨运动,继续对抗这一潮流。个人权利现在被所有宗教认为是一种基础,一种对福利社会的最低要求,特别是在现在都市工业社会中,今天所有社会和宗教都已经接受了权利观念去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现代化甚至为未开化的乡村也带来了人权观念。在世界的各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乡村要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一部分,他需要法律、制度、教育、组织和人权。


文化的接受力


今天对人权普遍性继续挑战的核心是文化,本质上他们宣称人权概念是西方观念,强加到世界的其他国家,许多文化抵制和不接受这一观念。


这种人权思想是否是由西方强加的是有争论的。人权观念已被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所接受,不仅包括早期受西方教育的精英,而且包括当代的领导人。第三世界有忠于人权的一群尼雷尔(Nyereres)而不仅只有一群阿明(Idi Amins)大部分对人权的抵抗不是对人权观念的抵抗,而是对联合国某些政策的抵抗,对被视为应当拒绝的干涉性外部检查的抵抗,对因违反人权而强加的制裁—例如对美国实施的制裁—的抵抗,而不是对人权观念自身的抵抗。


不管怎样,在政治世界中许多当代的观念都是西方的—如国家的概念,社会主义,联合国的概念。发展是一个西方观念,受到了广泛的赞同。没有人宣布这些观念不是西方的,但也没有人因此把它视为外国的文化而不能接受。人权也许是一个西方观念但西方并不比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更多的接受它。这一观念在二战前很少盛行,而且,就是在西方希特勒犯下了残暴的罪行。人权的政治观念扎根于人际道德中,我相信这一问题不是政治观念的普遍化而是潜在的道德普遍化。问题是是否人权的道德价值是普遍的。在世界人权宣言的权利列表中的具体权利是否反映了那种普遍道德。再者,重要的问题不是人权是否反映了普遍道德,而是它反映的道德(现在被普遍从政治上加以规定)是文化上可以接受的还是作为外国的东西加以拒绝。我确信一种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大多数规定的普遍的当代道德是存在的,它们构成了人权的核心。我认为对于生命权和身体完整权,免受酷刑、奴役、和任意羁押的权利,对法律的正当程序和免受残酷的刑罚的权利、财产权而言存在一个普遍的文化接受力。这些权利符合在联合国文件和美国法律中都使用的一个术语即“严重违反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的一致形式”


人们没有理由假定对广泛的政治参与会产生文化抵制。可以肯定的是,对满足基本的食物、住房、健康医疗、教育和对儿童、老人的照顾的社会责任不会产生文化抵制。


另一方面,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一些权利没有获得普遍的支持并且可能遭到文化抵制。我不能得出言论自由被普遍接受甚至被接受的理论。我甚至不能自信的谈论宗教和信仰自由。平等还没有获得普遍的欢迎,对于种族、民族、性别的歧视将很难除去。世界在进步但它进步的还不够快。


在接受新观念上这个世界已经进步了。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接受人权观念要比其他观念接受的更多。人权观念在世界舞台上仅有40年,它在许多国家经历了艰难的斗争,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它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接受已经很普遍,并且哲学和意识形态上的抵制已经消退。


我认为人权概念和在权威的人权列表中的大部分权利符合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念,并且这些权利事实上与主要文化相一致或可以接受。我认为,在许多国家对这些权利的严重违反并不反映文化的抵制,而是政治社会经济不发达和不稳定、以及仍不发达的宪政文化;包括没有使军队在军营里的能力。


另一方面,一些权利—如言论自由,宗教和少数民族平等,妇女平等在事实上在一些社会还没有成为可接受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权利还不是普遍的。我认为使这些权利普遍化是可能的,但是重视它们的人得为此付出全力。



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这篇“人权的概念的普遍性”主要分成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人权”概念的阐述,他提出人权是相对于社会和政府的权利,它意味着对政府可以对个人采取何种行为的限制。人权不是社会恩赐的,是人应该享有的。这是对人权的概念的一种精辟论述。使人认识到人权不只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它同时也是高于法律的权利,是政府合法性正当性的一种标准。第二部分他提出了对人权普遍性的不同观点及其艰难历程。第三部分他提出了二战后,所有国家都以某种形式接受了人权的观念。人权概念的普遍性获得了发展。最后一部分,他提出了文化接受力的问题,他认为对一些人权的抵制不是文化的抵制而是政治经济不发达不稳定,宪政文化不发展的结果,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我看来不同的文化可能对于人有一定的自由权利予以承认,但不同文化对这种自由达到何种程度,与集体和社会之间达到何种关系才是正当的看法是不同的,可以说不同文化对自由的接受程度可能是不同的,文化的抵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仍然存在,但却未必像一些人所宣扬的那样不可改变和不可调和。同时亨金在文章中提到了对人权的抵制往往是对国际政治干预的一种抵制。那么为什么人权问题在现今会蒙上如此浓厚的国际政治色彩?是由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使人权工具化而达到干涉它国的目的,还是其他原因?对人权的抵制是公民的抵制还是政府的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会给人权发展带来何种结果?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毛瑞发表于2006/11/23 22: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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