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原刊阅读»原刊阅读(二):布莱克斯通先生和他的《英国法释义》(1965-9):一种传记的进路
原刊阅读(二):布莱克斯通先生和他的《英国法释义》(1965-9):一种传记的进路
布莱克斯通先生和他的《英国法释义》(1965-9):一种传记的进路
     I.G.Doolittle
From: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1.(Spring,1983),pp.99-112.

  这篇论文展现的是在已故的Dane Lucy Sutherland指导下的一项课题的第一批成果,即是一份关于布莱克斯通的终身传记。
  在作者看来完成一份有关布莱克斯通的传记并不容易,因为没有核心的潜藏的(cache)的论文,并且有关布莱克斯通的行动不得不在二手或三手的资料中找出。但是在各种各样的所收集到的材料当中,关于布莱克斯通数量惊人的更加详细的描述,至少是对其公众职业的描述,现在可以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作者认为,关于新材料,将会被问及的最重要的问题自然是它如何影响我们对布莱克斯通受到赞美的《英国法释义》(以下简称《释义》)的理解,数不胜数的专家提供了他们的法律观点,并且作者认为他那里已经有了一幅有关《释义》新颖性(novelty)、性质及其影响的清晰的图画,但是讨论也易于与布莱克斯通的历史背景相背离或是不能体现其历史背景,仅仅因为布莱克斯通本人是一个如此难以琢磨的人物。通过处理边沁著名的指控(即《释义》是对一部寡头政治的宪法和不平等法律的一个肤浅和伪善的防卫)的处理中,并不能获取任何东西。论辩在这转向了道德规范而不是事实,边沁只是为了他的改革运动简单地将布莱克斯通用作语言上的便利。他对布莱克斯通《释义》的序言无情的剖析是思辨的绝技,但相当的不谨慎。《释义》正文的主体部分(其中存在着真正的价值)不受挑战的留存下来了,边沁所诋毁的布莱克斯通是一个他自己设计出来的漫画。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其他对于《释义》的主要抱怨,大量的观察者已发现布莱克斯通的进路是守旧的,也就是说有太多的内容是关于土地法的封建的错综复杂的事物,太少的内容是关于信托、合同、商法和衡平法的。大量的内容是有关形式和理论的,对于法律在实践中运作的方式的内容不充分。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或中世纪背景乐于细节描述,而对于当下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考虑不足。
  这是合情合理的抱怨,源于爱而不是恨,它们(即抱怨)不太可能被驳倒,并且值得仔细的考虑。这些缺陷在《释义》中是如何被解释的并且它们是如何影响我们对《释义》成就的裁定?一些答案已经给出并且在下列陈述中加以回应,其他的答案仅仅能从对布莱克斯通的性格和个人环境的了解中获得,因此本文是传记性评价。
  在本文作者看来下面的个人简历过于客观,并且丢失了意义。一份18世纪的名人录将像下列的陈述:
  1723年7月生,伦敦齐普赛街的丝绸商并是自由人的查理斯·布莱克斯通和他妻子玛丽死后的第三个儿子,在牛津卡尔特修道院(Charterhouse)和彭布罗尔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毕业,1745年获民法学士(B.C.L.)学位,1750年获法学博士(D.C.L.)学位,1744年被选为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研究院,供职作为大学会计和主任,1746年进入律师行业,1756-1760年在牛津作为第一任普通法佛尼林(Vinerian)的教授,1761-66年作为预备律师会馆(New Inn Hall)的负责人,1761-1768年作为Hindo和Westbury在下议院的议员,1770年担任普通法上诉院(Common Pleas)的法官,直至去世,1770年授勋。 出版物:《释义》(1765-1769),有许多随后的版本,《大宪章和森林宪章》一部(1759),有许多其他小册子和论文。地址:(略),爱好:各式各样,娱乐:无。
  作者将本文分成了四个部分,下面对这四个部分用本文作者的语气,进行简要的概述,以不丢失原文的风格。
     Ⅰ
  在对《释义》有点发霉的味道进行解释时,一般认为,布莱克斯通本质上是一位学者,一位不适于在繁忙世界并缺乏自信的人,这当然是真的,他不是一位有造诣的公共改革家,他并未显示站立思考的能力。当他在18世纪40年代作为一个年轻人试图在律师界执业的时候,他几乎是不成功的,他以极大的热情将自己投入到了万灵学院的大学事务之中。他认识到如果要为自己纂取名誉,应当在牛津而不是在伦敦。1753年,当他决定做一系列的讲座(后来成了《释义》)的时候,最后的决定做出了。他写给他的朋友Roger Newdigate的信中,明确地表明了他在大学中从事于思考性的纯理论的部分的愿望和决心。
  后来当他希望被任命为一名法官时,他告诉他的赞助人Shlburne他害怕的是:我(布莱克斯通)天生的胆怯将不允许我在律师界取得任何非常大的进展,对于律师界是需要不同的天赋,这不同于适格于法官职位的才能。同样的缺陷也妨碍了他在议会中的表现,众所周知他轻率地支持了剥夺Wilks作为下议院议员的资格,这一点在他自己的《释义》中并不赞同。他对法庭辩论最大的贡献明显地是适当的预审并且相当乏味地遵守法律的明示部分。一位同事尽管钦佩他一个演讲的内容,但却认为其表述的就像一个“在大学中的讲座”。对此许多人评论到,华尔不实的形式明显是害怕在公众面前放松的一个害羞之人的本能设置。
  除了与其他学者的共同之处,在所有其他方面,布莱克斯通非常不同于他牛津的同代人。事实上,他显示了对于学问和教育的尊重,这是为什么他将如此多的精力投入到他的学院和大学之中去的原因,但是他不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而热爱学问的人。在1761年他向Shlburne勋爵概述了他的计划,力图实现在学院(academical)教育方法上的一些改进。通过保留有用的部分,剥去僧侣的玄学,通过弥补其缺陷,并将其改造成更加适于具有地位和财富的绅士。然而,当前(教育)形式的基础主要是为了教士的考虑,对外行的教育(无论他们的品质或专业如何)仅仅是一个间接的目标。
  布莱克斯通自己的作品具有十分浓厚的实用的特质的,用来满足特定的目的。他对旁系血亲的评论是矫正滥用万灵学院“创立者亲属”条款的尝试的一部分。他的评论拒绝(来自于著名的牛津郡1754年的论争的)根据官册享有地产者有权在议会中选举中投票。他对血统法的解释被设计成用来阐释他讲座的一部分。并且他对万灵学院账目的公开信,目的是帮助他的朋友、无疑的接任者Buckler,并且是带着正当的注意和富有效率地去履行会计义务的。当他在1753年开始他的讲座的时候,这更像是已盯上了Charles Viner即将给于的恩惠,当那一时刻来临的时候他保证了不仅仅他被选为首席教授,而且遗产将以特定的便利方式加以整理(modified)。成为教授之后,他开始思考通过恢复他在律师界的职业将他不断增长的名望变成资本,虽然失望和对抗心里起着作用,但是雄心是驱动力。在他返回律师学院之后,他并未完全割断他的学术生命,他绝不反对继续他的教授职位,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兼容的并有报酬的司法官的职位。
  纵观他的一生,布莱克斯通显示了在实际事务特别是金融事务方面的才能和专长。他在大学管理账目的工作和在万灵学院的Codrington图书馆的工作,他将Abingdon的不动产从破产中推出来和他对自己私人财务的管理,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同时代的人有很好的理由不是将他作为一个学术人看待,而正如他们所提出的那样,而是将他作为一个“经纪人”(man of business)看待。
    Ⅱ
  如果释义的过时表现不能归因于学术的内在性质,它可能或许归因其天生的守旧性,即拒绝承认普通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且在继续变化。布莱克斯通恰好已试图,有意无意地,将注意力从法的缺陷上移开,这也是批评者最喜欢的话题,但批评者的建议却没有内在的检视。
布莱克斯通依气质并不是守旧派。当然,毫无疑问他正统的训练和对历史的好奇心给了他对传统的极大尊重。但绝不是自满的或无批判的尊重。他对1636年大学Laudian法的态度就是这样,顺从这部法律早已有效地排除了所有接下来的改革。尽管可能令人怀疑,通过激烈的法律辩论,他说服了他的牛津同事:大学拥有独立的立法权。不从Laudian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大学就没有希望修正它过时的规章。大体相同的是他试图限制万灵学院“创立者亲属”的人数,他对血统要求权如果不依常识和衡平法的检查就能通过加以嘲笑。他更加关心的是实践的作用,而不是理论上的理由。
  他也许在政治上一个保守派?维持宪法现状一直以来的渴望引导他故意强调英国法的合理性和完备性。这一定是错误的表述,即布莱克斯通,像在他那样职位上的其他人一样,不去敏锐地察觉不满和无序的危险。1750年,他一心一意地赞成在野党英国保守党的原则,憎恨辉格党作为腐败浪费政府的承办人,急切地要求快捷的议会并排除禄虫。赞同民兵作为国家排除外国雇佣兵并作为常备军的一种方式,并且他认为拥有地产的贵族是独立的持久的堡垒
  1760年乔治三世的继位,事实上,对布莱克斯通的政治见解产生了很大作用,随着辉格党要塞被突破,他现在能渴望被提升并且他不是那种拒绝自己接受这样机会的人。但是,他仍对他在牛津所灌输的政治原则保持着敏感。更为重要的是,他持续地关注个人的自由。作为一名法官,他急切地希望确保:对自主观念所厌恶之人,即行使权力的官员不要越过界限。在表述他的一个观点之前,富有个性地先说了:法律如此高地关注出现在演讲中的国民的自由,即自由声音的回响。两个著名的例子是,他对陪审团审判的赞美,他将《人身保护令》描绘成又一个《大宪章》。他是多么热心地认可孟德斯鸠的结论,即英国宪法被独一无而地被设计出来用以保护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
  他依其生性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在政见上也不是,那么也许他仅仅是一个保守的法律人?这样的主张似是而非的,从他法律培训的一开始,他就对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显示了很深的觉悟。在他21岁的时候,他宣告“从使用中学习对一个在每天都执业的初学者是必要的。”他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和万灵学院的研究,他对远古法律论述的收集和在他作品中的参考文献,都表明了他坚持着他年轻时的结论,即一个愿了解什么是法的原因、背景和起源的人必须回头看它以前是什么样的。否则,他的了解将处于混淆和肤浅之间。他感到最自在的是用上了土地法神秘的科学,这同样是正确的。他在律师界许多的作品是关于财产和遗嘱的诉案,正是基于这样的主题,《释义》被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
  但是他对法律的态度既不狭隘也不自满,他很清楚在许多领域中的缺陷。他没有忽视新的进展,他对商法和衡平法合理的理解是经常被人忽略的。他在高等法院中作为曼斯菲尔德勋爵案件的书记员,他仅次于著名的Burrow。作为辩护律师他不害怕采纳起码几个涉及贸易的辩护状和国际法。曾经,甚至写信给荷兰和法国的法学家,看看他们对敲诈法案的看法。作为高等民事法庭的法官,他并不经常地遇到商事问题,但一旦遇上,他就有机会去展示他的学识。这并不是说他对商法和衡平法没有大量的疑问,他有很多的知识是关于并敬畏于,英国法半有机性的(quasi-organic)进化,并不担心财产和合同的激进的新观念,并十分知晓法律确定性的价值,对在衡平法的诉案中司法自由的潜在的恣意并未感到心神不宁。
  他本能是一位谨慎的法律人,作为证据的是他小心谨慎地对Scott诉Shepherd的案件中的直接伤害和结果性伤害(immediate and consequential injury)的正确区分。他也可能是一个胆怯之人,但他既不对理由充耳不闻也不对常识视而不见。他不试图去隐藏他的不情愿,即他对他同意屈从于权威的力量的不情愿。他自己平白的理解指给他另一个方向。他可能从未严密地确定自然正义应该在法律秩序中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他的思想而言,这一举动是无益的,由于它是危险的。但他知道这一角色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一位依靠他的书的中世纪烦琐的哲学家,而是他那个时代的实践家。一位同时代的人曾描述布莱克斯通在作为一位法律人和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人表现得很好。将带着合理的简洁(rationalizing elegance)的《释义》作为一部启蒙运动的作品,同样是有道理的。
    Ⅲ
  对《释义》明显缺陷的满意的解释显然不能通过假设布莱克斯通的个性加以发现。他不适于这样的分类。一个更有帮助的进路是考察为什么他写出了他的伟大著作。他在1758年作为佛尼林(Vinerian)教授的就职演讲,即随后被用作了《释义》的绪论,表明了讲座的目的是同专业人员一样对业余爱好者有益,同律师一样对绅士有益。在任何的自由主义的教育中,他所保持的法律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对涉及个人事务的行为有帮助,它对国家的正派的政府也是及其重要的。将会成为律师的人将会受到鼓舞,不是因为讲座对他们专业的工作有直接的作用,而是因为与在律师学院等待他们的可怕的专业训练相比,他们将去掌握对普通法的一般性的理解。因此,布莱克斯通的目的是为了他的年轻并很大程度上无学识的听众,来阐发宽泛的原则。
  他试图阐明一般的易懂的有关英国法的计划,演绎出它们的历史,强调并阐明它们最重要的规则和基础性的原则,将它们与自然法、其他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而不用进入实践的细微之处。在他发表的《释义》当中,他说他尽力去“阐释法律的原因和基础背景”。这样的目的和动机,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布莱克斯通对法律的特定部分给于了不充分的关注。首先,他仅仅关注英国法,国际法落在了他的概要之外,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对商人法律的处理方式,正如他仔细地加以解释的那样;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商法上最近的变化不能被包容进《释义》的框架之内。
  然而,为了获致对问题充分的解释,检视《释义》被创作时的周围环境是必要的。由于缺乏布莱克斯通个人的论文,精确的细节是不明晰的,但接下来的重构可能离事实不会太远。18世纪40年代,作为一名伦敦的学生,布莱克斯通决定首先要揭示英国法潜藏的原则,在后来岁月的累积之下,一个有条理的原初的结构显露了出来。这当然吸引人们去问这是不是(基于黑尔的分析)框架的原型,这一框架加强了并(按一些人的说法)束缚了《释义》。事实上当他在18世纪40年代末返回牛津的时候,这样的理论工作平实地继续着,但是具体在什么时候,他构思写并向大学的学生作讲座的想法是很难说的。更有可能的是,讲座在1752年中之前的某个时间就已开始酝酿了。如果是这样,这些讲座当然几乎应对的是普通法而不是民法(虽然他对此精通但不专业)并且为了获取Regius教授席位,需要行动方针上的转变,尽管无疑也是作为后来所表明的在某种方式上的一种刺激。这可能是他再一次决定将精力集中于普通法所带来的安慰,并且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动机,那么对Vinerian的捐助的期望是足够大的诱惑。
  讲座的第一次课程(在1753-54年做出)的确没有显示出草率创作的迹象。万灵学院的另一研究员,并且也是一名民法律师的Thomas Bever所做的笔记,太具有选择性,因而不能允许其对布莱克斯通所说的内容进行重构,但这些笔记证实了十二年后出版物中出现的材料的结构和论据的要点,是来自于一开始的讲座。换句话说,《释义》实质上是18世纪50年代早期的而不是18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部作品。这是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一点,人们记得当到了1756年曼斯菲尔德当上了英国高等法院王座庭庭长的时候,他对商事法律进行了明朗的合理化(luminous rationalization),并给衡平法新的含义。布莱克斯通的讲座在这些改革之前就已成形,倒不是他背弃了新的发展,相反作为对上面改革的评论是他对高等法院的案例给于了充分的评注。当他1759年恢复在法院常规性出庭的时候,当为了出版准备他讲座的时候,他几乎不用费力地吸收他所学的并将新的判决放入他的文本之中。举三个例子:他给出了一个更加事故的并很少贬损的对衡平法的讨论;更加谨慎地处理使用权和信托;并且包含了关于海运保险新的一段话。但是《释义》基础的结构保持不变。
  《释义》以一种守旧的外表留存了下来,这一外表迷惑并且激怒了未来的几代人。可减轻罪行的情节(mitigating circumstances)在指控之前应被记住,一些指控简直是不公平的,其他的指控还未得到证实。
     Ⅳ
  对《释义》许多的误解是源自于对作者不充分的了解。布莱克斯通从此保持着一个有阴影的人的形象,部分是因为缺少个人的材料,部分因为他生来就是无法证明的,但是现在一个更加丰满的画面开始出现了。通过常识和判断力,揭示了他是具有缓和眼光和有节制的本能要求的一个人。他努力的范围和成就是非凡的:他使牛津的保守分子远离了二世党人的纠缠并且维护了大学的独立性,他将大学从它的法令中解放出来,将万灵学院的事务放在了一个新的立足点上,改革了垂死的大学出版社,也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贡献。他也使自己在许多法律之外的领域表现得突出:建筑学、古典文史、英国文化和印刷术。《释义》的创作成了勤勉具有价值(worthwhile)一生的一部分。如果他的巨作没有十足的成功,很难想象,他将不会以其他的方式留下持久的影响。

  上面,就是这四部分的简要的概述。更加概括地可以说,第一部分主要谈了布莱克斯通为什么要选择在大学进行理论研究工作以及他对教育、大学事务等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围绕着《释义》的守旧性和他的保守性展开来谈的,并评析了人们一般性的看法;第三部分是对《释义》创作的背景、目的的介绍;第四部分可以说是对布莱克斯通和他《释义》介绍的一个小结。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没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因此对于深入研究布莱克斯通的思想和《释义》是远远不够的,这也可能是传记性文章的特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者从多个方面对布莱克斯通的生平和《释义》进行了介绍和简短的评论,从而为我们勾勒出了更加丰满的有关布莱克斯通和《释义》的画面,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不再从一个角度去认识布莱克斯通和他的《释义》,也正如文中所介绍的那样,布莱克斯通绝不是在一个维度上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有了对布莱克斯通和他的《释义》的一般性看法的进一步深入省思更多的切入点。
杰赓发表于2007-2-14 11:45:34 
 
正来学堂版权所有 © 2009 沪ICP备042465号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光华楼东主楼28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邮编:200433
 E-mail:dengzhengla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