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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阅读(二)——现代国际法中的主权与人权

W.Michael Reisman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American Jou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4,No.4.(Oct.,1990),pp.866-876其中的pp866-876.


现代国际法中的主权与人权

内 容 梳 理

  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主权”这个词在历史长河中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含义。博丹和霍布斯把“主权”这个词用于内部秩序的形成。他们对主权的构想影响了几个世纪的国际政治与法律。在霍布斯那里,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利维坦,它是一个拟制的人,力量比自然人更大,主权被认为是有力的个体的象征,主权是利维坦的灵魂,这说明利维坦的合法性是来源于神灵,而这利维坦一旦诞生就是国家,从此就有了主权者与臣民的区分。
  欧洲的公法是一种国际法体系,该体系由欧陆的君主们处于他们共同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该公法反映并加强了主权观念,如果外部力量进入了君主领地之内而没有得到君主的同意,那么君主的主权就被侵犯了。在这里,君主的意愿是唯一具有法律重要性的。
  随着“我们人民”这样的话语,美国革命开创了将人民意愿的观念作为理论的政治权威的来源。紧随其后,法国革命及随后出现的民主政府确认了这个观点。政治合法性从今以后将来源于人民的认同;政府的权力是以领土内人民的同意为基础的,而政府据称是执行权力。起初只是几个国家,后来就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君主主权变成了人民主权。
  尽管一个世纪以来,人民主权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困扰,但在二战结尾之时,人民主权仍牢牢植根于以基本的政治合法性的假设上。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就是建立联合国的目的:在国与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以尊敬人民平等权及自决的原则为基础。
  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第3款是这样陈述的: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根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当然,也存在以相似观念为基础的地区条约。世界人权宣言陈述的重要性在于其现在是在一个基本的国际法律文件中表达。在国际法中,君主最终失去了权力。
  不像那些国际法那样都是宏伟的陈述,人民主权的观念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抱负上。由于历史的发展,现在的联络技术使其有可能快速并经济地将其广泛传播。国际以及地区组织者现在在重要的国家选举中使用新技术以确保他们是公开且公正的。这样选举的结果就是人民主权的明证并且该结果成为国际认可的选举产生政府的基础。(1989年11月纳米比亚选举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向纳米比亚人民祝福并确证了选举结果。)这过程内含了国际承认的新形式。如果人民的意愿被证实被忽视或被抑制了,国际机构将试图使人民意愿得到其正常表达。(在罗得西亚于1965年单方宣布独立之后,国际社会一致谴责该行为并拒绝承认罗得西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关于纳米比亚,联合国坚持不承认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联合国将纳米比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目的在于使纳米比亚人民实施其自决权。)

  尽管“主权”这个受尊崇的词继续在国际法实践中使用。但它在现代国际法中的提法是根本不同的。国际法仍然保护主权,但其是人民主权而不是君主主权。在旧的观念中,如果没有当局的许可就对国际人权进行审察这按说构成了对当局的侵犯。联合国宪章再现了国内司法管辖与国际司法管辖二分的局面。但没有学者严格坚持国内的人权在任何国家实质上是在本国的司法管辖权之内的并因此将其与国际法隔绝出来。
  当代主权内容的变化也改变了那些侵犯主权者的类型。当然,当外部强力侵入并将其意愿强加给人们时人民主权被侵犯了。你可以想起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降临在主权头上的是什么呢?在其现代意义上,并非外来者而是本国的那些夺取政府权力的人,他们运用赤裸裸的武力、政治革命、政变来与人民的意愿做对。难道这样的权力夺取者有资格援用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来建立或加强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吗?
  在旧有的国际法中,国内篡权者的唯一考验就是拥有现实有效的权力。在Tinoco案件中,哥斯达黎加主张是对人民主权的侵犯而来保护主权。Tinoco的行为并不能束缚哥斯达黎加。但是首席法官Taft决定:由于Tinoco的有效控制,他就已经代表了合法的政府只要他控制着政府。
  关于Tinoco的决定是与当时的法律相符的。如果现在还是那么运用得那么严格就不合时宜了。这是因为它是站在与新的宪政完全对立的立场,新宪政是以人权为基础的人民主权现象。确实,Tinoco案件有政策的原因,这仍然是有说服力的说法,但重要的是那时没有国际人权与人民主权观念的制衡宪政政策。
  领袖以及同他们一样的人显得受了自大狂的影响,他们认为他们自身与国家及民族紧密相联。他们援引主权是如此的不切实际而任性的这可能是一幅精美的漫画。幸运的是,这样的事已经被扔进了国际法体系中的历史垃圾堆。在我们这个时代,最起码对于听众来说,这样的说法成为了文雅喜剧的材料。在舞台上,他们将有机会狂欢,悲剧仍未终结,专制者在领土范围内运用主权经常与人类发生冲突。

  在许多国家,国内的政治局势不明确并且有序转移权力的合宪程序是不存在的或无效的。在一阵政变与暴动之中,无论是外面的人还是里边的人都无从确定人民意愿,特别是如果失序或暴行阻止了人民表达时就更是如此。甚至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很清楚的是绝大多数人们憎恨那些行使权力并以统治者自居的人。想知道人民意愿让谁代言变得更加困难。候选人有充分的时间展示自己,以便投票者做出选择,这是自由与公平选举的核心。
  在国际监督之下的自由选举并且选举结果有国际保证而且人民的选择清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就不需要考虑在那个国家人民主权由什么构成。
  当那些经获准的意愿被当地领袖忽视的时候,这个当地的领袖或者自己执行权力或者将之交予其所控制的下属去执行,一个根植于二十世纪晚期的法学家很难认为外部势力侵入铲除领袖并设置民选政府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跨越国境的军事行动从不应被赞扬,因为那必定会导致生命与财产的损失。但是如果他们替代了篡位者并且——了自由选举的人们,他们将被视为对主权的侵犯。
  这不是说每一个废除非民选的政府现在获得了许可,也不是说政府现在有一项新的存在理由并开始在全球范围搜寻民主化干涉的机会。而是说“主权”这个词不能被用来为人民主权的镇压免于外部的指责了。
国际法现在仍然与主权的保护有关,但是,在现代意义上,保护的目标不再是直接以赤裸裸的武力夺权的暴虐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是人民自由表达且对统治者政策认同的基础。在现代国际法中,在Rhodesia的Smith政府单方宣告的独立不是国家主权的应用而是对津巴布韦人民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违背人民意愿,为维护寡头统治而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期奥赛斯库在罗马尼亚的独裁统治是对罗马尼亚主权的侵犯,马科斯总统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诺列加将军侵犯了巴拿马的主权。卡斯特罗通过伪制的选举侮辱那些基本人权被否弃的人民。在每一个案例中,侵犯主权者都厚颜无耻地将国际社会的谴责视为对其主权的侵犯。悲哀的是,一些组织和学者成为——的牺牲品。
  在现代国际法中,主权可以像被外部武力侵犯一样在本土且残忍地被侵犯。国家的财富及资源与外部者差不多相同的方式被内部人完全有效地损坏、掠夺。主权可与被内部一样被外部解放,但背景后果一定要考虑。


  国际人权计划不再是传统国际法零打碎敲的附属品,也不再是夹入传统国际法课本的另一章节。通过将系统的支点从主权保护转到人民保护,实际上在每部分是性质转变。许多老词存活了下来,但在现在语境下使用它们,你应该记住霍姆斯的精准格言:“词并非水晶那样透明、清晰而不变化,词是活跃思想的外表,根据使用的环境与时间它在色调及内容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当宪政变化了,就像它们被加入到法律体系中而系统中其它的支撑物还留在原来应在的地方,时下的运用者及翻译者不能以零碎的、机械化的风格工作。确实因为人权标准是连续性的,其他的标准必须在它们的范围内被重新译写,以免产生过时的东西。就像法国学者称呼的那样,这个时新、现代化的过程是为国际法所知的。按照西南非洲的看法,国际法庭指出机械地适用旧标准而不去参考基本的宪政的变化是荒唐的,并且国内法庭经常将需要及权威实际化。关于人权行动合法性评价方面,实际化的风格是需要的。
  在联合国关于美国在巴拿马行动的辩护中,尼加拉瓜政府(该政府主张召开这个会议)常驻联合国代表首先发言:“再一次我们人民遭到了伤害,再一次企图将暴行变成看起来是合法的,再一次基本原则,也是国际关系的基础遭到了侵犯。”巴拿马代表接着引证联合国宪章及OAS证明这是对巴拿马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无视诺列加为镇压抑制人民主权所做的一切,无视在军事行动之前的国际监督选举及军事行动之后的民意测验表明人们都支持这种变化的事实。当巴拿马代表说:“当对一个国家主权侵犯之时没有理由被认为是正当的”的时候,这些争论全都被间接地清除了。
  这就是教授D’Amato在他那篇知名的文章中所谓的“华丽词藻”。在这里受国际法语言使用的影响,仔细检查被加入人权运动中任何事。可以将之与美国驻巴拿马大使Thomas pickring的评论对比一下,大使说:“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是主权者。”而这在尼加拉瓜模式中是完全看不到的。
  在尼加拉瓜的版本中,主权并非人民意愿的国际保护而是一群号称是违反人民意愿的统治者的国际保护。没有自称政府的合法性的国际验证。唯一的验证就是国内赤裸裸的权力。铲除篡权者以及为合法政府承担权力创造条件在这种说法之下被视为是对巴拿马主权的侵害。那真荒唐。


  事情有好的一面,国际人权向那些当下的暴虐统治者发出了这样的讯息,即统治者及那些国家主权观念的精英们不能求助于国际法的庇护。一些国家已经理解了这发展的含意。海地在1990年7月向联合国要求提供300名文职官员来监督即将到来的选举并派40名军事观察员确保当地的武装力量有助于选举而不是制造麻烦。海地的临时外交部长说联合国所派的这样的小组为联合国监督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确保其合法性树立了有力的先例。七名安理会第三世界成员代表中的三名反对这项要求。但对那些在专制与暴政下受煎熬的人民来说,起码上有国家法来对侵犯他们的主权定罪。
  在坏的一面,人权标准的侵蚀的扩大导致了系统性的不稳固。在权力下放的体系中其成员自己必定做出决定,越多的成员评价标准,越多的跨境评价,越多的跨境干涉的可能性。当国际性的监督自由且公平的选举明确且可靠地指明大多数人民意愿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问题被遮蔽了。当人民的意愿被粗暴践踏时,经证实的人民主权表达告诉每一个人谁是真正的篡权者以及谁应当组织政府,无论专制者的喉舌是如何的让人信服。
  然而,明确的形势可能是例外。当国际监督的选举就谁应组织政府产生一致默示同意之时,或许选举的完整性可能有疑问,或许本来没有选举,或许国内暴动留下多个集团去争夺权力,没有人确信外部的单边干涉是在贯彻人民意愿。在一些情形下,人民主权的旗帜能成为由外国干涉的遮羞布,特别是当政府致力于干涉维系当地 !E 际上存在着真实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一边是通过国际监督,观察或证实的选举而明确表达出来的人民意愿,另一边是人道主义干涉的暴行。落入灰色地带的形势不单给他们的单边行动提供服务。
  对问题最让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创造集权的制度,该制度配有决策机关并有能力执行。但在眼前,该解决办法不太可能。给定的现代国际决策缺乏这些制度。因为权利如果没有救济的话根本不能叫做权利,当多边的可能性没有时禁止单边的解决实际上结束了那些权利。
不再有政治可行性或道德可接受性去推迟人权标准的制定,除非每个问题都得到解决。在其间,单边人权行动的标准必定建立起来。另外,当这样的行动本身是非法的时候,更多的法律评价的精练技术以及更多的定罪的有效工具必须得到发展。我们职业的贡献就在于能为确定人民意愿发展一套方法并且为歧见下判断。
  在此之前,侵犯主权大多数是用消极性策略处理的:吸收那些被迫逃离他们国家的人们。随着运输改良,本国人权的病态反应现在产生越来越多的避难者。但是民主世界为那些在本国遭受人权侵犯而逃离的人们准备的避难福利已经到了可接受程度的极限了。处理主权侵犯的消极性战略将不再起作用,开始需要一种积极战略,是一种务实的并且具有现代主义观念的战略。


  因为人权考虑将这么多的变化加入了合法性决定之中,所以在评价为合法性时仔细思考的负担就转交给国际律师了。事情变得比他们在国际法体系中更为复杂更为不确定。你不再能简单地谴责这种外部的积极行动,这些行动是以铲除非民选的政府(没有人民认同的)为目标的。鉴别何为“外部的积极行动”本身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所有人都没有资格抱怨事情变得太复杂了。如果地球上的人类尊严的提升的代价是决定的复杂性,那它值。那些仍然怀念旧时光并且继续宣扬主权这个词而不与在讨论中具体国家人权条件相联系的人只能是逆时的人。他们损害了人权。





思路的梳理


本文分六个部分。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是现代国际法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作者耶鲁大学国际法学者麦可.芮斯曼。在文中首先就主权的概念演化做了交待,主权在布丹和霍姆斯那里是至上的权威,只受神法或自然法的约束,君主是国家主权的合法行使者,国际法实际上保障的是君主的主权。随着时间推移,卢梭所谓的人民主权论兴起,政治的合法性将来源于人民的认同,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第3款就这样认为: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根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一国之内的人民是否享有了充分的选举权已经不再是一国内部的事情而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第二部分,麦可.芮斯曼指出人权是人民的主权而不再是君主的主权了。但是人民的主权如何得到保障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了。联合国宪章中也把人权的保障分为了国内司法管辖与国际司法管辖两个方面。作者引用了Tinoco案件指出在哥斯达黎加由于其对政府的有效控制,尽管其并非民选但事实上可以援用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来巩固其自身的地位。
   那么,这种未得到人民认可的政府在现代国际法中将不会获得其合法性,同时,芮斯曼指出,政府的独裁统治是对人民主权的侵犯,主权可以像被外部武力侵犯一样被当地独裁者侵犯。
  为了保障这些国家的人民主权不被侵犯,芮斯曼暗示对未得到人民认同的政府的铲除在一定程度内是可以的。但在第四部分芮斯曼通过引用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发言认为,那些民主状况不好的国家抵制这种所谓的“侵犯”行动,无视这些国家在国内的独裁现实。
  芮斯曼指出在人权保障问题上可能会落入灰色地带,即有可能确实通过国际监督来体现人民的真实意愿,但同时也有可能带人道主义干涉。如果集权的解决办法在当前的国际决策机关缺乏的情况下并不可行,也许一种单边的人权行动更为可行,但同时对这人权行动的评价机制与约束机制必须建立起来。消极的通过提供难民营的策略并不可行,处理主权侵犯的积极战略必须得到采行。
  最后,芮斯曼认为这种积极战略即单边人权行动的合法性评价将极为复杂,但基于人类尊严的提升这么做也是必要的。

唐萌发表于2007-2-25 1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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