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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阅读:霍姆斯论自然法与道德理想
原刊阅读:Justice Holmes on Natural Law and the Moral Ideal
Author: Boyd H. Bo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29, No. 4 (Jul., 1919), pp. 397-404
           姚远
  Bode此文在对霍姆斯《自然法》中表现出的现代倾向欢心鼓舞的同时,亦以一种颇为杜威式的立场对霍姆斯采取了批判性检讨,最终得出结论:“不是霍姆斯法官的立场太革命,而是还不够革命”【403】。
  作者认为霍姆斯所秉持的观点对于伦理理论具有“根本的和确实关键的重要性”,是“基于自然选择之生物学法则的一场哲学革命”。然而作者也迅速发现了一个存在困难的主题:“就目前情况看,对绝对标准的拒斥被意指:在除生存能力之外没有适当性的理性判准以及除了很小可能正确的原则没有评价标准的意义上,我们的冲动和偏好乃是终极性的。”【397】根据霍姆斯的说法,其前设是“根深蒂固的偏好是无可争议的”,这自然推演出行动问题仅仅关涉如何选择满足欲求的手段。
  本文的关注点在于《自然法》中提出的代表欲求的终极性主张(claim of finality)。哲学在一般格局中的适当位置是把人从束缚(bondage)解放出来,而当霍姆斯自以为描绘了一份《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时,实际不过是“变更了主宰者”【403】。况且暂不论某一人性之根本认同,欲求本身不是固定的或永恒的,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在环境的压力下具有高度可塑性,绝不是所谓“无可争议的”。霍姆斯将智性的使命仅仅定格于认知和实现人的实际欲求而不得越出雷池半步,不幸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离开智性,环境根本无所作为”;环境的真正意义是“为受预见(foresight)指导的冲动提供表达的机会”【400】,而智性的功能则在于“通过对结果的预期创造新的价值和理想”【401】,而不限于手段的遴选。
  这里核心争点无疑是人在与环境互动进程中能动性之强弱,或许借用作者激亢的话语,“解放”(emancipation)抑或“奴役”(servitude):当物质宇宙的法则和事实不再作为人类行为必须信守的圭臬,而作为达致人类目标的原始素材时——“想像力”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形式主义向进步主义的深刻变迁便启动了。
姚远发表于2007-4-11 9: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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