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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C.莫里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
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

〔美〕 C.莫里斯/文 孙 思/译
一、美国实用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1.实用主义者默认的四大特征
使实用主义成为哲学呼声的历史背景中有四个主要的“默认的”特征,被实用主义者认可的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实用主义运动所具有的同一性。同时,其中某些特征在某些实用主义者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这个事实有助于说明在这场运动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实用主义运动内部的同一性和多样性都有其历史的根源。美国民族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最具特征的哲学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多元的统一。
实用主义哲学发展的四个主要的背景是:(1)19世纪中叶,科学和科学方法享有盛誉;(2)在随后流行的哲学中经验主义有相当的实力;(3)生物进化论被接受;(4)美国民主理念被接受。
正是这四种影响的结合产生了这种哲学发展的不同方向。这四种因素对所有主要的实用主义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科学方法的影响在C.皮尔斯哲学中最为明显,W.詹姆斯的哲学则深受哲学经验主义的影响,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在G.米德哲学中最为突出,J.杜威的哲学则深深地打下了美国民主理想时期的烙印。
19世纪科学方法的胜利确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斯受过化学专业的训练,他一生中很多时间是在做成功的受人尊敬的科学家的工作。所以,不难理解皮尔斯在《信念的确定》一文中,为什么在思考了约束人的信念的主要方法后,把科学方法看做优越的方法。他希望把这种方法扩展到哲学自身也是顺理成章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的“实用主义准则”公式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奠定“科学哲学”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个准则,詹姆斯发展了实用主义观点。美国实用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科学方法受到极大地尊敬。
在科学享有崇高地位的同时,认为哲学有自己的(甚至是优越的)认识方式这一传统信念却在衰退。认为仅通过“纯粹理性”就能描绘宇宙终极本质的人已由于休谟和康德的工作而受到怀疑。他们分析的结果是在哲学中增强了经验主义的影响力:所有关于世界的推理应该从经验得到,但又反过来受到经验的“检验”,即受到能被观察的“经验”的检验。科学方法允许大胆地建立理论结构,而理论相对于经验材料必须是可证实的,所以,科学方法本身就是经验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实用主义者都是经验主义者。只是詹姆斯更极端地强调了经验范畴,提出了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的方法和“纯粹经验世界”的实在观。这种强调与詹姆斯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并成为了心理学家这一事实完全一致,这两个领域的理论性成份比物理学少。这也与他极力赞同他的哲学先驱者、英国经验主义者休谟和J.S.穆勒是一致的。不过,詹姆斯的经验主义比英国的传统观点越来越多地具有生物学倾向。我们开始感觉到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
接受生物进化论是影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特征的主要因素之三。主要的实用主义者都接受这种观点:人类是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物。实用主义显然是一种后达尔文主义哲学。它的经验主义是专为生物学设计的经验主义:即“经验”逐步被解释为包括活生生的有机体及其他世界的概念。然而,由接受生物进化论而引起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人类的心灵、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本性、人类的道德如何在进化论的立场中得到解释?这是实用主义者要解决的中心问题。米德对此问题作出了最为全面的处理,这成为实用主义运动的主要成就之一。
对人类心灵和本性的理论采用的理解形式需要介绍实用主义运动的第四个背景因素:美国的民主。年青的美国文化试图在宽容而又不屈从的环境中建立起来,作为年青文化的成员,美国的先锋者们觉得他们是在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创造一个新的美好的社会。他们或者他们的先驱者一直保持着欧洲犹太教-基督教成员强调个性的传统,他们自己关于新社会的思想仍然保持着这种伦理特色和理念模式。因此,一旦生物进化论被接受,美国人将偏向人的个性的进化论的解释,人的个性与人类自由和伦理责任是一致的。米德对人类心灵和本性的处理就属于这类解释,并且与杜威对美国民主的伦理解释是非常一致的。当米德写到,“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杜威是一位美国哲学家”时,就是指杜威对美国自由民主解释的伦理或理念方面。因为实用主义绝不是美国历史所有方面和全部意义的说明和证实。
2.实用主义、实践与行动
皮尔斯曾写到,他是经过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深思才产生了使用这个词的想法。康德一直用实用主义一词表示“与某种确定的人类目的的关系”。皮尔斯继续写道:“新理论最吸引人的特点是,它关于理性认知和理性目的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认识;这个考虑决定了实用主义一词的偏好。”
皮尔斯喜欢用“实用主义”一词,而不喜欢用“实践主义”一词,因为他认为“实践”是“一个思想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像皮尔斯那样的实验论者无法确定他脚下的基础是否坚实”。因此,对于皮尔斯而言,实用主义不涉及“实践”,甚至与 “实践”的所有类型无关,只是使知识(“理性认识”)与人类行动(“理性目的”)相联系的方式。
当然,皮尔斯所主张的实用主义与实践主义的区别不是在日常语言中形成的,通常的用法是把实用主义混同于实践主义(尤其在当今流行的政治著作中)。有趣的是,“实用主义”一词在实用主义者们的后期著作中使用得越来越少。詹姆斯甚至认为使用这个词是不幸的:“‘实用主义’一词具有行动的暗示,所以我必须承认选用它是不幸的。批评者们把我们的思想看做是专为工程师、医生、金融家和一般行动者提供的,他们只需要某种粗浅的、易懂的世界观,而没有时间或能力研究真正的哲学。这个词常用来描述一种轻视思想的美国特色的运动,它最适合于实际上不喜欢理论,而要求立即兑现的老百姓。”
当然,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一个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人类的行动。但这种关心不涉及 “运动”或“活动”本身,不涉及建立在人类生活之上的一切观念作用,也不涉及人类本性的全部理论。它主要关注的(尽管并不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智力行为,即在意识作用下有意或有目的达到的行为。皮尔斯常称之为“自我控制的行为”或“由充分的思考所控制的”行为。他写到,这种理论(他最终还是称之为“实用主义”)是基于对所有成熟男女的自我控制现象的经验研究;看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永远以此为基础。因为这对于实用主义所探究的那些有意行动的概念来说是各种符号的理性涵义;有意行动就是自我控制的行动。
实用主义者关注的中心就是思考着的人,人的理性活动。这种强调显然与实用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一致:科学方法受到理性活动的欢迎,理性活动描述了观察资料,进化论方向偏重于研究与自然状态中的行为问题相关的理性,快速发展的美国将赞同的一种观点是:人是运用理智指引他们未来行动的。
关注人的理性的、有目的的行为这一点,可以证明实用主义运动的许多其他的特征。它使我
们理解了这种符号理论为什么主要强调那类发生在思考探究中的符号。它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发现人类行为中那些并不复杂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思考的因素,什么东西对理性行为的扩展提供了如此强的人格的和社会的障碍。它甚至阐明了某些实用主义者自己的评价,因为对那类偏爱年青的美国文化的“普罗米修斯”或“先驱者”给以如此高的评价,会导致对另一类人否定的、过低的评价,这是价值定位。
当然,哲学并非万能,我们不能指望人类本性的全部理论仅仅来自哲学。理性的、有目的的行为至少是人类行为特殊的、重要的部分,尽管不是人类行为的全部。实用主义把行为作
为分析和建构的中心,这在现代哲学中是独具特色的。
3.把实用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
实用主义者首先考虑的是作为智慧扮演者的人。但是人类扮演者作为活动的部分,有时需要对他自身和他活动的那个世界做全面的理解,实用主义者就是试图提供这种理解的哲学家。
自从休谟和康德对哲学是认识“实在”的惟一的“形而上学”方法提出质疑以来,哲学的本质和目的就一直是激烈争论的主题。至今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有些人接受传统观点;有些人把哲学等同于逻辑;有些人则把哲学看做科学分析;有些人把哲学想象为最一般的道德探究;有些人竟把哲学限制为一般的现象学描述;还有人把哲学看成是分析日常
语言中关键词的意义;有人甚至认为“哲学”一词不再有任何可辩护的意义。
甚至在实用主义者之间对哲学的本质和任务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如果我们把他们的理论看做一个整体,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些理论已经表达在逻辑、知识的本质、科学的解释、艺术、道德、宗教、宇宙的本质之中了。就这个问题研究的目的而言,为了包括这样一系列的资料,如果我们应该把实用主义运动看做一种哲学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使用宽泛的哲学概念。
我们将追随一种斯多葛学派的古老传统:一个充分发展的哲学包括研究方法的思考(方法论,包括意义理论),诸如伦理和美学价值(价值论)之类的价值本质的教条,以及人与世界的图像(宇宙论)。
二、语用符号学
1.实用主义的辨识问题
实用主义最初不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哲学提出来的,只是作为一种“如何使我们的思想清晰”的方法提出的。其中“意义”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是东西方传统哲学中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问题,先前的哲学回答了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对这个问题的语用定位的特点是:意义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所以意义的本质仅仅通过行为的提示就能澄清。
如果假设没有符号就没有意义(这并非永远是假设),如果“符号学”一词作为一般的符号研究的名称被接受,那么意义与行动(或行为)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将暗含着符号学本质上是作为行动(或行为)理论来发展的。行为符号学可能被看做实用主义的基础,实用主义是试图在此基础上来处理传统哲学问题的一种哲学。在此意义上,“实用主义”一词被赋予了某种精确性,即实用主义是建立在行为符号学基础之上的哲学。
然而,早期的美国实用主义者不是只在这个意义上表述实用主义的。他们也不是首先建立意义的行为理论,而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哲学观点的。皮尔斯相信,即使从未听说过实用主义,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的发展(詹姆斯也同样)也不会有本质上的不同。显然,他把实用主义看做主要由他发展的哲学观点的支柱,这种观点大概先于他对实用主义的精确表述。
可情况并不那么简单,皮尔斯本人并没有明确地完整地表述“意义”的本质。必须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硬核”原则。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原则被皮尔斯自己提出的不满足“硬核”公式的补充原则和限制条件包围着。皮尔斯坚决维护意义与行动有内在联系的观点——并声称所有实用主义者都会赞同他的这一观点,但全面而详细地阐述这种联系却不容易。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实用主义者要发展的是不加说明的行为导向的符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实用主义关于意义与行动联系的观点和实用主义的本质自身就存在着某些模糊性。皮尔斯对某些陈述的分析将表明这种情况。
近几十年语义学的发展清楚地表明,“意义”一词是如此模糊并且模棱两可,以致把它用作在符号结构中不加定义的初始词项来使用是不明智的。“意义”在各种使用中,(至少)包含了内涵、意谓和价值这些不同的用法。已经发展的语义学对于分析“意义”一词是必要的,但不是为语义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2.皮尔斯的符号学
皮尔斯是符号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早期的文章已表明他对这个主题的兴趣。他的“实用主义准则”的表述是他长期研究符号学的后期产物。对于皮尔斯来说一个符号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中介过程。他的一般表述是:“一个符号或图像是人们表示某个方面的或某种势能的东西。某人说到它,它就是这个人头脑中产生的一个等价的符号,或许是一种更展开的符号,这种符号我称之为第一个符号的解释。符号表征某物,表征它所指的对象。”一个符号(在某些方面)表征了由被解释者的解释引出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表述未把符号限制为语言符号,未引入“意义”一词;解释被说成是“在头脑中的”;由于符号自身的解释被说成是一个符号,因而“符号”一词并未完全澄清,没有涉及行动或行为。总之,这个特殊的表述中没有实用主义或“实用主义准则”的成分。
我们不必把皮尔斯对符号学本身丰富的、详细的、广泛的发展看得特别重要,而不顾符号学与实用主义的联系。其中的某些复杂性可以通过皮尔斯区分三种不同的表达系统(性质符号、个体符号和法则符号)显示出来,它们也许是与对象相关的三种表达方式(如图像符号、索引符号或象征符号),也许是与对象相关的三种解释方式(如语言符号、实在符号或论证符号),三类解释(感情的、能量的或逻辑的)和两类对象(直接的和间接的)。
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区分了符号学的三个分支:(1)纯(或推理的)语法——一般意义学说;(2)纯逻辑(或批判的逻辑)——把符号用于对象的一般恰当性学说;(3)纯修辞学(或推理的修辞、方法或探究的理论)——在科学思维中一种符号生成另一种符号的法则。
皮尔斯的符号学分支显然与中世纪把符号学分成语法、逻辑和修辞领域的分析是类似的。皮尔斯的符号学在符号程序的学术研究的许多方面还很欠缺。他早期符号学的建构风格与他的实用主义一样简单,两部分都没有意义与行为内在联系的线索。
3.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准则”
必须记住皮尔斯曾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有经验的物理学家。1878年他在有关澄清信念的主要方法的一篇文章(《信念的确定》)的分析中,给科学实验方法以很高的荣誉。当皮尔斯思考哲学的任务和哲学家应该使用的语言时,他采用了实验科学家的做法,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使用一种模型。他这样说明实验家对意义的态度:“对于典型的实验论者,无论你给他什么论断,你将发现,或者他会把这个论断的意义理解为:如果给定的实验方案可能并且实际上实施了,那么一个特定的经验就将产生,或者他将把你所说的论断理解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事实上皮尔斯把这种立场纳入了“实用主义准则”。他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了这个立场,下面是其中的三种表述。第一种是他最早的表述,尽管当时他并未给它贴上实用主义准则的标签。
“考虑实践的作用,我们假设我们观念中的对象会有什么结果,那么这些结果的概念就

是我们关于对象的全部观念。”

“为了确定理性概念的意义,我们应该考虑实践的结果可能由真概念产生,这些结果的总和构成了概念的全部意义。”

“如果我们能精确地界定概念的肯定或否定能蕴含的所有可能的实验现象,我们将从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定义,此外再没有更多的内容。”

皮尔斯对这段话的某些表述做了以下解释:“实践思考”(或“作用”)——“某行为方式一定导致某种经验”;“实验现象”——“一定的行动产生一定的实验结果的事实”。因此皮尔斯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着“实验”一词的,就像他使用“实践思考”一样广泛。“理性概念”的特点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推论所依据的结构”。
简言之,实用主义准则的各种表述包含以下立场:理性概念包含行动和经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如果实施了某种行动,就必然得到某种经验结果。我们把这看做实用主义准则的“硬核”。
注意这个立场的某些特点是十分重要的:
(1)实用主义准则认为,它所处理的意义现象具有行动与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
(2)这个立场不是个人主义的,即它不是关于特定个人的陈述;
(3)这一立场基于一般性,即所提及的是某类行为和某类经验,而不是个人行为或经验;(4)从特征上看,不同的表述所涉及的都是“概念”而不是“符号”,所以,实用主义准则与符号学的关系并不明确。
在皮尔斯看来,实用主义实质上是在哲学中选择实用主义准则的方案,以便使哲学能获得经验科学的进步和积累的特点。他写到,如果这个方案被接受,那么:“在缺乏相反的特殊理由的情况下,如果任何假说能得到实验的证实,仅就能得到证实这一点而言,它就值得采纳。这大约就是实用主义的原则。”
可接受假说的标准问题是批判的逻辑(“纯逻辑”)部分的论题,皮尔斯称之为混合三段论,他把批判的逻辑看做符号学的分支。因此,尽管实用主义准则没有明确地用符号表述,但它显然是皮尔斯符号学的部分。
4.皮尔斯:解释的本质
如前所述,皮尔斯把符号的解释说成是产生于人的(“某个人”)“头脑中”的符号。在他生前未发表的晚期手稿中,皮尔斯回到了解释的本质问题,并努力消除包含在要求解释的定义符号中的循环论证,这些定义符号是符号解释者“头脑中”的符号。
在这篇文章中,他自鸣得意地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逻辑解释(区别于情感解释和能量解释)“是所涉及的各种可能的解释的一般情况,例如,它可以涉及或可以与任何一种特定的描述相关”,在此基础上皮尔斯得出结论:“习惯是逻辑解释的本质”。他通过排除可能的选择来说明:“说逻辑解释是一个概念,这不是逻辑解释的本质表述。这种表述也适用于欲望和预期,就像相同解释的多种表述;因为除了与概念联系之外,其中任何一种联系都不是一般情况。”
他得出结论:仅仅习惯就能构成具有“理性目的”的符号的逻辑解释的一般性。因此他才会这样写道:“用语词能传达的最完整的概念描述就在于对产生概念习惯的描述。但是除了对已发生行为的描述,对条件和动机的具体说明外,如何能描述一种习惯呢?”当皮尔斯坚持“精神事实”常常是习惯的产物时说:这些习惯“本身完全是无意识的”。
这些观点不是皮尔斯思想中的新东西。1878年他在后来称为实用主义准则的讨论中就曾经说过“一件事情的意谓仅仅是它所涉及的习惯”;他还写道:“习惯不是有意识的喜爱;它是行为的一般规范,更简明地说,一种习惯是‘用一种固有的方式反应一种固有刺激物的倾向’。所以在某一确定场合,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将善于用固有的一般方式去行动”。
而新颖之处是在已提到的皮尔斯的后一篇文章中,他按照习惯精确地表述了符号的逻辑解释。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见,他已把实用主义准则定位在一般符号学内;在此他将把行为引入他的符号学的核心。这样他将试图根据一般符号学来“证明”基于行动的实用主义准则。
可见,皮尔斯后期的思想很有独特性,如果把这种特色贯彻到底,将导出相应的行为符号学:一个符号总将含有它所指称的人的行为倾向或意向。
5.皮尔斯观点的复杂性
1902年皮尔斯在引用了他1878年的实用主义准则的表述后进一步做了如下表述:“多年的检验证明,这个准则能有效地引导我们达到相当高的思维清晰度。作者将冒昧地提出,应该将准则彻底地付诸实践,一旦把准则付诸实践,通过回忆在准则指导下得到的实践事实的最终贡献,思想就能获得更高的清晰度,这样有助于促进具体理性的发展;所以概念的意义不是任何个别的反应,而是个别反应促进发展的方式。
这段总的内容是:就理性概念的意义而言,如果人们应用实用主义准则来弄清概念对“具体理性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那么清晰度便会提高。然而,仔细推敲一下,这段话存在很大问题,而所有的问题都集中于“意义”一词的模糊性和模棱两可。
首先,这段话提出了实用主义准则中包含了“实践事实”的“最终贡献”问题——人们想知道这个问题的兴趣是否一直没转向符号(或概念或思想)的价值或符号的意义,而是转向对它们的意谓的解释。而在另一处,在讨论上帝存在的假说时,皮尔斯写到,对于实用主义来说,假说的“最终检验”“必须是它在人的生活行为之自我控制的发展中体现的价值”。这样一来,皮尔斯岂不是混淆了意谓与符号的意义吗? 
其二,“具体理性”的解释含有皮尔斯全部形而上学和世界观的考虑。所以“意义”的测度似乎取决于哲学,而不取决于哲学语词的意义的评价标准。
其三,这种具有丰富涵义的“意义”是否超过和高于用实用主义准则描述的“意义”,或者说在没有实用主义准则意义上的“意义”的条件下,某些符号是否有助于确定的理性的发展,这是不完全清楚的。总之,一旦人们问及诸如“不可通约”和“原子”那样的数学符号和物理学符号是哪一类意义时,就有问题了。
最后,既然“确定的理性”被看做仅仅与“人的生活行为之自我控制的发展”相关,那么试图通过确切说明这种作用来澄清特定的意义是很难的。当然所有过去的哲学家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他们的话语是有意义的。有人也许试图借助皮尔斯“自我控制”和“理性概念”的观点来否定这些看法,但那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那些头头是地道论述皮尔斯观点的形而上学家和神学家遭到如此有力的抨击,以致 “含糊不清的谈话”不可能令人信服。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皮尔斯不否认他早期实用主义准则的表述,但他没肯定其中包含的意义分析(它的强调是基于行为的可感觉的经验)是充分的陈述——甚至是与“理性目的”相关的符号。皮尔斯意识到这种情况必定是后来的事。但很难说:皮尔斯对未被表达在实用主义准则的“硬核”中的“意义”的各方面,都给予了清楚而又令人信服的表述。就这点而言,皮尔斯的符号学是不完善的。
然而,皮尔斯认为,至少相对于人而言,他那有些模糊的“意义”的增长仍然是关于行为背景的解释。因此皮尔斯一直坚持意义与行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正因为如此,M.汤普森在《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哲学》一书中才坚持认为可以把皮尔斯的哲学看做“实用主义哲学”。
6.W.詹姆斯与实用主义准则
众所周知,詹姆斯与皮尔斯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很难想象他们属于同一哲学运动。R. B.佩里写道:“人们常常认为以实用主义著称的哲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詹姆斯对皮尔斯误解的结果,这一认识对于所有同行来说也许应该给予纠正,”皮尔斯把代表他哲学立场的名称从“pragmatism”改为“pragmaticism”,这好像至少使他与詹姆斯的立场有了点区别,正是这种貌似有理的看法产生了以上的误解。他还声称詹姆斯对实用主义准则的“诠释”是“极不深刻的”。虽然如此,我认为佩里使用“误解”一词未免过于偏激,尽管詹姆斯用超越于皮尔斯观点的方式扩展了实用主义的领域,但就意义的本质和限定而言,这两位思想家最终表达了相似的原则。现在我们必须努力证实这一点。
皮尔斯与詹姆斯的真正区别在于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同。总的来说,皮尔斯引导出的问题是打算建立一种科学哲学;在佩里看来,詹姆斯的“命定论使命”是打算在不疏远科学的情况下“发现一种为宗教辩护的哲学真理”。像皮尔斯一样,詹姆斯也受过科学训练;在他成为职业的哲学家之前曾从事过多年理科教学。但是他的科学素养是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而不是数学和物理学方面,而且他对科学的贡献是在心理学上。在二十八、九岁时,他遭受了一场严重的人身危机,沮丧和忧郁感深深地萦绕着他。勒努维耶(Charles Renouvier)的自由意志保护思想帮助他克服了沮丧,当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时,他写道:“我的自由意志的第一次行动是相信自由意志。”对于詹姆斯来说,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教条主要是对努力追求理念态度的支持:“与实践的意义不同,上帝的自由意志、意向等语词没有意义”;“它们惟一的意义就是对这个世界结果的美好承诺。”总之,詹姆斯是以他个人的人身经历来关注哲学的,他希望建立一个哲学“系统”,可以肯定,尽管他从未转向反对科学,但他的哲学却也从未期望建立一个科学的高楼大厦。他所期望的是以一种与他自己的哲学概念相容的方式来解释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准则。
詹姆斯对皮尔斯的原则做了如下解释:“一个观念的全部意义就表达在它自身的实践结果中,如果该观念为真,那么,结果就既是实施的行动,又是可能的经验;如果它为假,那么其结果肯定不同于被结果表达的另一些观念的意义。”
在讨论这段实用主义准则的论述之前,看看詹姆斯关于意义观点的几段论述是有启示的。在《实用主义》一书中他用这样的方式来陈述“皮尔斯的原则,实用主义的原则”:“如果要使我们关于一个对象的思想完全清晰,那么我们只需考虑那个实际对象所包含的可能的效果,即我们可能从它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准备作出什么反应。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无论这些效果是近期的还是远期的,就概念有确定的意义而言,就是我们关于对象的全部概念。”
最后是一段来自《哲学中的几个问题》的论述:“实用主义的规则是,概念的意义永远是被发现的,如果不是在它直接指称的某种符合实际的细节上被发现的,那么就是在它成为真的人类经验的过程中的某种特殊差别上被发现的。”
根据这段论述,詹姆斯实用主义准则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明显不同于皮尔斯的方面。
首先,詹姆斯的表述没有皮尔斯的早期表述要求高。皮尔斯的表述一直体现了行动和导出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从某种行动导出的经验,才与特定概念(或符号)的意义相关。行动与经验之间是“衍推”关系,是“如果……那么”的“必然”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就是皮尔斯通过“实践的推断”这一短语想要表达的关系;詹姆斯使用的“实践”则要求较低。
在詹姆斯的解释中,实践与结果经验的关系不是“如果……那么”的关系,而是“并且”关系,甚至是更弱的“或者”关系。现在,实践的结果是“我们可能从它得到什么感觉”和“我们必须准备作出什么反应";甚至更不严格地说,实践的结果是“所采取的行动”或“可能得到的经验”。在第一段论述中被“或者”一词赋予的宽泛性将承认,与行动有关的陈述都是有意义的,尽管它们并没预测特殊的“感觉”或“经验”。詹姆斯在下述关于宗教的论述中阐明了这种宽泛性的优越性:“以最抽象的方式表达的宗教也许被称作不是无意义的断言。经验主义者会把这种表述讥讽为,通过抽象使之空洞,然后要求你通过具体的填充使它兑现——你不可能做到,因为没有什么事比这更难做到。而实际上,它的意义是如此明显,以致当把它用作生命的前提时,它会把全部的特征赋予生命,像其他普遍概念一样,它是一个定向性的真理,它不用作定义一个结论,而是用作确定一个导向。”
与皮尔斯实用主义准则的说法的第二点不同,在詹姆斯立场的第三段引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詹姆斯强调的是个别,即可能得到的个性必须是 “可感觉的个性”,生命意义的差异必须“个体的差异”。与此相反,皮尔斯则强调经验的种类和行动的种类,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引用他的“概念的意义不是任何个别的反应”这句话。詹姆斯强调个性;皮尔斯强调普遍性。这个区别体现了两位哲学家的思想特色。
皮尔斯的特点是关注理念在科学家共同体中起作用的方式,而詹姆斯的特点则是关注理念在特殊个体生活中起作用的方式。皮尔斯关注的“实践的思维活动”主要是科学家的活动,而对于詹姆斯来说,这种活动主要是个别人生活的行动。“活生生的意义”是詹姆斯哲学观的中心议题,而在皮尔斯看来则是哲学领域之外的议题。
不应该低估皮尔斯与詹姆斯之间的差别,也不应该低估从整体上理解实用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在意义范围的问题上,最终的差别并不像最初的那么大。记得皮尔斯曾越过实用主义准则的表述而承认有意义的等级。如果这些语词和陈述对人生的自控行为起作用,那么它们是有意义的,尽管就其所包含的内容而言,它们对特定的预测方式几乎不起作用。
皮尔斯关于上帝的实在性假说的地位的观点就是一例。他承认了只有在“特例”中才能从假说演绎出“经验的结果”之后,提醒人们注意假说的另一个特性,“假说具有超越信仰者所有人生行为的绝对影响力”。詹姆斯不是通过越过实用主义准则来进一步谈论意义的等级,而是通过对实用主义准则本身的较不精确的解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皮尔斯和詹姆斯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越过了我们称之为实用主义准则的硬核的东西。在他们的哲学发展中他们对推动“意义”问题的研究作出了不同的重要贡献,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他们对意义和它的范围的总的描述基本上是相同的。
7.G.米德的社会行为语言
米德在他的著作中只对皮尔斯做了漫不经心的旁注,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讲演从未提到皮尔斯的名字。作为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米德(1887—1888年在学术方面)一直与詹姆斯有联系,所以他一定知道皮尔斯的一些情况,但皮尔斯对他思想进程的影响并不明显。米德也不能完全被看做是詹姆斯的信徒。总的来说他赞同詹姆斯的心理学的功能倾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詹姆斯的心理学开始并结束于个体,而米德则特别强调个体发展所基于的社会背景。于是他便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米德不是杜威的学生,杜威的思想也不是米德思想发展的起点。的确没有与米德相关的哲学家,正如穆勒和英国的经验主义者与詹姆斯无关,康德与皮尔斯无关,黑格尔与杜威无关一样。米德赋予了实用主义运动一种独特的特征。
米德的独特观点体现了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反社会科学的背景。米德为做毕业研究去了德国,他表现了对W.冯特语言观的极大赞同——正如米德在与冯特合著的两篇文章中充分描述的那样。
1931年,杜威在为纪念米德去世的简短仪式而作的文章中这样回忆道:“记得与他接触的最早的那些日子是40年前当他从柏林研究回来时,他满脑袋想的都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个体的心灵和意识与世界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个体的心灵和意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中曾介绍过,而它们与世界的关系是米德后期世界观的重要主题。米德从冯特那儿获得了有关生物体行动的早期阶段的姿势的基本观点:前一个生物体行动的预备姿势是后一生物体作出行动反应的信号。一只狗呲牙咧嘴是它攻击的预备阶段,而另一只狗的回应则是实际的攻击。用同样的方式,第二只狗开始的回应又反过来成为第一只狗下一步行动的信号。这种姿势的相互持续进行的过程,米德称之为‘姿势会谈’。”
但这种姿势会谈是非语言的,某种姿势对于做出它的动物和理解它的动物来说没有同样的意义。根据米德的观点,真正的语言符号对于创造它的生物体和理解它的生物体有着同样的意义。米德认为这种发展主要通过“嗓音姿势”来减少理解上的困难,因为创造一种声音的生物体听见的这种声音也被其他的生物体听见了。如果这种声音在许多生物体中成为反应的共同意向,那么它在所有的生物体中就获得了同样的意义,不管这种声音最初是由谁创造的。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强调米德的姿势符号分析(不管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是使皮尔斯的符号学朝着行动解释的方向发展的基本部分。米德独立地达到了皮尔斯的观点,这使得他们在很多方面趋于一致。
米德对符号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语言符号的行动分析,并且详细说明了这种符号在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较高水平的维持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米德思想的这些重要方面后来对我们有重要的影响。
8.杜威与价值语言
杜威是谈论价值问题最多的实用主义者。他详细地论述了伦理学、社会哲学、教育和美学问题,而较少论及宗教问题。熟悉这类问题的人知道,价值语词和价值判断的意义问题(诸如“好的”和“应该”这些词的用法,以及“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是极重要的问题。杜威深受米德处理语言方法的影响,但是米德并没有专门处理价值语词。而当杜威与日俱增地受到皮尔斯的影响时,皮尔斯并未明确地为价值语词提供实用主义准则。实用主义是否能提供这样的准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杜威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这样评价皮尔斯:“他发展的实用主义方法仅仅提供了极其狭窄和有限的话语世界。”所以杜威用他自己的方式专门对价值语词和价值判断进行了分析。
杜威的第一次分析出现在《实践判断的逻辑》那长长的三页纸中。实践判断在那里被看做这样一种判断,“涉及议程单,即对将要做或已做的事情来说情景判断被看做是高要求的判断。例如这种形式的命题:M.N.应该如此这般行动;如此这般行动才是较好的、较聪明的、更谨慎的、更正确的、更可取的、更适宜的、更合算的等等。这就是我称之为实践的那种判断。”实践判断与情景相关,情景中的问题是做什么。因此,杜威写到,这种判断是“双重的”:“它是一种特定问题应该用特殊方法处理的判断;它也是一种允许确定目标的判断。同时,它是结果判断(导致的结果)和手段判断。”
基于这种分析,杜威把价值判断看做实践判断的工具:“说价值判断处于这个领域内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价值判断自身从不是完善的,但却永远代表将要做什么的决定;另一方面,价值判断暗含着价值不是预先给予的东西,而是未来行动给予的东西……”。
杜威后来做了进一步分析:所有的“事实判断”(描述的和科学的陈述)都与价值判断不可分:“我们至少能提出这样一个假说:所有的事实判断都涉及将要作出的行动过程的决定,并涉及认识方式的发现。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已经作出的表示发现的命题或决定的命题,所有直言命题都是假设……这种理论被称作实用主义。但是它是完全独立于由意志控制的心理学的实用主义。它并不因情感需求或欲望作用而变得复杂。” 
杜威并不总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强调实践判断。在《价值理论》中,他宁愿认为实践判断可以基于事实判断。后来在《“价值”域》中,杜威想要反过来强调“实践判断的逻辑”,并认为实践判断与事实判断作为判断在类型上没有区别。
由于皮尔斯在分析价值语词和价值命题的细节上没有进展,又由于杜威并没使用皮尔斯的符号学框架,因此想在这些问题上仔细地比较这两个人是很困难的。依我看,这些差别并不比杜威把皮尔斯实用主义准则的含义在狭义上应用的评论更重要。杜威的分析显然是在皮尔斯术语的意义上给特定的价值语词和价值判断赋予了“理性的目的”——皮尔斯肯定同意这一点(因为所有的实用主义者都会同意的)。我没有绝对的把握说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准则不能适用于杜威的分析,但就算不能,皮尔斯关于“对具体理性作出贡献”的结论肯定能适用。
有时皮尔斯表述的实用主义的本质在某些观点上几乎与已引用的杜威的阐述相同。皮尔斯这样写道:“实用主义就是这种原则:每一个可用直陈句表达的理论判断都是一个意义混乱的思想形式,其实,理论判断都实行了一致的实践标准,这个标准可把命令句的结果子句表达为一个条件句。”
据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杜威已形成的关于价值语词和价值判断的意义之某些更精确的方面,与皮尔斯的一般语义学一致,但是皮尔斯并未专门详述过。
9.用符号学综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中的一切问题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符号学相关,因为整个运动都围绕意义这个主题进行。现在该对这种状况作一小结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用主义比任何其他哲学都更深地将符号学嵌于行动或行为理论中。符号与它的意义的关系总包括解释这一中介,而解释是一种行动或一种生物体行动的趋势。皮尔斯划定了一般符号学的范围,并推动它向研究行动或行为的基础方向发展。把语言看做行动的基础这一点在米德的著作中表述得尤为清楚。皮尔斯本人只是在他自己想象的符号学的极少部分做了详细的阐述。他并未在他的符号理论的范围内详述指示符号和图像符号,在符号中他感兴趣的甚至仅仅只是具有自变量功能的那类符号(“智力符号”)。看来他已经认识到艺术、伦理和宗教中的符号是这类符号,但他对这些符号的处理从未达到足以支持他的观点的程度。他强调的主要是符号的指称方面,有关符号评定和符号规范性的关系方面(以及符号的多种用法)的研究,相对来说没有进展。
相反,詹姆斯主要感兴趣的是伦理和宗教术语的意义,以及它们在个人生活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他没把符号学扩展为分析这些术语所需要的方式;而是用迁就他自己兴趣的方式来解释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准则,并导致皮尔斯立场的名称从一种实用主义变为另一种实用主义。
与詹姆斯类似,杜威的分析更为清楚,他认为他通过“实践判断”(“应该做什么”的判断)扩展了皮尔斯的理论。尽管杜威大量谈到有特殊色彩的价值语词和价值判断,但他没在一般符号学的框架内详细解释他的观点,这就很难将他的观点与皮尔斯的观点做比较,正因为如此,也就难以回答关于“好”与“应该”这类语词解释的相互关系,以及皮尔斯符号解释的重要性等问题。
虽然没有其他的实用主义者是明确按照皮尔斯的一般符号学著说的,但回顾一下,他们的“意义”观显然可以看做是对皮尔斯已划定的符号学范围内的某些领域的补充。这种被扩展的符号学,尽管没有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也没有被系统地组织起来,但它包含了意义的指称、评定和描述方面的许多资料,还包含了符号在个体和社会行为中的用法和功能方面的资料。它绝不是“完善的”符号学:它忽略了不同类型的话语,忽略了个体和社会中符号失灵的情况。但是尽管是由这些不完善的部分组成,实用主义运动中的符号学仍然为更大地扩展当代这个具有行动特征的领域的研究范围奠定了基础。
(Charles Morris, “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 责任编辑:鲁旭东)
载:http://philosophy.cass.cn/chuban/zxyc/ycgqml/03/0305/011.htm ,2007年4月12日访问。




zymdjh发表于2007-4-12 21: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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