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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阅读(一)克隆曼对理查德波斯纳的评论
原刊阅读(一)克隆曼对理查德波斯纳的评论
Anthony T. Kronman, The Value of Moral Philosophy,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1, No. 7. (May, 1998), pp. 1751-1767.

在克隆曼看来,经济学是工具科学(the science of means),属于哈贝马斯遵循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范畴。经济学无法告诉我们目的应当是什么,“目的应当”的确定及对其相关问题的解释属于哲学的领域,尤其是道德哲学的领域。虽然波斯纳在1979年和1980年的文章中论辩经济学并不限于工具性的建议,而且也有助于引导个人目的或社会目的的选择,从而试图将经济学从手段领域扩大到目的领域以取代哲学在目的领域的权威,但是波斯纳后来承认其将经济学提升为目的科学的努力失败了,并在1997年的霍姆斯讲座(《对道德与法律理论的质疑》一书的来源)开始由提升经济学转为弃置哲学在目的领域的权威。根据克隆曼的解读,波斯纳的论辩依赖于其对道德生活中理性的角色的一个特定图式。这个图式否认理性在终极目的选择和评价中的有效性。波斯纳强调在当下道德哲学已成为了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化的道德哲学业已失去了其昔日的竞争力和权威,根本无法给人们的生活提供方向和意义。对此,克隆曼拒绝波斯纳对于理性无助于人们目的选择和目的评价的这种生活图景的悲观描述,在他看来理性对于人们寻找终极价值和目标的确发挥着有限却真实的作用,而决非如同波斯纳描述的那样由于理性的无助使人们在面对上述问题时陷入了绝望的境地。由此,克隆曼从两方面做出了论证。首先,他从理性和道德生活的关系切入,解释了理性在道德生活中,尤其是在终极价值和目标方面,确切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他论述了这样的确信,即真正的道德哲学绝不能成为一项职业,人们应当抵制来自将道德哲学职业化的威胁,而不是像波斯纳那样采取一种贬损理性在道德生活中作用的犬儒主义立场。

一、 理性与道德生活

克隆曼认为,根据波斯纳的论辩,一个人关于正当与否的信念和行为习惯在其智力成熟可以从事道德哲学前业已长期固定下来,这些信念和习惯并不必定是自私的。人的大部分道德态度是感觉和理念的混合。道德哲学不仅无力改变我们对正当与否的确信还确实通过各种修饰手段来巩固我们已有的信念和习惯,使我们把已经处理的事情理性化。为了确信理性在道德生活中有一个实在的内在的角色,人们并不需要相信校园道德哲学家比其他人更有德性。克隆曼认为波斯纳提出的道德生活图式并不是严格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得来的,而仅仅是波斯纳所攻击的那种哲学观,通过提出一种宽泛的亚里士多德意义上哲学观将可以为理性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确定一个实在的内在的角色。与波斯纳相似,克隆曼也从“培养”对于道德行为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假设出发,论述理性对于道德行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首先,面对社会的各种挑战,即使具有良好的教育、良好的道德习惯的人也需要理性提供确定的指引。作为补充,理性乃是如此进入了道德生活,即填补了我们相互冲突的道德习惯之间的空白。其次,只有理性可以处理由羞愧带来的自我批判,理性可以把各种感情调节在一起,使之和谐,并协同发挥作用。再者,良好的成长十个复杂的过程。道德哲学是理解人们自身共同体环境的唯一方法,对于一个成功的道德教育来说,理性的反思性乃是人们扩大良好教育的视域,洞见自身教育预设的背景的不二法门。最后,虽然习惯是道德生活的基础,一个良好的习惯既不能由理性来创建也不能被理性取消,但理性可以不断完善人们的习惯,增加习惯性德性(habitual virtue)的深度。而作为法官基于以下理由更需要道德反思:1.法官更经常面对规范的空白和冲突。2.法官有一种特殊的“保管”责任,法官被要求保存、维续法律所表达的社会生活的样式。3.法律应反映一个民族习惯的深层目的以理性的组织其生活。4.一个理性的法律体系维续着异质性的社会,包容着相互冲突的道德派系。至此,克隆曼总结道,理性在道德生活中有其内在的实在的作用,它具有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个性的完善”(the perfection of character)的意义这对于人们的道德生活乃是不可或缺的。

二、 职业化的哲学

克隆曼指出波斯纳对当下大学学院中通过道德哲学谋生的职业道德哲学家的批判不无道理。哲学学科作为一项职业的确像其他大学中的学科一样具有了某些职业化的特征:系统的劳动分工、制度性的资格维续和晋升标准、职业活动和私人生活的分离等等。但是克隆曼问的是,由此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波斯纳认为,现今的哲学家与先前的哲学家过着大相径庭的生活。先前的哲学家们的生活境遇远不如今。先前的哲学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面对着由于自己的观点而遭受迫害的危险,他们经常像先知和改革家那样将其自身的理念付诸现实世界,能够给人们以指引。波斯纳用他的“道德实业家”来与当今的职业道德哲学家作对比。道德实业家通过行动勇于冒险,否认传统对人们的支配力量,坚持注重、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具有一种克里斯玛魅力,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时代的职业哲学像其他大多数职业一样,已经为韦伯所言的“世界的去魅化”改变了。现今的职业哲学家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具有伟大心灵的智识的探险家了而变成了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陷入了这样一种的样式的生活,即虽然道德理论的翅膀虚弱的击打着这种生活,但却无济于事。在克隆曼看来,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告诫——一种要求技术和培训的学科化实业无法为生活的意义指点迷津——对于道德哲学乃至法律人没有多少助益。克隆曼认为道德哲学出于两个原因是不能被放弃的。首先,道德哲学的主题是整个生活以及应当怎样生活。一个人必须面对终极目的的问题,这是无可回避的。任何认真对待道德哲学的人都必须超越一般的分工而致力于追问道德哲学整体性要求的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其次,道德哲学家的工作必定处于探寻生活意义的核心。道德哲学工作必定是对从事道德哲学的人生有意义的,否则人们将停止道德哲学的研究。“职业道德哲学家”其实是一个矛盾的说辞。对于韦伯所说的道德哲学家面对的不可改变的命运。人们只能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不追捧时尚。但紧紧守持着苏格拉底给色拉叙马霍斯提出的问题也不能让我们把道德哲学从去魅化的力量中解救出来。因此如何抵制去魅化带给道德哲学的冲击葆有道德哲学的生命力将是一个重要的长久的问题。

小结

我以为首先必须指出,克隆曼为理性乃至道德哲学在道德生活中具有内在的实在的角色地位的论辩乃是建立在波斯纳对道德生活的论辩的同一前提之上的。换言之,正如上文所述,克隆曼也是从“培养”对于道德行为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假设出发,论述理性对于道德行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他承认了道德习惯是道德生活的基础,一个良好的习惯既不能由理性来创建也不能被理性取消,理性仅仅是作为一种补充进入道德生活的,起到不断完善人们的习惯的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发现克隆曼与波斯纳的分歧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亦即克隆曼对波斯纳关于道德哲学和道德生活的论辩的反驳是否具有颠覆性。因为波斯纳在《对道德与法律理论的质疑》中强调的是长期培养而来的习惯、直觉乃至各种利益的力量对人们道德行为和道德的生活处于的首要的支配作用,理性不能违逆这种习惯的力量对普通人们的道德行为做出支配。但波斯纳并没有言及理性在人们的的道德生活中毫无地位,也没有说理性不具有补充作用,波斯纳要揭穿的是那种人们可以摆脱习惯、直觉等其他因素的支配单凭理性的力量像道德哲学家那样推理而形成道德行为的神话。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品行是长期养成的还是单凭理性的力量可以随即建构起来的?波斯纳显然秉持的是前一立场。在波斯纳看来长期的教育、生活体验、榜样的力量等因素逐渐形成了人的道德品行。而在这方面,理性的有限性表现在两点:首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乃是基于长期的习惯和基于长期生活体验的直觉、乃至各种利益因素做出道德判断,而不会像大学校园的职业道德哲学家那样诉诸高深的道德理论进行推理。其次,人们在知道道德理论的情形下也常常弃置理论,更为重视利益和其他方面的考虑。并且,由于各种相互冲突的道德理论,人们完全可以把真正的动机隐藏起来,而诉诸一种有利于自己的道德理论来掩饰真正的动机,为自己的道德行为、道德决断谋取正当性。再者,还要指出的是,波斯纳对道德理论的不信任并不是一种漫无边界的指责,而是有其内在的限定。波斯纳的这种不信任指向的乃是当今职业化的道德哲学,即他所谓的“校园道德家”。波斯纳的质疑乃是基于其对韦伯“世界的去魅化”给道德哲学带来的不利境地的一种洞见。而如果克隆曼仅仅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对道德哲学在道德生活中地位进行辩护就成了一种无的放矢。而在我看来,克隆曼虽然强调道德哲学在道德生活中不可弃置的地位,却始终没能成功的回答波斯纳透过韦伯为当下职业化道德哲学所开出的问题。透过这一问题,我们不仅要对当下的职业化道德哲学能否维续原来道德哲学在人们道德生活的角色作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解答——产生质疑,而且必然要产生一种福柯对知识/权力关系问题的忧虑。如果诚如“校园道德家”们宣称的那样,人们生活意义的最终根据必然要诉诸道德哲学理论,那么一旦职业的道德哲学家垄断了产生生活意义合法性的知识生产,人们又该如何避免由这种知识垄断带来的权力支配关系,人们又将如何摆脱思想上,尤其是在终极价值选择上的被奴役便成为了另一个严峻的问题。
通灵宝玉发表于2007-10-28 14: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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