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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阅读(二):韦伯政治著作选(本文下)
人们还说,任何对我们国内政治安排的抨击无异于直接往敌人手上送武器。过去,我们曾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打口水战打了二十年,直到一切已为时太晚。那么现在,我们还想以这种争吵来把什么东西再拱手让给外国呢?我们的敌人恐怕会暗自庆幸吧,假如我们的这个旧的、致命的毛病反复犯的话。那么就是在此时此刻,当大战(the Great War,指一战)又一次来到了可能诉诸外交解决的阶段,也正是到了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不使自己重蹈覆辙的时候了。然而不幸的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样发展的迹象。我们的敌人们知道、或即将知道,德国的民主决不会接受不好的条件而议和——除非德国的民主想葬送掉自己的未来。
如果有谁是真心认定,任何一种形式的独裁统治的兀自推行比国家的一切政治利益都更重要的话,我想请他公开出来承认。没人能证明他是错的。但谁也不要告诉我们什么“西欧”的国家观与“德国的”国家观乃是截然对立的这种无聊话。在我们眼下正面临的、关于如何确定“国家意志”这些基本的且技术性的问题上,其实一个大国只有有限(而非无限)的一些形式可以选择。对于一个做事客观的政治家而言,在特定时期,他的国家应呈现为何种形式才最有效,这乃是一个应根据国家当时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来加以判断的事实问题。只有那些令人遗憾地对德意志人民 的独立和坚强缺乏信心的人,才会相信,如果我们也想利用其他民族的那些行之有效的治国机制的话,我们就必须对本民族的核心性格进行质疑。事实与此相差甚远,既不是议会统治与德国的历史难以融合,也不是说凡是反议会统治的治理系统都是专属于德国的。客观大环境的强迫性会确使在议会统治下的德国看上去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尽管如此,也正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而不是客观性的政治才把“议会治理”转变成了一个不带有民族性的客体。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一种真正能植根于德国的新型议会秩序是否会出现。它既可能遭到右派的破坏,也有可能被左派所抛弃。是的,这后一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毫无疑问,民族的生存乃优先的利益,甚至优先于民主或者议会之治。但假如说议会制失败了,并且旧体系的复辟将随之而来的话,那么这些后果也的确会是影响深远的。即便到那时候,人们自然也能找到理由为自己是一个德国人而赞美命运——然而我们最终将不得不弃绝一切对于德国未来的伟大期冀,就算前方有可贵的“和平”在等待着我们。
我本人,约三十年前投过保守党的票,后来改投民主党的票;曾断断续续为…… 撰写过一卷文章,目前在为自由派的报纸写文章 ,我这人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活跃的政客(politician)。然而为预防起见,这里有必要声明,此人与任何一位德国政治家(statesmen)都不存在任何一种关联。我有十足的把握认定,没有一个党派,包括左翼党在内,愿拿我所必须讲出来的这些东西来介绍自己(尤其是后面第四部分要谈到的对我个人至关重要的那些东西),因为各个政党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是全然一致的。而我之所以选择了这种政治立场,是因为不久前,我在近几十年的经验里看到了我们迄今援用的这种政治机制和与确定国家意志的方式将注定使德国政策走向失败,无论它设定的是哪种目标。我同样确信,如果我们的政治安排不做改变的话,这种失败的结果必将在未来不断重复上演。而且一旦处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能够由轮番崛起的军事统帅来一次次以武力手段带我们走出政治危机(用难以想象的民族牺牲作为代价)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
改变治国之术本身,并不能为一个民族赋予活力、幸福和地位。进行技术上的变革,只是在为民族的前行之路清除障碍物,因而仅仅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有人可能会对我们如此强调(在要求刻意进行自我克制的条件下讨论)有关市民生活(civil life)的严肃问题,却不讨论现在面临着的伟大的、实质性的文化问题而感到遗憾。但是这就是事实。概括地讲,这就是最近几十年来的政治教会我们的东西。具体一点说,一位具备世所罕见之素质与能力的官员最近已彻底无法为国家提供领导力了 ,这在我看来正是对那些事件发生前,我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之观点的佐证。如果谁还没能被这些经验证据说服的话,那么他再不可能被任何证据说服了。在考虑政府治理的技术问题时,政客会根据未来几代人的立场来思考。而我这篇即兴小文的目的,却完全地、直接地主张“服从于当下”。
之所以耽搁了很久,未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意见以现在的形式将此文公开出版,一是因为其他一些事占用了我的时间,二是因为自11月起在印刷上出现的常见的技术困难所致。
思-华年发表于2008-3-10 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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