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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许章润 《世道人心是法律的魂魄 》等文章
清华法学院搞法哲学研究的有几位,除了一位几乎被集体性忽略的永远的副教授 足无 先生外,就数许章润教授做人、做学问有点特色了。一般而言,许教授应算作当下时代潮中意气风发的法律学人。不过,也曾于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黄昏,饥肠辘辘穿过清华园时,瞧见许教授一个人浸着西山的落照,四十公岁的老儒般颔首忘我地沉思着(陷于他所说的对存在的永恒焦虑中),沉缓地走在去明理楼的路上 ......。“终归是个可爱的诚人,性情如此,天性使然”,目送其远去时,我对自己说道 ,同时脑子里也闪现出了他的另一句话:“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 
   



       世道人心是法律的魂魄     
         许章润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有人凝敛庄敬,自强不息。有人散淡飘逸,智藏于拙,安享自己的一份慵懒。一些人面对谵妄人世,寸心痛彻,转以佯狂。破帽遮颜,行行复行行,索性把真像与假象颠覆,“洒家不跟你们玩了”。还有一些人整天价儿凄凄惶惶,盘桓脑际的不是存在意义,便是生死之苦,终至郁郁不得解。而上拍下压、左欺右诳、谄媚佞妄之徒,亦且人世一景。他们人数不多,但常常能见到,不小心便会碰到,也就见怪不怪了。道不同,所谓靠山吃山,临水吃水;而谋相同,都按照自己的活法在活着,也似乎都很滋润呢!

  其实,他们各人有各人的苦恼,一如各人有各人的欢欣。苦恼和欢欣构成了生活本身,也就是他们各自的活法,一种既定的生活方式。不是我“活”故我在,而是我按照“这一种”活法活着故我在。这些活法凑在一起,林林总总,同而不同,于是演成生活方式,蔚为人间秩序,呈现为浩浩漫漫的人世生活。其经纬,其规度,其亲疏远近,即所谓世道也。

  对此,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为什么选择这样活着而不是那样活着?对于如此这般的亲疏远近我们不能遏止地具有一己的喜恶,而作出奉违的决定,其所由何来哉?那规度就真的如自己所宣示的那般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而无需修整了吗?年年月月,每天我们都能看到这人世间有许多不公不正,不义不端,这些经纬、规度和亲疏远近,都干什么去了?它们为何无所作为,又能够有何作为,怎样作为呢?还有,为什么我们不可遏止地向往惬意人生,对崇高虽不能至,却永怀憧憬?凡此种种,是我们的此在和彼在,欢欣与苦恼,希望而失望,即所谓人心也。

  朋友,这世道人心,总成人间,便就是法律之其然而又所以然的一切了。——法律不是别的,就是这世道人心的镜像,也是因着世道人心而存在的呀!否则,要法律作啥子。作为规则,法律描述和呈现的不外此世道人心,将人间世换形为可得检索的条文。作为规则背后的意义体系,法律要叙说和满足的还是这世道人心,将理性和情感牵连一体。而作为一种世俗的人世规范,经由指向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法律亦且成为信仰的载体,基于道德紧张、追求超验价值这一永恒不息的伦理之善由此获得了自己的形式之美。

  那么,世道人心又是干什么的呢?朋友,是为了过日子,过好日子呀。它们既是生活本身,又是生活的映像。所有的日子如离离原上之草,岁岁枯荣;一切的时光正如一湾秋水,汩汩流逝。那原野和节气,那河床与波纹,就是世道,就是我们与你们,先祖和儿孙,栖息的居所。要想过日子,过好日子,就得体察世道,明白夏雷冬雪,春耕秋收,天道自然,“草原的天空不可阻挡”;明白“活在这高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或者顺江而下,或者逆水行舟。而归根结蒂,所有的日子都在人心上,都在人心里。要过好日子,就得揆情度理,从心所安。安顿了人心,灵魂觉得慰贴,日子才能平顺而惬意呀!

  有什么世道人心,就有什么样的法律。罗马公民不把奴隶当人,人即不是人,而是物,物权的对象。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污汁将人心染黑,对于金钱的追逐遮蔽了天光,黑奴买卖于是盛行了三数世纪。而“朕即国家”与“主权在民”,分明是两种世道,却导源于两种人心。原来,不仅人心是世道的精神,人心跟着世道走,而且人心能够改变世道,世道是心的产物。而人心坚强却脆弱,恒韧而反复无常。可能对于美好生活不可遏止地向往,对于罪恶无以复加地憎恨,也可能贪残暴虐,浇薄、偏执而疯狂,所以需要时时警怵,所以需要法律。

  这样说来,为了获得理想的人世生活,体察世道,揆情度理,于是成为立法者的天职,也是法律本身的当然作业。法律不着边际,完全与现实生活隔膜,说明立法者未能体察世道,甚至有违世道,法律即为不法。立法和司法与一般人类的普遍情感大相刺谬,明显悖逆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说得再好听,立意再高尚,终亦难获认同,法律自颁行之日起其实已成死法。君不见,基于伪法律理性的“同命不同价”这一荒谬判决,彰显的是一种类于种姓制度和种族主义的价值观念,完全违背“每个人都应获得平等关切和尊重”的时代呼求,一种发自人心深处的热切渴望。——法官可能读了许多法律教科书,还读了律条,却不懂人心,好像也不懂政策嘛!

  立法和司法悖逆人心,如果问题出在卡多佐大法官所谓的法律理性之“断裂、扭曲或者蒙蔽”,那么,尚可补救,不至摇撼根本。倘若是因为世道沉沦,人心邪恶,天昏地暗,所谓“世道艰难烟为马,人心不古酒作军”,“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那事情可就麻烦了。此时此刻,人世需要的恰恰是人心的光。

  这一线光明不是别的,就是理性、怜悯和同情。对于世道人心常常反省,谓之理性;对于人生本身宿命性的乖谬,总怀怜悯;对于人世多艰,生命的悲情,永保同情。如此这般,光明所向,世道清明,法律可能真成为居家过日子的活法了。

2006年 4月21日

于清华园明理楼

      






志愿者“人性”的多元内涵
        许章润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百万志愿者于第一时间闻风而动,赶赴现场,为此次救灾抢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头一遭。他们挺身而出于危难之际,汇聚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虽阶层有别,行当不同,有老有少,却冒险犯难、齐心协力于救灾抢险,演绎了一幕感天动地的人性活剧。



具体而言,“志愿者”这一特定身份表现了人性的普遍之善,展现了基于同种同族的同胞之爱,实践着基于国民身份的道义担当与基于公民身份的公义担当,彰显出当代中国人性的多元复杂内涵,以及对于这些多元复杂内涵的强烈自我实现愿望。



首先,百万志愿者展示了人性的普遍之善。对于遭临不幸的人类的同情和怜悯,一种感同身受的痛楚和哀伤,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人类彼此之间得以沟通的基本禀性。举凡战争、自然灾害、疾病和滥用权力、不公不义所造成的种种人间苦难与伤痛,不管它们发生于何方,也不管承受者是谁,都会让我们感同身受,而为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的不幸而深感同情,兀自神伤。志愿者们奔赴救灾抢险前线,一如服伺艾滋病患者于榻前、照料孤寡老人起居、为环境保护而身体力行,都是此种无私人性的光辉展现。此次救灾现场还有美国志愿者的身影,缘由在此。正是这份奉献所昭显的人类利他之心,安放了我们无处安放的哀恸,给生活以生命的意义,让挣扎于俗世纠结中的灵魂获得了丝丝慰藉,也使我们对于“中国人”具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



其次,百万志愿者行动展现了命运共同体的同胞之爱。虽然所有的苦难都是人类的共同苦难,恰如一切战争均为人类的内战,都让我们感同身受,备受煎熬,但是此次大震让我们更加挂念,更为揪心,也更感哀伤。汶川大震,震痛了中国的每一根神经,亿万国人于慷慨解囊的同时,为遇难同胞洒下了滚滚热泪。特别是校舍垮塌致使成千花朵般的青春学子刹那间殒命,更是深深灼伤了亿万同胞的心。其间缘由,就在于所有遇难、受灾同胞均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灾难将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涣然激醒,彰显无遗,让亿万同胞体悟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生命纽带原来是如此坚固。台湾“慈济会”等慈善团体积极募捐的同时,派出义工赶赴灾区展开救助活动,不仅是基于人类的普遍之爱,更兼有一份同胞骨肉之情在内,一本于此。



再次,百万志愿者行动体现了国民担当。当今之世,每个人必定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在以国民身份换得国家的照拂的同时,向国家奉献出自己的政治文化忠诚,尽一份国民的责任。志愿者们于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既是同胞之爱的天然表达,也是在恪尽患难与共的国民身份的要求。如果说人性的普遍之善和基于命运共同体体认的同胞之爱,构成了志愿行动的心性动力,那么,国民担当则为此心性的法律之维,叙说着当代中国人对于自家身份的道义充当、多元诉求与自觉践履。在此,作为志愿者的“中国人”不仅是一种族群与文化标定,而且意味着组成“中国”这一法律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法律承诺,即以服务社会、救助同胞向国族输诚,以对自己的国民身份作出人身响应。



最后,志愿者行动凸显了公民身份的行动权能。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古已有之,历来传为佳话。但这并非等同于现今的志愿者行动。志愿者行动既可能是单独个体的利他参予,但更多地属于一种非体制性的、非功利性的、组织化的公民行动。在此,“组织化”最为重要,它不仅表明公民经由此种行动实现自己的联合权能,从而将自己纳入到某个特定公民社团之中,而且,正是经由此种联合,以对于自我身份的再体认再定位,具体坐实、丰富和实现公民身份内涵。换言之,我们不仅是孤独的个体,秉承着基于伦理关系天然而来的父亲或者母亲、妻子或者女儿、丈夫或者兄弟这些社会标定,而且,我们同时一定是特定民族国家的国民与公民,而凡此国民与公民身份,除开体现在、落实于公务员或者教师、军人或者农人等等职业承担之外,还更为重要的体现在通过加入特定的公民社群而实现的自我组织,并于此获得更为具体的归属感的志业担当之中。此时此刻,公民身份才是真实、丰满而具有行动权能的自我政治法律规定。说得绝对一点,如果你不曾隶属于特定的公民社团,如各种公民组织或者政党,你就不能算是公民,至少,是单薄化乃至于虚无化的公民,也是无力量的存在,一种私性存在。人有社会归属感,将人性落实为特定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心性之中,于此复杂的身份认同中起居,并藉此复杂身份认同来应对不同的社会、政治与法律要求,作为抽象一体性法权身份的“公民”二字才能够坐实和实现,也才能够获得表达,否则就是假的,至少是空洞的。此次大震后虽有不少具有一定组织化程度的志愿者行动,但多半还是单独个体的义举,因而,其行动权能必受相当限制,将中国社会自主空间不足的尴尬展露无遗。



总之,凡此普遍之善、同胞之爱、国民担当与公民行动,展示了当代中国人性的复杂性,特别是志愿者行动对于国民身份的体认和公民身份的担承,实际上彰显了今天全体中国人对于人性的多重性、丰富性的日益强烈的呼求和自我实现的自觉。一句“我是中国人,这是我的同胞,我当扶助”,在让我们潸然泪下的同时,竟然蕴涵了如此丰富内含。因而,换言之,包括百万志愿者在内,今日的“中国人”不仅是指种族、民族意义上的华夏儿女,而且意味着中国这一历史文化命运共同体的国民,更且是具有自觉和能动的自由行动权能的公民,一种既安享家政生活的私性幸福的市民与国民,更具有社会关怀和政治成熟的公民。这是中国正在走向成熟民族的这个节骨眼上,公民关于自我身份建构的自觉实践,既构成了当下中国人性的不同向度,也是建构性地理解现代人性的不同维度。



有鉴于此,在国家与社会、公民与自己的政治共同体牵连互动的意义上,为了满足上述人性的现代要求,以下五端,允值考量。



第一,国家应当构建刚健、深刻、博大而充溢人性关怀的国家目的,养育充盈的国家德性与道德理想,并责无旁贷地负起伦理担当,即担负起增进社会德性、营造良善生活环境的责任,以善养吾国家民族的浩然之气,以涵育吾国民大众的仁爱之心,从而建设健全的国家理性和雄健的民族精神。此于经历百年革命伤痛,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种种冲击,好不容易才积攒起来的国民善意和国家元气而言,尤显珍贵,特别迫切。相反,如若摧残,则悖民意,伤国本,一起玩完。



第二,政治国家在恪尽自己的担当之际,不妨以更为宽和之心,将社会松绑,容忍各种利益团体的成长并提供它们以充足的利益博弈机制。社会的自我发育和自我组织,反过来辅助国家,调理自身,而这也就是在为国家减负,替政府分忧,尽国民和公民的责任。也只有如此,才能造就强大的国家。想一想吧,倘若不止是“唐山十三义士”,而是“唐山三千义士”,各种“义士”们冲向救灾现场,则社会自主空间扩大之时,民间的自我组织能力与救济能力更强,国家也就会更强。只有强大公权力的国家,不算真正的强国,只有国家与社会一齐发育壮大,于各有分际中彼此照应,适当联手,才能造就强大国族。



第三,政体对于国民的照拂,是国民尽责的前提。此次国家领导人和整个体制迅疾动员,以人为本,以苍生为念,极大地激发了全体国民对于政体的认同。北京市民自发悬挂国旗,亿万人与总理泪眼相向,实为此种认同的表征。此为近年来少见,正为积攒体制合法性,实现国民与体制的双向承认,形成上下一心、国家和社会同忾、民众与政府合德的绝好时机,而这才是最大的软实力,是使我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所在。硬、软实力的协调发展,齐头并进,乃是大国之道,也是当下中国自求多福的必修课业。如果说“守法源于爱国”,那么,爱国是因为国家爱我,也只有到了此刻,国民才会向国家奉献出忠诚、节制、勇敢和爱,爱国主义才会如同自由一样,成为国民的美德,公民的良心,其理显而易见。此种照拂,自外而言,需要秉持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意识,捍卫国族的安全、福利和集体尊严,将中国的国家利益边界最大化;自内而言,必须坚守自由主义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国策,落实民生和民权要求,彰显对于惬意生活的安排能力。二者合一,以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立世与立国,向世界展示负责任、有德行的中国国家形象。也只有以其立国,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也才能实现我们的人性。



第四,让个人成为公民,使私性幸福之苗绽放为公共幸福之花,是国家与社会的双重福祉。使个人成为公民,意味着让渡和创造各种社会政治条件,使个人在认同国民身份的同时,经由各种公民联合行动实现公民身份的本质规定,自国民进境于公民,包括其各种应有的政治、社会权能,譬如结社、集会和抗议的权利,表达关切和同情的社会性机制的创制权力,接受扶助和免于恐惧的权利,以及最为核心的代议权能等等。一句话,让国民进入政治领域,成为政治存在。只有进入政治领域,经由彼此承认和公民联合行动组成政治共同体,赋予自己分享公共权力的公民地位,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也才是政治进程中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由此,人世获得了世界性,即大家和平共处、具有公共相关性的意义状态。每一个编织进此种联合行动之中,真正成为公民的国民,都是建构健全社会、造就幸福生活的细胞,而强大的国家,一种真正惬意和理想的人间秩序,正仰赖于亿万细胞的发育成长。没有这种具有公共相关性的民众之福,哪里会有凌空存在的国家利益?!



第五,藏富于民,让利于民,才能造就真正强大的中国。地震发生后,仅仅一个月,各种善款聚达450多亿,迅速流向灾区,不仅表明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提高了国家的硬实力,而且,民众参与分红,也同时充实了百姓的钱袋子,危难时刻才有此种实力。凡此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藏富于民的国策,于遭遇危急事件时的规模效用。中国是我们生来就不可须臾离别的家园,可要宜于居住,却非要居住者精心营造不可。由此,如何善用捐款,如何改革税制和完善慈善捐赠制度,以及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特别是实现税负的公正分摊等等,既是刻下即应思考的问题,更是造就优良政体这一百年奋斗所不得不面对的根本课题。


  发表时间:2006-05-25 浏览次数:1390
许章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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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稻发表于2009/2/12 14: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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