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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江山”
指点“江山” 张卫平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毛泽东无疑是最具影响的人物。毛是一个革命的、极其浪漫的浪漫主义者,这与他的诗人气质有极大的关联。他的诗句极具气势:“小小寰球,有两只苍蝇碰壁”、“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更有那句豪言壮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在这里,笔者借用毛的诗句“指点江山”,“点评”我的一位老同学,一位法学老同行——江山。之所以要“指点”一下这位同学,并非他需要别人“指点迷津”,却是笔者觉得这位同学“很有意思”,是一个颇有些“异数”的人物,在他的身上你难以看到“均衡”和“协调”,是一个怪异的“后现代”人物,他的生活和工作也颇有一些“后现代”色彩。 我敢说全国的中青年法学同行中,他江山是惟一不会打领带的人。他至今只打过一次领带,也许以后也只打这一次领带。那是2002年的一个春天,春的气息比以往来得要早些。清华大学法学院成立的日子,无疑是个“好日子”,因此,领导要求每一位教师都要西服领带出席成立大会。许多人不愿意打领带,但那天没有人愿意违反这一指令。江山有反叛的精神,那天也没有例外,因为心情实在太好了。但打领带着实为难他了,他想来想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我:“这玩意,我还没有摆弄过,来,老同学,帮我一下。”我并不吃惊,毕竟是老同学,在他身上任何“人间奇迹”都可能发生。 江山身上没有“均衡”和“协调”。清华是一个很“洋”的学校,在法学院中有一大群“海归”和“准海归”——来自东洋与西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洲、日本、韩国……总之,有一大群曾在世界最发达国家留学学习过的学者。然而,这在这些人的“包围”之中,却有一位身着中式对襟,脚蹬圆口白底青面布鞋,迈着八字步徐行于“明理楼”之中的人,此人便是江山。他以给人一种“清华辜鸿铭”的感觉,这是何等的“不协调”。 尽管江先生身着灰色中式对襟,手捧线装书(江山先生也是国内中青年法学者中惟一出版了线装本著作——《自然法精神导论》的人),然而研究的却是最时髦的法理学、法哲学,口中念念有词的是“夸克”、“中子”、“质子”、“生物链”、“基因变异”、“以太”;一边写就的是“芳酊甲醛分子式”(江山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环境保护,其中涉及大量的化学物质),另一边却画就“甲骨文”;穿着圆口布鞋的脚踏在最具运动风的“宝来”轿车油门上,速度之快使人很难想像驾驶者是在教学楼过道中迈着八字步的江山。据他自己“交待”,自驾车以来,因轻微违章和刮蹭所花去的罚款和修理费,已经大大超过汽车保养和汽油费。此君是何等的“不均衡”。 在法学界中有一大群像我这样身材不高的人(有的人却是法学界的“得分”高手,甚至还兼“组织后卫”),江山属于我们这一类人(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与江山也因此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些人中更有一些属于极其聪明并极富个性的人(考虑到身高也是个人隐私的一部分,不宜扩大“打击面”,故不在此一一列举),江山应当属于这些人当中的一员。 江山的身材特性在他家的书房中便显现无疑,准确地讲是被进一步“衬托”出来。江无疑对他的书房是满意的,特别邀请我去他的家坐坐(实际上就是去看看,比较正式的说法叫做“参观”)。我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向我炫耀他的书房,并从我这里得到赞美之词——邀请一个提意见的人去家里,还有什么意思。对此我心里已有充分准备,褒奖之词已成竹在胸:“哇!真漂亮,好雅致,真是有一种步人书海的感觉。”要注意赞美他人之时,一定还要同时贬低自己,这是中国人或东方人特有的褒奖艺术。我也是准备如此:“哇!你这个书房比我的书房不知道大多少!与之相比,我的书房就成了‘秋风所破’的茅屋了,真令人羡慕嫉妒。”如此云云。 但真到他家,置身于他的书房时,还是让我吃惊不小。我知道他的书比我还多(我的书已经够多的了——六千余册),其中大量的是线装书、历史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好家伙!整个大厅三面墙的书架高达五米多,夸张地讲真有一种大不列颠图书馆的味道,的确处于书的“十面埋伏”之中。 五米多高的书架,如何放书取书?看来江山已经习惯人们的这种惊诧和疑问,在暗自得意当中,他不慌不忙但却并不轻松地取来一把梯子,挂在书架上端,然后开始顺着梯子往上爬。仰视,看着他逐渐变小的身影,我的感觉是,那简直是在登云梯,如果不是在书房的环境里,江的登高行为与给现代高楼大厦擦玻璃的工作没有多大区别。 除了褒奖之外,我还是给他提了一个认真而严肃并且负责任的建议:“出于安全考虑,应当系上安全带,尤其是在50岁以后。当然,最好是安装一台带有安全护栏的电动升降机。”江的回答是:“那没有必要,毛主席不是说过嘛,‘无限风光在险峰’,同时这也是一种锻炼。”我想这样的室内“有氧”登高锻炼在法学界无疑是首创。最后,江也忘不了嘲讽一下:“像你这样的体型应该到我这里来做一年的书童。” 江山可能是喜欢登高之人。由于中南政法学院楼上的大喇叭一到早晚就“咿呢哇啦”,干扰了他的学习和研究,江竟登高上楼顶将喇叭线剪断了,并因此领受了一张学校的“黄牌”,对此他自然极不服气。 我和他认识,不,应当说是相互知道,是在大三那年外国法制史考试成绩公布之后不久。当年的外国法制史考试相当难,我和江山拿下了这门课的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对于我也许是“歪打正着”的结果。正因为成了考试“双雄”,有一种英雄相互爱慕的江湖侠情,我知道了有一个好生了得的湖北“侠客”——江山,他也是那个时候知道了我。 江山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我曾说过他做的是“臭学问”,听者还以为我在故意贬他,其实他的“臭学问”是有典故的。在大学第三年,西南政法学脘建了新的宿舍楼,七九级的同学均迁往新楼。江山不知什么时候居然占据了六楼(顶层)的一个无人使用的公共厕所。据他说:自己要做学问看书,为了不受他人的影响和干扰,只能占据这样的空间。不知为什么,居然这个厕所也就被他占去了,“公共”也就成了“私有”。也就是在这个臭气熏天的空间里(因为按照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下面的臭气是要往上运动的),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中国法制史的论文)写成并在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他大概也是七九级同学中在本科即发表学术论文的第一人。在厕所里做的学问,难道还不是“臭学问”吗?江山之所以后来对环境保护法研究特有兴趣,不知是否与这段历史有关。 江山的行为虽有些“怪异”,但与人相处却是清澈、坦荡,如古刹清泉、高峡平湖一般,他绝不会算计于他人,是相当愿意帮助他人解困、济救的人,外表似乎给人以路人之漠然,实则心中有如火炭般之热情。 江山的“怪异”还不只在他的生活行为方面,更在他的学术研究方面。我还在西政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本书——印刷质量不算高,出版社也怪异——地质出版社,书名叫做《中国法理学》。江山可能又是七九级同学中最早出版个人学术专著的人,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打开一读,天哪,每个字都认识,每句话都能读,但却不知其中说些什么,对我来讲,与无字天书无异。我努力想看进去,但总是不断有浓浓的睡意袭来,相信这本书对许多人来讲可以作为治疗失眠症的最佳手段。我当时想,我的水平竟比江老兄落后了如此之多。读他的书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不得不将这本书放置在一边。还好,这本书不是谈民事诉讼法的(我的研究方向是民事诉讼法)。 人们对江的学问有完全相异的评价。褒奖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法理学博士李林就对我说过:“有人评价,在中国,真正研究中国法学的只江山一人。”意即我们这些人都不是研究中国的法学,而是西方的法学,说的是西方的“法言法语”,吃的是人家碗里的“残汤剩饭”,而江山先生是真正摆脱了西方法学“范式”,说的是真正的中国法学“方言”。从本土化的角度看,他的学问是真正本土方言,不知“以本土资源论”闻名的北京大学的苏力老师对此当做何评价。 江山在法学界有影响,但这种影响远还不及他在人文科学界的影响。他与人文学界许多泰斗级的人物有交往,是真正跨越人文与法学两界的人物。著名人文学者黎鸣先生曾经点评过江山的一次讲演。讲演的题目是《以恶制恶——法治的起源与理念》。黎鸣的点评是:“江山先生今天讲的许多内容与我不谋而合。很多方面讲的都是对的,比如说法治是生存的背景、法治是习惯的自然等,其实法治就是恶人与恶人之间、自作聪明的人之间的一种协议,是一种精密的计算。”江的演讲能够与人文学界的大家们——何怀宏、黎鸣、李银河、汪晖等人放在一起,足见江在人文学界的影响,而且他的这种学术影响没有以任何行政职务为依托。我等只能与法学界人土为伍,想来有些汗颜。 江的学问是特立独行的,研究范围涉及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思想史、环境保护法、法理学、法哲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甲骨文、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人们极少涉猎的领域,如算命史、中国美女史。从他的研究范围就可见研究的“不协调性”。江有自己的话语,决不从西方法学的概念出发,他有自己的一整套自我建构的体系,他在向着完善自我体系努力。当然,给我的感觉是,这种努力有点像人类向银河系发射人造卫星。 我们不懂江山的学问,但他有一批铁杆拥趸者、特级发烧友。他的学术研究也并非不被人们认可,他的言语有时也具有“人类语言”的“特性”,是可以解读的。2003年,江在中国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数万字的论述“法治”的文章,一时间获得了相当高的学术评价,人们对江的独立见解和论证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欣赏。 江的课,选修的学生不多,有时常常达不到清华开课的要求,但一旦有人选,这些人绝对是江的“铁杆”学术“粉丝”,就像眼下中国足球比赛场上的球迷一般,人数虽少,但绝对是最坚定的,这样的场景有时也透露出一种宿命的悲壮。我没有听过江山的课(一方面是因为放不下“同学”的架子,另一方面也担心他不能发挥),不知道他是如何在课堂上是“发功”的。有学生告诉我,江讲的内容涉及面极其广泛,真正是上及天文下至地理,从物到心,从熊猫到人类,从耶路撒冷的“哭墙”到湖南长沙的马王堆。 江山是随夫人进京的,属于“随军家属”,而不是直接从武汉大学调往清华大学的,实际上江在清华法律系的那段日子里,性质上还属于“临时工”。法学院恢复后,领导曾问我对江山正式转为法学院教师一事如何看,意思是是否应使其“转正”。我的说法是,此人有才,是做学问的人,尽管我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不懂他的学问,但清华法学院必须要有多样性,容忍个性,包容学术自由,只有多样化、个性化和学术自由,才能使清华法学院有大的、长远的发展,才有清华法学院自己的鲜明个性。我说这话时,也有一种做领导的感觉。在那时,我的话虽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肯定有强化领导决策的积极作用。 如何做具有中国特色的学问?中国法学有没有自己的特点,或者说应该有无自己的特色?如果有特色,这种特色应该是什么?这些问题无疑也是法学界“猜想级”的问题。中国法治尽管有自己的特点,但既然定位于“法治”,而“法治”又是西方的概念——法治的理念是西方的,体系结构也仍然是西方的,那么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还能“逃离”这种理念、体系和结构吗?对此我也往往有些困惑。 江山时时能说出些道理,只是我听得似懂非懂,过几天以后便完全不懂。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江的基本理念是一种向上的、积极的,而不是保守、消极的,是人性化的,不是束缚人性自由发展的,他关于大熊猫有“人权”的说法,一开始人们只是当作笑料,现在则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毛泽东就说过: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他的法理学观念是一种人类与动物、与自然界共生的观念,他的理念是一种人、物、自然和谐的理念,这一点我是充分理解和认同的,其他人我想也是如此。 这样的江山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指点”,有可能是他在“指点”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江山,尽管江山在清华只是一位极其“资深”的副教授,而且可能是永远的副教授。 我也“希望”他是永远的副教授,甚至是没有任何职称的教师,因为他不需要这些来证明自己。 出处:《法学家茶座》第9辑
youhao发表于2009/6/9 14: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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