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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鬼魅与“具有讲理能力的人”
重读魏敦友老师与谢晖老师对法律信仰问题的争论,原本无法理解的地方竟然趣味盎然起来。两位老师的三篇文章里或许隐藏了一个没有被注意的分歧——对“理性”理解的分歧。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自近代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所谓 ‘脱魅’的时代。这种结论,确实是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情形大体合辙的。”(《信仰脱魅,理性入魅?》)如果马克斯•韦伯的“脱魅”是一种对“合理化计算”的“理性”形象地描述的话,如谢晖老师所言,其确实令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堕入到“前门打狼、后门入虎”的二难中,谢晖老师已经指出这种二难中的一种:“人类抛弃了对超验的神圣信仰,却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对经验的神圣信仰。”在我看来,这种“前门打狼、后门入虎”的二难或许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人文学科的研究被合理化计算这个新来的鬼魅的吞噬,堕入“理性”冰冷的洪流中,淹没了本应绚丽绽放的感性光辉。 谢老师的“理性的入魅”或指这种情况:“……也觉得所谓理性或“理性论述”,只是把某种信仰赶出了庙堂,并使自己成为入魅的神灵(信仰对象)而已。事实上,对理性的这种怀疑,在19世纪的哲学反思中我们已经领教了不少。比如科学主义者对“理性的狂妄”的批驳,人文主义者对“冷酷的理性”之反抗等……”并由此展开对魏老师的批评:“我也注意到,魏先生对“理性论述”给了一种相当好听和好看的界定:“法律的理性论述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首先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人格平等是绝对的要求,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出发点。”老实说,我对这种界定是举双手赞成的。但问题是这种界定和魏先生前文的论述在逻辑上的难容。”在谢老师的文字一方面对理性成为新的“鬼魅”担忧不已,另外一方面则对魏老师从“理性论述”出发批评法律信仰问题在逻辑上可否成立表达了质疑。我揣测谢老师担忧的是魏老师通过“理性论述”批评“法律信仰”,可能在将“信仰”祛除出法学研究的领域的同时,又把“理性”供奉成法学研究的新神袛,成为法律“信仰”得以改头换面并大行其道的新偶像。而这种“理性”在现代更容易被理解成马克斯•韦伯祛魅的合理化计算的理性。 其实谢老师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只是魏老师稍后的另一篇文章《再评“法律信仰”》里给出了一个对“理性论述”的解释:“我们只能回到现世的生活世界来论证法律的正当性,我认为这种论证只能诉诸于人们的理性,而不能诉诸于神圣,甚至于历史也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一所谓理性论述是建立在人具有讲理的能力这一假说的基础之上的。今天人们之所谓理性主要就是指人具有一种讲理的能力而且具有一种讲理的愿望和讲理的制度设计,这可以看成是一种程序的理性,它可以与以前思想史中所讲的实质的理性区分开来。” 从“具有讲理能力的人”出发阐释“理性论述”,或许谢老师的担忧可得到释怀,因为讲理的能力不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还是种“讲”的能力,更是一种认为“感性”与“理性”共存与“人”身上的观点。 理性思考的能力或许可以简单归结为马科斯•韦伯用于祛魅的合理化计算的“理性”,但这不应是“理性”的全部。“讲理的能力”至少首先必须是理性的表达。作为表达,可以是包含了“理性”思考过程、思考内容或思考结果的语言、文字。当把“理”以一定的逻辑形式“讲”出来的时候,“理”就成为了言说、成为了知识,就不是一个仅蕴藏于“人”之内的“理性”,而成为包含了人自身在内的知识。(这也是魏老师在广西民族大学的讲座为何要用“某话语的逻辑”作为讲座题目的理由。)“人”对这种由自身阐释的知识的相信与坚守,无需如同对待一尊神袛般信封和仰望,只需坚定信守的念头。从人的角度出发“在这种一种看法的指引下,我提出了一种法律信仰的替代方式,即在一个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对于法律所采取的态度只能是对它抱有信念,相信它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再评“法律信仰”》) 即便如此,谢老师的担心也并非多余。因为“在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那里,一定有无数的个人的机遇淹没在抽象的言词里,以致后人读不出其中蕴藏着的‘感性的光辉’来。”(《重返理性之源》p286)同样,在许多伟大的法学家那里,一定有无数的个人情感被淹没在抽象而冰冷的“理性”里,以致连法学家们的论述都可能忽略那“感性”的温暖。更有甚者,在普通人的理解中已默认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律会带来公正,却忽略法律的进步需要千千万万具有讲理的人表达出自己理性思考的结果,并在法律制定的妥协、法律运行的试错中,坚守这种理性思考所表达的知识的信念,这或许才是解决法律信仰难题的可行途径。
颜显能发表于2009-8-27 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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