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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过眼录之九——鲁迅与徐诗荃(梵澄)关系的一点考证
1.关于徐诗荃 早年阅读鲁迅先生的书信和日记,有一个叫徐诗荃的名字留在记忆中,久久不能抹去。因鲁迅先生对这位文学青年宠爱有加,为其推荐发表文章和出版译著,并夸其有尼采之风。在鲁迅先生逝世后,此人除在先生追悼会上露面外,下落不明。 查鲁迅先生于1935年8月17日《致徐诗荃》书信,其注释有这样的记载:徐诗荃原名徐琥,笔名冯珧、梵澄等,湖南长沙人。留学德国时,经常为鲁迅购买德国书刊和木刻。当时在上海从事助译工作,作品大都经过鲁迅介绍发表(鲁迅全集第13卷190页)。这个注释无生卒年,这位梵澄先生的去向还是不明。许广平先生在回忆录里不无担忧的说道:“现在,这位青年的友人,也不知走到哪里去了。他保存着的书信不知有没有遗失在烽火之中。我们祷祝他的前途!并希望他善体先生通信中的拳拳至意。”于此,可以说不仅仅是我不知其行踪,竟连许广平先生也不知道。特别是许先生担心鲁迅给徐诗荃的四、五十封书信的下落问题。 最近在书店看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典重温》一书,署名徐梵澄。这使我眼前一亮,该书作者正是我要追寻的徐诗荃。这时徐先生已将笔名梵澄换成了真名。是书简历介绍云:徐梵澄(1909-2000)著名的精神哲学家、翻译家和印度学专家,同时是一位诗人、书画家、艺术鉴赏家和评论家。1928年起追随鲁迅,被誉为“中国新兴版画第一人”,1929-1932年在法国海德堡大学留学,回国后在中国最早成系统地翻译尼采的著作。1945年赴印度任泰戈尔国际大学教授,1951年赴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翻译、著述、讲学。1978年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精通八种外语……是全才型的具有国际声誉的学术大师。 但是这位大师在国内学术界是被忽视的,连《中国鲁迅学通史》也未发现关于梵澄先生的片言只字,这不能说是鲁迅先生研究中的一点缺憾。 2.鲁迅评价徐诗荃 读鲁迅先生的日记和书信,使我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梵澄先生很有才华,但太高傲了,高傲得有些不可理喻。 我们还是从《许广平忆鲁迅》一书中有关徐诗荃的回忆谈起。许广平先生在回忆录中有对梵澄先生的评价:“这位不识的投稿青年,嗣后也时送稿来,先生见或不见,随后终于到德国留学了。他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242—245页)。这个评价也是鲁迅先生的评价。 鲁迅先生于1934年1月24日《致黎烈文的信》全文:烈文先生:有一友人(按指徐诗荃),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今为绍介三则,倘能用,当能续作,但必仍由我转也。此上即请,著安(见《鲁迅全集》328页)。穿过时光隧道,时过七十多年,这位先生像出土文物一样,放射出了应有的光环。中山大学教授刘小枫对梵澄先生评价道:“兼及中西部三大文明学术的中国学人屈指可数,有的不过泛泛涉猎。梵澄先生在每一个领域都涉猎颇深,不属此列;何况先生劳作累累,决非某些传说中的大师。梵澄算得上货真价实的鲁迅弟子,却偏偏不喜欢张扬与鲁迅的师生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研究员对其评价道:徐梵澄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一位博学多闻、思考和学术造诣精深的学术大家。他一生涉猎广泛,著译甚丰,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其淡泊名利,宁静超然的精神气度和严肃执著、锲而不舍的学术风范,是我们后学的楷模;其“梵典”汉译、“华章”外扬的传奇生平和学术经历也为当代中印文化交流、中西思想会通的一段佳话。”北京外国语学院张西平教授评论道:“徐梵澄精通八种语言,但他从不显扬自己,他不声不响地做着“接续”精神传统的工作,其深沉几乎是不可测量的。 据笔者所知,梵澄先生翻译出版的有印度佛教经典《五十奥义书》、《苏鲁支语录》、《薄伽梵歌》、《母亲的话》、《周天集》、《瑜伽的基础》,出版诗文集《蓬屋诗存》、《异文杂著》等。被称为玄藏第二,是西天取经的一位圣人。先生一生未娶,无儿无女,晚景凄凉。去世时,原单位好友告别一下了之。正可谓轻轻的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3.鲁迅与徐诗荃的关系 许广平先生回忆鲁迅经常为徐诗荃推荐文章并建议翻译尼采的著作。梵澄先生很能写文章,但有个怪癖:即每篇文章经过鲁迅之手推荐不说,还要另抄写一份投稿,不能将他的原稿直接投稿,对于一个文学青年来讲,不仅不近情理,而且近乎苛刻,起初,鲁迅在百忙中为其誊写稿件,后来越来越多,不胜其忧。为此许广平先生回忆道:“他在上海行踪甚秘,住处也无人知道,时或一来寓所,但有事时总是我们没法去寻的。也因为这样的青年朋友不少,所以并不奇怪。那时,《申报•自由谈》已加改革,由黎烈文先生担任编辑,先生时为它写些短稿。他(指梵澄)也时常寄稿给先生,托先生介绍,有时就给送到《自由谈》去。但条件很奇特:不能将原稿寄出发表。据问他什么缘故,却说他仿佛觉得处处有人在监视他,稍一不慎,即有丧身之虞。这么一来,先生只好设法给他抄录副稿寄去。起头先生是嘱我抄的,抄好之后,先生附一函寄给编者……可是我们自己工作有时很忙,如果我没功夫,那么先生也得替他抄好寄去。但这对他还是不满意。有一次,他意要求每一篇换一个抄写者。我们是躲起来的,不大交际的,哪里来这样多抄写者。这命令实在难于办到,而且连我也未必有功夫专门为他抄写文章……先生的精神就是这样多方面被磨掉的……(《许广平忆鲁迅》242—243页) 查鲁迅书信,可印证许先生的回忆。 鲁迅于1934年3月4日致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先生云:“此公“稿二篇呈上,颇有佛气,但《自由谈》本不拘一格,或无妨乎?“此公”脾气颇不平常,不许我以原稿径寄,其实又有什么关系,而今则需人抄录,既费力,又费时,忙时特以为苦。不知馆中有人抄写否?倘有,则以抄本付排,而以原稿还我,我又可以还“此公”。此后即不必抄,但以原稿寄出,稍可省事矣。(全集12卷346页)这是鲁迅在无奈的情况下,与黎烈文商量的一种变通办法。 1934年4月1日《致黎烈文》信云:“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我得以交代为幸 …… 从上述两封鲁迅书信,可以见出鲁迅先生的修养及伟大人格,他对一个无名小辈青年的容忍态度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但也可以看出,先生不胜其忧的无奈,做为年青小子的梵澄不知天高地厚,其所作所为,让人匪夷所思。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老成青年”,给鲁迅惹了很多麻烦,因文风相类,有人疑为鲁迅先生所写,报章腾嚣齐骂鲁迅,搞得鲁迅不得不向编辑解释:“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ⅹⅹ公ⅹⅹ,又疑是拙作,闻在《时事新报》(?)上讲冷话,自以为善嗅,而又不确。”“此公”是先生(指黎烈文)同乡,年未“而立”,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推想而得,于实际上之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 笔者当时对此公的印象是不好的,真可谓少不更事,所以印象颇深。遗憾的是梵澄先生晚年对此事并无忏悔之意,却有辩解之辞,这就有点不可理喻了。近读扬之水、陆灏的《梵澄先生》一书有这样的记载:“说起与许广平的一些不愉快,他说,多次去见鲁迅,谈话时,许广平总是离开的,我们谈的他不懂。关于抄稿子的事,他说:原以为鲁迅有几个“小喽啰”,没想到一个也没有,却是让许广平来抄,她便生气了。” 梵澄先生这段话是不诚实的,一是隐瞒了事实真相,不仅仅是让许广平抄,而且让鲁迅先生抄;二是他在晚年写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对此事一字未提,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受鲁迅先生礼遇并经常登门造访的“此公”晚年回忆说:“我一生得力于两位老师,一位是启蒙先生,一位便是鲁迅先生了。我们交往了八年。那时我常常往他家里跑,一聊就是大半天……在他家吃过无数次的饭。”(梵澄先生23页)这种频繁交往的人是应该知道鲁迅手下没有“小喽啰”的。三是,梵澄先生晚年没有忘记鲁迅的恩泽,也未忘记许师母的善良,但却对此事无丝毫忏悔之心。这所谓的“境界”还是应该打些折扣的。值得回味的是,梵澄先生的代抄癖一直延续到晚年,颇可玩味。扬之水的《梵澄先生》日记有如下记载:“三月十一日星期五。到梵澄先生处取稿(《周天集》二)。上次去时他曾说起,有一部室利阿罗频多的《〈薄伽梵歌〉论》稿欲请人誊抄,而言中透露之意是想让我来做。我回说,工作很忙,实在没有时间,但可以为他物色抄稿人。抄稿人已找到,但他并不想用。”如果说在三十年代“此公”怀疑有人想暗害他,那么在1985年的今天再用这个理由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见扬之水、陆灏《梵澄先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22页)。 鲁迅先生与梵澄关系的疏远 许广平先生回忆录有两段颇可一记,一是“梵澄先生留学时,常和先生通信,请益人事得失。先生也常托他买木刻书籍。同时也搜罗中国画本寄出,托他转送法国朋友。兴致所至,这位青年彷佛也学起木刻来了,(这就是时下所说的新兴木刻第一人),然而结果似无成。回国以后,他带来些大书箱,寄存在我们寓所里。他有一次为找积木送给海婴,偶然开箱则先生托他转给德国朋友的中国画本,赫然尚存行箧。据说,那些画太好了,不忍送出去;不怕携带困难,终于带回来了。而先生特意到书坊寻选,辛苦寄出,冀于彼邦人士有足观摩,此意遂归虚耗。先生叹息之余,终不明白那青年的用意所在。”毋须多说,鲁迅先生是多么的失望啊! 对这一段往事,梵澄先生在晚年的几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里未提一字。当有人问起还有许多与鲁迅的轶事未写时,他回答道:“该写的都写了,未写的一起带到棺材里去吧。” 许广平先生还谈到鲁迅先生渐对徐诗荃的疏远的另一原由,后来这位青年研究佛理起来,每见先生,也多道及。先生初亦淡然置之。其后因为他对先生颇有讽劝,以为先生如能参禅悟道,即可少争闲气,于是意见渐渐相左了。先生岂不知佛经,但不并不愿意出家……那位青年虽未必逃禅,但已经参禅了,而且先生观察他既久,知之更谂,颇觉其无一当意,而自处复老气横秋,殊少青年凌厉之态。先生觉得这样的人,是未可亲近了。来时也常婉辞不见。但仍一面替他介绍文章……文稿尽在为他介绍,但他来访的次数渐渐少了,因为先生不大和他多所谈论。即有所谈,也觉得微妙地相左。如此陪客,确也很苦。况且后来先生身体多病,又没有许多时候接见。这时我的处境就很为难,客来总得先由我接待。接见与否,则禀承先生之意。如果不打算见,我是很难为之说辞的,因为我晓得他的脾气,强见会不欢而散。最后一次“此公”来了,我告以先生病不见客,他一句不说就走了。一刹那买一束鲜花直冲楼上,令我来不及阻拦,他终于进来了。先生似理不理的躺在藤椅上,这时我真无地自容……先生死后,停在殡仪馆的小房间里的大清早,我遇到他,他悲怆万分。他告诉我先生给他的许多信,可以集成厚厚的一本,希望将来能够印出来(《许广平忆鲁迅》242-245页)。 许先生这段回忆还真实地道出了鲁迅先生对梵澄先生的反感了,虽然梵澄先生对先生是无限的热爱,历史是不会忘的,晚年的徐诗荃先生却说:“遗忘是救治,由此可知记忆不必定真实。文学家写自传或写回忆录等,往往很难处处皆是真实。几乎不自觉的,人总是将自己的错误或不可心意的事漏掉了。何况虽或未曾忘记,又可以因种种缘故不写出来。”梵澄先生对这段史实并未遗忘,但却有另一种说辞。关于梵澄所说的鲁迅与其通信的下落,许广平是猜对了。梵澄回忆说:“这以后,便是我在国外所收到的信札的记忆了。这期间的义务,是替先生收版画,多是木刻原印而有木刻者签名的,买些艺术书,寄些杂志、报纸,有时查一二寻常德文字典上没有的名词。信札多是关于银钱汇出之事,一共不过四五十封,不幸在抗日战争时期,连我的藏书一概丢失了。” 但梵澄先生对鲁迅关于佛学的态度,则有另一番解释: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已研究佛学,揣想其佛学造诣,我至今仍不敢望尘。但先生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记得和我讲起几个禅宗的故事,当时只觉得有趣罢了。我至今尚未曾听过一次参禅。后来有些语录之类,于身心了不相干。但在先生似乎不然。是得力于那一长时期看佛经和抄古碑的修养呢,抑或是得力于道家的修养——因为先生也深通老、庄——胸襟达到了一极大的沉静境界,彷佛是无边的空虚寂寞,几乎要与人间绝缘。如诗所说“心事浩茫连广宇”,外表则冷静得可怕,尤其在晚年如此。往往我去拜访,值午睡方起,那时神寒气静,诚有如庄子所说: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我便闹事似的讲话,过了些时,嬉笑方回复了。”(参加徐梵澄《重温古典》)这段回忆与事实相去甚远,这可谓梵澄先生“将自己的错误或不可心意的事漏掉了”。 梵澄先生岂不知道鲁迅先生与其渐行渐远的原因,但他却用夸饰鲁迅的艺术手法,掩盖了自己被鲁迅冷落的事实。 最后不得不表白笔者的态度:人性是有弱点的,梵澄先生也不例外。虽然梵澄先生有上述缺点,但瑕不掩瑜,他的才华、学识是不能抹杀的,他对鲁迅及许师母的回忆的文章,与其他人写的纪念鲁迅的文章风格迥异,文笔简练,感情真挚,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苦吟斋主 2009.9.19
liutonghai2002发表于2010-3-12 17: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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