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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过眼录之十---茅盾先生对胡适、王云五先生一段史实的稽考
茅盾先生在晚年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书中,有关他一九二一年在商务编译所当编辑的一段经历,在这段回忆中涉及到了三个人:胡适、高梦旦、王云五先生,并对三位先生的人品做了一些负面评价。当时阅读茅公的回忆文章时(1981年)信以为真,现在通过有关文献的参酌、稽考,觉得茅盾先生对人对事还不能达到胡适先生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境界。 茅盾先生在回忆那些经历时有这样几段记载: 一、关于胡适先生应高梦旦之聘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事,茅盾回忆道:“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因为自己不懂外文,在“五四”新潮流时代主持那样庞大而复杂的编译所事务,深感力不从心。他征得张元济的同意,亲自到北京请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胡适允于北京大学放暑假的时候到上海,了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情况,然后再做决定。大约是当年(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适来了。他把编译所的一间会客室作为办公地点,轮流“召见”编译所的高等编辑和各杂志的主编,提出了问题,了解情况。我也是被“召见”的一个…… 胡适如此了解一个多月,终于不干,却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以自代。胡适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王云五是英文教员。据说他当时对商务当局说:他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应付人事关系,王云五则既有学问,也有办事才能,比他强很多。我们当时猜想,胡适在来编辑所了解情况以前,不会不知道堂堂编译所长除了制定编述翻译书籍的方针、计划而外,必然还有人事关系。他之所以答应来了解情况,原有“俯就”之意,因为中国最大出版机构的编译所长,论收入比一个大学教授高出几倍,论权力也比一个大学的文学院长大得多,他可以网罗海内人才,或抛出夹袋中物。可是了解情况以后,还是不干而推荐王云五,他一方面既可以仍然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名教授,门墙桃李,此中大可物色党羽,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遥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王云五的幕后操纵者。胡适深知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什么学问,是他可以操纵的……” 茅盾先生这段回忆有这样几点是真实的: (1)高梦旦到北京请胡适做编译所所长;(2)胡适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了解情况;(3)胡适推荐他的老师王云五代替所长职务,及胡适对老师的评价是真实的。 对于其他内容纯属“猜想”或臆造。 (1)高梦旦不是因不懂外文,主持庞大而复杂的编译所事务,深感力不从心而辞编译所所长之职的。事实是,商务印书馆的创业者张元济觉得自己知识老化,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为了商务的前途,他决定启用新人。1921年5月15日,张元济致函胡适表达了商务的诚意。胡适接信后,一是因北大的工作繁忙,二是商务是以盈利为目的,他无心同商人打交道,所以没有应允,直到七月份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亲赴北京,才将胡适请到上海。见(黄团元《张元济传》、胡颂平《胡适晚年谈话录》。然而,茅公却将张元济的帽子戴在了高梦旦身上。 (2)茅公称胡适的谦虚是假的,目的是想遥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幕后操纵者。这真有点危言耸听了。胡适先生在高梦旦先生(1870-1936)去世四个月后,在太平洋的船上用饱蘸深情的笔写了《高梦旦先生小传》,是书对此有明确表述:“民国十年的春末夏初,高梦旦先生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我,他说,他现在决定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事,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继任者。他说:‘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 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的话很诚恳,我很受感动。我对他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当时我答应了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梦旦先生的托付。 那年暑假中,我在上海住了四十五天,天天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高先生每天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每天他家中送饭来,我若没有外面的约会,总是和他同吃午饭。 我知道他和馆中的老辈张菊生先生、鲍威昌先生、李拔可先生,对我的意思都很诚恳。但是我研究的结果,我始终承认我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我很诚恳的辞谢了高先生,并且介绍他和馆中各位老辈相见。他们会见了两次之后,我就回北京了。” 事实证明,胡适先生的请辞并不是因为假托管理不了,或有别的企图,而是觉得担子太重,怕承担不起“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机关”的责任。另外也证明,胡适先生之所以推荐王云五,是认为王先生不仅是他的老师,更主要的是能胜任其职,对商务印书馆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并没有所谓“遥控”商务之想。茅公的回忆录是其在耄耋之年写的,头脑尚不糊涂,执笔为文,理应有根有据,但此老凭空“猜想”,牵强附会,道听途说,在无证无据的情况下,妄下定论,构陷同侪,未免有失大家风范。 (3)胡适并没有想到比大学高出几倍的收入问题。据胡适先生回忆:“临回北京的时候,胡适考虑到报纸上曾经给他“定”下的工资数。便事先向张元济言明:不能够要那么多。不过商务还是给他开了一千元的酬劳。”一千元是商务允诺(五千)的五分之一。有人为胡适不平。可是胡适只收了五百,还给高梦旦五百——只取了“五千”的十分之一!然而,“小报纸”并没有放过胡适。说他“玩了一个月,写了几句话,赚了五千元,比大总统还舒服”云云。胡适对此,一笑了之,并不反驳。 但经茅公一渲染,胡适简直就是一个势利小人,这与胡适先生的人格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4)高梦旦不是因力不从心而请辞,而是为了商务的更大发展而让贤。胡适先生在高梦旦写的传记里做了客观的评价:“我特记载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美谈。王云五先生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荐他自代,这并不足奇怪。最难忘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中几位前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是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托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托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认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业事求托付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这与茅盾先生的“因不懂外语,力不从心”请辞之说风马牛不相及。关于高先生的生平业绩,胡适先生有客观的评价—— 高梦旦先生,福建长乐县人,原名凤谦,晚年只用他的表字“梦旦”为名。“梦旦”是在梦梦长夜里想望晨光的到来,最足以表现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他早年字号“崇有”,取晋人裴頠《崇有论》之旨,也最可以变现他一生崇尚实事痛恨清淡的精神。 因为他期望光明,所以他最能欣赏最能了解这个新鲜的世界。因为他崇尚实事,所以他不梦想那光明可以立刻来临,他知道进步是一点一滴的积聚成的,光明是一线一线的慢慢来的。最要紧的条件只是人人尽他的一点一滴的责任,贡献他一分一秒的光明。高梦旦先生晚年发表了几件改革的建议,标题引一个朋友的一句话:“都是小问题,并且不难办到。”这句引语最能写出他的志趣。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编纂小学教科书,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个月的历法,三十年提倡简笔字,提倡电报的改革,够得上做他的一个小同志……。 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他爱朋友,爱社会,爱世界。他爱真理,崇拜自由,信仰科学。因为他信仰科学,所以他痛恨玄谈,痛恨迷信。痛恨中医。因为他爱国家社会,所以他爱护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样。他爱敬张菊生先生,就如同爱敬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他爱惜我们一班年轻的朋友,就如同他爱护他自己的儿女一样。 他的最可爱之处,是因为他最能忘记自己。他没有利心,没有名心,没有胜心。人都说他冲澹,其实他是浓挚热烈。在他那浓挚热烈的心里,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胜利,别人的成功胜利都使他欢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胜利一样。因为浓挚热烈,所以冲澹的好像没有自己了。”(胡适《精致小品》,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85-87页) 二、茅盾先生对王云五先生的评论让人万难接受。 茅盾说:“胡适深知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什么学问……王云五在当时学术界,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但商务当局由于胡适的郑重推荐,还是不敢怠慢。高梦旦亲自拜访了“隐居”上海的王云五。高梦旦带了郑贞文同去。郑贞文(心南),留日学生,福建人,专业化学。据郑贞文说,王云五藏书不少,有日文、英文、德文的书籍,其中有不少科学书。有德国化学学会出版的专门化学月刊,从首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整齐齐;这种杂志,郑贞文在日本理科大学图书馆内曾见过,回国后却不曾见过,不料王云五却有之。经过询问,王云五只得直说是从同济大学医学院德国化学教师那里买来的,这位教师因欧战而回国。王云五所藏的外文书籍,极大多数是乘欧战既起许多外国人回国的机会,廉价买来的。 王云五也说要了解情况,以三个月为期。三个月后他决定上台,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正式就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他带来了几个私人。这几个人实在是他的耳目。这几个人为王云五吹嘘,说他兼通理、工科,善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大英百科全书》从头到底读过一遍。但这些肥皂泡不久就破了。编译所中通英、法、德、日这四国文字,留学回来,专业为理、工的人,少说也还有一打左右,他们向这位新所长“请教”一番,就匿笑而退……。 茅盾先生下面的文字不仅是对王云五进行批判,而且甚至是谩骂了,说什么王云五派走狗支持礼拜六派,打压《小说月报》,自己提出辞职云云。(茅盾《我走过的路》上 187-193页)这就是胸有芥蒂挟有私见的“回忆’了,后人很难将其当做信史去品读。 王云五果如茅盾所说的是官僚、市侩的混合物,不学无术的混子吗?胡适先生在《高梦旦小传》里回忆道:“我走后,高先生就请王云五先生每天到编译所去,把所中的工作指示给他看,和他从前指示给我看一样。一个月之后,高先生就此去了编译所所长,请王先生继他的任,他自己退居出版部部长,尽心尽力的襄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业。 民国十九年,王云五先生做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理。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商务印书馆的闸北各厂都被日本军队烧毁了。兵祸稍定,王先生决心要做恢复的工作。高先生和张菊生先生本来都已退休了,当那危机的时期,他们每天都到馆中襄助王先生办事。两年之中,王先生苦心硬干,就做到了恢复商务印书馆的奇绩。” 胡适说的“奇绩”是否存在呢?是否如茅盾说的庸碌之辈?《张元济传》的作者对王云五先生的“奇绩”这样忠实的记述:当商务人还犹豫时,胡适进一步夸赞王云五:“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两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没有文凭和学位,你们可以怀疑他没有能力胜任,但是,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我建议你们重用此人,应该不会错!” 1921年9月,王云五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但是他进馆的条件之一,就是让商务出钱让他留洋,去考察半年。商务满足了他的要求。 考察回国后,王云五在商务内部作了“科学管理法计划”和“编译所工作报酬标准”。第二年担任编译所所长后,他进一步调整人员结构,严定工作规范,调整办刊方针,充实编辑力量。他聘请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长、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人员到位,成果频出。各类小丛书随之问世:学生国学丛书、农学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等等。1922年,商务新出图书289种,1923年达到667种,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这些小丛书,实际上为日后出版包蕴古今中外、百科俱全的“万有文库”作了准备。 “万有文库”第一集1010种,分装2000册,1.15亿字,于1929年10月分批推出,至1931年10月出齐。第二集700种,2000册,1.9亿字,1935年3月分批推出。照王云五的意思,“万有文库”还将续第三集,然而,因抗日战争搁下。随后,王云五出版了《大学丛书》,结束了清末以来外国人编写教材垄断我国高等学府的历史,成为中国大学独立的标志。还出版了内容空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王云五还发明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编辑了“丛书集成”等等。他主政商务印书馆后,创造了商务的第二轮辉煌。 王云五引领商务,在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中,顺应新文化运动后的思想文化潮流,编辑的书几乎涵盖了当时的所有科学领域。商务形成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 有人说,从王云五在商务出版的系列从书中,似可看到胡适的影子。 如果说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道德楷模”,那么,王云五则是商务印书馆的“经济工程”。张元济在前奠基,王云五于后拓展。更有人说,没有胡适,就没有王云五;没有王云五,就没有后来的商务。而商务辉煌的起因,就是胡适!王云五所出的书籍中,与胡适有明显关系,但后来同样不为人知的,是一段画龙点睛的二十八字。这就是《四用号码词典》中的“笔画号码歌”,或者称为“四角号码歌”。 20世纪初,国外知识的涌入,编纂工具书已成当务之急,王云五便领商务,编辑《四角号码新词典》。然而,传统的部首检索法十分繁琐不便,如?检索至关重要。王云五总结前人的改革设想,决定从号码检索学方面寻找出路。他夜以继日地动脑动手,也难以找到“点睛”之笔。这时,胡适出面了,他亲自编了容易背诵的歌诀:“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九是小。” 这段言简意明,众口称赞的歌诀,于1925年问世,为亿万人民服务了多年,至今仍然有着生命力。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四角号码新词典》的“笔画号码歌”也略微调整了顺序:“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据有关材料介绍,他在台湾政治大学授课13年,博士、硕士出气门下者不下百人;著作约百种。 在王云五先生的“奇绩”面前,文坛耆宿茅公的回忆有几分是真,有几分是假?这让我想起历史是人造的这句名言。历朝历代的官吏都是给皇帝歌功颂德的,名人的回忆也不例外,凡涉及自己不光彩的事情总是隐而不发的,而揭露别人的隐私,则不遗余力。据笔者所知,茅公在《我走过的路》中有一章为《我的婚姻》,将与夫人孔德沚的关系说得天衣无缝,而对其感情出轨一事只字未提。在他逝世以后,他的儿子、儿媳写的《我的父亲茅盾》中如实的写了茅盾于1928年在日本与秦德君同居的事实。其实,笔者早年读了《火凤凰》的关于秦德君的传记之后,就对茅盾先生的崇拜有所保留了。 附: 《王云五先生小传》 王云五先生,子之端,号蛐庐,原籍广东香山,中国出版家、教育家。 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1888年7月19日)王云五生于上海。他幼年家境贫寒,由大哥在家教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又因体弱多病,11岁才开始入私塾读书,断断续续不足三年。他14岁时进上海一家五金店当学徒,开始半工半读去夜校学英文,亦然断续不足两年。 王云五18岁时由上海同文馆学生拔任英文教生,兼授算学。因读英文《中国》引发对中国史的兴趣,遂涉猎《二十四史》等典籍。19岁,他由益智书室(英文专修学校)教员转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师,所学功课是最高两班的英文法和作文,后又兼任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任教期间曾以分期付款办法购得一套35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每日以二三小时阅读,两三年时间通读一遍。他没上过大学,无一纸文凭,甚至几乎没有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但他学识渊博,胜任教学,乃至成为大学教授,全凭自学成才。他公学任教时的学生有胡适、朱经农等,日后都成为一代文化名人。后来他在台湾政治大学授课,13年间指导论文无其计数,硕士、博士出其门下者不下百人,被尊称为“博士之父”。 1912年王云五应孙中山先生邀请,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秘书。1913年,应蔡元培邀请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科长,与普通司科长许寿堂、社会司科长周豫才(鲁迅),并享誉“三司之秀”;他同时兼任国民大学教授,翌年专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 1921年,王云五经他的学生胡适推荐进商务印书馆,从此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除1929-1930年间一度离馆5个月外,一直工作到1946年,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等职。这期间,商务印书馆几遭劫难,“一•二八”战役中,商务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日寇炮火炸毁,他作为总经理领导同仁重整旗鼓;“八•一三”事变时,商务馆再度遭日军轰炸,他主持商务馆撤退长沙、重庆,在救亡图存中留有口碑。 抗战军兴,王云五曾以社会贤达身份参与国民参政会。1946年起,他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官至行政院副院长。1949年后,王云五由香港抵台湾,从1952年起出任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馆联合理事会理事长,先后达28年;1954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8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63年12月辞职,受聘为“资政”。他对社会公益和文化教育服务极为热心,先后担任嘉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台北国父纪念馆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私立铭传商业专科学校董事长,并独立创办云五图书馆。 1964年后,王云五不惮年迈而东山再起,戮力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6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组织《东方杂志》复刊,使其成为台湾杂志中历史最久、刊行最早的学术性期刊(《东方杂志》于清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刊,发行人初为高梦旦,后为王云五,1946年改由朱经农接任,1949年停刊),复刊版仍由王云五担当发行人。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四十年中,均锐意推行科学管理,致力输入新知,发扬国故,普及文化,开拓文化疆域,是中国出版界的“拓垦英雄”。在王云五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适应有价值的古籍,以及推出《万有文库》、《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等等,对当代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云五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的“身份证”学历栏记录着的是“识字”。但这个“识字”学历的人,却在20世纪上半叶给渴望识字的同胞主编了《王云五大字典》和《王云五小字典》,而且还倡导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那时,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几乎无不知其“王云五”,他的事迹充满了传奇色彩。然而他的成才成功历程,实在是充满了勤奋也充满了睿智,王云五是人们——尤其是自修求学者的一个榜样。(王云五《我怎样读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版)
liutonghai2002发表于2010-3-12 17: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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