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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梁漱溟拒赴冯友兰90寿宴
梁漱溟拒赴冯友兰90寿宴
作者:【wata 】 发帖时间:2004-08-10 07:19:10  发言内容:

  梁漱溟和冯友兰是老同学。冯90华诞,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名人参加,也请了梁漱溟。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他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耻与为友,故不题上款。冯友兰虽然觉得甚为羞辱,但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1987年6月23日,一代儒宗梁漱溟仙逝,冯友兰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遐想至此,面对如今充斥于官场的阿谀之声,有时难免产生“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怅惘。
正来发表于2004/8/11 9:10:42 
梁漱溟与冯友兰最后一次会面zt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此前一天,冯家设私宴庆祝。筹办中,冯友兰提出邀梁漱溟先生参加,遂由冯友兰之女、作家宗璞出面给梁打电话,梁称天冷不能出门。数日后,冯友兰却意外收到了梁漱溟一封短信,宗璞转述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宗璞读信后大为不平,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并命宗璞寄去自己的《三松堂自序》。忙过庆寿之后,冯友兰口述、宗璞笔录了一封给梁漱溟的回信:漱溟先生:十一月廿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临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妒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

  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顺请道安冯友兰十二月六日几天后,梁漱溟回了一封信:芝生老同学如晤: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合府均安!

  梁漱溟手复十二月十一日冯友兰接到回信,遂又由宗璞电话联系,促成了梁、冯两位文化大师在晚年的一次会晤,这一天是1985年12月24日。按照当事人宗璞的回忆,这次面晤谈了四个话题:佛学、青年时代、晚年生活和“谄媚江青”问题。而关于“谄媚江青”,冯友兰对梁说,一切事实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已经写清,并引了孔子见南子而被子路猜疑的故事,还引了孔子对子路发誓的名言:“天厌之,天厌之!”

  读过《三松堂自序》的梁漱溟未对此发表意见,倒是亲侍在两位老人身旁的宗璞这时忍不住将郁积心中已久的话喷薄而出:“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种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想您是清楚的。江青处处代表毛主席,是谁给她这种身份、权力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是谁让青年们这样喊的?居心叵测的女人和小人君临十亿人民的原因,现在大家都逐渐清楚了。父亲那时的诗文只与毛主席有关,而无别人!可以责备他
太相信毛主席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

  “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就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这是最深刻的悲哀!”

  ……

  当冯氏父女起身告辞时,梁先生突然问道:“你母亲可好?”宗璞回答:“母亲已于1977年10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情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执手相对唏嘘……

  双方通过这次倾心长谈达到了消除嫌隙的目的。可在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问答录》中,梁先生仍未改变对冯先生的看法。梁说,在他写信批评原属“一贯尊孔”却屈从“四人帮”的“某教授”后,“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宗璞则根据手中资料特别是梁、冯在会面前后的通信,随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梁先生的说法进行了“订正”,并感叹:“岁月移人,记忆移形如此!”

  但大师毕竟是大师,1988年6月,梁漱溟先生去世,冯友兰先生亲撰一文《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在《群言》杂志1988年第9期发表。在文中,冯先生为梁所撰的挽联更是充满了对一代大儒梁漱溟的钦敬之情: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蚊香发表于2004/8/11 20:38:44 
梁漱溟与冯友兰最后一次会面zt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此前一天,冯家设私宴庆祝。筹办中,冯友兰提出邀梁漱溟先生参加,遂由冯友兰之女、作家宗璞出面给梁打电话,梁称天冷不能出门。数日后,冯友兰却意外收到了梁漱溟一封短信,宗璞转述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宗璞读信后大为不平,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并命宗璞寄去自己的《三松堂自序》。忙过庆寿之后,冯友兰口述、宗璞笔录了一封给梁漱溟的回信:漱溟先生:十一月廿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临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妒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

  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顺请道安冯友兰十二月六日几天后,梁漱溟回了一封信:芝生老同学如晤: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合府均安!

  梁漱溟手复十二月十一日冯友兰接到回信,遂又由宗璞电话联系,促成了梁、冯两位文化大师在晚年的一次会晤,这一天是1985年12月24日。按照当事人宗璞的回忆,这次面晤谈了四个话题:佛学、青年时代、晚年生活和“谄媚江青”问题。而关于“谄媚江青”,冯友兰对梁说,一切事实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已经写清,并引了孔子见南子而被子路猜疑的故事,还引了孔子对子路发誓的名言:“天厌之,天厌之!”

  读过《三松堂自序》的梁漱溟未对此发表意见,倒是亲侍在两位老人身旁的宗璞这时忍不住将郁积心中已久的话喷薄而出:“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种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想您是清楚的。江青处处代表毛主席,是谁给她这种身份、权力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是谁让青年们这样喊的?居心叵测的女人和小人君临十亿人民的原因,现在大家都逐渐清楚了。父亲那时的诗文只与毛主席有关,而无别人!可以责备他
太相信毛主席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

  “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就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这是最深刻的悲哀!”

  ……

  当冯氏父女起身告辞时,梁先生突然问道:“你母亲可好?”宗璞回答:“母亲已于1977年10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情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执手相对唏嘘……

  双方通过这次倾心长谈达到了消除嫌隙的目的。可在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问答录》中,梁先生仍未改变对冯先生的看法。梁说,在他写信批评原属“一贯尊孔”却屈从“四人帮”的“某教授”后,“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宗璞则根据手中资料特别是梁、冯在会面前后的通信,随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梁先生的说法进行了“订正”,并感叹:“岁月移人,记忆移形如此!”

  但大师毕竟是大师,1988年6月,梁漱溟先生去世,冯友兰先生亲撰一文《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在《群言》杂志1988年第9期发表。在文中,冯先生为梁所撰的挽联更是充满了对一代大儒梁漱溟的钦敬之情: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蚊香发表于2004/8/11 20:39:07 
读书与做人的思考
读到梁公与冯公的这段往事,心中颇有一番感慨。事件之原委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引发了我们对读书与做人问题的思考。
  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不同态度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范例:斯宾诺莎(1632-1677)按才智来讲并非无人能及,但在道德方面却是至高无上的。他以磨镜片维持生活,对物质欲望简单而不多,对金钱表现出一种稀有的淡漠;他性情温侯而亲切;他终生践履着自己的哲学和道德承诺。“贤达者,只要它被认为是贤达者,其灵魂绝少扰动,他却按照某种永恒的必然性知自身、知神、知物,绝不停止存在,而永远保持灵魂的真正恬然自足。”莱布尼茨(1646-1716)是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但是其人却不值得敬佩。他有两套哲学思想,有感于他精深的那套思想不能给他带来声望,他发表了刻意讨好王宫后妃们的浅薄思想。他虽曾毕生在王室供职,却在没人理睬的冷落下死去。
  面对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二人的不同选择,我们自当时时拷问自己的问学之路,矫正自己的人生方向!
YGQ发表于2007/4/7 16:57:16 
我生有涯愿无尽
(去年写的一篇小文章,纯粹是对梁漱溟这样一位“中国的脊梁”式的知识分子有太多崇拜敬仰的心情,纯属个人观点。)

    “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读古人书得大概,当天下事宜小心。”
                ——梁漱溟

19世纪前50年可是说是中国最苦难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清王朝倒台、军阀混战、黄河泛滥……在所有的天灾人祸面前,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所有人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当生命被蔑视的时候对生活意义的考量和对民生的关切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也同样是那个时代,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众多人文主义思想家,个人认为这段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是空前的活跃。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位智者、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

社会转型的时期,思想活跃是必需的。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传统封建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并存于世。在根本问题上就是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未来之中国应当走怎样的道路?所以的思想家都要面对的就是当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遭遇“现代化”的挑战时我们如何回应?在遭受民族侵略和压迫的紧要关头我们如何抗争?当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时我们如何选择?梁漱溟认为,回答所有问题之前必须要了解“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没有弄清各自特质时妄谈西化是没有根据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恰恰是时人很少认真思考过的,至少没有人给出过很让人信服的答案。梁漱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者说西方化是由易于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民主与科学两大异彩的文化。”(《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P353》)他把“意欲”作为整个学说的哲学上的逻辑起点。把“意欲”的不同方向的发展作为解释不同文明发展的根本原因。西方文明是意欲向前的、中国文明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印度文明是意欲向后的。在表现上西方人要求幸福;中国人安于知足。由于路向上的不同他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再有一千年也是在自己的路向上走,也不会有西方文化中那些因素的萌芽。同时也认为,文明没有优劣高低先进与落后的分别,只是方向上的差异罢了,这被认为是相对主义的价值虚无主义。这些论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是有争议的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本身就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认识中国、认清中国问题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直到建国初期,梁漱溟完成另一本重要的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仍然在认真地思考着中国文化本身,梁漱溟是个文化决定论者又是个“文化守成主义者”(艾恺语)所以坚信在理解文化个性中可以看出问题和找出解决之道。作为“最后的儒家”,这样一位20岁之前没有认真读过儒家经典,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ABC而后又皈依佛门一心要出家的人却成为一位新儒家的大成者。仅仅是这种学术上的转向就不能不让人赞叹!24岁的梁漱溟没有喝过洋墨水甚至没有念过大学就成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教师,他具有怎样的自学能力和学术灵性?在另一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所有的资料都被红小兵烧掉后仅凭记忆和毅力完成了《人心与人生》、《儒佛异同论》等这样的哲学经典。梁漱溟真的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从“大乘佛学”到“生命哲学”;从“唯识论”到“辩证唯物主义”无论是他的立足点还是对立面都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梁漱溟堪称是“大家”、“智者”!

“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我的一生贯彻的是实事求是,不说空话的原则。……一句话,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梁漱溟传》郑大华 P527)这段话是梁老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的发言。他极关注民生,无论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还是新中国他都把最大的精力放在乡村运动上。这正是他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梁漱溟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农村问题是当时中国的基本问题,社会转型与社会改造在农村的意义是基础性的。小农经济如果崩溃的话他认为是灾难性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后来一些人给他扣的帽子就是“站在封建地主立场上的反革命分子”。中国文化的改造也必须立足于农村,建立“新礼俗”发展教育,走知识分子与农村相结合的基层自治的道路…… 二三十年代在山东河南等地领导乡村建设运动直到抗战爆发。这段时期是他践行自己理论的黄金时期,也是他重事功,直接地为民众服务、贡献最大的时期。抗战爆发后,作为“国防参议院”议员积极为抗日奔走。在各个战区巡视考察,特别是1938年访问延安,与他北京大学时期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导师”同为“国防参议院议员”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会面。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人建立起了深厚且微妙的关系。与毛的会面是成功的,梁漱溟与共产党人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最大的收获正是共产党人打消了他对抗战的悲观情绪。毛泽东为他论证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这使他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改法西斯独裁的本质,悍然挑起内战。梁漱溟本来终于可以天下太平地搞建设的梦又一次被打碎了。作为社会活动者,民盟的领导人之一的他单纯地设想在国共之间调停,发挥“第三力量”的作用,再次起来为国事奔走、为实现和平尽力。他当然没有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这样一个手握重兵且独裁成性的政府怎会容忍民主、怎会容忍“联合政府”?虽然调停失败了(这简直是一定的)但出于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梁漱溟和他同志们的努力是必须予以肯定和尊重的。共产党人虽然在政见上与他有根本的分歧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党的“诤友”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全国解放后新政协召开,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委员,他选择了重新回到基层,回到农村搞调查,积极为政府献计献策。“搞事功”是他一辈子的追求,对民生的关注是他最为重要的工作。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实现着作为社会活动家肩负的社会责任!

梁漱溟是个极为正直且耿直的人,为农夫请命,廷争面折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1953年的政协会议上终于爆发了与毛主席的冲突。他说现在的农民与工人是“九天九地”的生活,不赞成过渡时期总路线。毛主席等党的领导人当然不会容忍这样直接反对总路线的意见,历史证明,总路线的政策是正确的,它为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梁漱溟当时看来,工业建设优先于农村建设有它弊端,忽视农民利益是错误的,可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没有能力充分地保证每方面的利益,只能先集中力量搞工业化建设,他的观点不错但却是不符合时宜。从那以后,梁漱溟的政治生命已无生气,随后20年的种种运动中他又成为众矢之的,被批斗、被抄家、被游行......这一切没有让位老人低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样坚毅的性格体现了一位真正知识分子的大气魄!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在研习思考中扩大智识的增量,促进知识的再生产。后人给他的评价中,称赞他做人与崇拜他为学的成就同样多:“(梁先生)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压力,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享受,五也。”张中行如是说;“梁漱溟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热心奔走国是的人物、一位有骨气的伟大知识分子。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的经历与见闻,倒是最好的、现身说法的活教科书,值得我们特别重视。”李敖如是说。
梁漱溟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国民党人、共产党人、马歇尔将军、普通农夫民众......作为智者他成就了大学问、作为社会活动家他积极推动着中国的和平与发展、作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也有他浪漫主义的理想:“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参考资料:
《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忆往谈旧录》梁漱溟著 金城出版社2006年版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美] 艾恺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梁漱溟传》郑大华著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 阎秉华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云在青天水在瓶发表于2007/4/10 15:29:21 
怎奈一个小


去年在清华美术学院的一个摄影展上看到了梁先生的近照,当时很想将之买来挂于宿舍床头,无奈囊中羞色,只好静静地恭立于照片前,足半小时,然后默默离开—— 脑子里想到的是梁先生一生的焦虑:“人生与人心”, “中国问题”。
 
“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
  学术何以独立于强势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的诱引,永葆自身反思批判的独立品格,一个重要的纬度还是在于学者群体的人品学品。没有大担当大气魄的思想者群体扛起独立批判的思想大梁,中国当下的学术界就完不成她的使命——严肃地思考并定义中国本身,它就永远都是个小。 

“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邓先生说:我们要在知识上团结。可以坦率地说,与邓先生同代的很多教授先生们做得很不好。看看一些“法学家”对《中国法学何处去》的“学术” ‘批判”,那无边人心的某个黑黢黢的角落荡起的阵阵涟漪,很是让人遗憾,哪有什么批判。尤为让人遗憾的是很多 “法学家”对之故作高深的沉默。怎奈一个“小”字。
思考并定义中国本身,这不是邓正来一个人的事情。这也不是个谁在思想史上争得了牌位的问题,一个时代要在历史中标立其自身,端赖于这个时代有一个对严肃问题共同进行严肃思考的思想者群体,需要一个在思想上相互砥砺的思想者群体。我这个八零年代小青年一直希望中国法学界针对《中国法学何处去》打擂,尤其希望看到对之进行学术意义上的颠覆性狠批,在思想意义上“来书直率坦白”笔战它个天昏地暗,并以此为契机共同造就一个法学的新时代。能看到神仙们打架,那是我们这些蹒跚在求知路上的青年的福气。惜乎......。
我们不能学他们那个样。
宋镇寰发表于2007/4/10 20:45:57 
楼上的写得好!佩服得紧
中国法学界如何才能大呢?
猫眼发表于2007/4/12 20:46:49 
一个不能忽视的维度
除学者的学品人品之外,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型塑力也是我们分析学术与人生问题不可忽视的一个维度。中国士阶层虽然随着清王朝一同逝去,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却始终存在,看一看中国法学界,有多少“法学家”不是集学者与官员于一身呢,又有多少法学新秀不是被早早套上了法学院副院长、法律系副主任的枷锁呢。试问他们难道不知,生命有涯而学无涯的道理吗,他们当然知道!那他们为什么又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在每一个这样选择的背后,我们不能否认许多人以学为术作为升官发财的原初动机,但我们也应承认一种无形的文化型塑力影响着更多人的决定。文化的生命力是顽强的,他塑造着置身于其中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对这种力量不警醒,没有一种文化的自觉,那么必将有更多最初有志于问学的学人也终随流俗而改变。我们要始终保持一种文化反思的态度!
ygq发表于2007/4/13 22:28:26 
回应
(1)冯梁二先生之间的轶事启发我想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学术之独立与自主的问题。学术的自主性问题邓正来先生有专论(《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只不过他所注重的不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学品这个向度。
其实法学家或其它领域的知识分子在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担任一定级别的官职本,“从而集学者与官员于一身”,“法学新秀做了法学院副院长”,无论他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无可厚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于相关领域有着相当理论素养与精深研究的知识分子在体制内担任具有实践取向的各种官职在一定程度上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学而优则仕还是值得提倡的。法学院院长让从事法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担任而不是让某个搞党建的人员担任到底更具合理性。这些还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而一个要予以严肃对待的问题是,权力逻辑、利益逻辑等支配非学术场域的逻辑,是否以知识分子做官为媒介导致对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必须严格遵守之科学逻辑的扭曲,从而出现“谄媚江青”的现象。
ygq学友视法学新秀任副院长为使其带上枷锁,倒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即本以知识生产为中心的高校因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异化为官僚化的权力场利益圈。当然这涉及到当下高等教育的制度安排与运作问题。初步认为,这可能还是个导致学术缺乏自主或者说知识分子缺乏自主,并扭曲知识分子人格与学品的重要原因。能力有限,无力详论。
ygq学友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生存境遇中的个体人格心理的型塑问题深具启发性。
(2)我想关于中国法学何以大的更具启发性的言说与实践,最该提到的应该是邓正来先生在03年收聘吉大时的演讲和邓先生于吉大推行的教育实践。吉大法学院的学友们应该比我们有更深切的体会。
宋镇寰发表于2007/4/16 1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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