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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作为王牌的意义
张琪:权利作为王牌的意义
  Richard H. Pildes在《为什么权利并非王牌》i的文章中区分了有关权利的两种理解:a、权利是对政府能够合法依凭的行为理由所施加的诸多限制;b、权利只是保护特定个人利益以对抗一般福利的主张。由于把德沃金的“作为王牌的权利”归入了第二种理解,所以,经由主张第一种理解(即理由限制型权利观)要优于第二种理解(免疫型权利观),Pildes批判了德沃金的权利理论。然而,Jeremy Waldron认为这是对德沃金的严重误读。《Pildes论德沃金的权利理论》ii一文的主旨就在于纠正这种误读,并阐明德沃金的权利理论立基于观念a而非Pildes所反对并强加于其上的观念b。
  Waldron批评Pildes下意识地把德沃金的理论与那些不求甚解地使用其术语的人所具有的观念联系起来。Waldron认为,尽管德沃金使用“王牌”这一术语来描述权利,但德沃金并不是在主张特定的个人权利无论在何时都能免遭一般福利的影响,相反,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他都坚定而明确地反对观念b。Waldron论述道,德沃金对于观念a的持有与“作为王牌的权利”这一比喻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紧张。打出王牌取胜是与权衡相对的:当权衡分析由于某种原因变得不再适当时,人们就选择亮出王牌。权利之所以成为能够压倒一般效用的王牌,原因仅仅在于确认权利成立的这一方式将表明(1)功利主义或多数主义的主张在既定范围内可能已被不正当的理由所败坏,而且(2)不可能把这些理由从功利主义或多数主义的主张同样可能包含的正当理由中分割出来。一旦满足了(1)和(2),人们就不能基于功利主义或多数主义的理由来制衡权利,否则就意味着赋予被败坏的主张一种抵御那种用来补偿此类败坏之考量的力量。因此,德沃金权利理论的中心思想在于某些理由应该被排除出政治考量之外,王牌这一术语所表达的也仅仅是一种不再重新纳入这些被排除的理由的决心。它并不表示要永久不变地反对那些常见的诉诸于一般福利或共同体的一般利益的政治现象。Waldron认为观念a与观念b之间的根本差别是:人们是把权利理解成某种免于向一般福利妥协或因其而减损的利益,还是把它理解成某些不受特定理由和考量所支配的利益;而在他看来,德沃金一向是以第二种方式在表达权利。总而言之,Waldron以德沃金所关注的“外部偏好”(即公民所具有的那种对于他人的偏好应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满足的偏好)问题为出发点,进而强调德沃金的权利要点就是抵消这种在对于政府行为的功利主义和多数主义证明过程中易于出现且可以消除的外部偏好。
  作为对Waldron的回应,Pildes发表了一篇名为《德沃金的两种权利观念》的文章。iii 在这篇文章中,Pildes一方面承认在德沃金的各种著作中存在着有关权利证明的多种观念,另一方面捍卫了把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与免疫型权利观念相联系的这一普遍做法的合理性。通过援引Raz、Donald Regan、Brian Barry等人的研究成果,Pildes证明,人们普遍认为在由前后跨度为11年的多篇论文所组成的《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权利观念,即德沃金在11年的论辩过程中曾转换过术语涵义和修正过理论观点;而Waldron认为其中仅存在一种明确、单一、无歧异的观念这种想法却是极为特殊的。Pildes认为在德沃金的著作中的确表达了免疫型的权利观念,它在当代政治文化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观念里,权利发端于某一自我观念,为那些并未被多数人所偏好的信仰和行为划出范围以便使自我的基本属性能够得以发展。在Pildes看来,德沃金意图从日渐精湛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统治下复兴以权利为导向的自由主义,由此,他把个人自由设定成反功利主义的普遍免疫体:这些有力的王牌反对所有的多数主义或功利主义偏好——内部的、外部的及其他任何类型,无论这些权利造成的损失是否将大于其益处,它们都不应被一般利益、行政便利和代价以及公共道德影响等因素所限制。正是因为德沃金被认为是在个人所具有的免疫性这一意义上使用“王牌”术语的,所以Pildes批判了他把权利当做王牌的思想。至于“外部偏好”问题,Pildes认为这只是德沃金多种观念中的一种,而且,由于其在理论上易于遭到攻击,也很快在其论述中消失了;而Waldron坚持用“外部偏好”来呈现德沃金理论的努力被Pildes当做是一种更深层面的企图,即保持一幅更具连贯性的图景。
  从表面上看,Pildes和Waldron对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作出了两个无法共存的结论,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由Pildes首先提出而被Waldron认可的对于权利理解的二分法在德沃金的语境中是否成立?在理解德沃金的权利观念时,是否必须要面对这种二选一的处境?观念a强调政府不能随便根据什么理由就侵犯个人权利,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中政府的侵犯行为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而在另一些情势下则不能完成这种证明;这表明权利在政府行为领域是相对的,它们受制于某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标准。观念b强调个人权利总是具有压倒一般福利的力量;这表明在一般福利领域权利是绝对的,不需另行受制于实质性标准。其实,由这种二分所显现出来的相对与绝对、实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在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中是可以被消解的。德沃金主张强硬意义上的权利以便使个人具有某种对抗政府和多数人的力量,其核心在于强调一种作为权利本源的平等观念,即作为平等的人受到平等的关心和尊重。任何认真对待权利的政府都必定要接纳这一观念。它意味着如果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个人或少数派的生活方式遭到轻视或贬低,那么政府和多数派就不能根据这些政策来证明使个人或少数派受损的正当性。平等观念成为检验政府行为的实质性标准。而权利理论之所以注重个人对抗政府和多数人的力量,原因在于深嵌于现代政府组成及运作结构中的功利主义(和多数主义)在政治实践层面上必然有违上述平等观念。当政府意图促进功利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境遇改善时,对于一般福利的功利计算由于在实践中无法排除外部偏好的存在而必然得到一个包含双倍计算的结果,即由于个人间外部偏好的存在使得形式上平等对待个人选择的政府获得了一个实质不平等的结果。如此这般,任何个人利益的满足都不仅依赖于其他人对于满足自身利益的要求,还要依赖于其他人对他或他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尊敬及倾向。因此,一般福利这一政府目标在根本上与个人享有的平等权以及由其派生的其他基本的宪法性权利相抵触;在由政府所实施的多种行为中,这类行为因无法通过标准的检验而不具有侵犯上述权利的正当性。总之,观念a和观念b的对立在特定语境下自行消解了,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主张政府对于集体目标的实施必须与个人所享有的作为平等的人受到平等关心和尊重的这一本源权利相容;个人可以因某一公共政策遭受损失,但他的利益和损失必须在政策制定中被认真关注和考虑,一旦满足这一条件,那么,尽管他的利益要求最终还是被政策受益者的利益要求压倒,其所享有的平等权以及由其派生的其他基本的宪法性权利也没有遭到任何侵犯。

i Richard H. Pildes, Why Rights Are Not Trumps: Social Meanings, Expressive Harms, and Constitutionalism, 27 J. Legal Stud. 725 (1998).
ii Jeremy Waldron, Pildes on Dworkin's Theory of Rights, 29 J. Legal Stud. 301 (2000).
iii Richard H. Pildes, Dworkin's Two Conceptions of Rights, 29 J. Legal Stud. 309 (2000).

张琪发表于2004/12/16 1: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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