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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视角》中文版序言




《国家的视角》中文版序言
  能够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作一个简短的序言是我的荣幸,同时它的出版也使我忐忑不安。

  作为一个从事政治学和人类学研究近40年的学者 ,我感到长期和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知识传统使我受益匪浅。我从中吸收了大量知识,尽管只是通过翻译的著作。这不仅包括20和21世纪的学术著作,而且也包括中国的古典文学。我发现后者是很富有启发意义的。比如,我最近发现,《水浒》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它表明在国家压迫下,人迹罕至的山地如何成为人们的避难和复兴的场所。这一经验在很多方面也适用于我所研究的东南亚大陆山地与河谷之间的关系。

  尽管我是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缅甸的专家,但我最初曾计划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在我开始研究生学习的1962年,即使访问中国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从事研究了。那时,我非常想在村庄从事田野工作,而不想成为“扶手椅上”的图书馆学者。为此,我转而学习马来语,后来在马来西亚从事了两年的田野工作,《弱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New Haven: 1985)就是这一研究的成果。感谢威斯康星大学的爱德华·弗里德曼,他不仅是我的同事和教学伙伴,也是我知识上的良师,他使我能够一直与中国农村的最新研究成果同行,这也包括他自己(与毕克伟和塞尔登)关于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两部著作(《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我也有幸培训了许多学生,他们现在出色地从事中国农村研究,并且与昆明可持续发展与地方知识研究所合作进行地方和俗语的识别。

  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能够为使其人民和景观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这已经成为我所关注的、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我从“科学林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城市规划(巴西利亚)、坦桑尼亚的“村庄化”(乌贾玛)、苏联集体化和工业化农业中都得出这一结论。在每一个案例中我都指出了所谓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的所知之少,而地方上流行的知识,及其在压迫下的适应和逃避,在许多时候是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灾难。我知道,我这里的一些结论也可以被推广到现代中国的一些时期(也就是“大跃进”和李森科主义的农业进步)。我将这些工作留给我的那些有才华的中国读者。

  这些项目的基石来自于我所称的“清晰和简单化的设计”。这些设计是所有社会规划、图解和管理所不可或缺的。作为一种控制人口流动的知识形式的户籍制度就是一例。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早熟的,早在汉代在中国就出现了正式的宗族姓氏制度。在它们之中,以及它们本身,清晰和简单化活动所显现的只是抽象的“能力”。它们可以被负责和有益地使用(比如对于追踪和控制非典型肺炎所必要的全国流行病统计数字),也可以为了无意义的目的而被不负责任地使用。尽管我所讨论的几个例子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规划,但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狂妄和所带来的灾难(比如巴西利亚、科学林业、工业化农业)并非是社会主义背景下独有的危险。它也同样可以是大而强有力的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产物,当这些组织试图通过群体力量操纵自然和它们的人力以实现其控制范围最大化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结果。这部著作应被看作是对我所称的米提斯的赞颂:也就是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他们周围的社会和自然如何运作的实践和有用的知识,以及他们抵制那些危害社会和自然的项目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对“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相互密切关系”的赞颂,这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后来在一般观念中,无政府主义代表了“无秩序和暴力”。秩序的建立不必压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内容,压制地方和流行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无序。

  我将这部著作的出版看做一个与中国同事对话的机会,我期望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远比我所教授的更多。

  詹姆斯·C·斯科特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

  农业研究项目主任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一人发表于2004/12/23 16:44:04 
成本与效益
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但是全能的上帝能够造出一块它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吗?人不是上帝,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人不能规划一切,不论出自善意还是恶意目的!道理很简单,但是偏偏在实践中如此简单的道理去往往被忽视!承认人的限度并不可怕,就象承认人的自私并不可怕一样,正是一个个“自私自利”的人们辛勤努力造就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局面。
  但似乎问题还不仅如此,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所说的“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明知故犯的情形呢,这就不是不能认识自身限度的问题了,而是有着各种复杂的利害关系的考量了。这里可以用成本效益关系来分析,即决策者推进此一灾难性工程的成本要小于所获得收益。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工程是灾难性的为什么收益还会大于成本呢?原因很简单,昂贵的成本是社会、自然、大众的成本,而非决策者个人的成本,由于决策者不需要付出成本代价,即便此工程的社会效益很低,其对于决策者也是没有损失的,有事反而会因一时的政绩工程(谁管它以后是不是灾难工程)而受益,就此而言决策者又何乐而不为呢!
  基于这样的原因,詹姆斯·C·斯科特所做的结论就理所当然的了: 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应当承认,没有对独裁权力的限制和对市民社会力量的增强,在上面的案例中决策者就不会去关注社会效益,那么结果就只能是灾难性的了。
ygq发表于2007/10/16 2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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