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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Law Review:游戏规则的形成

[樊安] 法律评论阅读笔记之二



BOOK REVIEW : THE NOT-SO-BRAVE NEW CONSTITUTIONAL



Harvard Law Review



December, 2003



Vol. 117 pp.647-687






游戏规则的形成



       ---读《并不勇敢的宪法秩序》[1]




本文是针对Mark Tushnet的《新宪法秩序》[2] 的一篇书评。但是,本文又不限于本书所讨论的范围,而是在原书的基础之上以自己的视角描述了美国9/11以前的宪法秩序,并对9/11以后有可能出现的更新的宪法秩序作了自己的展望。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书评的大致状况。本书评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作者简要介绍了原书中所描述的尚未被命名的新宪法秩序。第二部分叙述了此前的新政-大社会宪法秩序的奇异消亡。第三部分就原书的思路,解释新宪法秩序为何会一点一点被创立。作者在第四部分采取了不同于Tushnet的进路。作者通过叙述了两个典型的真正具有革命性地的最高法院来凸显真正革命的法院所具有的特征以阐明为何现在的最高法院,Rehnquist法院不具有革命性。第五部分作者试图预测9/11 有可能对新宪政秩序产生何种影响,即出现一种更新的宪法秩序的可能性。




政党作为一个国家中强有力且群众基础极为广泛的共同利益集团,为了其集团利益常常试图促使国家的公共权力采取对本团体更加有力的社会控制方式。政党把其利益主张以政治主张的方式体现出来。这种政治主张在政党的代表被选举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后又体现在国家的立法、行政及司法理念中。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三权分立的国家,早高法院,最高的司法权行使主体,的司法理念的变动标志着美国的宪法秩序的走向。但是政府和国会是如何对最高法院的司法理念施加影响的?大法官们会加入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的党派之争吗?二战以来美国有个几个宪法秩序?9/11对美国的宪法秩序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本文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 然而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的?




接下来,我并不想就书评的总体来做出评价只是试图从文中抽出两个作者认为得可以影响美国宪法秩序建构的命题来加以讨论。第一个命题,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作者本人也承认这一原则是他借用历史学家H.W. Brands教授的。 国家安全问题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当国民愿意把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即国家安全问题)交给国家的政府来处理并相信政府能够胜任,则也会进一步把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交由它来处理。这样,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为导致大政府出现的首要因素。作者认为这一原则得到了历史的证明。冷战时期,美国人认为国家安全有可能受到外来的袭击,而只有强有力的大政府才能领导他们保卫和平。国家安全使得美国人暂时放弃了由来已久的对联邦政府权力的怀疑。但是越战让美国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们从新开始怀疑,这次怀疑的是政府的工作能力。这也是作者接受的Brands教授的叙述。他们又同样认为“如果可以以史为鉴”,那么可以推出“只有另外一种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才会代替怀疑主义。”[3] 作者指出我们在9/11之后所看到的恰恰是国家安全问题重新成为美国的首要问题。因此,布什政府体现出来的大政府理念这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作者对有可能从布什开始的新的大政府寄予了厚望,希望其能够在危难(从反恐到抗非典)中作出快速反应。他认为,政府在快速回应过程中理所当然可能顾不上公民自由的权利。我认为,作者在这里难以自圆其说。假如我们都可以以史为鉴,那么美国人就不会忘记执政者在越战问题上的背叛和无能,而再次轻信国家的政府。因为发动战争,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却有可能毁掉一个国家。作者在此试图用历史来预测未来,我想问的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我们到底要怎样来借鉴历史?为何我们不能认为国家安全问题出现时,对大政府的依赖只是人们无奈的选择?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可能解决这种问题。人们此刻做出的选择(假如真是他们的选择的话)就像有人说的人类选择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的情形那样只是退而求其次。作者在文中始终试图用历史来解释当前的问题,这恰恰是他的软肋。[4]




书评作者的第二个命题,政党的政治理念及其在竞选中声明其关注的问题是否与选民关注的问题相一致决定了该政党能否赢得选举。作者很明确地指出,民主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消极的态度使它必然冷战期间和9/11以后的选举中败走麦城。但是,通过该书评给我的感觉是美国民众不知道如何对国家权力进行监控。从作者已开始描述大量的暴动、高犯罪率对新政宪法秩序消亡的巨大影响,到作者对政治活动家在初选中的影响力的强调,我们并不能看到理性的民众权利在宪法秩序构建中的作用。通篇文章都在强调在选举获胜后政党在构建宪法秩序的方面的举动,最后却得出结论,某党在选举中的成功是因为顺应民意。这结论不能不令人感觉下得太突然。




我想试图用书评来回答我的一个问题,即最高法院的司法理念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读完找到了以下几大因素。第一,文章一开始讲到,大法官的司法理念决定着法院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力。大萧条使经济安全排在了国家政治议事日程的首位,迫使以前顽固的最高法院低下它那“高贵的头”。新政秩序中法院是受到束缚的,但是导致这种舒服的最原始因素是经济。 接着,作者又写道,在后来,随着两党意识形态的分裂对国家权力的争斗使得他们竞相通过往最高法院安排自己人以壮大自己在权力角逐中的失利,法官们厌倦了法院的司法权成为政党的工具,他们断然“背叛”自己的党,拒绝成为一名受人摆布的小卒子。因而,法官们关于“法院对宪法解释的专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司法理念也随之改变。最后,当然政党是不可能对大法官们的妥协的。他们的传统办法依然有效。一旦某党获得总统职位有了任命大法官的机会便尽最大努力在法院内部发起利于自己的人事变动。这是很有效果的。一个新的宪法秩序的出现则肯定是一最高法院人员组成的重新洗牌为标志的。






[1] L.A. Powe, Jr.THE NOT-SO-BRAVE NEW CONSTITUTIONALHarvard Law ReviewDecember, 2003, Vol.117, pp. 647-687.




[2] 原书的英文书名《The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By Mark Tushne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关于“宪法秩序”一词,本文作者给了如下注解“n4. In using the phrase "constitutional order," Tushnet is not limiting himself to constitutional text or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Rather, he properly defines a constitutional order as a "reasonably stable set of institutions through which a nation''s fundamental decisions are made over a sustained period, and the principles that guide those decisions" (p. 1). A "constitutional order" is distinguishable from a "political order" because the institutions and principles of a constitutional order provide the structure for ordinary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In this sense, Tushnet indic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is governed by an "unwritten constitution."




Tushnet recognizes that his emphasis on changing constitutional orders may evoke the work of Bruce Ackerman. See generally, e.g., 1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 (1991) [hereinafter Ackerman, Foundations]; 2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Transformations (1998) [hereinafter Ackerman, Transformations]. Thus, Tushnet immediately distinguishes his work from Ackerman''s. The latter sees a constitutional order emerging out of a convulsive constitutional moment when issue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re central and those claiming a new interpretation prevail politically and judicially. See Ackerman, Foundations, supra, at 266-90; Ackerman, Transformations, supra, at 3-31. Tushnet, by contrast, claims not to be describing a convulsive moment but rather an extended process that yields state institutions and principles of action. Furthermore, Tushnet focuses on describing constitutional change rather than on making normative judgments (pp. 3-4). As Tushnet notes, Ackerman is avowedly normative in his analysis and believes that for a new regime legitimately to replace an older one, the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must come into existence by meeting specified formal criteria (pp. 3-4).




[3] L.A. Powe, Jr., THE NOT-SO-BRAVE NEW CONSTITUTIONAL, 685页。If the past was any guide, another serious threat to American security would be required to displace this skepticism.




[4] 作者用历史来解释当前的问题这种企图我们还可以在文中其他地方见到。比如,作者证明为何现任的美国最高法院不具有革命性。作者描述了他认为迄今为止具有革命性的法院的特征,然后从这些特征中抽象出标准来衡量现任的法院,最后得出结论,现任最高法院不具有革命性。我感觉的作者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樊安发表于2004/12/29 8: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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