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原刊阅读»宪法结构:《哈佛法律评论》阅读笔记(二)
宪法结构:《哈佛法律评论》阅读笔记(二)
《哈佛法律评论》阅读笔记(二)——宪法结构
Harvard Law Review
November 2003
Volume 117 Number 1

          宪法结构
 
  这篇文章主要通过案例讨论了,在处理对外事务,和确定对美国宪法第14条平等保护条款的违反而发生的宪法侵害中,美国总统、国会以及联邦最高法院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是通过两个问题来说明的一个是州对联邦政府处理外交事务最高权的干涉,另一个是州的豁免权问题。
1.州对联邦政府处理对外事务最高权的干涉
  第一个问题主要是围绕,美国保险协会和三个保险公司诉加利福尼亚保险督察官一案(The American Insurance and three insurance Company V. California Insurance Commissioner,以下简称保险督察官案)中,大屠杀受害者保险救济法(Holocaust Victim Insurance Relief Act)是否违宪的问题进行的。为了保持在对外的一致性,美国宪法授予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之中有最高权。当总统在对外政策中的宪法授权不满时,总统在实施对外政策中可独立地发挥作用力。如总统能同其余国家签署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些协议包括解决美国国民对外国的各种主张。这些协议优越于州的相关法律,如果法院认定有关州的法律与总统处理对外事务的协议相冲突,则判定前者违宪,因而无效。保险督察官案则是这种情形的具体化。
  在德国二战大屠杀时,德国纳粹政府从事大规模盗窃,并把财产进行大规模充公。这些财产包括属于犹太人的人寿保险单。二战后,由于保险公司否认保险单的存在,或拒绝失效的赔偿或缺少文件证明的各种主张,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集中营死者的后嗣继承人不能够买回他们的保险单由。此引发了针对在纳粹德国开展保险业务公司的诉讼浪潮,为了解决这些诉讼,美国和德国签订了《2002年德国基金协议》(The 2002 German Foundation Agreement)。基于此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美国联邦政府同意把基金程序作为解决针对保险单主张的排他性机制,也同意在发生任何针对大屠杀时期保险单的诉讼时,将告知法院“美国的政策利益支持给予任何有效理由的驳回在德国基金协议签署前夕,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大屠杀受害者救济法》,这部法律适用于所有在1920年和1945年间在欧洲卖保险单的正在加利福尼亚州运作的公司。它要求每一个那样的公司公开于此一期间虽销售的保险单数量,受益人是谁等信息,也要求州保险督察官把这些信息登记于集中的公共登记册上,并对那些不服从的公司撤销执照。由此引发了前面所提的关于此部法案是否干涉了联邦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因而是否违宪的诉讼。
  美国地方法院认为,《大屠杀受害者救济法》同关于大屠杀诉讼解决机制相冲突,因而违宪。但第九巡回区的一个陪审团一致同意,这部法案不与联邦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相冲突,因而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而联邦最高法院对第九巡回区的判决又予以推翻。接着作者结合曾希尔尼格诉穆勒案(Zschering V. Miller,以下简称曾希尔布格案),美国保险协会诉加拉门迪案(Ameircan Insurance Ass’n V. Garamnedi,以下简称协会案)和克斯彼诉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案(Crosby V. Natioanl Foreign Trade Council以下简称科斯彼案),巴克雷斯银行PLC诉特许权税收委员会(Barclays Bank PLC V. Franchise Tax Board,以下简称巴克雷斯案),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推理进行了阐述。在这三个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从不同角度认定,联邦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有优先权,《大屠杀受害者救济法》与处理大屠杀诉讼的协议相冲突,弱化了总统在处理对外事务时的选择机制。以金斯伯格法官为代表认为,曾希尔尼格案中“潜在的对外事务优先权”限于州政策批评外国政府户或深深卷入了对外事务的情形。而《大屠杀受害者救济法》与此都不相关,因此曾希尔尼格案中的潜在的对外事务优先权不适用于此案。反对派也批评,大多数持赞同意见的法官错误运用了州法律与联邦政府签订的协议之间关系优先的理论。认为签订的基金协议,是否优先于大屠杀时代的诉讼并不是确定的。因为美国仅仅承诺反对诉讼,如果协议不优先于诉讼,那么就不应妨碍像《大屠杀受害者救济法》这类的公开信息管理。拒绝使此部法律无效,不抑制总统实施对外政策一致性的能力,相反,当总统做出明确和确定的决策时,保留了总统处理对外事务的优先权。
  这个案例既没有生搬硬套曾希尔尼格案处理结果,也没有简单依照克斯比案中障碍性优先权,而协会案则没有解决好一方面是,法院从前在对外商业优先权中的撤出,与另一方面,是用于曾希尔尼格格案中的扩张向对外事务优先权这二者之间的紧张。
  最近,最高法院认为,像对抗对外事务优先权一样,影响对外商业的州法律,不管是传统的潜在商业条款原则,还是阻止了联邦政府对外商业管理中的一致性,都居于次要地位。但在,巴克雷斯银行PLC诉特许权税收委员会(Barclays Bank PLC V. Franchise Tax Board,以下简称巴克雷斯案)一案中,法院拒绝了把一致性优先的挑战运用到加利福尼亚后的实践中。这种实践是把世界范围内的利润当作对在加利福尼亚运作的跨国公司进行收税的根据之一。在此案中,虽然大多说法官主张运用一致性检验标准,但法院对立法机关此项权利的消极行使与允许立法机关以默认形式同等看待,这样在功能上实际上根本没有运用那一标准。因此,巴克雷斯案在功能上消解了一致性优先标准。很多评论人当作对外事务优先权消亡的征兆。优先权的重要内容在两个领域类似:一个是不管是外交的或经济的对外政策是两联邦最高权的一项内容,另一个是联邦对外政策利益优先州法律。因此,巴克雷斯案似乎已经消解了关于对外关系联邦普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是协会案所毫无批判保留的。
  在恢复曾希尔格尼案中,协会案没能解决曾希尔尼格案中前在对外事原理的强大优先性力量,与巴克雷斯案中向队无力的一致性检验标准之间的紧张。就像杰克.格尔德史密斯所认为的那样,司法上基于宪法原由,国家在对外事务活动中的优先权应当要求,不仅要确立联邦政府的排他性地位,而且要求各州政府无力监控,各种州政策也无力在联邦所排他性地控制的对外关系领域中具有优先性。相应的有争议的三个优先性案例或许并不被当作联邦对外事务——联邦商业之间的界限划分,而是当作立法——行政之间的界限划分来看待,以这种观点看,法院对国会的对待暗含了立法机关自助能力的信心,而曾希尔尼格案则表明总统需要司法上的帮助。
  虽然司法干涉的正当性来自与联邦政府或国会无力明显地优先于州法律。但法院对二者不同的对待没什么一一总统作为对外事务的主要负责人,能监督州对对外事务的各种干涉,并对各州的干涉运用各种方式加以处理。而国会则没有各种手段对各种干涉加以纠正,与总统相比更少能像他那样行动,行动起来更加困难。通过要求相对而言受阻碍的国会去自己对付州的各种干涉,而同时却阻挡了更有能力的联邦政府去发挥作用,协会案以后所形成的优先权理论不能证明为对结构性缺陷的弥补。
  如开头所述,协议规定对大屠杀保险单各种主张的诉讼进行驳回是美国外交的利益,并且联邦政府支持给予任何有效理由的驳回,但并不承认这些构成驳回的独立法律理由。这是基于有目的的模糊语言,德美双方达成的妥协。在这种背景下,法院大多数使《屠杀受害者救济法》无效,不仅同协议内容相矛盾,而且限制了进一步的外交运作。因为,不愿意驳回诉讼的美国谈判者知道,他们的劝告性协议将变成优先性规定,会产生严重的责任问题——法院使任何相冲突的州立法无效。对于不愿接受必要让步而产生以外政治上的后果来说,协会案之后的任何协议都会落空。因此,对联邦政府与对外事务优先权的紧张,以及曾希尔尼格案和巴雷克斯案中见明显的不连续性表明,潜在的对外事务优先权应该废止,而不是像协会案中那样使它继续有效。
2.对宪法平等保护侵害的界定
  州的豁免权,具体来说就是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第5款,规定国会有权通过适当立法,制定本条的相关规定。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是结合科麦尔诉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评议员委员会案(Kimel V. Florida Board of Regents,以下简称科麦尔案),以及阿拉巴马大学理事会度加热特案(Bod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V. Garrett,以下简称加热特案),围绕内华达人力资源部诉赫比斯案(Nevada Departement of Humances Resources V. Hibbs以下简称赫比斯案展开论述。在科麦尔案中,联邦最高院认定联邦宪法第14条第5款,并没有授权国会对州政府实施的年龄歧视进行以私人性损害补偿的方式,取消州的主权豁免。相似的,在加热特案中,法院认为第5款没有授权国会对州政府实施的残疾歧视允许提起私人性的诉讼。而这两个案中的判决结果是在伯尔尼案中,法院颁发的更早命令的延伸。联邦法院颁发的更早命令认为,救济必须与他试图所不久的损害“适合且成比例”。科麦尔案和加热特案引发了,关于国会和法院依据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界定对其违反的宪法侵害各自权力的争论。
  关于赫比斯案,案情是,在1997年早些时候,内华达人力资源部的一名职工赫比斯得到本部门同意,允许他为照顾生病的妻子而请的依据家庭与医疗假期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规定的为期12周的假期。到8月5日,赫比斯断断续续渡完了假期,但之后他并没有返回工作岗位。在1997年10月,他的工作部门告诉他已经用完了假期,并随后依据内部政策否决了他延长假期时间的请求。赫比斯并没有返回报道工作,而他的工作的部门随后终止了对他的雇佣。在他诉求内华达不服即上诉程序失败后,赫比斯在内华达地方的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人力资源部,要求赔偿损失以及因违反家庭与医疗假期法案中家庭——照顾条款(the family—care provision of FMLA)而规定的救济。地方法院认为,人力资源部并没有侵犯宪法第14修正案赋予赫比斯的权利。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上诉法院认为,人力资源部不能证明州没有实施违宪的性别歧视,因而家庭照——顾条款是对第5款授权的有效行使。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这一判决,在为最高法院写作判决意见的过程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首先确定,国会通过规定“州雇员能够向任何雇主(包括公共机构)寻求赔偿损失”的方式,提出了“明确无误”取消州主权豁免的目的。最高院然后考察了这一主要问题:第5款是否授权家庭与假期法案中的家庭——照顾规定。伦奎斯特解释道,依据第5条款,国会或许制定法律规定比第14修正案禁止性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更广泛的范围,但不能够重新界定修正案授权的实质,那样做会侵犯司法权的范围。因此。为了实施第5款,国会必须确认州对司法上已经界定的宪法权利进行侵犯的一种典型。最高院把由家庭与医疗假期法案保护的宪法权利界定为“在工作场所免受性别歧视的权利”。
  考察家庭与假期医疗法案的立法记录,在家庭照——顾假期情形中,“在假期利益管理中,违宪成分以积极与性别实施的歧视”,足以证明实行“预防性第5款立法的正当性”。最高法院然后检查,国会选择的救济也就是家庭照——顾条款对于有目的的违宪是否是“合适的和成比例的”。法院认为,“家庭假期的最小标准”,对于达到国会的救济目的是必需的,满足了合适和成比例的要求。作者随后阐述了关于本案的赞成和反对意见,并对肯尼迪法官的反对意见作了详细阐述和分析。
  肯尼迪法官认为,第5款的有效行使不仅仅需要“对妇女实施的雇佣劳动歧视的一般历史的简要叙述“。他对大多数法官主张运用高级的审查确定国会所认定的州行为是否违宪表怀疑,他认为仅仅是用高级的审查并不能成为第5条立法表明随认定的州分类是违宪的理由。如果加上这一标准,那么将会发现州的家庭——照顾政策的违宪的证据是不充分的。
  肯尼迪法官也注意到,关于家庭照——顾政策州歧视证据的缺乏表明,家庭与家庭医疗假期的12周假期规定,对于所“认识到的违宪行为”的救济,是不合适的,也是不成比例的,而这一规定不过反映了“在工人的家庭义务与雇主利益之间的最理想平衡”。因此,肯尼迪法官认为,家庭与医疗救济法案并没有有效取消州的豁免权。重要的是,肯尼迪法官的批评意见,揭示了在赫比斯案中大多数法官掩饰的一个原则性转向:尽管大多数法官“似乎重申”了,国会指导在针对高级司法审查认为违宪的州分类中,确认典型所进行的第5条立法的必要条件。但是,大部分可能通过那种审查的州政策所构成的记录是可接受的。也有其余法官支持肯尼迪法官,认为大多数法官让国会回避了违宪行为的一个典型的必要条件。
  在赫比斯案中,大多数法官承认,在“宪法所作的规定”与“法院即将实施的宪法”之间存在差别。赫比斯案的结果表明,法院已经离开了第5条授权的限制性观点。这种限制性观点允许国会只对正式违宪的州行为做出反应。赫比斯案的推理通过把司法框架运用于认定违宪侵害坚持了那种观点。大多数法官的结论是,国会制定家庭与医疗假期法案是为了处理“在对假期利益的管理中,州所实施的性别歧视以及对这种歧视的鼓励”。从肯尼迪法官对这个结论的批评看,大多数意见形成的判决必须诉诸于比法官肯尼迪对违宪损害的司法界定更广泛的界定加以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法官默认地论证了一种实施的差别,也就是含蓄的承认了“由法院实施的宪法与抽象意义宪法”之间的差别。但是,由于大多数法官宣称,诉诸于高级审查标准,考虑了家庭与医疗假期法案记录,即使结果表明实际上并没有严格使用那种标准。因此,那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同大多数法官通常在平等保护情形下使用的对宪法侵害的界定相比,如果大多数法官为了第5款目的而运用对宪法损害更广泛的界定,那么就避免了对审查形式结构的任何讨论。
  尽管如此,为了维持对科麦尔案和加热特案里的原则性服从,那种讨论是必要的。在这两个案中,法院似乎认为立法与私法上对宪法损害界定的差别太大了,不能确认雇佣法案与美国残疾人法案中的年龄歧视。科麦尔案和加热特案,或许连同赫比斯一案一块儿加以考虑,表明法官尽管认识到,在抽象的宪法规范以及司法上实施的宪法规范之间尽管存在差别,但是,法院不会容忍那种分歧。在可容忍的差别以及不可容忍的分歧之间。缺少任何说明的区分。法院似乎主要依靠平等保护审查的司法等级作为团则性分析的简便方法。赫比斯案表明,在一个特定的种类中,司法上认定的违宪行为范围越宽,那么法院越会容忍“从抽象意义上的宪法角度”立法机关对违宪行为的回应。因此,在大多数法官容忍立法机关在宪法解释中发挥某种作用时,对立法机关进行控制,也即法院把立法上对宪法损害的解释限制到法院认为对违宪损害特别敏感的那些种类。尽管有赫比斯案,但立法机关所起的作用仍是从属的,而不是与法院平等的。
  困难是,要说明为什么是在已经“被认可’的有疑问的分类的情况下,而不是在“新出现“有疑问的分类情况下,国会去界定宪法损害。通过界定,审查的等级限定了关于司法上是实施的宪法理解的宪法损害的界限。立法上关于宪法损害界限的观点比相对的司法上关于宪法损害的观点广泛,在这种程度上,对第5款的分析常常妨碍了国会处理除了法院在依据第5款而发的案件中禁止之外的宪法损害。
  关于司法上界定宪法损害的“合适且成比例”或许提供了答案。也就是,在赫比斯案中,起作用的观念是,尽管国会在界定宪法第5款所规定的损害时有某种作用,但这种作用必然与在特定情形下法院对宪法损害可能性的优先认可有关,并且受制于这种认可。尽管国会能够扩展司法上已经认定的种类之中的宪法上可受理的损害的程度,但是国会不能够认定宪法侵害的新种类。但是,法院没有解释,为什么认为在接受高级审查的种类下,立法机关对司法上可受理损害的范围的扩展是非实质性的,因而产生可容许的差别。而在合理性根据的种类之内,首先界定宪法上的侵害时实质性的,产生不可容忍的分歧。在国会认定,由于制度上原因的限制,法院没能认识到的宪法损害的过程中,赫比斯案在朝向认可立法机关在依据平等保护条款界定宪法损害的某种作用时,迈出了一大步。但是,通过把审查的司法等级作为要求对立法机关决定服从的机制,法院又一次使在伯尔尼案中原则性转换所首先引发的问题变得公开。特别是,法院没能解释为什么这种认可是限制性的——在确定对平等保护侵害中,国会为什么是作为辅助者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与法院发挥相同作用的角色而存在。

邹益民发表于2005/1/17 8:48:58 
 
正来学堂版权所有 © 2009 沪ICP备042465号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光华楼东主楼28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邮编:200433
 E-mail:dengzhengla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