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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女权主义》--Harvard Law Revenew(二)

《民主与女权主义》--Harvard Law Revenew(二)


曹政


Harvard Law Revenew
June 1997
VOL110.No.pp1657-1703
Article:DEMOCRACY AND FEMINISM


  这次我所选的原刊阅读的文章是由Iracy E. Higgins所写的《民主与女权主义》。我的这篇评论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本文的论证路径与框架进行简要的梳理,第二部分则是笔者个人的一些对于本文的看法与批判。

一、本文的路径

  本文讨论的是主流宪法理论的有关个人力量的假设产生了一种扭曲的作为公民的女性的观念。女权主义法律理论已通过探讨女性的不平等而揭示了这种扭曲,但它却没能使一种政治正当性理论成为系统的整体。既是对主流理论又是对女权主义理论之局限的回应。本文提出了一个特殊女权主义的民主的公民资格的观念。第一部分从一个讨论开始,这个讨论是作为存在于主流宪法理论中而被理解的有关在个体权利与普遍主权的联系,而且,第一部分讨论了,正如已将自由与平等确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对正当民主而言是建构的,主流宪法理论的很大一部分颇为确信这两个条件的履行为属实。简言之,这样的各种理论立基于一种特殊的公民资格的观念,这种观念缺乏对超出由国家行使之权力的批判。为了展示出这种对宪法原则性限制的隐含性意义,第一部分以一项有关民主与平等间关系的讨论作为结束,而这种关系是在新近的在最高法院审理的美国诉弗吉尼亚州的案件中被概念化的。这一部分的结论是:因为多数派与反对意见都采用了一种视公民为自由的观点——自我界定的个人——所以二者都不能够完全追随在此情况下掌握权力的统治集团。
  第二部分考量了女权主义法律理论与主流的主要宪法问题之系统陈述的分离,特别是反多数主义的窘境。以女权主义宪法批判之概览开始,第二部分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即对女性状况的女权主义描述已使这些批判为人所熟知,它承认了女权主义理论对于宪法分析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平等保护的语境之下。然而,它暗示女权主义者的理论对于在基本权利与普遍主权之间的紧张的不意识导致了产生一种民主正当性的女权主义理论的失败。进而,这一失败已使女权主义者的工作更加复杂,而这一工作是区分正当使用增进妇女平等地位的公共权力与不正当使用使妇女居于从属地位的公共权力。
  第三与第四部分通过转向女权主义在宪法分析语境之外的思想而回应了这种理论上的缺陷。第三部分讨论了各种语境,在其中女权主义面对自身政治正当性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不顾在女性中冲突着的政治约定,而女性这一群体正是女权主义所声称要代表的。通过在女权主义法律理论之间勾勒出一种相似性,第二部分采用了各种方法,用这些方法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中与女权主义内的反对意见作出了令人满意的交代。
之后这一部分使用了社会建构与不完整机构的各种理论,作为一种解释女权主义对于其自身反多数主义困难的进路与主流宪法理论进路相分离的方法。最后,第四部分将在其他语境中发展出来的女权主义理论应用于宪法性民主的问题。它论证了一种特殊女权主义关于在不完全机构中所提出的自由与民主的公民资格的观念,并探讨了普遍主权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平衡方面的各种暗示。

二、评论

(一)民主之于女性意味着什么

  正如在本文中作者通过VMI案所强调的,核心宪法问题的传统构想作为一种证明司法上推行的对于普遍主权的限制,对于赢得父权制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完全失败的。通过强调国家发起者的合法性与限,主流宪法理论从除了在边缘的个人的不平等与无权利中转移开来。尽管减少不平等可能会要以民主为前提,但是宪法理论的框架排除了(或至少是不鼓励)一种对权力不完整的批判。相比较而言,涉及到宪法解释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倾向于以贯穿于使妇女成为附庸的公共和个人的权力的方式进行批判。这样,作为其政治目标,女权主义者接受了广泛的目标,即要创造对于女性平等而言的环境,而非狭隘的为民主创造前提。这充分说明了民主对于女性并不天然地意味着政治平等与政治权力,而是应时刻警醒,那就是在以民主为旗帜的各种政治行为中,女性非但不能真正的、如女性本身所愿的被平等对待,反而时刻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这一观念不仅暗合了本文的主旨,而且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那就是法律、政治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当下的所谓民主无非就是将政治以民主的名义偷运进法律而已。而如众所周知的,法律相比与政治更接近平等,而将政治以法律的名义并被打上民主的烙印,这无疑是十分具有迷惑性的。而这一问题的更为深层的一面则是此处所指的政治究竟为何物呢?在本文中,依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就是潜存于当下政治观念之中的父权制及其变体。质言之,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面对着这样一种背景,女权主义者对当下的民主政治进行猛烈的抨击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但是在本文中,我们并未看到有关如何使这一情况得到改善的建设性的政治倡议。而在笔者看来,如果缺少了这一部分,那么问题的提出就显得逊色的多了,这是因为对某一问题的消解虽然有用,但是如果只是消解而没有对策则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难以收拾,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点看法。

(二)女权主义者对宪法的批判

  在女权主义宪法分析当中,权力的综合性理论经常被表述为对公共/私人之二分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很可能是女权主义宪法分析最为著名也是最为发达的面相,并服务于更为特殊的学理上的分析。这一分析有效地挑战了在我们宪法安排中的公权力的传统的基础,而这是通过暗示从一种受压迫的观点看,权力的来源不如权力的分配重要。然而,通过这样做,女权主义理论家经常忽视存在于公共与个人权力的行使与内涵的重要区别,因而不能够建构一种女权主义的公民资格观念。这一部分开发出了这种女权主义宪法批判的长处与局限。对公共与个人问题的描述对于女权主义宪法分析的发展已是十分重要的了。对公共与个人的二分的批判集中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女性的适当位置就是在家与家庭的私人领域,而这是由最早的有关女性权力的宪法诉讼所鼓吹的。这种公共/私人界限的观念作为区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的界限就是这一批判的核心。宪法上对国家行为的限制提高了女性的平等,而这仅当边缘化作为这一行为的直接产物时才成立。显然,作为父权制下的对女性的理解,女性在这种公共/私人之二分的传统框架中被边缘化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必然的。因此,要使女性真正成为政治活动中的一分子就必须彻底荡涤掉这种立基于父权制的公共/私人之二分的传统框架。正是因为如此,作为后现代哲学思潮中至为重要的一支——女权主义,就不遗余力地展开了对现存政治制度的猛烈批判,尤其是对宪法的批判就更是来的猛烈的多。女权主义者以论证了对国家行为的有限的宪法限制使得女性可通过很多重要的途径受到保护。这也就是说,作为当前被理解的宪法性保护就对于女性的自由与平等的保障而言就太狭隘了。另外,女权主义理论家已开始论证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那些宪法上的限制会限制国家对个人不平等与压迫之根源的规制。以这种方式来看,宪法上的限制对于女性是政治权力以提升平等就显得过宽了。女权主义者也展开对个人自由之宪法保护的批评,以此来促进性别上的平等,尤其是当这种保护被作为国家行为来看待的时候,正如Robin West论证的那样,“至少在很大一部分时间内,以确保对个人自由之宪法保护的名义,(宪法)也强有力确保的是某些以财富、地位、种族、性取向、性别来划分的阶层,以减少某些人被边缘化的阻力”。

(三)有关公民资格与民主正当性

  主流宪法理论较大依赖于同意理论。政府是正当的因其是民主的,并且民主就是正当性,因为它是基于同意的。批判者,包括许多女权主义者,已挑战了这种同意观念,而这是强调了习惯的视角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公民怎样才能有意义地同意,如果他的本性与信念就是同意体系的产物?尽管这一批评视角排除了简单的对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来源的依赖,但它并不拒绝政治参与的价值。而且,其仅仅意味着国家并不能对作为国家正当性的来源也不能界定国家权力的边界有所助益。尽管社会建构引申出了同意在民主理论中的基本角色的问题,但它并未破坏作为一种自由观的共同自我决定。实际上,不管女权主义理论对女性(及男性)由父权社会决定的方式的强调,女权主义者却远非立志于放弃自由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女权主义者已集中关注使女性自由界定其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需要发展出一种有关自由的女权主义观念。为发展出这样一种观念,女权主义者必须区分个人在文化中并由其型构的描述性主张与创造一种作为公民资格观念的力量的可能性。如果社会建构是不可逃脱的,那么自由就不能作为在限制被取消后所既存的环境而被特征化。然而对自由主义而言,自由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民主更前在的既存条件,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自由则是一个被创造的条件是被生产的而非仅仅有民主所保存。自由必须作为一系列条件而被界定与保护,而不能作为政治或社会限制的缺失来界定与保护。到此,公民资格问题就与民主正当性问题对接了起来,那就是女性要与男性一样获得平等的、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平等的公民资格,只有这样,女权主义者才会承认现代民主的正当性。但是这里面也并非没有问题,就如前述第一个问题一样,这里作者也并未就具体的措施与标准给出明确的提示,可能这也正是相关领域的学人们所要进一步探讨的。


曹政发表于2005/1/27 11: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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