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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炳善:对教育部《学术规范》的两点质疑

对教育部《学术规范》的两点质疑

宣炳善



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在2004年6月制定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发布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总体上大家对这一《学术规范》是比较认同的,也认为很有必要。杨玉圣先生强调指出这个《学术规范》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契约,不是一个行政文件,而且学术体制问题是根本性问题,现在的学术体制的确有逼良为娼的味道。[1]邓正来先生则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制定的《学术规范》提出了根本性的批评意见。邓正来指出当在《学术规范》中学术腐败的产生被认为是学者自律问题时,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被回避了:当下的学术腐败实际上有其根本的学术体制原因。[2]也就是说邓正来认为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低水平局面,其根本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学者本身,而是不合理的学术体制,学术管理体制直接制造了学术的混乱。



邓正来对教育部《学术规范》的批评并非偶然,这是其理论的一贯主张。邓正来曾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性的缺失进行了深度反思。在吸收布迪厄场域理论后,邓正来指出社会政治经济场域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的中介环节就是学术制度。传统中国没有社会科学,其学术制度建设才刚刚开始,所以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如学术评价、职称评定、学科划分、学位点申请、课题申报等总是受到权力元场域的影响。如邓正来在注释中举例说北京大学在评定高级职称时,将普及读物《世界知识》与专业杂志《美国研究》等价视之,这就是制度中的非学术因素的渗入。[3]而当前学术制度则更倾向于对具体对策性研究的资助,于是学术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同一性问题就产生了,即建构者在学术建构过程中往往存在被建构的现象。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重要性本身并不能有效保证对此研究的科学性。实际上,正是这些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通过学者及其研究支配了社会科学场域。社会科学学者越来越受社会现象的影响,正基于此,邓正来对中国社会科学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学术趋向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认为这是对西方社会科学分析框架的一种盲目的横向移植,也使社会科学学术独立性的品格受到侵蚀,而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倾向则往往是一种徒劳的努力。[4]当然,邓正来在2000年对学术制度化倾向的批评不太为人所了解,而现有学术管理体制自我感觉良好,恐难以明白这一点。



面对不合理的学术体制,邓正来以学者身份努力捍卫学术自主性,但我认为在此同时更应以学者的公民身份进行理性抗争。公民作为政治概念就是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利并推动社会体制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因此本文在邓正来对《学术规范》批评的基础上作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揭示学术管理体制的非合理性因素。现行的国家教育部的《学术规范》试行稿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继续沿用“文革”时期的行政管理术语但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另一个就是仍然用舆论宣传的思维来指导学术。这两个问题一直不被重视,因此有必要予以揭示并质疑学术体制的合理性问题。



 



一、“哲学社会科学”是“文革”时期的行政管理术语



 



从总体上应该说这个《学术规范》具有相当的学术合理性,在当下学术界是十分必要的,它也是学术界最基本的必须遵守的学术道德。如《学术规范》在第三部分“学术引文规范”第(七)条中规定:“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在第四部分“学术成果规范”?第(九)条中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5]



这些都是在学术研究中必须遵守的。当然,在总体上肯定《学术规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上,我们仍然要对《学术规范》进行更深入的学理讨论,从而使这个试行稿不断修正,最终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认同的“学术宪章”。



除了邓正来揭示的《学术规范》转移了人们对学术体制性原因的盯视以外,我们尚可以以学者身份对《学术规范》作两个问题的学术追问。



第一个问题:教育部这一《学术规范》针对的是“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那么这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说法本身是否具有学术合理性?实际上这一名称在逻辑上尚可讨论。“哲学社会科学”这一表述是典型的“文革”时期的行政管理术语,缺乏应有的学术论证,还停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学科分类的低水平管理层次上。由于这个《学术规范》主要针对的是“高等学校”,因此笔者专门对我国50年代以来的高校文科学报进行了初步的类似知识社会学的调查。结果发现高校学报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说法是1973年才被固定下来的,而那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也正是江青等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的时期。为什么在1973年“批林批孔”的前后大多数高校的学报要突然改为“哲学社会科学”版?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思考。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认为孔子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如冯友兰就一直认为中国哲学史应从孔子开始讲起,而不是从老子开始,中国哲学的权威是在孔子。所以只要把孔子批倒了,那么可以更好地加强对社会与知识分子的控制。1973年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特别重视“哲学”,认为只要哲学思想改造好了,那么就是合格的学者,否则就什么都不是。这种思维很明显不是学术思维,而是政治思维。



在1973年以前,也有部分大学的学报采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法,如《复旦大学学报》从1962年到1964年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版,但这不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其实《复旦学报》在1956年的时候是“人文科学”版,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情况一样,可见在1955年、1956年在高校学术界中对于学报中学科的分类是有共识的。而且当年的《复旦学报》一年只出两期,质量上还是很有学术分量的,如赵景深的论文放在今天也还是有学术性的。[6]只是在跃进跃进再跃进的大跃进运动中复旦大学于1958年将《复旦学报》改版为《复旦》月刊,在1958年第一期的《复旦》月刊“发刊词”中就强调要办好共产主义新大学,多快好省地出研究成果。于是要多出成果,就几乎全成了政治宣传。只过了两年,一个大学的学报就由原来的一年两期的学术性的“人文科学”版改成了政治大跃进风格的一年十二期的“月刊”。而只过了四年,到了1962年又突然将《复旦》月刊改为“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大学学报的这两次改版都没有相应的学术论证,实际上都是外部政治力量的强加。



再如《北京大学学报》,在1955年时创刊,有“人文科学”版。这个“人文科学” 版一直持续了18年,到了1973年突然改为“哲学社会科学” 版。1973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是“哲学社会科学试刊”版,而且是毛主席语录印在学报的内页作为学术的指南。但是为什么原来长期是“人文科学”版,后来突然改成“哲学社会科学”版?这个原因在北大1973年第一期的学报中并没有交代。在当时其实也无需交代,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是一种政治化的术语,将“哲学”置于最前面,表面上是尊重哲学,实际上是对哲学的政治控制,批判孔子的哲学思想是当时高校的一项政治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学术任务。控制了哲学思想,也就是控制了社会时局,这是当时的政治思维方式。《北京大学学报》其实并不是一个特例,许多学报在这一年都由“人文科学”版改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版。



如《南京大学学报》也在1955年创刊,和北大学报是同一年,也是采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分类。如1956年第二期的《南京大学学报》是“自然科学”版,而1956年第三期的《南京大学学报》就是“人文科学”版。中国学术界在50年代的学科分类虽然简单,但却是基于学术界内部的一个基本的学术认识,也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如梁启超早在1923年的一部书中就谈到了自己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类的观念。梁启超说:



“清儒颇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此无论何人所不能否认也。虽然,其精力什九费于考证古典,勉誉之亦只能谓所研究者为人文科学中之一小部分,其去全体之人文科学已甚远。若自然科学之部,则欲勉举一人一书,且觉困难。”[7]



梁启超在20年代就具有了“人文科学”的学科观念,这当然说明其学术视野的宏阔。但是这种学术内部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法在1973年被突然中断了。到了1973年《南京大学学报》也是突然就改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版,而且也是没有任何的学术论证与说明,如1973年第一期的《南京大学学报》中有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方晓的《孔子办学的反动阶级实质》,另一篇是蔡少卿的《洪秀全反孔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很明显,这样的论文是一种政治任务,而高校学报从原来的“人文科学”版变成“哲学社会科学”版,这并不是学术界自身的理论选择,而是外部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结果“人文科学”的概念被学者们淡忘了,而目前的学术界中学者们还不太习惯称呼“人文科学”,我们更多的是说“人文学科”。其实我们最早用的就是“人文科学”一词,只是在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强制性遗忘了,而“哲学社会科学”的说法则被继承下来,并体制化了,成为我们的学术潜思维。“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当头,并不是对“哲学”的尊重,而是对“哲学”的政治控制。像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其政治敏感度很高,在江青还没有发动“批林批孔”的时候,就提前半年左右将大学学报改版了,并以“哲学“当头,以示对政治运动的高度支持,其他高校学报如《辽宁大学学报》、《山西师范大学学报》也在1973年以“哲学社会科学”版命名,不过反应要晚一些,改版略迟了一些,可见当时的高校学报就以揣摩政治风潮为能。这样跟风转的高校学报实在太多,不胜枚举。不过极为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的大部分高校学报还是非理性地使用“哲学社会科学”这一不合理的术语,而且还居然被写进了2004年的国家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中,而且还是专家学者们历时三年修订而成,实在也是够辛苦的了。高校学报在当时是作为思想舆论控制的一个重要阵地来管理的,所以其管理方式就是行政式的,高校学报没有自主的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应该说这种状况在今天的2004年应该有改进了。



从学术逻辑上说,“哲学”与“社会科学”两个概念不能并列,在这里“哲学”是“人文科学”的代名词,但问题是“哲学”何以能够合法地代替整个人文科学?哲学只是人文科学中的一个人文学科。哲学在历史上代替神学而成为文化之王实际是启蒙运动的结果,也是近代社会以来的事情。如美国哲学家罗蒂认为哲学只是知识门类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天然的超越任何学科的神圣地位。“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选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 [8]因此将哲学作为最高的学科门类的做法最容易被政治所利用,从而产生其负面价值。但为什么不用“人文社会科学”而偏偏要使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管理部门一直就是这么非科学性地使用,而且一直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当代学术界内部已产生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差异性认识,意识到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人文科学”更重视个体特殊性,而“社会科学”则更重视群体的模式化特征,这比50年代笼统地将文科都视为“人文科学”的观念要细致得多,但是国内绝大多数高校文科学报还是笼统地称为“哲学社会科学版”,如现在的《北京大学学报》也还是这样按照1973年非正常时期以来的传统惯性继续使用着。但也有一些高校如武汉大学的文科学报就分为“人文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这应该视为一种学科分类合理化的一个进步。但是作为学术管理部门对于学界内部的学术发展置若罔闻,如还在沿用“哲社规划办”之类的非牛非马的不合理称谓。中国的学术是发展了,但中国的学术体制还是年年姐姐十八岁,因而也就缺乏学术合理性,也难以得到学术共同体基本的学术认同。



 



二、“民族精神”根本不适用于学术研究领域



 



第二个问题:《学术规范》第二部分“基本规范”中列出四条应遵守的基本学术规范,其中第四条最后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积极“弘扬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9]



这三个精神中的“民族精神”是否经得起学术论证?这则所谓的基本学术规范实际上表现出对中国学术传统的罕见的冷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然要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无须讨论,但是否一定要弘扬民族精神,却也可以有很大的讨论余地,否则就会有学者借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精神”为狭隘民族主义张目。如果说中国文化要有民族精神,我们不反对;但如果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必得有民族精神,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学术层面提出质疑并进行历史的理性的分析。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更需要学者的世界公民意识,而不是狭隘的民族精神之类的民族意识。遗憾的是目前教育部制定的《学术规范》并没有将现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察,也没有交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总体发生学意义上的西方外来性质,因而其学术视野还是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当然更没有深入探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的历史境遇。因而在制定《学术规范》时其学术视野还是有很大的局限。勤劳吃苦的民族精神我们当然要弘扬,但是对于学界来说,学术意义上的传统民族精神可供我们继承的资源却很少。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中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五四”时期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就说明我们民族精神中缺少这两种精神。更进一步说,我们既缺乏科学精神,而且我们更多的不完全是人文精神,而是文人精神,这种文人精神的表现就是片面强调审美精神。传统文艺中的民族审美精神当然要弘扬,如我们要珍惜唐诗宋词,但是研究传统文艺的学术意义上的文人式民族精神却不必弘扬,如评点式的研究很难说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而更多是文人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学者的思维方式。所以前面梁启超感叹说,要在有清一代举出自然科学的著作来,便觉十分困难,而人文学术的著作虽然众多但离真正的“人文科学”却十分遥远。《学术规范》制定者实际上将学科研究对象与学科本身混为一谈。如文化本身与作为学术的文化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文化要有民族精神,这无可厚非,但以国家教育部的名义规定说作为学术的文化研究也要有民族精神,而且要“弘扬”,这就要谨慎地认真分析了。



文人精神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传统民族精神,现在仍然有许多学者理不直而气壮地还是以文人自居,明明是学者却整天以文人自许,而这种学术传统中文人式的民族精神恰恰是学术研究中要克服的而不是要弘扬的。[10]而《学术规范》无视中国知识分子的潜在思维缺陷,弘扬所谓不知所云的“民族精神”,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一个误区。在传统中国,文人太多而学者太少,在古人的心目中,“文人学士”这一固定说法中“文人”始终在“学士”的前面。[11]其实就是学术,在传统民族精神中,也往往是只守门派而不知有学术。我称之为“缺乏合作与沟通精神的文人自我中心狭隘症”。如顾颉刚在反思章太炎过于拘守传统门派局限的基础上,强调自己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这就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一个基本区别。[12]在强调学术创新的现代学术中,学者文人化的民族精神反而会走向学术的反面,表面上很有民族精神,实际上离真正的科学精神越来越远。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追求真理的知识活动,它首先就是超越民族利益的,当然也是超越汉族的民族精神的。《学术规范》制定者没有注意到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中国本土传统的“民族精神”是矛盾的,也没有意识到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基本差异,将两者并列会产生学术误导,使一些学者以“民族精神”夜郎自大。



在制定《学术规范》时,教育部的专家对“民族精神”一词没有进行严格的论证与界定,而是出于一贯宣传式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想当然地认为“民族精神”一直就是一个动听而永远正确的政治文化术语,于是想当然地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要有“民族精神”,但是我们能继承什么样的学术意义上的“民族精神”?要弘扬“民族精神”,就是把“民族精神”当作一个传统来继承,但是我们传统中的民族精神却是没有科学精神传统的,偶尔出现两三个求真精神的学者,但并不形成传统,叫人如何继承?而《学术规范》虽然以教育部的名义来实施“民族精神”,但就是经不起学术论证。也就是说“民族精神”可以用在其他领域如文化部组织的文艺演出从而体现其巨大的号召力与民族凝聚力,但就是不能用在学术领域。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武断,但是却不得不如此说。因为学术研究不是群众运动,不需要用“民族精神”来号召,更何况这个学术意义上的“民族精神”是如此的名不符实。这个样子的学术传统中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弘扬也罢。假如在当代我们能够创造出科学与人文双重意义上的新民族精神并形成一个传统,这才是我们要继承的,正如我们可以继承“五四”新文化的民主与科学的新传统,但就是不能继承学术上一直延续的传统的文人传统。



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认为不能再沿袭传统的像1973年那样不经学术论证就在学术界进行推广的违反学术自身规律的做法,因此我个人建议教育部的这个《学术规范》应作进一步的修订,建议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改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并建议取消“民族精神”的提法,保留“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以免对学者的民族意识产生不必要的误导。



以上我们以学者的身份对《学术规范》作两点质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公民行为,即学者不再只是以学者的身份说话,而是学者以公民身份说话在学术领域对于当下学术体制的批判与建设意义,也就是说学者的公民意识所具有的学术建设意义。



现在讨论学术规范应该说是开始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从学界自我启蒙认识到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实际上不只是形式规范,而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是学术共同体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过渡到以下这个问题:学术共同体如何与现有的学术管理体制形成良性互动并促使现有不合理的学术管理体制进行逐步改革。对现有的学术管理体制恐怕没有一个学者会表示满意,我们在高校中整天听到的就是对学术体制的批评与抱怨。任东来说我们现在是计划经济下的学术体制,[13]我认为其实是强制性学术体制。这种学术强制性必须用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合乎程序的理性抗争来解决。像以前我们的学者写文章只是进行道义上的抽象谴责是远远不够的,也是苍白无力的。因此我个人一直以为学术规范讨论到最后阶段就是树立起学者的公民意识,也就是学术政治意识。中国的学者一听到“政治”两字就有历史恐怖遗留症,总想离政治远一点,洁身自好,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学术传统不够强大的原因。



我强调说国内学术规范讨论的最高阶段就是树立起学术政治意识,这并不是要努力迎合政治运动,而是要以公民身份质疑各种形式的政治行为在学术领域中的异地统治。而现在我认为国内的学术规范的讨论离这个阶段还有一定距离,我们还主要停留在学者的学术道德呼吁层面。其实只具有学者的科学意识并不能改变现有的学术生态问题,只有当学者不再只是以学者身份说话,而是以公民身份说话的时候,不合理的学术体制才会逐渐改革。当学者以公民身份对不合理的学术体制提出这是违宪行为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学者的学术政治意识,也就是学者的公民意识。对现行学术体制的进一步质疑也正是基于这一学者的公民意识。



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与文学家歌德已经具有了学者的公民意识,当时康德在学术问题上也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有理性的抗争。那么在300年以后的中国才开始具有学者的公民意识,这虽然晚了一些,但却将具有学术上的历史意义。教育部《学术规范》的出台还是为我们进一步反思学术体制对学术的引导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目前的《学术规范》只是一个试行稿,教育部这次特别地谦虚谨慎愿意以低姿态接受学者的质疑,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学术管理体制终于也开始认真倾听学者的声音,这无论如何是一个进步,学术体制不再那么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我们虽然质疑当前学术体制的合理性,但中国学术的发展需要我们以理性与真诚去共同面对共同探讨。我们也乐于看到教育部在广泛倾听学者批评建议的基础上继续修订《学术规范》,使其成为学术共同体真正认同的“学术宪章”。
  
[1] 索阿娣《“学术宪章”:学术规范的非法律把脉——访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
[2] 邓正来《学术规范必须根植于学术界自身》,《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9月17日,第3版
[3] 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页,第41页
[4] 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9页
[5]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5460&type=1006,“学术批评网”,2004年10月6日
[6] 赵景深《明代青阳腔剧本的新发现》,《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
[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
[8] (美)理查德•罗蒂著,黄勇编译,《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9]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5460&type=1006 ,“学术批评网”,2004年10月6日
[10] 宣炳善《当代人文学者文人化倾向之批判》,《学术界》,2002年第3期
[11] 吴昌炽《客窗闲话》,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文中说:“历溯古来帝王卿相及文人学士,为野人妇孺所知名者,能有几人?意生前赫赫,死后冥冥,如恒河沙数。”
[12]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13] 任东来《学术注释规范与国家权力——再与周祥森先生讨论》,《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

baike发表于2005/2/1 1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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