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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富勒的法伦理学》——《乔治敦法伦理学杂志》阅读笔记(四)

《重新发现富勒的法伦理学》——《乔治敦法伦理学杂志》阅读笔记(四)


邹立


Article: Rediscovering Fuller’s legal Ethics, by David Luban, in Geoegetown Journal of Legal Ethics,Summer,1998,p.801.



富勒可以说是美国法理学领域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他的思想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后世的学人所忽视了。David Luban的“Rediscovering Fuller’s legal Ethics”就试图从法伦理学的角度对富勒进行重新的认识,并由此唤起人们对富勒的重新关注。采取法伦理学这一角度应该说并不是一种崭新的尝试,但Luban分析的特点在我看来主要是他并没有简单地从富勒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一般论述着眼,而是从富勒将其基本观点应用于司法中的律师实务工作的分析为主线来展开论述。这种角度虽然未必是解读富勒思想的最佳进路,但却算得上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因为,从富勒的一系列文章(the Joint Conference Report,The Adversary System,The Phylosophy of Codes of Ethics,etc)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一主题的持续关注。Luban也正是将他的这些文章综合起来在本文中给以了总体性的考量。


关于富勒我们最为熟悉的莫过于他的反实证主义的理论取向,尤其是他与哈特关于战后德国战犯的审判的一系列论战。其实富勒的兴趣却远不止于此。富勒也对法庭辩论以及辩护制度和在一个适宜的社会秩序中辩护的作用有浓厚的兴趣。富勒尤其关注律师的实际工作,Luban认为他的有关社会秩序的观点就产生于此,不完全清楚的是是否他的反实证主义也导源于他的有关律师工作的观念。Luban在本文中将主要述及富勒思想的这一反实证主义的主线能否与他对辩护制度的维护相协调。


富勒生逢其时,一方面现实主义法学派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新分析法学来势汹涌,而其一定意义上的后继者(主要指德沃金)又声名显赫。作者认为,在富勒的哲学由法律实践紧密地产生的意义上,他是唯一一个成功地将抽象和具体织结在一起的哲学家。但是他的理论在法律学者和学生当中却被忽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他对法律实证主义的猛烈攻击。在The Law In Quest of Itself”中,富勒强调实证主义与集权下的强制的联姻,这适用于哈特的非强制理论则无甚攻击力。富勒对实证主义的第二个攻击则有力得多。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论证表明依赖于超自然的实体和形而上的假定的是实证主义者而非自然法学家,这一点可以毫不困难地适用于哈特的理论。Luban认为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最具说服力的批判。


二是由语言哲学派所引领的以牛津为中心的革命必然将所谓的“传统哲学”清除出哲学的主要阵地。这一新方法所带来的哲学解放致使富勒根本没有机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于每一个自视极高的语言哲学家来说,在哈特的著作问世之后,富勒不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了。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角度进行的很多对富勒的批判。对于富勒的一个虽微小但却重要的批判是富勒的修辞是错误的,例如,他在某些场合使用“intelligent”来代替“rational”。更致命的是富勒确信“应当”与“是”不能被分开,在他所处的时代,语言哲学家确信伦理学存在于对所谓的“道德语言逻辑”的分析,而这实在是与其他语言的逻辑不同的逻辑。在语言哲学派已经过时的今天或许我们可以对富勒重新予以认真地解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部分原因可能是德沃金已经批上了富勒所曾经批过的反实证主义的外衣。然而,使人惊奇的是今天看起来德沃金的论点是多么地富勒化。”The Law In Quest of Itself”清楚地预见了德沃金《法律的帝国》中一系列著名的新奇隐喻。为表明在人类事物中是与应当难以分开,富勒以一个人试图重述曾经听过的一个笑话为类比来进行说明。类似于富勒,德沃金也认为在是与应当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并且,像富勒一样,德沃金强调为了继续故事我们必须重组它的各要点。我并不是否认德沃金的法理学比富勒的更精练,而是说,他们二人的兴趣点有所不同,如不同于德沃金,富勒对律师实际所做的工作有浓厚兴趣,而这一点正是本文的主题。


三,德沃金与富勒之间的一个实质上的不同——实际上,不仅德沃金,而且60年代以后法律理论主要的时代精神——可能也有助于解释富勒的淡出。首先是司法理论的区别,富勒将私法看作公法的模型,看作争端的解决而非结构的改造。而公法法官对程序的重组将富勒认为不适宜司法解决的多中心的争端也包括了进来。其次,富勒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私法学者,而其他学者即便开始时从事私法研究工作最后都转向了公法。富勒的思想如此坚定地反对当代学者的公法气质,若他被认真对待才叫奇怪呢。


四,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对于富勒著作的政治反响。富勒对官僚改革保持怀疑,并赞同埃德蒙·伯克对社会的基本制度给予的更多信赖。他还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给予了急促的也是愚蠢的拥护。政治的进步的确可以发现富勒的作品是不合时宜的。


然而,对于富勒的忽视是不公平的。他对今天所谓的“法律中心主义”的怀疑即可与进步的政治观点也可与保守的政治观点完全相容。无论如何,世界上大部分的政治话语最近已经转而强调市民社会,也就是富勒以同情的心态和敏锐感加以分析的那类亚国家制度。研究富勒对于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大有助益。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Luban对于富勒的法伦理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首先对富勒作为一个法伦理学家加以总体的评价。富勒在这个领域影响广泛,在50年代期间,他还担任过一个法伦理学委员会的副主席。“Model Code”的结构安排深受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对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的区分的启发。从以下观点中我们可以见到法伦理学的分析是多么地富勒化。如应该有关注法律代表的内容的外在道德,也许也应该有关注诸如律师的忠诚这类论题的外在道德。这一分析更有趣的部分是发现法律职业的内在道德的努力,它是使得法律实践成为可能的道德,确切地说是职业伦理,由职业美德和职业义务构成等。然后Luban从以下六个方面对富勒的法伦理学展开分析: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律师的工作、辩护制度、偏见:人类本性的一个法则、作为哲学王的法律人以及辩护的局限。一是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以富勒对职业义务的分析为例。富勒认为职业义务不应由独立于时间、空间和环境的伦理标准来判断,也不应仅仅由职业的内在立场/观点来判断。相反,判断它们经常包含目的与手段间的相互调整。某些职业目的可能看起来具有道德上的吸引力直到我们发现实现它们的手段是多么的昂贵或可憎,而某些职业义务可能看起来是不合理的直到我们意识到放弃它们会对有价值的制度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富勒对“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相互调整”的强调可以在罗尔斯的理论中找到对应的观点。罗尔斯让我们调整我们的原则和我们所看重的道德直到它们彼此达到平衡。富勒告诉我们调整我们的目的和手段直到它们都成为道德上可接受的。富勒的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可能代表了道德考虑的一个可能方法。二是律师的工作。富勒将讨论律师做什么转换为讨论法律做什么。这是富勒法理学的一个特征,这一观点反复强调任何法律哲学的实践观点都在于它对于律师的工作暗示了什么。富勒通过主张如果法律是X,而律师的工作是Y,这时Y将随后被看作既不现实也不可欲。三是辩护制度。辩护系统有自己的缺点,这得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妒羡的辩护人有时能够胡乱地赢得一个胜算很小的案子。四是作为人类本性的一个法则的偏见。对于富勒来说,司法的区别性特征在于它为当事方提供了参与决定的特殊方式,即提出有利于己证据和理性的论辩。破坏这一参与的任何东西都破坏了司法本身的完整性。Luban认为富勒将证据和理智的辩论与以利益为基础的劝说相等同。像柏拉图一样,富勒相信人类状况处于意见与偏见的洞穴中。但不像柏拉图,富勒怀疑辩证法、哲学或者诚实的意图能够把我们带到阳光下。严格审问的法官确实致力于达致对事实的认识,但人类的心理却起到了阻碍的作用。五、作为哲学王的法律人。富勒认为由辩护制度所培养出来的这种具竞争性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被诱使去做调查事实与组织论点这样一项艰难的工作——富勒坚持认为这是一项为了公益的工作。律师将为他的当事人辩护,但是却与他当事人的动机/目标保持远离。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成为一个哲学王。Luban认为,即使律师将公共利益放在心中,富勒也错解了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律师不能既为当事人又为公共利益服务会怎样,因为,当事人想要的并不是公共利益。六、辩护的局限。富勒告诉我们一旦我们理解了由辩护制度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必须对偏见设定何种原则性限制就很清楚了。当热心于他的当事人的事业能够促成一个明智的、有见识的案件决定时,辩护人的任务就发挥很出色。Luban认为,富勒所设想的并不是普通法律师所理解并实践的辩护制度。富勒说他是在捍卫辩护体系,但归根结底,他所真正确信的只是律师是“社会结构的建构者”。在富勒的眼中,辩护人是推动当事方朝向和平解决进程中的一个“有偏袒的合作者”。但是利益并不总能被调和;并且,当它们不能被调和时,就不会有“有偏袒的合作者”。


Luban是以法伦理学这一主线将富勒的一些著作和论文整合起来讨论,由此形成的文章也难免有庞杂之嫌。作者并未对他最初提出的问题给出明确的结论性解答,但他的分析意图显然倾向于富勒的反实证主义取向并不与他对律师实务的关注相矛盾。富勒对法律实践的观点阐述中仍然体现了他的一些基本理论立场。他对辩护人、辩护制度等的认识在我看来仍然包含了很多理想化的成分。如他认为实体自然法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保持人类交往渠道的畅通,这也决定了他对律师及其作用的定位(“社会结构的建构者” 、“有偏袒的合作者”等)。这可能也与Luban在文中所提到的富勒自始至终是一位私法学者有很大的关系。



立君发表于2005/2/24 15: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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