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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法律评论》阅读笔记(三)——书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哈佛法律评论》阅读笔记(三)

张翠梅

Harvard Law Review

107 Harv. L. Rev. 1765

BOOK REVIEW: POLITICAL LIBERALISM
POLITICAL LIBERALISM. By John Rawls
Reviewed by Michael J. Sandel

  很多学者对《政治自由主义》作过书评,对其褒贬不一,讨论十分热烈,至今经久不衰。当时有诺奇克等自由意志论者从自由主义内部对其质疑,也有麦金太尔等被称为共同体主义者对其评判,当然,哈贝马斯比较温和但不乏犀利的评说也非常著名。桑德尔——同时期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也对其作了回应,并被画上共同体主义者之一的标签。桑德尔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这篇书评集中阐述了他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分析和疑问,因对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评介政治自由主义思想颇有帮助,所以本文的阐述也不乏详尽。
  桑德尔在书评中针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建构中提出的三个基本理念:权利优先于善、重叠共识、公共理性一一质疑。政治自由主义以权利优先与康德的人的理念分离来构设自己的理论,怎样才能使这种构设具有说服力呢?桑德尔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只是把权利优先从人的本质的争辩中解救出来了,但却以其在其他方面倍受攻击为代价。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激发了三个争论,这也是其意义的一个衡量尺度。其一,功利主义和源于权利的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即正义应当在边沁和密尔主张的功利中,还是象康德和罗尔斯所主张的尊重个人权利,要求一个独立于功利的正义呢?其二,罗尔斯的研究还在源于权利的自由主义内部引发争论,假如一个的个人权利那么重要,那么它们是哪些权利?像诺奇克和哈耶克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应当尊重基本的民事自由和政治自由以及市场经济所赋予的我们对劳动成果的权利,所以向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的再分配政策就侵犯了我们的权利。像罗尔斯这样的平等自由主义者则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没有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需求的满足,我们就不能有意义地实施我们的民事和政治自由,政府因此应该保证每一个人,作为一个权利事项,拥有教育、收入、住房、医疗保险及类似的财物的一个适当的水平。自由意志论和平等主义的争论大致与美国政治中的争论相符,与新经济政策之后,市场经济的维护者和福利国家的倡导者之间的争论相似。其三,关注的是自由意志论和平等自由主义共享的一个假定,这就是政府应当在善的生活的正义性理念中保持中立的思想。尽管自由主义者对我们拥有什么权利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述,但他们都赞同使我们权利具体化的正义原则不应当把它们的正当化建立在任何特定的善的生活的理念上。构成康德、罗尔斯等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核心的这种思想在权利优先于善的主张中被概括。
  文章第一部分从对权利优先于善的质疑开始。权利在两个方面优先于善:首先,一定的个人权利胜过对通常的善的考虑;第二,使我们的权利具体化的正义原则的正当化并不依赖于善的生活的任何特定的理念。正是第二个方面推进了当时对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争论。当时,麦金太尔、泰勒、沃尔兹和桑德尔对自由主义的质疑都被描述成共同体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但是桑德尔认为共同体主义的用词是误导性的,因为它暗示着权利应当依赖于任何给定时间内任何给定团体的价值或偏好,但质疑者并不是这样认为,他们只是在权利是否能够在没有任何特定的善的理念的前提假设下被认同和正当化问题上和自由主义者存在分歧。他们认为权利不能独立于善。作为一个哲学事物,对正义的理解不能当然地与我们对善的生活的本质和最高的人的目的的理解相分离。因为对正义和权利的思考发生在文化和传统之中,而在这些文化和传统中同样找到了对善的思考。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将权利优先与一个唯意志论者或者一个广义上的康德主义者的人的理念相联系。这样,我们不能像功利主义者假定的那样把人简单地定义为欲求的总和,也不能像亚理士多德认为的人是在实现自然给予的一定目的中圆满的生物,人是自由的独立的自我,不受假定的道德束缚,能为自己选择自己的目的。这才是在国家中立框架理想下的人的理念。在正义论中,自我优先于目的支撑了权利优先于善,但是桑德尔认为我们在道德和政治实践中的很多重要方面,如协作义务、宗教义务等是不能说我们是自由独立自我,不受没有选择的道德束缚就可以免除并解释的。
  罗尔斯将其自由主义与康德人的理念相分离,以为权利优先于善的理念作辩护。罗尔斯认为权利优先于善没有事先假定任何特定的人的理念,甚至不是他自己在正义论第三部分所提出的人的理念。桑德尔在第二部分首先就政治自由主义与完备性自由主义作一比较。罗尔斯所主张的是政治层面上的自由主义,以区别于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他所提出的权利优先于善不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政治应用,而是对现代民主社会对善存在典型分歧这一熟知事实的实践性回应。罗尔斯认为寻求尊重分歧的基础上保持中立的正义原则的一致更为合理。完备性自由主义(comprehensive liberalism,参见万俊人的中文版本译法),包括康德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及的,是以道德理想的名义,如自治、自我信赖确认自由的政治秩序。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通过政治上的哲学概念修正了其观点,从而拒绝介入完备性原则中的道德和宗教的争论,转而寻求“重叠共识”的支持,这就意味着不同的人能够被说服去赞成自由政治框架。因为政治自由主义的正当化并不依赖于任何一个道德或宗教的概念,所以它是作为一个“开放的”观点提出,它是“将包容原则应用于哲学自身”。尽管政治自由主义放弃了对康德的人的观念的依赖,但并不是没有一点人格理念。正如罗尔斯所说,对于原初状态,假想的社会契约的思想,某个这样的观念就很必要。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看待正义的方式应该去问是什么原则使自己被集中于一个原初状态,在其中,每个人被暂时地忽略种族、阶级、宗教、性别等附属,为了使这种看待正义的方式保有意义,原初状态的设计必须反映一些关于我们实际是,或在公平社会里将是的人的类别。使原初状态的设计正当化的一种方式是诉诸罗尔斯在正义论第三部分提出的康德的人格观念,因为原初状态能够作为一个道德人格和来自于他的“基本偏好”的表述而被正当化,但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去放弃了对康德人格理念的依赖,那么桑德尔教授追问,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对正义的考虑不涉及目的?为什么政治自由主义的构设一定要我们搁置我们的道德或宗教信仰,搁置我们的善的生活的理念?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管理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建立在我们对人的最高目的的最好的理解上?
  这种自由的独立的人格被罗尔斯称为政治上的人格观念,即市民应该把自己看作“没有被任何特定的人的最终目的观念所确认的独立的”,我们的政治身份不受随时间变化的善的观念的影响,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目的和附属(attachment,此处万俊人中文译本译为“情感”,我个人认为此处应指身份、性别、种族等,译为“情感”似乎上下文牵强)非常不同于政治观念所假定的方式,在后者,人们可能发现自己被忠诚和约束所主张。政治的人格观念使我们是“正当主张的自证之源”,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按原初状态要求的那样抽离目的理解正义。但是这引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首先应当采用政治上的人格观念的角度?我们的政治身份为什么不应当表达为我们在私人生活中确认的道德、宗教和公有的信念?为什么我们的市民身份要和广泛意义上的道德身份相分离?在思考正义时,我们为什么应当放弃引导生活其余部分的道德判断?罗尔斯的答案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道德、宗教的多元性决定了人的身份的二元性。罗尔斯强调使宪政政体变得可能的政治合作品质,如包容、理性、公平等的重要。当这种品质在社会中传播广泛并给政治正义观念以给养,它们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公共的善。
   桑德尔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对政治自由主义作了评价。桑德尔认为罗尔斯所主张的被作为政治正义概念看待的自由主义对三个异议是开放的。
   首先,虽然对于罗尔斯的主张而言,政治价值很重要,但把它们化为一个范畴或者为政治目的,把完备性道德、宗教原则搁置并不总是合理的。桑德尔以宗教、政治对妇女是否有权选择堕胎的评判和态度,指出对此政治中立是不恰当的,而应参与相关的完备性道德和宗教原则。自由主义常因参与则破坏了权利优先于善而对其抵制,但是堕胎权的争论表明这种优先是不成立的。尊重一个妇女是否有选择堕胎的权力取决于对发育初期的胎儿流产和谋杀一个孩子的道德判断的差异。另一个案例是1858年提出的林肯和道格拉斯对是否废除奴隶制度的争论,道格拉斯认为国家对此应保持中立,但林肯认为中立是以认为其对为前提,不能说起有权利做错事所以听之任之。今天的政治自由主义一定会以奴隶制破坏了人权为由反对道格拉斯,问题是能否使这种主张和自己反对对完备性道德、宗教的诉求一致呢?他者可基于康德的目的论或宗教原因等提出反对,但政治自由主义很难没有前提假设的情况下反对奴隶制。这说明涉及重大道德问题时,权利优先于善很难被支持。
  其次,虽然现代民主社会中人们拥有各种冲突的道德、宗教观点,但不能不加论证地认为这种多元化是理性的(reasonable,采用万俊人中文译本译法),并应用于正义问题。但是正义同样存在着多元不一致,那么关于正义的“一个理性多元化事实”指向的是哪个正义呢?罗尔斯和诺奇克的争论就反映了对什么是分配正义的正确原则的不一致。正义和道德、宗教的理性多元化事实的同时存在再次说明了权利和善的不对称是不成立的。罗尔斯可能会以存在分配正义多元化的事实,但没有合理多元化的事实来回应,但这就会使政治自由主义放弃包容精神。
  第三,根据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理性的理想,市民不可以以自己的道德、宗教理想来正当地讨论基本的政治和宪法问题。但这种严格的限制将使其观点出现缺陷。因为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的政治论述是否满足公共理性的要求,以适当地剪裁自己的道德、宗教信念?而且,如果按此理想,在类似堕胎权的争论中,就不能把胚胎是一个人并因此堕胎是谋杀的论证应用于开放性政治争论中以说服他们的市民,也不能在这种道德或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投票同意法律限制堕胎。自由公共理性的严格限制使其付出道德代价和政治代价,尤其是后者,在政治观点缺乏道德合理性时,社会公共生活中就会出现不安和不快,这种道德缺乏还会为不包容、琐碎和其他误导性道德主义打开门路。如果自由主义公共理性过于限制,就要问是否有可以放弃政治自由主义倡导的更广阔的公共理性呢?桑德尔提到了市民间的互相尊重,尤其是积极意义上的参与,有时是质疑,有时是倾听,甚至是欣赏他人的道德和宗教信念。这可能更适合多元社会。一定程度上,我们的道德、宗教的分歧反映了人类善的最终多元,它使我们能更好地欣赏不同生活表达的不同的善。

  通过对桑德尔教授这篇书评的解读以及解读过程中对《政治自由主义》和其他书评的研读,本文作者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对这样涉及很多理论背景和理论构设的政治哲学的书目,作者目前很难做出更精彩的回应,在研读过程中,也出现过同桑德尔教授类似的质疑,却很难想象罗尔斯教授可能作的回应。颇为有趣的是,哈贝马斯对同一本书的书评却显得完全不同。他引证了康德的自律原则,指出罗尔斯所作的主体间阐释,并主要对原初状态的设计、对合法性等同于接受性问题的异议及对私人自律和公共自律的辩证关系的阐述做出分析。虽然哈贝马斯认识到罗尔斯在哲学立场的妥协和知识论上的失败,但他还是认为罗尔斯的论述富于成果。正是因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建构理论精深、意义深远,学者们才会对其观点出现较大分歧。我们无法,也无须辨别孰是孰非,正如法律思想史上各位大家所作的,只能从别人在严格的意义限定之下建构的理论中汲取自己的养分并贡献自己的火花,期许同时对他人有所启发,这恐怕就是学者的本分,知识的发展吧。不管怎样,政治自由主义的建构至少在政治哲学中始终是理论关注的焦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张翠梅发表于2005/3/6 17: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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