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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理学杂志》:《理性、自由、法治:它们在自然法传统中的重要性》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
2001
46 Am. J. Juris.
Robert P. George
ARTICLE: REASON, FREEDOM, AND THE RULE OF LAW: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NATURAL LAW TRADITION(理性、自由和法治:它们在自然法传统中的重要性)

  作者认为,关于法律的思想和法治的理想是自然法传统中关于公共(或政治)秩序思想的核心内容。从圣托马斯·阿奎那时期,这一点就已显露。在我们这个时代,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经有力地重申了作为实现基本政治正义的必要条件的法治的地位。自然法传统声称正义本身需要人们在符合诸正当原则的条件下被统治。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自然法理论家和其他法律哲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法治的意义、内容和道德重要性。作者认为,随着极权主义统治空前的兴盛和衰落,对于自然法这个古老问题的兴趣的复兴已经涉及到了上述所有问题。作为摧毁纳粹的结果,不同信仰的法律哲学家通过提出类似纳粹政权是否在任何意义上构成了一个法律体系这样的问题检验他们的法律理论。随着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崩溃,法律学者及其他人正在急切地理解法律程序和制度在建立和维续正当的民主政体方面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已经强调了法治的道德重要性。
  作者认为法律哲学在二十世纪的一项重要成就是朗·富勒对法治内容的阐释。通过将法律界定为“使人们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富勒提出了法制(原词为legality)的八项基本要素。作者认为注意到法治存在程度问题显示了富勒的老练。法制的基本要素在不同程度上被实际的法律具备着。
  富勒的批评也凸现了他在阐释法治内容方面的成就。富勒的下述论断引起了争议,他认为,法制的要素虽然本身是程序性的,但是却构成了他称之为的一种“法律的内在道德”。而且,他明确提出了他对于法治的阐释作为对他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挑战。他指出,一旦我们认识到法律具有如上所述的内在道德,构成实证主义者理解法律、法律义务和法律制度的实践功能的核心的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性分离就不能成立了,换言之,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不能分离。他的这些主张引发了一些人的尖锐批评,这其中就包括哈特。哈特认为富勒使用了语义上的伎俩,他指出,根本不存在什么理由能够支持将富勒提出的法制的八项要素视为任何一种道德。正如富勒自己似乎承认的,不公正的法律能够如同公正的法律一样具有充足的法制的程序性要素。但是,一旦如此,这就比仅仅有目的地宣称这些要素构成一项法律的内在道德更糟。不过作者认为,富勒的批评已经注意到甚至大部分邪恶的统治者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也会严格遵循法律程序,然而甚至最严格地遵守法制的形式也不能保证他们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律能够达致实质公正或最低限度的正当。作为对哈特和其他人批评的回应,富勒指出历史纪录表明像纳粹政权那样完全邪恶的政权一贯不遵守法制的形式原则。实际上,只要符合他们的目的,他们就毫无顾忌地背弃法律。因此,富勒提出“忠实遵守法治与冷漠残酷地对待公正和人类幸福并存的政权的重要例子”来反驳哈特。作者指出,重要的是要看到富勒的主张并非意指尊重法治要素的政权就决不会有不正义之举(甚至是严重的不正义)。他委婉但绝非轻描淡写地表明,那些遵守法治的政权,只要他们坚守法治就不会也不能堕落成纳粹那样的极端邪恶的政权。
当然,对于富勒的批评仍存在异议者。作者自己尊敬的老师——约瑟夫·拉兹即提出一些更为激进的观点反驳富勒关于法制的要素构成一种内在道德的主张。拉兹认为法治纯粹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而非道德或善的任何一种。他将法治类比为一把锋利的刀——一种有效用的工具,并具有非道德意义上的“善”,但在道德性的善或恶上具有同样的作用。的确,拉兹认为,只要法律程序的制度和维续提高政府的效率,它们就会增加邪恶统治者从事恶行的潜力。富勒的论述也赢得了一些意见改变者。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麦考密克。他曾经赞同拉兹的观点,认为法治的要素“原则上既被那些运用法律行不义之事的人们遵守也被那些使其法律尽可能达致正义的人们遵守。”最终,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赞同富勒的主张,即法治的要素构成了一项内在道德。
  普遍的观点认为,人们应被以一种具有形式公正的理性和可预见的方式对待,这一方式为公民的行为设定标准,并且官员根据这一标准判断服从或不服从,而不是在每件事上都为官员留下自由裁量和潜在的进行专断决定的权力。这就是我们意指的法治的含义。法治被遵守的地方,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将他们作为值得尊重的理性存在(原词为agent)对待的政府。法治为行为和判决都提供了公正的标准,这是一种真正而独立的价值。麦考密克的修正的观点即法治的要素并非仅具有工具价值而是具有独立的价值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认为尽管法治的要素本身是程序性的,但尊重法治的要素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问题。相反,统治者或官员有道德理由并且这些理由使他们具有道德义务尊重法治的要素。同时作者也承认,尊重法治并不能详尽阐释统治者或官员对受他们统治的公民负有的道德义务,也不能保证法律的实质是公正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种族隔离和奴隶制曾与法治并存的事实,这也使得实证主义者的反对并非没有证据。针对尊重法治与严重实质不公正的存在不相容的主张,作者认为,一个不公正的政体坚持遵守法制的程序性要素,就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统治者行不义之事的自由。如果统治者的意志受到一定的限制,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遵守法治的要素,那些邪恶统治者治下的不公正行为的潜在受害者就能因此受益。
  自然法传统中的哲学家从柏拉图到约翰·菲尼斯都曾警告法治享有权威的地方,邪恶统治者会发现遵守宪法程序和其它法律形式能够成为维护或提高其政治权力的手段。柏拉图本人并不怀疑坚守这些程序和形式可能会确保实质正义。然而,柏拉图注意到除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邪恶统治者会遵守法治的原则外,那些正当的统治者也总是有理由遵守这些原则,因为程序公正本身即是实质正义的一项要素,它是人际关系中,尤其是在治者和被治者的关系中始终需要的要素。法治被遵守的地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能够获得一定的互利。作者认为,这种互利有助于其它目标的实现,如维续社会秩序的各种要素,包括公共服务管理的效率、政治的稳定等等的实现。作者认为柏拉图的观点毫无疑问是道德哲学的,它建基于人的尊严之上,这种互利绝非仅仅只是达致其他目的的手段。严格地说,如果可能,人的尊严就应该被保护并被发展,并且它不应该为了实现其他重要的利益而被轻易牺牲。
  作者认为事实上,关于人的尊严的所有哲学解释都在强调人的理性的道德重要性。虽然大多数人都反对虐待动物,但他们不会认为应该遵照法治的要素来管理动物,因为这样做并不适于动物,相反,人就能被法律规则统治。人确如麦考密克所言:“作为一种理性存在值得被尊重。”但是如果这是真的,作者认为就需要考虑统治为什么以及如何遵从法治的要素带着一定的尊重对待作为理性存在的人。人的理性是什么(这一理性具有尊严,当人被统治者以农民对待家禽的方式对待时其尊严就被侵犯)?如今,一提及人的理性,人们总是将其理解为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的“理论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作者认为,仅仅具有理论理性的存在不能被法律统治,无论如何,仅具有理论理性的存在并不比计算机更值得被法律统治。这类存在不能实践理性并做出道德选择。他们的行为最终只能由外在或内在的强制引发。由于只能理解工具理性并只能在此基础上行动,他们完全缺乏自由和尊严。
  作者认为,使人类具有显示在法治原则中的受到尊重的理性并非是这样一种理性,即它能够使人解决数学问题或者理解人的神经系统或者发展医疗方法或者调查宇宙的结构以及者上帝的存在和性质。作者认为,这种理性能够使我们对待解决的数学问题、对待理解的神经系统、对待治的疾病、对被人类爱戴的上帝做出判断。而且,它意味着一种在选择和行为的充足合理的可能性与虽然具有理性基础、但缺乏理性需要的可能性之间做出区分的能力。
  总之,作者认为使理性存在受到尊重(其中一种形式即其被统治在法治之下)的尊严源于作为实践性智识性存在的人的本性,也就是说,作为存在的人的本性不能仅仅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被理解和实现。在人具有的在诸理性基础上理解和行动的能力与自由选择的能力之间存在一种互相需要的关系,自由选择的能力即人们在源于基本的人类需要(不只是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各种可能之间深思熟虑并做出选择的能力。自由选择仅仅存在于人们意识到诸理性并能在其基础上行动的范围内,反之亦然。如果人类掌握理性和自由,那么他们所享有的即是一种精神性的权力(spiritual powers),这甚至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与神分享的权力。作者认为,人的这种权力与上帝有关,这在作者看来就是圣经昭示的中心意义和重要性,即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这一昭示以一种神学的术语表达了作者提出的人的尊严源自作为实践性智性存在的人的本性。这并不是说人不应被合法地统治,而是说人必须被按照符合对待作为值得尊重的理性存在的方式被统治,这就需要人被法治统治。
  最后,作者指出,反思人的理性和自由的关系有利于理解政治道德方面的西方思想中关于法律和法治的核心思想。这尤其有利于解释在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作为政治正义的一项基本原则的法治理想的强调。
  笔者认为,作者的观点仍属于自然法传统,并带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从他将作为理性存在的人具有需要被尊重的尊严与上帝有关这一点即可看出。此外,作者赞同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不能分离的观点,他同时为维护法的内在道德回应了实证主义者的批评,不过与富勒相比,作者的自然法观点显然更具宗教色彩,而前者主张的则是世俗的自然法。本文的主题是理性、自由和法治在自然法传统中的重要性,所以作者并没有对自然法传统本身进行过多的介绍和分析,作者的论述比较清晰,其提出的反思理性和自由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理解治道德方面的西方思想中关于法律和法治的核心思想的观点在笔者看来不无启发意义,他具有康德色彩的对人的理性、自由和法治关系的论述有利于读者从功利主义以外的视角审视同一问题。
苗炎发表于2005/3/15 23: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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