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实用主义俱乐部»博士生讲坛讨论文稿[4]王立:平等的范式
博士生讲坛讨论文稿[4]王立:平等的范式
平 等 的 范 式
王立

邓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
  我首先想对题目做一下解释。我自己主要想研究当代自由主义的平等思想,但是我的研究方向与我们所在的博士点要求有矛盾。按学校规定,我应该写科学哲学的论文,为了能够审核通过,所以我借用了库恩的一个词,即“范式”。当然这是形式的要求。实际上,在学习和研究中,新自由主义明确提出平等观念并提出了具体解决的理论模式时,我认为确实存在几种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主要是以罗尔斯、诺奇克、德沃金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提出的三种关于平等的理论范式,即民主的平等、机会平等和资源平等。所以,我最后采用了这个题目。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当然有其现实的因素,但是我想把新自由主义放入到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中来考查。我一直同意,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在回应启蒙哲学的危机中所产生的,是启蒙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启蒙哲学的最终理想是要在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上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全面解放就是人人实现自由和平等。启蒙思想家认为,可以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保障人的权利而人人自由;通过技术革命的工业化消除贫困和奴役而人人平等。所以,在启蒙哲学的价值谱系中,自由和平等是第一位的,它成为后来所有政治哲学所遵循的政治价值。但是,启蒙最终陷于自身的危机之中。这一方面表现为古典自由主义自身只解决了自由问题,而对于平等问题则没有更多理论建树,同时反自由主义的批评认为个人主义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批判对启蒙构成了深层次的危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要颠覆启蒙哲学的根基。在麦金太尔的选择中,新自由主义拒绝了回到前现代的选择,也否定了后现代的选择,而是遵从了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道路,在现代性的危机中重建现代性。因此,新自由主义认为启蒙是没有完成的事业,启蒙的理想仍值得人们追求,启蒙的政治叙事仍需要人们去实践。所以,新自由主义力图通过对平等价值的理论解决来实现启蒙关于人的全面解放这一理想。所以,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以政治哲学的方式来完成对启蒙的重新谋划。

        民主的平等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以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为标志的。讨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总使我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我一直试图想真正的把握罗尔斯,但是我总有一种失败感。罗尔斯的哲学思想,其理论的深厚,论证的严密,逻辑的缜密都不亚于西方哲学史上的任何一位思想家。所以我自己很担心对罗尔斯哲学的把握不准确而妄下评论断语。罗尔斯的哲学是我们研究当代自由主义迈不过去的坎,我愿意今晚在此跟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主题与其说是正义,实质上不如说是平等。罗尔斯的“正义”有双重意义。正义首先是一种道德价值,这深深的植根于整个“正义论”之中,它表明我们衡量一个社会的最终标准仍然是道德的。其次正义才表现为社会政治正义,它要确立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因此,在罗尔斯那里,实际上是有两个标准来衡量社会:即主要体现为平等价值的社会正义和体现道德理想的道德正义。罗尔斯试图把这两个标准融为一个:即能够实现何种平等的社会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如果以这种肯定性的追求,我们将会发现这种回答将是非常明晰的,但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一个直觉的观念告诉我们,能够实现绝对平等的社会是一个最能合乎正义的社会。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它也只能作为一个理想或者说作为意向性的构造而存在的。这样的观念于理论与实践都与事无补,没有助益。对于罗尔斯来说,人们应该转换认知观念,我们对平等正义的追求即在政治社会里,应该允许什么样的不平等而且是正义的。
在此,罗尔斯提出了他的直觉性观念,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这个一般的正义观体现为两个正义原则。罗尔斯通过许多非常复杂的推论,将这两个原则最终表述为:
第一个原则 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
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权利。
第二个原则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加以安排,以使它们:1.适合于最
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2.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
使所有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正义的一般观念是阐明什么样的平等观是符合正义的,罗尔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义就仅是那种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两个正义原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原则支撑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基本分配原则。
第一个正义原则通常被认为是处理关于自由问题的原则。这种提法有一定的道理。对于罗尔斯而言,平等虽然非常重要,但自由不能同样忽视,否则将会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犯简单化的毛病。罗尔斯真正要面对的是,在自己的“正义”中,给自由一个价值定位,或者说在正义的框架中给自由以相应的理论位置。罗尔斯认为,平等虽然重要,但在两种价值中,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平等之所以在当代被突出,是因为平等始终没有解决,历史趋势和时代需要都要求应解决平等地位。在启蒙的价值谱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接受了这一价值谱系的安排。因此,正义的两个原则种的第一原则被学者成为处理自由问题就成为当然之义。
这样理解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没有错,但并不全面。罗尔斯的第一个原则是要以自由的名义揭示出正义的背景原则,既第一个原则是作为背景正义或形式正义的原则而出现,它为平等价值确立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的框架,表达出一种形式平等的平等理念。
首先,形式平等的平等理念同权利相关联。权利既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核心概念之一,也是自由主义所极力坚持的现代法律制度的基石。权利自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到现代法律制度权利,无不牵绕着自由主义者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讲,非自由主义的其他政治派别也可以谈论自由、平等,但在权利的态度上都无法超越自由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之重要性可被人们遵从为一种政治信仰而存在。虽然自由、平等被当作最重要的两大政治价值,但在政治法律生活中,第一个概念却是权利。古典自由主义这认为,有些权利例如生命权、财产权合资又是以自然权利的名义赋予的,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所谓的“天赋人权”,它表明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来剥夺这些权利。作为强有力的国家是如此,个人就更不例外。洛克在此意义上就指出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剥夺即自杀也是不可以的。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如何来看待平等?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人们都有权利要求一种平等享有权利的权利。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的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所以这种平等被称为一种形式的平等。因此,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既是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其次,形式平等的平等理念同制度相关联。平等的权利原则归根到底是一种制度原则,这种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又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保障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为每个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撑形式平等的平等理念是现代民主法律制度。罗尔斯需要在这里为正义设置相应的背景。正义首先表现为一种形式正义,既第一个正义原则。所谓的形式正义可以这样描述:存在接受某种正义观的社会基本结构,他们为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提供了一种分配方法,并决定着社会合作利益的划分。这种正义观从整体看来被社会接受,制度由法官及别的官员公正一致的管理着。这种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一致的管理,不管它们的实质性原则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形式的正义。
罗尔斯主要关注实质正义,但一种实质正义只能在形式正义的前提下获得理解,也就是说,形式正义为实质正义设置了理论背景和制度背景。罗尔斯主张,正义总意味着某种平等。从形式上而言,这种形式的平等理念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管理平等(即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又它们规定的阶层的人们。形式平等就跟法律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在平等体系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谈论进一步的实质平等。
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即形式平等原则是对平等所作的基本保障,亦或说基本的平等原则构成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那么第二个正义原则可以被看作对不平等的解决,二者也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新自由主义所面对的和实际解决的主要问题。按照罗尔斯的理解,一般来说,造成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和文化的,另一种是自然的。通常人们认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经过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却无法消除。罗尔斯认为,仅仅消灭由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够的,由自然因素产生的不平等不仅是应该消除的,而且也是能够消除的。
从上面可以看出,罗尔斯解决的不平等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相对于政治法律的形式平等来说,社会经济的平等则是实质平等,所体现的正义观念就是实质正义。因此,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既是对实质平等的解决,也是对实质正义观念的阐释。
第二个正义原则的核心是“差别原则”,它也是罗尔斯所辩护的“民主的平等”。对于民主的平等,罗尔斯是通过比较历史上其他两种平等的观念,即自然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来阐述的。
自然的自由是一种基本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自然的自由可以被认为是早期自由主义这所坚持的平等。从政治上看,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特权地位,将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体。从经济上看,它要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每个人都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市场参加竞争,并在市场中尽其所能的获得回报。这种自由类似于第一个正义原则所体现的平等理念,即形式平等理念,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平等。这种自由体系实质在于: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权利进入所有有利的社会地位。这种权利是平等的,但平等只是形式的,因为在市场的竞争中,人们在两方面都是不平等的。一是进入市场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平等,一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等的。前者的不平等导致了后者的不平等。正如罗尔斯所分析的那样,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好环等。比方说,现存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方式就是自然的资质的先前分配累计的结果,这些自然禀赋或得到发展,或不能实现,他们的运用受到社会环境以及诸如好运和厄运这类偶然因素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这些却表明资源的最初分配总是受到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在罗尔斯看来,这是不正义的。罗尔斯由此认为:“自然的自由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
“自由的平等”力图解决由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人造成的不利影响。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是对“放任自由主义”的超越,也是对纯粹靠“市场”调节分配收入的反省。自由的平等要求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出发点。相对于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自由的平等力图给人们提供想对于更高的机会平等。这样,对于那些有着类似能力或才干的人也应当有类似的生活机会。具体而言,就是那些处于才干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有着使用他们的同样愿望的人,应当有同样的成功前景,不管它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的地位是什么。自由的平等实质在于:“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由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又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出身的影响。”自由的平等显然比自然的自由体系更可取,但罗尔斯认为它同样有缺陷。其中一个是,即使它完全的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印象,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决定。罗尔斯认为这种分配则同样是任意的,自由的平等也是不可取的。
这两种平等观念罗尔斯认为都是不足的,自然的自由成就的是形式平等,对于实质平等无法触及。自由的平等虽然有向实质平等迈进的趋势,但并不全面。从不平等的原因角度看,虽然自由的平等不是很理想,但是它的目的却是为了解决不平等。
民主的平等既要消除自然的不平等,又要消除社会造成的不平等。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差别原则。差别原则要求: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的分配,除非对一些或左右社会基本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社会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观念。什么是最大的平等?罗尔斯凭直觉感到,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利、机会、财富和收入,社会不平等最强烈的体现在他们身上。这些人被罗尔斯成为“最少受惠阶层”。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少受惠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它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这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平等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自由最大程度的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能是正义的。
差别原则构成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一种形式正义的观念,差别原则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观念。从平等角度而言,差别原则体现了实质平等的观念,表明了罗尔思想解决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罗尔斯哲学遭到批评最多的也是差别原则,罗尔斯对此的辩护和解决我们在后面讨论。
从总体上来说,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机构。它将社会大体上分为两个部门,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它保证一种平等的背景正义的政治制度。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它保证一种平等的分配,体现的是分配正义。这样一种划分从正义原则社会基本机构具有的两种基本功能对应而划分的。它并不是说两个原则体现了不同的价值,两个原则都体现的是政治价值,主要体现的是平等价值。
这样看来,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平等的政治价值,第一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分配,具体来说,它由三个观念构成的,即平等的自由、公平的机会平等和民主的平等。虽然两个正义原则主要体现的都是平等的思想,但它本身也是对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价值谱系的系统表述。第一个原则确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确保了“平等”,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差别原则)确保了“博爱”。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重大价值目标,但在实际上,人们只能很好的解决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而对与平等和博爱却无能为力(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罗尔斯认为自己的“正义论”能够很好的把三者统一起来:“自由相应于第一个原则;平等相应于与公平机会的平等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原则的平等观念;博爱相应于差别原则。”在罗尔斯的思想体系中,是以平等为核心而把启蒙的价值谱系得以重新表述。
平等的观念只是提出了一个“可欲”的社会,至于是否“可行”则是在契约的证明观念中体现出来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契约的证明我不再多说,我想简略地再谈论诺奇克和德沃金的平等观念。

       机 会 平 等
  把诺奇克纳入平等主义的范畴似乎不合诺奇克的思想。如果以自由与平等为参照坐标,人们更愿意把诺齐克的哲学置于“自由”这一点上。通常认为,诺齐克是为绝对自由而辩护的当代思想家。研究他的人称他的思想为“自由至上主义”。如果简单地把诺齐克的思想理解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阐述,即立足于权利基础上的对自由辩护是不够的,那只成为诺齐克思想的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在实现政治哲学主题范式的转换时,已经暗示了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问题解决的完成。;立足于权利,以自由的背景来表征平等,构成诺齐克思想的另一方面。诺齐克与罗尔斯的平等观念,构成平等内涵的两极,西方社会的平等也只能在这两极之间抉择和实践。
以较宽广的视野来审视当代政治哲学,诺齐克思想很自然地能被纳入平等主义的范畴。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来看,当代政治哲学的主题和基石都是关于平等的。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标志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主题的转换:从自由到平等。也有学者断言,当代政治哲学都是关于平等的政治哲学。其论证诉求于德沃金的观点:现代各种政治理论并没有诉求不同的根本价值,任何一种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论都分享着同一种根本价值——平等。自由至上主义也不例外。但德沃金观点的内涵远不止于此,他把平等同政治合法性关联在一起,进而认为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政府是否做到平等地对待和关切每一个人。平等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主题,作为裁判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决定了各种政治哲学学派思想的基调。诺齐克哲学也不会背离这一主旨,他在论述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在论述自己的平等观。
如果人们认为以思想史的背景来佐证诺齐克哲学是关于平等的思想显得没有力度,那么对诺齐克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地分析可以使之得到有力支持。诺齐克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权利。诺齐克虽然推崇一种历史主义的证明,但其权利本身却不是历史主义的,相反它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独断。诺齐克无法避免这一批评,但诺齐克不会接受自己的权利没有基础。诺齐克的论断是源于康德的形而上学。“人是目的”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宗旨。罗尔斯和诺齐克都接受了康德的观念并作为自己政治哲学的终极价值。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政治内涵就是个人拥有权利,且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权利为每个人平等享有,人人平等地对待和关切他人。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如果持一种积极的平等观,即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平等的,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人们就会同意罗尔斯的观点。罗尔斯认为通过再分配,使不平等者在财富、收入等基本善上获得补偿而达到平等。如果持一种消极的平等观,即从权利的观点看,我们只会有有限的平等,人们就会赞同诺齐克的主张。诺齐克认为个人仅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即平等地享有某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但不能为了改变不平等而牺牲权利。
由于对平等理念的理解不同,导致了诺齐克与罗尔斯哲学出发点上的分歧。罗尔斯认为财富、收入等构成平等理念的实质内容,因此平等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解决不平等,通过再分配达到平等。诺齐克认为平等的内容是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要求,社会总是按这种实在标准来进行再分配,这恰恰成为模式化分配的根源。由于平等的实在内容是变动不居的,所以不足以构成解决不平等的坚实理由;诺齐克认为唯一不变的是权利,它成为平等的形式(抽象地理解权利,就是形式;权利平等是一个抽象平等观念,这是所有自由主义者都认可的,而且这也成为西方现代社会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石),只有权利才能成为人们为平等辩护的牢固基础。因此,平等的问题不是如何来解决不平等,而是如何为平等自身辩护。诺齐克终究认为不平等只是一种不幸,不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公平,而且不平等是无法解决的。他批评人们只注意到不平等问题,对于平等问题令人惊奇地缺乏论证,好像觉得平等是理所当然的。诺齐克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平等立论,而立论的基点就是权利。
诺奇克是以权利为基础来反对罗尔斯的实质平等观念。在这一点上,诺奇克的反驳是强有力的,也为后来的其他批评家所接受。那么诺奇克本人提出什么样的平等观来抗衡罗尔斯的民主平等?一开始,我用权利平等来概括诺奇克的平等观,后来发现不是很确切,因为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是都强调权利平等的,权利不平等是不可想象的。通过比较罗尔斯的思想,我用形式的机会平等来概括。
我们考查诺奇克哲学的背景可以总结出诺奇克平等思想的实质。诺齐克政治哲学的第一个背景是平等的自由权利。平等的自由权利,按照罗尔斯的理解主要包括下述基本政治权利:政治上的自由(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及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自由;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这些自由要求是一律平等的,罗尔斯认为这是“正义”社会中的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当然,罗尔斯是在一个正义制度下来阐述这些基本权利的。诺齐克的自由,跟罗尔斯所说的自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同之处在于诺齐克的自由是在前国家状态中以一种自然权利的方式而存在的,虽然诺齐克没有明确指出自己的权利就是自然权利。这些自由权利主要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以及每个人享有这些权利的平等权。诺齐克坚持个人权利的绝对原则,承认个人权利的享有和互不侵犯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承认每个人平等的享有这些权利。这同罗尔斯对平等自由的原则表述相一致,即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诺齐克政治哲学的第二个背景是市场经济。与平等的自由原则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就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权利解释有两点:作为一种开放的经济体系,每个人都有自由进入市场并参与竞争的平等权利;市场经济下的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前者是讲平等的权利,后者力图强调一种平等的结果。
平等的自由权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背景构成了诺齐克关于平等思想的基石。这两个平等观念罗尔斯谓之“自然的自由”,我们称为“机会平等”。自然的自由表达的是一种简单的机会平等,即纯粹形式的机会平等。正如罗尔斯评价的那样,“这些安排以一种平等自由背景(由第一个原则指定的)和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为先决条件。它们要求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即所有人都至少有同样的合法权利进入所有有利的社会地位。” 诺齐克主张和捍卫的平等也就仅仅限于此。诺齐克为平等辩护的理由基于权利,而基于权利的平等也只能是形式的机会平等。这种形式的机会平等或权利平等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即每个人在法定权利上是平等的。我们认为诺齐克哲学的主旨并不仅是关于绝对自由的,也是关于平等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但直觉告诉我们,形式的机会平等远远是不够的。诺齐克的平等观非常弱,相比当代其他自由主义者而言,诺齐克关于平等的观念渐趋保守,而且这种平等观对于平等作为重要的政治价值地辩护显得苍白无力。诺齐克主张机会平等,但这种平等下的分配往往是任意的,所以形式的平等结果是实质上的巨大不平等。
我们说过,诺齐克与罗尔斯的平等观念,构成了平等内涵的两极。如果予以选择,社会中下阶层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罗尔斯哲学;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群体则会对诺齐克哲学情有独钟。诺齐克的论证不谓不精密,对罗尔斯的批评也不谓不深刻,对平等的辩护不谓没有力量,以至于我们很难对诺齐克的理论说三道四,但是我们最终不会完全接受诺齐克的观念,因为诺齐克的理论容忍社会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一个正义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正视和解决不平等。诺齐克的理论对于不平等的解决泛善可陈,这让我们怀疑诺齐克对社会和身边的不平等现象似乎“麻木不仁”。有人在研究诺齐克的思想时,感到诺齐克的平等充满“冷酷”,以至于让该学者的“情感和良心一直怀疑作者本身是否正义。”解决不平等,是人类道德中最深切的理想要求。诺齐克缺乏罗尔斯所具有的道德关怀,致使其看似很有力量的道理仅仅成为“小”道理。

      德沃金论资源平等
跟罗尔斯思想最接近的是德沃金。正如罗尔斯强调平等的重要性一样,德沃金把平等价值的重要性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平等重要到什么程度?德沃金认为,平等是现代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甚至它比自由更重要。
德沃金解决不平等的思路跟罗尔斯非常接近。罗尔斯是通过解决自然和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而实现最大的平等。德沃金也一样,德沃金认为只要我们分配给每个人的资源是同等的,而且消除了每个人在自然天赋上的差别,那么达到的结果应该是平等的。所以德沃金本人实际上同意了罗尔斯的思想。
但是,德沃金跟罗尔斯不同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是解决不平等的理由不尽相同,这导致了对差别原则的批评;第二是论证方法的差异,这关涉到对契约论的批评。在这两者基础上,德沃金提出了自己的平等理论,即资源平等。
德沃金对罗尔斯的批评最早体现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在该书中,德沃金主要批评罗尔斯的契约论论证方法,而对于罗尔斯整个平等思想并没有系统的评述。真正对罗尔斯的系统批评和对自己思想的阐述是在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这些文章被收集整理成一部书,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
一开始我觉得德沃金的理论相当激进,在解决不平等方面我感觉他比罗尔斯走得更远。罗尔斯的理论实际上是承认了不平等的存在,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最大的平等。德沃金与此相反,德沃金首先就要求了一种起点上的平等。但是后来德沃金的结论在实践上却比罗尔斯要弱得多。我们从他对罗尔斯得一些批评中来讨论这一评论。
德沃金认为罗尔斯民主平等得最大缺陷在于其理由不是很充分。罗尔斯认为,要消除自然得偶然性和社会的任意性所造成得不平等,只有差别原则能做到。德沃金认为罗尔斯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罗尔斯把造成不平等得原因都归为客观原因,但对于主观原因却没有讨论。而有些不平等是个人自己得造成的。所以德沃金批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所有其他平等理论,认为他们只注重结果上的平等,而对于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却没有完全考虑在内。我觉得德沃金在这点上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所以德沃金在资源平等理论中坚持了两个原则,即政府在再分配中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努力做到平等的对待每个人;而个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即如果不平等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那么这样的不平等是应该的。
这两个原则体现在德沃金所设计的拍卖程序之中。拍卖一方面是所有的资源平等分配,另一方面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德沃金力图通过拍卖、保险等手段消除不平等的客观因素。一旦在资源上平等,并拉平了人的自然差别。最后再出现不平等,德沃金认为就是应该的。但是,对于罗尔斯来说,只要是不平等都应该加以解决。所以,德沃金出发点虽然激进,但结论或者说解决不平等的程度却不及罗尔斯。
关于德沃金的政治哲学我现在还在学习研究,只能泛泛而谈这么多。

以上是我对当代自由主义平等理论的一些述评,非常简略。这些内容构成我论文的第一章,是对文本的评述,也是想与大家讨论时的基本内容。在此机会,我想谈论一下文章的整体思路。
在评述完三种平等范式的时候,我会在第二章讨论三种范式之间的争论,即诺奇克、德沃金、罗尔斯平等思想的差异;谈论社群主义对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依据内容需要,我选择了桑德尔、沃尔策的理论;以及后期罗尔斯思想对他们的回应。这种回应主要是在接受别人的批评以后罗尔斯如何完善自己的理论,我概括为整合与包容。
在第三章我想讨论,如果我们实现实质平等的社会理想,在目前的理论中,我们会同意罗尔斯的理论。但是实质平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限制的。在理论上,德沃金对其原因的批评构成理论限制;在实践上,效率、他人的自由、权利、平等的诸领域构成实践上的限制。
实质平等虽然受到限制,但新自由主义第一个理想是都力图实现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统一。这里涉及到优先性问题。是形式平等优先还是实质平等优先,我们可以从三人的哲学中区分出来。
鉴于第一个理想基础上,新自由主义的第二个理想是要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统一。这里我们会谈论他们对自由、平等的优先性差异以及解决二者的统一模式。
最后一章我想借助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来考查分析现实,希望对我们的分配有借鉴意义。
文章的主体结构就是这样。希望能获得邓老师的指点和同学们的帮助,谢谢大家。
正来发表于2005-7-14 10:50:01 
王中江:以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耶克三人为例
自由、平等与社会正义的比较性视角──以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耶克三人为例的考察

王中江

正如麦金太尔(MacIntyre)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一书标题中很有象征性所发问的“谁之正义”那样,“正义”观念一直是在人们诸种不同甚至是对峙的立场和解释中展开的。单就西方传统来说,就足以能够提供这一立论的充分根据。麦金太尔对西方“正义”观念的历史或传统“叙述”表明,“存在着多种正义而不是一种正义”。这在本文将要讨论的罗尔斯(Rawls )、诺齐克(Nozick)和哈耶克(Hayek)这三位人物的“正义”观中,也很容易得到印证。实际上,歧见或歧异性不只表现在“正义”上,本文将涉及到的自由和平等,照样或更有甚地展示着歧异性。揭示这种现象会不时地提醒我们不能对任何观念作“简单化”处理,并促使我们关注观念的“历史”和“传统”叙述方式。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仍然是消极的。因为,在此视角之下,观念“除了”歧异性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之外,就难以显示出“共同性”、“可公度性”,难以显示出观念逼近“合理性”解释的进展。为了把展示观念的歧异性变成一种更积极的行为,我们就必须寻求观念中所涵盖的“公分母”,寻求观念解释的“合理性”程度以及进一步的可能性。麦金太尔在探讨“诸种对立的正义”中,就带有这种意识:“承认探究传统的多样性,并承认每一种探究传统都带有它自身特殊的合理证明样式,并不蕴涵各种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传统之间的差异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他们怎样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是一个只有在预先理解了这些传统业已获得的本性之后才能理解的问题。从合理探究传统的立场来看,多样性的问题是不会取消的,但可以用一种使其成为合理解决的方式将之转化。”[1]本文的中心是比较性地检讨一下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耶克这三位非常有影响力人物的正义观以及他们对自由和平等所作出的安排,并作出适度的评估和稍微的引伸。

  一、从罗尔斯说起

  罗尔斯的“正义”观点,正如实际上他所注重的那样,被限定在“社会正义”这一基本范畴之下。这一范畴本身就引起了争论,后面将要讨论的哈耶克,完全拒斥这一范畴。客观地讲,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正义”,只是“社会制度正义”或“社会基本结构正义”的压缩性提法,而且这种“结构”或“制度”,主要又是指“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他说得很清楚:“对我们来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2]既然“社会正义”明确地被设定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或制度中,那么,象哈耶克那样只是就“社会正义”的提法批评“社会正义论者”,看来就不够妥当。说起来,“社会正义”同“政治正义”、“经济正义”和“法律正义”的说法一样,都是在抽象或压缩性的说法中,隐含着这些领域的基本制度、原则、规则、程序作为普遍有效的东西必须具有“正义”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都要能够提供衡量行为是否“正义”的一般标准。

  那么,一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或制度,如何安排才算是公平或正义的呢?罗尔斯提出了两个原则。按照他的完整说法,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简单地说,第一个原则是“自由的平等原则”,它强调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受政治自由等各种权利;第二个原则是“差别原则”(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它强调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必须能够促使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它允许有不平等(即贫富差距),但又必须限制不平等,使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即所谓的“补偿原则”。罗尔斯不仅设定了“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而且还设定了这两个原则的次序或等级关系。在他看来,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不是并行的关系,而是要以“词典式次序排列”的先后关系。按照这种排列方法,罗尔斯提出了“优先原则”,它由第一优先原则(即自由的优先性)和第二优先原则(即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组成。第一优先原则是指正义的第一原则先于第二原则,它要求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要首先得到保护,不能为第二个原则或其它目的而破坏第一原则;它要求由正义所保障的自由权利决不能受制于政治交易和社会利益的驱动,不管政治交易或带来的经济利益有多么巨大,自由只能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才能进行限制。照罗尔斯的说法:“这一次序意味着:对第一个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制度的违反不可能因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得到辨护或补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及权力的等级制,必须同时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机会的自由。”[3]第二优先原则是指第二原则中的公平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根据罗尔斯对正义原则及其关系的设定,可以看出,他是要在坚决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差别原则”,尽量限制社会不平等,使社会中处境最差者的经济利益得到一定改善。换言之,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方面要优先维护“自由权利”和“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另一方面则试图对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以求达到一种更“实质性”的平等。罗尔斯把他的“正义原则”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个诱人的社会政治理想联系到一起,认为“自由”相应于“第一个原则”,“平等”相应于第一个原则中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博爱”相应于“差别原则”。按照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的“博爱”理想,至少从理论上重新开始恢复它的地位。

  从罗尔斯正义观以及对自由和平等所作出的安排来看,它坚持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这一点同哈耶克的观念相当接近或者说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与诺齐克的权利理论,也没有实质性差别。但是,罗尔斯并没有停留这一点上,他还为经济分配的“实质性”或“结果”平等寻找了一种模式──“差别原则”,以此使“处境最不利者”获得“最大的利益”。罗尔斯承认,他的“差别原则”虽然不等于所说的“补偿原则”,但它能够达到补偿原则的某种目的,这里实际上暗含了对境况不同的社会成员实行“差别对待”的内容。从这里开始,罗尔斯不仅同哈耶克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也同诺齐克的观念相冲突。因为哈耶克除了肯定“机会平等”、“平等地待人”之外,反对任何形式的“使人平等”和“差别对待人”的企图,因为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形式”。按照诺齐克的权利理论,不允许对通过“持有正义”原则获得的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否则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而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意味着再分配。

  尽管罗尔斯把“公平”作为“正义”的核心,并对“平等”和“博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但是他并不要求一种全面的“平等”或“公平”,因此不能把他的理论同集体主义的观念混为一谈。罗尔斯允许不平等的存在,但要为它“设界”,使处境不利者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问题的实质。这可能吗?罗尔斯提出的方案是,分配或共享“集体资产”。按照机会平等的观念,人们在自由地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获得地结果却并不一样。个人的天赋才能和所处的社会条件,都是对此影响较大的因素。罗尔斯抓住了这两种因素,来为他的“差别对待”寻找解决办法。他惊人地认为,个人较高的天赋才能和与生俱有的优越社会条件,都是个人“偶然”获得的,都不是“道德上”的“应得”。既然这样,就要把这两种资源作为“集体资产”(或“共同资产”)来共享,来为那些不幸者谋利,[4]来为那些因出身和天赋造成的不平等作出补偿。这是一个极易引起争议性的看法,因为甚至那些集体主义者,也不要求对个人“天赋才能”进行分配。诺齐克对罗尔斯的“集体资产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照我们的看法,罗尔斯的说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因难。如果说生而俱有的“天赋才能”和“优越的社会条件”,是偶然的和任意的,不是道德上的应得;那么,把这种逻辑坚持下去,生而天赋较底者或不具有优越的社会条件,也是偶然的,也不是道德上的不应得。但是,罗尔斯实际上所要求的却是改变前者的所有,使之有利于后者。罗尔斯提出的解释的是,“自然资质”或人降生于某一特殊的环境,都只是“自然的事实”,无所谓“正义不正义”。正义不正义是“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人类社会没有必要受自然因素的任意支配,社会体系是人类能够控制的可改变的体制。按照“公平的正义”,人们同意相互分享各自的命运。因此,应把有利的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作为集体资产来共享。但是,从社会制度的安排来说,改变“自然”有利者的地位,使之有利于“自然”的不利者,恰恰并不“公平”。因为既然都是“自然”,社会何以只能偏向“不利者”的自然呢?且不说有利者可能并不同意这种偏向性的安排。此外,在实际上把自然有利性作为集体资产来共享,也不可行。因为自然的有利性完全可能是一个“等级性”的系列,我们从什么地方截断作为有利者和不利者的界限呢?另外,“自然”的有利者,可能并不能发挥他们的有利性,而且完全有可能丧失其有利性。这表明,罗尔斯的安排,太异想天开了。要改变社会中实际上的处境不利者,不能通过分配“自然”有利的资产来解决,必须寻找其它的办法及其根据。

  现在我们有必要接触一下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理论前提问题。罗尔斯根据什么提出了他的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呢?这种原则何以只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或三个呢?一般来说,一种理论系统中的理论设定,往往依赖于系统的出发点或前提,因为理论总要从“某处开始。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设定,根据于作为他的理论系统出发点的基本预设,这就是“原初态度论”和“社会契约说”。“原初状态”和“社会契约”是西方政治学往往所采用的论证社会政治制度起源的预设性观念。从这种意义上说,罗尔斯论证问题的逻辑方式,并没有超出西方政治学传统已有的理论资源。但是,他的独特性在于,他根本上不把“原初状态”看成是一个曾经有过的“历史实际状态”,而只是作为一个正义理论所需要的预设,“这种原初状态当然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实际的历史状度,也非文明之初的那种真实的原始状况,它应被理解为一种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的状度。”[5]社会契约也不是为了要建立一种特殊社会或特殊政体的契约,它也是理论预设。罗尔斯的独特性还在于,他所预设的“原初状度”和“社会契约”,是导向他的正义观而不是其它方向的前提。对罗尔斯来说,在“原始状度”中,人们为了自身的生活条件和自身利益,都愿意进行“社会合作”,并且期望这种合作能够“共容”、公正有效和持久稳定,即公平的正义。但这种以公平的正义为目标的合作愿望或期待,在原初状度下何以能够达成一致的“契约”呢?因为,“原初状度”是一种选择“正义原则”的理想境况。在这种境况下,人们的选择都是在缺乏对自己的有利性或不利性(如社会地位和个人的天赋)信息的“无知之幕”之下进行的,它能够避免各自的利益立场而获得共同视点,即普遍的正义原则。罗尔斯说:“正义的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后被选择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6]照罗尔斯的说明,人们之所以在原初状态下选择并达成契约,是因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无知之幕”的状态,谁都不可能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原则而只能选择对人们都有利的正义原则。但是,如果说“无知之幕”也纯粹是一个假定,我们何以不能假定它是一种“有知之幕”呢?它同样能够成为选择正义原则的根据,何况这种假定更有历史或现实的根据。在“有知之幕”之下,人们的主观愿望都是“希望”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原则。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原则的契约,也难以形成象罗尔斯所说的社会“合作体系”。因此,人们都必须互相让步,互相舍弃自己的部分要求,以便形成一个人们能够共同接受的“公平”的正义原则。这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愿通过“理论”的构建来设定社会秩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念也许照样能够用来解释人们对“正义原则”的选择过程。它是一种社会适应的结果,是经过习惯和惯例逐步演变出来的。因此,罗尔斯的理论预设,看来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二、诺齐克的方向

  现在我们来看看诺齐克的正义观。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在某些方面很不同于他的先辈同事罗尔斯的观点。诺齐克的正义观以“权利原则”为核心,旨在维护“个人权利的神圣性和绝对性”。诺齐克所说的“权利”,比较侧重于经济领域中的“权利”。对他来说,这里的“权利”,正在受到以“分配平等”要求(包括罗尔斯在内)的强烈冲击。那么,在经济领域中的“个人权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个人对经济利益“持有的权利”或“持有的资格”。这种“持有”(诺齐克认为,“持有”比分配更带有中性)的“权利”或“资格”来源于何处呢?也就是说,“个人权利的正义性”如何从对经济利益的“持有”中来呢?显然,如果从“持有”中来,那么要保证个人权利的正义性,就必须使“持有”具有“正义性”。这就是诺齐克的“持有正义原则”。这个原则包括三个主要论点:第一个论点是说持有的最初获得,或对无物主的获取。这是个人对财富和利益持有的最初“运动”。如果这个持有完全是通过“合法”手段实现的,那么这个持有就是正义的。这可以叫做“获取的正义原则”。第二个论点涉及到的是利益从一个人的持有到另一个持有的转让。如果个人之间的转让是通过合法的自愿交换、馈赠等方式完成的,那么,这种转让就是正义或正当的。这就是“转让正义原则”。个人按照这两个持有正义原则而持有,个人同时也就对持有具有了权利。诺齐克归纳说:“1、一个符合获取的正义原则获得一个持有的人,对那个持有是有权利的。2、一个符合转让的正义原则,从别的对持有拥有权利的人那里获得一个持有的人,对这个持有是有权利的。3、除非是通过上述1与2的(重复)应用,无人对一个持有拥有权利。”[7]但是,现实中个人对经济利益的持有并非都符合上述两个持有正义原则,通过非法或不正当手段(如偷窃、欺诈、强夺、腐败性的受贿等)而获取或转让的持有,则是非正义的。为了使整体的持有都具有正义性,就必须对这种非正义的持有进行矫正。这就是持有正义的第三个原则,即“矫正正义原则”。但是,要辨明过去和现在的所有非正义持有,是一件极其繁难的事。诺齐克承认,他不知道对各种问题的“一种彻底的或理论上精致的回答是什么”。的确,正如诺齐克所说,要在历史和现实中“辨明”非正义的持有,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也很难作出一种“彻底”或理论上“精致”的回答。但是,一种初步的理论探讨或者尝试是值得的。但是,诺齐克在此却完全止步了。“矫正正义原则”是一个具有活力和启发性的说法,它为我们提供了改变不合理或非法占有的方向,即进行“矫正”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由于历史的久远性和现实的复杂性,要对非正义的占有进行彻底和完全的“矫正”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历史来说,提出时间上的限定是必要的。如我们可以把对历史中非正义持有的矫正,限定在一个世纪范围之内,也许可以更长一点或更短一点。为了使“时间范围”的限定,更少带有偶然性和随意性,有必要对时间限定提出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根据。但无论如何,完全的历史矫正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用“历史相对原则”来表明所要求的矫正程度。距离我们最近的现实非常复杂,有各种更有利的条件,如人证、物证来为矫正提供法律的根据。虽然矫正象历史一样,也不是完全和彻底的,但却有比历史矫正更为方便和有利,因此,可以用“最大限度原则”,来表明对现实非正义持有的矫正程度。“矫正正义原则”,是改变历史中特别是现实中经济利益获得非正当性的非常有效的原则,它为法治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也为社会合理化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尽管诺齐克对“矫正正义原则”缺乏讨论,但是他相信他的持有正义原则比之于其它分配理论都具有优越性。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历史原则”,因为这种原则依赖于它是如何演变来的,它注重人们过去的环境或行为能创造对事物的不同权利或应得资格,它只关心持有的来路是否正当。与这种历史原则相对的是“非历史原则”,即“目的和结果原则”,或“即时原则”,这种原则不考虑分配和持有的历史信息,不关心历史过程,它只注意现在事物是如何分配的,只注意当下的结果。按照这种原则进行分配,就会侵犯人们合法持有的权利或资格。诺齐克为了进一步突出他的“历史原则”的特点,他把他的这种历史原则,称之为“非模式化原则”,即它不提供任何具体的统一分配标准和分配模式,它允许人们采取任何他们愿意采取的合法的转让和交换方式,如既可以按照道德价值,也可以按照贡献或需求。要而言之,非模式化原则,就是“择其所择给出,按其所选给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个人的持有权利不受侵犯。与“非模式化原则”对立的是“模式化原则”,这种原则要求用统一的分配模式进行分配,即“按照(某某)分配”,或“按照每个人的(某某)给予每个人”。在括号里,不管是填上“道德”、“对社会的有用性”、“需求”,还是填上“劳动”、“贡献”、“努力”,或者填上这些综合因素等等,都是把分配固定为统一的模式。诺齐克指出,以往人们提出的分配正义原则,几乎都是这种模式化原则。但是,这种“模式化”原则,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第一,它把物品当作是来自乌有之乡或虚无中产生的,不承认人们对物品已经拥有权利,因此要求重新分配。按照权利正义的观点,“物品都是带着人们对它们的种种权利进入世界的”,因此不能问谁生产出了什么东西,然后再去问谁将得到这个东西,只能问按照转让和交换的契约,谁对东西拥有权利。第二,模式化原则只关心接受者,不关心给予者。它只是接受者的正义理论,完全忽视了给予者的权利。诺齐克说,他还找不到一种满意的解释,何以通常的分配理论,都偏向于接受者而不注意给予者。第三,模式化原则恰恰会导致一种彻底的个人主义,即分配给你的,就被固定为你的,你不能转让或交换。否则就要破坏原则所赞成的分配模式。总之,在诺齐克看来,任何固定和统一的模式化分配原则,都会导致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既然个人通过持有正义获得的经济利益是正当的,是个人所拥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或资格,那么,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这种权利或资格呢?这就是诺齐克的国家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在诺齐克那里,国家理论与他的人权或权利理论密切相联。也就是说,诺齐克所希望的国家类型,是以是否能够维护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利作为尺度的。对他来说,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当然不能维护个人的权利,但“强功能”的国家,又容易侵犯个人的权利。因此,只有一种“最弱意义的国家”,才最适合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所谓最弱意义的国家,就是管事最少、除了保护性功能之外再无其它功能的最低限度的类似于“守夜人”式的国家。这种国家以保护个人权利为最高准则,因此其活动空间也被限定在个人权利给它留下的余地。个人权利既然如此重要,它是否可以被设定为最高目标或目的呢?不能。因为如果这样,就会导致把人用作手段的情况。很明显,如果个人权利是作为目标被预设的,那么对现实的要求就会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把人作为手段,这实际上就是允许把人作为手段的情况存在,允许为了目的而对个人的权利进行侵犯。个人权利不能设定为目的,但能够作为道德的“边际约束”来对待。按照这种“边际约束”,不管当事者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如何,也不管其行为来自哪里,只要它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其行为就是不正当或非正义的,就要加以禁止。个人权利的边际约束排除了用目的正当性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的可能性,排除了为了某人(或某些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人(或另一些人)的利益具有正当性,也排除了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而侵犯个人权利具有合法性。诺齐克总结说:“对行为的边际约束反映了其根本的康德式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他们若非自愿,不能够被牺牲或被用来达到其它的目的。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8]

  从以上所说来看,诺齐克的正义观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它设定了个人权利的绝对性和神圣性,任何行为(那怕是政府或国家行为)、任何分配模式,如果侵犯个人权利,都是不正当和非正义的。诺齐克反对任何模式化的经济利益分配方式,表明他注重的是个人自由和权利,而不是平等和福利;注重的是效率而不是社会公平和稳定。他与罗尔斯的差别主要在此,他批评罗尔斯的根据也主要在此。诺齐克认为,罗尔斯把“社会合作”看成是“平等”或“差别原则”的根据,他注意的只是接受者的合作,而忽略了给予者的合作。合作总是相互的,如果说不平等会导致接受者的不合作,那么损害个人权利的平等,也会导致给予者的不合作。罗尔斯把个人天赋或出身环境看成是个人在道德上不应得的东西,要求作为集体资产由人们共享,这就意味着对天赋征收人头税的合法性,意味着那些利用自己天赋能力的人都是在滥用公共资产。诺齐克认为“天赋”也是个人拥有的权利,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可以证实,由天赋差别产生的持有差别应当被排除或缩小。天赋有幸运或不幸运问题,但不存在公正或不公正。罗尔斯与诺齐克在正义观上的歧异,表明了他们价值倾向性的冲突:即是否为“实质性”或“结果”平等留下余地。如果说诺齐克注重的是个人的“持有权利”,那么罗尔斯注重的则是在保持个人自由平等基础上如何使社会更趋于他所说的平等和公平。照诺齐克的正义观,已有的物品都各有所主,除了要矫正非法所有之外,通过合法性获取和转让而获得的持有权,不能再进行分配,个人的天赋和有利地的社会条件也不能分配,否则就是非正义。但是,对罗尔斯来说,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社会合作体系,必须对社会不平等进行限制,按照“差别原则”对集体资产进行再分配。正如以上所说,我们并不赞成罗尔斯的具体安排,因为那是不可行的。但是,罗尔斯重视“博爱”,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向度。诺齐克强调历史过程中的“持有权利”,坚决反对按照“即时原则”分配所有物,这从理论上杜绝了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要求重新分配一切物品的要求。但是,诺齐克的“历史原则”,可能恰恰有“非历史性”的问题。因为历史中的合法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取代封建社会合法性的过程,实际上也使“持有的权利”观念发生变化。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奴隶主对奴隶的持有权利,曾经是“合法的”,按照诺齐克的观念,当然也是正义的。但是,取消奴隶制的法律,当然也就取消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持有权利”,这并非是不正义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对曾经是某一合法“持有权利”的改变,就总是意味着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换句话说,“权利”也是一个历史的、演变的过程。

  三、哈耶克的一贯性

  说哈耶克思想的核心观念和价值自始至终都是“自由”和“法治”,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这恰恰也成了他与罗尔斯与诺齐克不同而对正义抱有一种比较消极态度的理由。晚年他所著的《法、立法与自由》一书,其中第二卷的名字是“社会正义的幻象”。在此,他对“社会正义”的观念加以否定,认为这不过是“国王的新衣”、“海市蜃楼”。他的根据是,社会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事务状态,这种状态是由有意识的人所意识不到的、不可预测的自发方式产生的结果。虽然政府或国家对社会秩序会产生影响,但它最终仍是一种社会过程所产生的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或自发状态,无所谓正义不正义。正义不正义,只是评价个人行为或政府行为的尺度,也就是说,只有人的行为或政府等机构性的行为,才有正义不正义的问题。如果把“正义”运用到无具体主体的社会及其状态上,就是把社会拟人化或人格化,这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正如我们以上已经谈到的那样,所谓“社会正义”,象罗尔斯所使用的情形,只是一种压缩性的称谓。一般并不是简单地就抽象的“社会”本身来讨论“正义不正义”,它往往是就社会的“根本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安排,来看它是否正义。如社会的政治或经济制度等。罗尔斯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使用“社会正义”的。

  哈耶克否定“社会正义”观念,不等于说他也否定“正义”观念。如他所说,正义既然是人的行为属性,那么,当我们说一个人的某种行为是否正义时,就意味着他是否应该有某种行为。“应该”本身就预设了对某种普遍规则的“承认”。这种普遍规则,在海耶克那里,就是用“同样的规则”对待不同的人,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哈耶克来说,衡量“正义”的普遍规则必须在“法治秩序”中求得,即法律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不管这个人的物质财富如何,生活条件如何。他说:“正是由于人们实际上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才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如果所有的人在才能和嗜好上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区别对待他们以便形成一种社会组织。所幸的是,人们并不相同,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在职责上的差异才不需要用某种组织的意志来武断地决定,而是待到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确定了形式上的平等之后,我们就能够使每个人各得其所。”[9]如果说哈耶克的“正义”观念,也是与“平等”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哈耶克所说的“平等”,与罗尔斯所说的“平等”,只是在自由平等的权利或机会平等的意义上,他们才是一致的。哈耶克始终所坚持的“平等”,只是在自由和法治秩序之下的“机会平等”,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平等,才是能够保持自由的唯一一种平等。[10]哈耶克严格区分平等地待人与试图使人们有平等结果的根本对立性,前者体现了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机会,后者则导致不同的奴役形式。哈耶克一生都在用他的“机会平等”理念来对抗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试图“使人们平等”的观念和行为。在他看来,要求“结果”、“实质性”的平等,把一切都拉平,不仅意味着各种奴役和控制,而且也是不公正的。他说:“个人主义的主要原则是,任何人或集团都无权决定另外一个人的情形应该怎样,并且认为这是自由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决不能为了满足我们的公平意识和妒忌心理而牺牲掉这样的条件。按照个人主义的这种观点,通过不允许人们凭借身外所具有的优势获得利益(比如出身在一个父母比一般人更有知识或更明智的家庭里),来使得所有的个人都从同一水平上开始,也显然是不公正的。这里,个人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更少‘个人主义’,因为它承认家庭象个人一样是一个合法的单位,至于其它集团比如语言或宗教团体也一样,他们通过共同努力在长期中能够成功地为他们的成员保持不同于社会其他成员的物质或伦理水准。”[11]在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罗尔斯把“自然的有利性”作为“集体资产”加以分配的要求。在罗尔斯看来,这是“正义的”,但是对于哈耶克来说,这是不公正的。何以如此呢?这是他们的理论安排使然。在哈耶克那里,除了“机会平等”、“平等地对待一切人”之外,不允许有其它任何形式的“公平”和“平等”安排,不允许对人有“差别对待”。但是,罗尔斯在自由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之外,还安排了对人的“差别原则”,要求对不利者有所补偿。由于罗尔斯把“自由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已经安排到了正义的原则中,并作为优先原则来对待,他的“差别原则”并不会象哈耶克所说的那样,一定会导致“奴役”的形式。问题的究竟在于这样做是否“公正”或“正义”。难道真的应该象哈耶克所坚持的那样,在“机会平等”之外,为了保持人的自由权利,就不能对那些处境最为不利者有任何的“差别对待”吗?

  四、一个解释和引申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在罗尔斯、诺齐克和耶克的“正义观”以及所安排的自由和平等中,都看到了什么主要异同呢?从总体上而言,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以个人“平等”为基础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正义论”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正义论”;而哈耶克的正义论,则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正义论。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都坚决要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而且从这一点上说,诺齐克与哈耶克更为接近些。因为他们都只追求一种程序上的平等或“平等的机会”,反对某种所谓“实质性的平等”或“平等的结果”。换言之,诺齐克和哈耶克坚决要维护的恰恰是“机会平等”之下的“结果上的不平等”。因此,哈耶克对追求物质分配等各种类型的结果平等要求毫无兴趣,他引用霍姆斯(Holmes)的话说:“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诺齐克也从“嫉妒”心理来诊察过分的平等要求。如果说诺齐克、哈耶克的“平等”是一种“弱平等”或“低调的平等”,那么罗尔斯的“平等”,就是一种“强平等”或“高调的平等”。

  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耶克三人的歧异,反映了什么呢?难道这仅仅是他们在追求观念的“合理性”解释中所出现的不同结果吗?的确,在理论上,他们都在追求一种传之久远的“合理性解释”,并分别为知识带来了积累。但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他们的歧异性,与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社会现实及其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相关。简单地说,罗尔斯面对的是美国五六十年代外部战争和内部的动荡不安,他希望通过平等性、公平的正义来谋求社会秩序及其稳定,谋求社会的合理性。而诺齐克面对的是七十年代后,西方和美国经济活力的恢复和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面对是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抬头和对社会福利的批判性抵制。哈耶克作为一个老牌自由主义者,他面对的是各种世界性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极权及其对个人的奴役,并深深忧虑它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他要坚决维护以自由市场和法治秩序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制,并相应地反对任何以集体、国家、社会为名而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犯。这里的说法也许过于简略,但大致上为理解他们的歧异性提供了某种背景性的参照。

  正如考察中所显示的那样,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耶克的正义观及其对自由和平等的安排,决不是没有“共同点”的单纯“多样性”。在他们的歧异性中,存在着更为重要可以构成进一步对话基础的坚决维护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和权利的惊人“接近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从这里出发,罗尔斯同诺齐克和哈耶克之间的紧张,就不是根本性的,它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化解。如果说“机会平等”、“程序性平等”或“普遍规则之下的平等”(这已经是实质性的平等),是最合理的平等,那么,就不能再追求任何形式上的“结果”平等(不管是物质条件上的还是精神生活上的)。事实上,“结果”上的平等从来也没有实现过,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差别可以缩小,但总要存在。那些社会主义者的实践们,所追求的充其量也不过是缩小差别。而且人们已经看到,“缩小差别”所带来的实际上的“平等”利益(贫穷中的平等),远远要小于“机会平等”之下人们所追求到的利益,特别是,这种平等恰恰恰又以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为代价。如果有理由拒绝结果上的平等,并把这种平等看成是非正义的,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对那些“处境”“最坏者”完全不管不问呢?罗尔斯试图对此寻找解决办法,但他的办法既有理论上的困难,也不可行。诺齐克和哈耶克既不愿提出自己的安排,也反对罗尔斯的安排。在此问题上,我们认同罗尔斯的“博爱”情怀(但不同意他的解决办法),而同诺齐克和哈耶克的不必要的“泠漠”保持距离。我认为,在具有共同性的正义原则中,有必要补充上“人道正义原则”。对于那些处境最为不利者,不通过诉求“平等”或“公平”求得合理性基础,而是通过“人道”立场──即人类之爱、对不幸者的同情心等立场寻找正当性。也就是说,从人道的立场出发,对那些处境最为不利者,提供基本的保障,是正义的。这不是一种对不幸者的“社会合作”所作出的交换,况且这种交换也不合理,象诺齐克所指出的那样,幸运者也在进行“社会合作”。从人道的正义立场出发,在合理和恰当的限度内救济不幸者,恰恰又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合作,同时也可以避免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权利与福利之间的冲突。至于如何定出处境最为不利者以及对他们救济程度的合理性标准,这种带有很强的技术性的问题,虽然很难,但并不是不可解决的。

  注 释:
  [1]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第1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2]罗尔斯:《正义论》,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3]同上书,第57页。
  [4]如罗尔斯说:“这样我们就看到差别原则实际上代表这样一种安排:即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一种共同的资产,一种共享的分配的利益(无论这一分配摊到每个人身上的结果是什么)。那些先天有利的人,不论他们是谁,只能在改善那些不利者的状况的条件下从他们的幸运中得利。在天赋上占优势者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天赋较高而得利,而只能通过抵消训练和教育费用和用他们的天赋帮助较不利者得益。没有一个人能说他的较高天赋是他应得的,也没有一种优点配得到一个社会中较有利的出发点。但不能因此推论说我们应当消除这些差别。我们另有一种处理它们的办法。社会结构可以如此安排,用这些偶然因素来为最不利者谋利。”(同上书,第96-97页)
  [5]同上书,第120页。
  [6]同上书,第10页。
  [7]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1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8]同上书,第39页。
  [9]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6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10]哈耶克强调指出:“一般性法律规则和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平等,乃是有助于自由的唯一一种平等,也是我们能够在不摧毁自由的同时所确保的唯一一种平等。自由不仅与任何其他种类的平等毫无关系,而且还必定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平等。”(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第102页,三联书店,1998年)
  [11]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29-30页。



卡门发表于2005-7-14 15:56:31 
 
正来学堂版权所有 © 2009 沪ICP备042465号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光华楼东主楼28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邮编:200433
 E-mail:dengzhengla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