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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讲坛讨论文稿[3]杨帆:自然法观念的三种传统
自然法观念的三种传统(讨论稿)
杨帆 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自然法这个概念一直为各个时期的政治哲学家所使用,但其意义却发生过多次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自然法观念从古至今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前后一致的传统,它有多个传统。本文试图总结出三种传统,分别对应于三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法律传统、伦理传统和权利传统,并指出其异同及背后的正义观念。
[关键词]:自然法;自然正义;上帝之城;自然权利

一、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观念:自然法=自然正义
  古希腊的自然法观念立足于自然和习俗的区分,某种程度上立足于自然正确与政治正确的区分。自然法乃是自然本来固有的东西,乃是自然正确、自然正当的东西。自然乃是先于并区别于习俗、约定、传统、宗教、历史的东西。这种自然法的观念实际上表现的乃是一种自然正义观念。这种正义乃是基于自然的,因而是普遍的,如果正义存在绝对正义与相对正义之分的话,自然正义观念乃是一种绝对正义观念。这种正义观念起源于哲学思考,实质上是一种哲学原则。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传统来说,自然正义指的乃是正义本身,或者说正义的理念。古希腊的自然法学说最初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关于正义之理念的学说。正义之于法律就如同真理之于知识,知识不合真理就不是知识,而法律不合正义就不是法律,正义乃是法律的标准、根据和尺度。自然法作为自然正义之体现,古希腊罗马时期属于法律范畴,既是一切成文法的依据,又是一切成文法之正义的根源。
1、修昔底德——伯里克利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
  修昔底德借伯里克利之口说到,“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这里所谓“法律本身”、“未写成文字”的“法律”实际上指的就是自然法。
  罗马人对于自然法的看法主要来自古希腊人,其代表人物可以说是西塞罗,而西塞罗的自然法概念如下:真正的法律,乃是与大自然相符合的正确理性(right reason);它是普遍适用,不变而永存的;它以它的命令召唤人们负责尽职,以它的禁制防止人们为非作歹;它对好人下命令或立禁制,绝对功不唐捐,虽然它对坏人无能为力。试图更改这种法律乃是一种罪过;企图废除它的任何一部分,也是不被容许的;想完全废弃它,更是不可能。即使元老或下议院也不能解除它加诸我们的义务,我们无须在我们之外找寻它的阐述者。在罗马和雅典不会有不同的两套法律,在现在与未来亦复如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将适用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P15西塞罗的这段话清楚地阐述了罗马人得自古希腊人的早期自然法学说的精髓,他们相信人类是一个普遍性的共同体,法律则是其表现。法律以人性为基础,所以它是普遍的。这个学说经过西塞罗转化为后世罗马法学家的自然法观念和基督教的普适伦理。
2、罗马法大全
  罗马法的丰功伟绩无须多说了,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乃是其取得这些丰功伟绩的原因。一个发端、兴起于“苔波河”畔的小村落究竟凭借着什么精神征服了地中海世界,建起了世界性的罗马帝国?如果说开始时是凭借武力的话,那么它后来又靠什么统治、管理这一庞大的帝国达千年之久呢?罗马的法律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然而罗马法为什么能够为不同的民族和地域所接受呢,罗马法为何能够为维持这一庞大帝国起到那种关键作用?因为罗马法具有一种普遍的性质,因为它体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正如登特列夫所说的,自然法的第一项伟大成就见于法律的固有领域,也就是见于具有普遍效力的一个法律体系的奠基,而这个体系就是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主持修订的罗马法典,后人称之为“罗马法大全”。登特列夫评论道,除了圣经之外,没有其他书籍曾比“罗马法大全”对人类历史发生过更大的影响,这句话对于西方历史来说并不是夸张。查士丁尼下令编撰的这部法典是根据公元前五世纪罗马人的第一套成文法“十二木表法”,并参考、吸收此后近一千年内罗马法律的演变发展成果,于公元五百三十四年完成的,现在通称的“罗马法”指的就是查士丁尼的这部法典。我们说“罗马法”具有普遍效力,这不是信口开河。无论是厄尔比安(Ulpian),还是“盖阿斯”(Gaius),抑或是“保鲁斯”(Paulus),他们都认为“罗马法”在当时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并且一致认为其普遍有效性源于其对自然法的体现。任何一部法典如果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话,就必须有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基础,而唯有一个正义的绝对准则才能够提供这一基础,而这个准则“罗马法”具备了,那就是自然法。上述三人对于自然法的看法也有区别,但是大同小异,法律的普遍性被认定是出于广义的自然本性,他们认为自然法是被一切国家所遵守的,永远固定而不变,是一切人类成文法律的终极基础。法律要合于正义,而自然法正是公道与正义的载体。登特列夫是这样说的,“‘罗马法大全’乃是意图实现人类最高抱负,与满足他们在一切情形之下的需求的一套法律。这座大厦是够宏伟的,而通向它的拱廊,也跟它的宏伟完全相称。自然法则是它的拱顶石,无怪乎它要饱受人们的赞扬与注意”。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观念助成了“罗马法”这一无与伦比的法律体系,这是一项永恒的成就。“要不是自然法的理论赋予它一种异于寻常法律的优点,我实在看不出罗马法律有什么理由一定优越于印度法律。这套卓越的法律,单纯而调和,而罗马这个社会对人类发生更大影响的,也正是它这套理想而绝对完美的法律的上述特点。”P26

二、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自然法观念:自然法=上帝
  简单地说,中世纪的自然法表现于圣经和福音书中。“人类受两种法律所统治:自然法与习俗。自然法就是包含在圣经与福音之中的东西。”这几句话出自《教规大全》里最古老的《葛雷先教规集》,基本上可以看作中世纪自然法观念之最佳导言。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伦理体系之基石而被再度搬出使用的,就像古希腊罗马时期作为一个普遍适用之法律体系之基石而出现一样。中世纪的自然法概念与古典时期相比发生了一个彻底的意义变更,虽然其倾向仍然是人之义务与责任,但是这个义务与责任不再是为法律奠基,而是为道德伦理奠基。其约束力与功效的主要表现不再是对于共同体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单个的人之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之关系。这个时期自然法获得了绝对优越的地位,不仅在逻辑上被认为先在于或者说高于明文规定的成文法,而且在时间上也先在于任何明文规定的成文法。也就是说,任何成文法或者是基于习俗的尘世法规,如果与自然法之间存在冲突,那么它们就立刻丧失其效力,即自然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其他法律规定都因之而被视为有效或无效。
  这个时期自然法之崇高地位不在于其自然性质,也就是说,不在于它与人或万物之自然本性相一致,而在于其根源于上帝。上帝在创世之时就为人类立下了行为的最高规则,即自然法乃是上帝所创设,并深植于人类之灵魂深处。这个时期的自然法观念完全不再考虑人类以外的其他存在物,自然法只是与人类相关的东西。它的约束力源自其权威性,而其权威性源自于上帝,其约束范围也仅限于人类事务。当然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认为基督教会的教会法规就是自然法的绝佳体现。正如圣伊西多所说的,一切法律,不是神的,就是人的。神的法律基于自然,人的法律基于习俗。这些法律之所以会有不同,是因为不同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法律。P32
  自然法乃是神的律法,即上帝之城的法律,上帝之城高于所有尘世城邦,正因此人们所应遵循的当然乃是上帝之城的法律,即自然法,而自然法也因此高于人类法,即一切尘世邦国的法律。凡是与自然法相冲突的人类法,即与上帝之法,或者说教会法相冲突的世俗法都应该自动废止,丧失效力。与其说这种观念突出了自然法的神圣地位,不如说它突出了教会的神圣地位,这种自然法观念当然是为了神化或者说强化教会的神圣权力而服务的。世俗国家的权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而教会借助上帝之法高于一切人类法的权威地位就获得了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威之上的神圣合法性,世俗权威从而从属于教会的神圣权威,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一切权力皆源自上帝。这种自然法在理论上说来并不具备现实的强制性的约束力,因为它实质上乃是一种上帝给人类安排的伦理秩序,遵守这种伦理秩序的生活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善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条得救之路,一条通往上帝之城的路,一条通往天堂之路,而否定这一伦理秩序的人们也许在尘世邦国之中可以得享一切世俗荣耀,但末日审判来临之际,等待他们的只是地狱之火。中世纪的自然法学说是为这样的信条服务的,也就是说是为这一伦理秩序服务的。当然这一点是圣奥古斯丁的基本观念,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托马斯·阿奎纳的自然法观念。
  托马斯·阿奎那的观念与奥古斯丁有着很大的歧异,虽然很多地方他援引后者以证明自己,但是他还是具有很多自己的特征,我们先看看他的自然法概念。上帝创造世界,因而整个世界都受着上帝之神圣理性的支配和管辖,上帝支配和管辖其创造物的这种神圣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永恒之律”。人类由上帝之神圣理性所创造,受到这种神圣理性的规范与指导,意味着人类在此意义上“分有”了上帝的“永恒之律”,同时人类又是所有被造物中唯一被上帝赐予理性的种类,因此人类得以以自己的方式听命于上帝的神圣理性。人类从上帝那里分有而来的神圣理性及其永恒之律,就是自然法。自然法不过是神圣理性之光,这是阿奎那的观点。但是阿奎那这里有很多值得注意之处,根据登特列夫的论证,第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他把自然法视为人之尊严与能力的表现。理性是人的本质,也是人之尊严与能力的基础,正是这股神圣理性之光(即人之理性)是人类能够分辨善恶、是非、对错、好坏,人之不同于其他存在者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人被上帝之神圣理性之光所照亮,能够认识到上帝定下的永恒之律,即自然法。第二点值得注意的乃是阿奎那把自然法设想为基督教道德的基础。人类既然具有理性,能够自觉地接受上帝的指导与管辖,即能够认知自然法,因此也就具备了承担道德责任、履行道德义务的条件。自然法因此也就成为了一种普遍伦理的直接基础。这之后,国家不再纯粹是人类败坏与有罪之表现,而上帝之城也不再纯粹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通过自然法,通过理性与启示的结合、自然与道德的结合,人类有了达到完美境地的可能性,人类有望在此岸世界实现天国理想。国家也具有了可能的正面价值,政治生活对于基督徒来说才具备了正当性。如此看来,阿奎那的自然法观念不仅为基督教道德,而且也为基督教社会及其政治法律制度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是这些政治法律制度之好坏的最高评判标准,而这是第三点要注意的。

三、 近代以来的自然法观念:自然法=理性=自然权利
  简单地说,近代以来的自然法概念不再是法律范畴,而成了一种关于权利的理论。自然法学说经过改造之后一变而成自然权利学说,原本不具革命性的正统理论,成了一种通向解放的革命学说。促成这种转变的开创性人物主要是霍布斯,但是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此类人物乃是约翰·洛克。
  洛克的自然法观念表面看来充满混乱,时而说自然法是自然本来固有的法则,时而说自然法是上帝为人类颁布的共同生活规则,时而又说自然法乃是人之理性,但是这种混乱实际上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洛克虽然经常引用圣经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的自然法追根究底却是完全以理性为基础的,既不是中世纪的上帝,也不是古希腊的自然。《政府论》下篇第四节第一次谈到自然法概念,说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其行动和处理各种问题,无须听凭任何人的意志或取得任何人的许可,这里洛克首先承认自然法的存在,即使是自然状态中的人们也受到自然法的约束。随后第六节中的这句话定义了洛克思想中的自然法:“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这里的自然法乃是正当的理性法则,根据这种正当的理性法则,人类拥有一系列自然的权利,平等、自由、健康、财产以及在自然法的范围内追求和保障这些目的的自然权利。自然法为这些自然权利提供辩护和保障,是这类自然权利的体现。人们既受到自然法的保护又受到自然法的约束,虽然洛克的自然法观念是以权利本位的,但是这种自然权利因为是人人都平等地具有的,所以就自然产生一种以权利为限制的约束。也正因为这样,受到自然法保护的人们还享有受到侵犯后索取适当赔偿的权利,这种权利实质上就是执行自然法的权力,洛克明确说过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拥有执行自然法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力,“为了约束所有的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互相伤害,使大家都遵守旨在维护和平和保卫全人类的自然法,自然法便在那种状态下交给每一个人去执行,使每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以制止违反自然法为度”,还说了必须如此的理由,“自然法和世界上有关人类的一切其他法律一样,如果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人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以保护无辜和约束罪犯,那么自然法就毫无用处了。而如果有人在自然状态中可以惩罚他人所犯的任何罪恶,那么人人都可以这样做”。P7这既说明了自然法具有的强制性约束力,又说明了人人都是涉及自身的犯罪行为的裁判者和自然法的执行者。约翰·洛克的自然法观念基本上代表了近代以来自然法学说的主流观点:自然法确认并保护人之自然权利,侵犯人之自然权利就意味着违反自然法,人人都具有阻止和制裁这种违反自然法之现象的正当权利,也就是说无论是人或政府,一旦侵犯了受自然法保护的人之自然权利就意味着人们可以正当地抵制、不服从以至于反抗和革命。

四、 自然法观念的三种传统:法律—伦理—权利
  自然法观念演变的历史上有三个阶段,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观念,而近代以来的自然法观念有完全有别于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自然法观念的演变不是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每一次再现都是一种根本的改变,虽然各个阶段共同使用一个概念,即自然法,但是所指的东西,以及其意义都发生了完全的改变。
  自然法学说在实质上转变为支持并鼓励革命的自然权利学说之后一个半世纪,即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时候,随着历史法学派的出现完全沉寂了,虽然还存在于某些人的理论中,但却成为了一股潜流。当然这也正是自然权利学说的命运。
  我们前面说过,走出中世纪之后,自然法学说从一个强调自然义务的正统理论转变为强调自然权利的革命理论,这是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全新概念密不可分的。中世纪之前,自然法学说旨在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提供基础,而中世纪时期自然法学说又成了一种普遍自然伦理体系的基础,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强调的重点都是义务、责任,而不是权利。到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自然法学说强调的重点开始倾向于权利,到后来一变而成了一种关于权利的理论。
  自然法观念的三种传统,甚至可以成为三种自然法观念,因为从古至今的自然法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古希腊的,也包括罗马的自然法观念是不同于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的,虽然与近代以来的自然法观念相比,它们更相近一点,但是每一阶段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指出它们各自的不同的话,那么古希腊罗马自然法的关键词乃是“法律”,即正义的法律;而中世纪自然法的关键词则是“伦理”,即上帝的“戒律”;而文艺复兴之后,即近代以来的自然法,其关键词可以总结为“权利”。我们说中世纪以前的自然法观念虽然实质上并不一致,但是相比之下更亲近一点,原因即在于,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所强调的“法律”还是中世纪所强调的“伦理”,从它们一致的方面来说,它们都更加重视义务,即人的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不管是对城邦也好,对上帝也罢,它们强调的重心都在义务方面。中世纪的教会法规被视为自然法的最佳体现,但是我们知道教会的法规实际上只是基督教伦理规范的体现罢了,道德与法律之间还是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的,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不同,通过教会法规把它们合二为一,教会法实质上是把道德变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东西,即变成了道德法,中世纪的自然法实际上也就被视为道德法了,其强调的重点当然依然在于义务,当然这里强调的不再是作为城邦公民的义务,而是基督徒的义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乃是近代自然法学说的关键词,即权利,这是与整个古典时期的自然法观念完全不同的创新,强调的不再是义务,而是权利,既不是对法律的自然义务,也不是对上帝之道德义务,而是人之自然的权利。权利与义务是一对相辅相成的观念,谁也不能完全撇开义务谈论权利,只是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权利之上,无论是国家、政府、法律制度都以权利为前提,以权利为基础,并以权利为其存在之目的。这一点可以很明显地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政治哲学之中总结出来,也正是因为自然法学说的关键词在近代转变为“权利”,所以近代以来的自然法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自然权利学说,本身也从一个完全没有革命性的学说变成了极具革命性的解放原理。英国的革命或许表现得还不是很充分,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自然法学说赋予了人们以全新的东西,即权利,特别是反抗的权利,不服从的权利,以及最终革命的权利。这一点到了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后来的遍及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时期就更加明显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是打着自然法的旗号,为革命提供理论依据,提供合法性辩护的,他们宣称人们根据自然法享有平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并拥有为保障这些自然权利而进行革命、废除政府的自然权利。很显然,自然法学说到了这个时期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自然法学说了,既不是古希腊罗马意义上的法律,也不是中世纪基督教意义上的伦理,近代宣扬自然法学说的人们所强调的不再是义务,相反,乃是权利,自然法用来为自然权利提供合法性解释与证明,传统的自然法学说把改造成了自然权利学说。
我们所说的三种传统指的就是法律、伦理与权利这三种传统。这一点说明自然法观念并不是一个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观念,从古至今发生了几次变异,因而具有多个传统。在我们概括出的三种传统里,近代自然法学说与以往的自然法学说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如果说古典的自然法学说是可以用来为等级制度、专制制度进行辩护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自然法学说则是专为否定这些无视人之自然权利的制度而出现的。

五、三种自然法观念与正义

  三种自然法观念虽然有着根本性质的差别,但它们都与正义相关,这是它们为数不多的一致之一。三种自然法观念背后与其说存在着三种自然观念,倒不如说它们背后存在着三种正义观念,或者更恰当地说,对于自然概念的三种不同理解,导致了三种对于正义概念的不同理解,从而最后导致了三种自然法观念之间的歧异。但是它们之间的一致之处却也正在于此,即都以正义为其鹄的,都以正义为其诉求。不管是古希腊罗马的法律传统,还是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传统,抑或者近代以来的权利传统,自然法观念都与正义观念息息相关,这一点从未改变。
  自然法学说如果还能算作政治哲学之基本部分的话,它就必须内在地包含某种正义观念。因为政治哲学所思考的不外乎正义之理念,无论是法律,还是伦理,抑或者是权利,都须以正义为依据,它们之诉诸自然,实际上乃是诉诸于正义,因为人们向来认为合乎自然即是合乎正义。我们这里所要做的,除了说明三种自然法观念在此点上的一致性之外,还要比较一下它们各自对于正义概念的理解。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对应的乃是自然正义,这种自然正义观念的产生乃是基于自然与习俗的划分,符合自然的就被认为是自然正义的,而违背自然的就被视为非义的,这种正义与基于习俗或者祖先惯例或者宗教信仰或者政治传统的正义完全不同,因为在彼此看来,对方都是非义的。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家们所普遍认同的正义观念乃自然正义观念,也就是说某物或某事只有基于自然就是正义的,它才是真正正义的。这种“正义”是绝对的,普遍的,独立于城邦或者政治生活之外的,只有理性的智慧之士才能够认知,也就是说只有少部分哲人才能够领会。这种正义观念认为政治生活是一种较低级的生活方式,而哲学生活,即献身给真理的生活才是高级的生活,才是正当的生活。这种正义观念受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被认为是正义的理念,即正义本身,这种正义之为正义既不是因为神恩,也不是因为人类,而是因其自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被看作体现了这种自然正义,因而被认为是普遍而永恒的。
  中世纪基督教的自然法观念对应的乃是神圣正义,这种神圣正义观念深深植根于圣经中上帝的创世神话,符合上帝之训诫就是正义,违背上帝之训诫就是不义,这种正义观念完全取决于上帝之存在,或者说取决于圣经之神圣性质。上帝创造了世界,同时也为世界设定了规则,特别是为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定下了生活的规则,当他们堕落之后,上帝又为人类立下了新的生活规则,这种规则就是上帝给人类制定的法,而上帝之法就是中世纪所理解的自然法,与此对应的正义观念也就不再是自然正义观念,而是神圣正义观念,正义立足于神恩,归根结底正义之为正义全在于其背后的上帝观念。自然法是神圣的,就是因为它是上帝为全人类定下的神法,自然法是普遍正义的,也是因为它是上帝为全人类定下的神法。这是中世纪自然法观念所对应的正义观念的实质。但是当然,这个定下了自然法的上帝不是一个全面干涉人类生活的上帝,而是一个“制钟人”式的上帝,它为人类定下规则,人类照之遵行,这样的生活就是合于正义的。
与近代以来的自然法观念相对应的正义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观念,这一点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相似,甚至也可以这么说,即近代自然法学说的复兴与演变开始于对古希腊罗马自然法观念的回归。但是这种回归只是形式上的,自然法之所以体现了正义,乃是因为自然法授予并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而自然权利才是自然法之体现正义的凭证。人们需要自然法来为自然权利的正当性进行辩护,正因为如此,自然法必须是正义的。这就像是一个循环论证,然而实质就是这样。近代自然法学说立足于人类理性,并诉诸于人类理性,它是理性根据人类自我保全的基本需要而要求人类普遍遵循的生活规则,特别是这种生活规则建立在人类为了基于自我生存权利而演绎出来的人类自然权利之上。与传统的义务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近代自然法观念与古希腊罗马自然法观念的根本区别也就在于此,后者也强调理性,然而问题在于后者强调基于人类理性的义务,从理性中演绎出来的不是权利,而是义务,这就是后者与前者的根本不同之处。
  三种自然法观念下的自然法实际上都是工具性概念,或者说功能性概念,本身都不是目的。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观念乃是为法律的普遍有效性做合法性的解释和论证的,成文法的权威及其普遍效力才是目的,自然法并不优先于成文法,这点可以在“罗马法大全”的文摘中推断出来。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更不是目的了,虽然这个时候它的地位优越于一切成文法,优越于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实定法”,但是它的这一地位完全出于教会的现实需要,因为既然教会法是自然法的绝佳体现,自然法乃是上帝之神法,那么自然法所具有的至高无上地位正说明了教会法规的至高无上地位。说到底,这期间的自然法观念仍是工具性的,本身不是目的,就如同这个时期的哲学乃是神学的婢女一样,自然法乃是教会法规的婢女。虽然它高于一切尘世法律,但它并不高于教会法规,即基督教伦理规范。它的存在只是为着一个普遍的伦理体系奠定基础。近代以来的自然法观念就更是如此了,完全是为自然权利学说服务的,自然权利才是它存在的目的,而它只是用于论证自然权利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工具。所以说,三种自然法概念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的工具性地位,这一地位可以说亘古未变。


参考书目:
1、《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
2、《自然权利与历史》
3、《政府论下篇》
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
  
正来发表于2005-7-14 10: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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