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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讲坛讨论文稿[1]赵雄峰:拥抱死亡与体验生存——从尼采、海德格尔到福柯
拥抱死亡与体验生存——从尼采、海德格尔到福柯
(博士论坛讨论草稿)
赵雄峰

摘要:死对生永远是一个问题,一个界限。至苏格拉底神喻式地将哲学定义为对死亡的练习起,哲人们就开始了对死亡的无尽思索。本文择取现代以来有着深远影晌的三位西方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考察他们的思想如何在对死亡的拥抱中体验生存之美。
关键词:死亡 生存 生存美学

詹姆斯米勒在《福柯的生死爱欲》一书中,大胆地认为福柯患上AIDS是一种自愿的冒险,福柯的好友德费尔,在接受米勒的采访时,佐证了这一猜测,他说,“他非常看重AIDS,他最后一次支旧金山的时候,他是很明确地将此行看作一次‘极限体验’的。”把AIDS看作一种极限体验,这不得不令人震惊,这一猜测是否准确,我们可以存疑,但从福柯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其思想发展来看,这不是不可能的。

福柯本能地对死亡有着一种迷恋。在他上学的时候他就几次试图自杀。有一次他在巴黎公寓外面横穿马路被一辆车撞倒,他当时以为他要死了,福柯后来回忆说,那一瞬间,那种感觉,就像服用了麻醉剂一样,欢欣而神秘,他感到他在离开他的肉体,他已处在他的肉体之外。

在他早期为斯宾万格的《梦幻与存在》一书所写的导言中,福柯是这样谈论自杀的,他说:“自杀是最终的神话,是想像的‘最后裁判’,如同梦是它的创始、它的绝对起源一样。……每一种自杀欲望都会成为这样一种世界所满足:在这个世界上,我将不再在这里或那里存在,而将无所不在。那将是一个对我清澈如水的世界,一个对我的绝对存在充满感激的世界。自杀不是注销世界或我自己的一条途径,而是重新发现我在其中为自己创造世界的那最初时刻的一条途径。……自杀是最终的想像方式。”(《福柯的生死爱欲》P102)在生命接近尾生时,福柯依然为“每个人的自杀权利”作辩护,认为自杀是“一种单纯的快乐”,“一项没有旁观者,只为自己、只为那生命最短暂的一瞬间而存在的工作”。(《福柯的生死爱欲》P64)

如同他在生活中所有对极限的体验一样,死亡对他而言,对所有人而言,是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极限,福柯随时准备为着这种探索行为牺牲生命,早在1969年他就指出,“一种牺牲,一种实际的生命牺牲,亦即一种自愿的被湮没,它不必在书里得到描述,因为它就发生在作家的生命之中。”正是在这种对极限的体验之中,福柯说,“人们似乎有可能突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快感与痛苦之间、最后还有生与死之间的界线,由此清楚地表明:对于那些‘真伪游戏’至关重要的区分本是何等的灵活圆通,变化无常。”(《福柯的生死爱欲》P28)

通过对尼采和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看法的分析,揭示他们对福柯的影响

一、尼采:死得其时
关于尼采对死亡的看法,我们主要将通过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自愿的死》这一节的解读来获得。

1、“许多人死得太迟,有些人却死得太早”
哪些人死得太迟?多余的人、未老先衰之人、错过生命之人、总之是那些怯懦、颓废之人,对这些人,查拉图斯特拉劝他们早死,在他看来,这些人与其长时间的忍受无所事事的没有意义的生活,还不如早死,因为他们已经腐烂。这样,这些错过生命之人,至少能在自己的死之中尝试到某种成功,也即在死亡的决定中找回了他自己并选择了他自己,通过放弃生命的形式显示自己的存在。

查拉图斯特拉希望有关速死的说教,能像一场大风暴一样摇憾生命之树,那些在碌碌无为之中延长生命者,他们是腐烂之果,将被摇落,更准确地说,是被震憾,从虚度中警醒。

哪些人死得太早?未完成者,生命的光辉尚未绽放;耶稣的死,他尚未使他的说教学会爱人类与大地。

2、自愿之死是自由而死,是死得其时

结合尼采的永恒轮回的思想,人们争针对尼采的自愿之死提出了两个质疑:第一个质疑是,相同事物的永恒轮回驳夺了生命的自由,从而使自由之死亦成为不可能。第二个质疑是,倘若一切事物都以相同的顺序和细节永远轮回,那么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区分就没有意义。我认为这两个质疑都不成立,原因在于对永恒轮回的误解。

关键在于瞬间,在每个瞬间体验到永恒;永恒轮回学说宣扬的是:“要这样生活,以至于你必须希望再生活一次”,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说,“对所有的事情都问一句:你是否还希望这样的人生再过一遍以至于千百遍?这个问题将成为你行动中的最大的重点!”因此,尼采通过对死得其时的宣扬,号召人们不断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

“让你们的精神与道德在痛楚中放射一线最后的微光,象鲜红的落日照耀地球吧:否则你们的死会是一个失败了。”

二、海德格尔:向死而生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二篇第一章《此在之可能的整体存在,向死存在》,集中分析了他对死亡的看法,我想用三点予以说明:

1、在日常生活中,死亡何其遥远;
2、死亡是悬临在每个人面前的最本已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
3、在死之畏中体验本真生存。

具体内容略。关键引文:
“只要此在存在,它就始终已经是它的尚未,同样,它也总已经是它的终结。死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着的不是此在的存在到头,而是这一存在者的一种向终结存在。死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 (《存在与时间》P282)

“向死存在,就是先行到这样一种存在者的能在中去: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本身。在先行着把这种能在揭露出来之际,此在就为它本身而向着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开展着自身。把自身筹划到最本已的能在上去,这却是说:能够在如此揭露出来的存在者的存在中领会自已本身:生存。”(《存在与时间》P301)
三、尼采、海德格尔对死亡的看法究竟对福柯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

福柯生前最后一次谈话指出:“对于我,海德格尔一直是核心思想家。我先读的是海德格尔,然后是马克思;我最初读海德格尔是在1951或1952年。在1953或1952年——我记不太准了——我读尼采。我仍然保存着读海德格尔时所作的注释;这类注释我作了不少,与我读黑格尔或马克思时所作的注释相比,这些注释更重要得多。我整个的哲学发展,都是由我对海德格尔的解读决定的……尽管关于海德格尔我没写过什么东西,关于尼采也只写过一篇小文章,但他们是我所读过的最重要的两个作者。”

尼采,海德格尔对福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我的角度看来,这种影响亦是成立的。可以说,福柯的一生都是在践行尼采“成为自己”这句箴言,如果说尼采,海德格尔是在思想中时时拥抱死亡来体验生存的本真和美丽,那么福柯就是用生命来拥抱死亡以体验生存之美。死亡的悬临,使一种生存美学如此必要,渗透肌肤。

福柯的生存美学

福柯的生存美学(the esthetics of existence)是他长期进行知识考古学以及权力系谱学研究的直接结果,也是他自身生活历程的经验总结,是他在探索西方思想源头和批判古希腊罗马时代原有生存美学的基础上,为了彻底摆脱近代西方思想及其社会制度对人的规训和约束,而探索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把它看作是知识与权力统治下的一种可能的反抗方式)

福柯一生所关怀的基本问题,始终是我们自身的生存命运;在人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他的全部作品,不论好坏,都出自他个人对体验的迷恋。体验生存,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为此,他既要探讨我们自身的现状及其历史原因,又要寻求我们自身实现自由的审美生存的出路。所以,1983年福柯很明确的指出:“思想史的任务,与行为史和观念史完全相反,是要发现和考查,人类自身究竟根据什么条件,不断地反思和考量自身、自已的所作所为以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是,在提出这个非常一般化的问题时,特别是当它涉及到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时候,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同我们社会中特定时期内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生活实践方式,有密切关系。这一整套实践方式,可以称之为‘生存的艺术’。所谓生存的艺术,就是一整套反身的和自愿的实践方式;人们不仅由此确定一定的行为规则,而且还设法改变他们自身,形塑他们自身的独特生存方式,并使他们的生活,成为具有特定美学价值,又具有特定风格的艺术作品。”福柯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塑造。

而他自己正是如此践行的。因此,福柯在后来集中探讨生存美学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对自己所探讨的全部问题的重新审视。根据他的看法,人生在世并非为了使自己变成为符合某种“身份”标准的“正常人”或“理性”的人,对人来说,重要的是,不是把自身界定在一个固定身分的框框之内,而是要透过越界游戏式的生存美学,发现生存之美,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人生历程。福柯一向把理论创造和思维活动以及生活本身,当成一种生存的艺术,当成“关怀自身”和进行自身生命审美化的过程和实践。

生存美学的核心是“关怀自身”

福柯通过一系列作品,探讨了“我们自身为什么和怎样同时成为知识、权力与道德的主体和客体”,我们自身在形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过程中,为什么永远感受到自身的不自由。由此福柯进一步认为,如果我们自身并不知道自身的奥秘,不知道自身何以成为主体,同时却又成为被宰制的对象,那么,掌握再多的知识真理,握有再强大的权力,把自身练就成德高望重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在探寻上述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福柯终于从70年代中期开始,将研究中心转向关怀自身,转向我们自身的真正自由的基本条件和实践原则,这是他的生存美学的核心。

能过对自身的关怀的历史性考察,福柯希望将人从传统主体性原则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恢复人之为人的自然面目:人之为人,不是他物,不是主体性原则所为;而单纯是其自身而已。(所以,所谓人之死,是指受主体性原则所控制的人的死亡)自身,是个人生命的基本单位及其生存过程,是决定个人自由以及创造个人生命的基础。福柯指出:“人人与这相关的自身,无非就是关系自身。总之,自身就是内在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关系网中的自身的存在论本身。”

我们的“自身”,在未同他人和他物发生关系以前,在本质上是一种“缺乏”,作为缺乏,自身永远需求建构和重建它所期望的同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所以,自身虽然深处于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内部,但它具有完全自律的超越性,使它始终有发自内部的自我超越的倾向,永远产生能够推动自我实现的某种张力。这就是人的“自身”不同于其他生命的地方。福柯强调,生存美学所寻求和探讨的自身,是自由的自身,是真正靠自己本身的自由意向所创建,并不断地实现审美超越的生存过程。

因此,福柯主张,为了创建和实现自已生活的艺术品,我们必须时时转向自身,关怀自身,成为自己,不断地实现审美生存的自由逾越和好奇性探索,在种种超越性的体验之中,真正地赢获生存,创造充满活力的个体生命。

福柯通过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过程,已经向我们表明:生命的本质就在于它时时刻刻面临各种可能性,时时刻刻同“过度”、“极限”、“冒险”和“逾越”相遭遇;拥抱死亡,是为了体验生存,生存之美,恰恰就在逾越中闪烁出它的耀眼光辉。

在1981年至1982年为法兰西学院年鉴撰写的《课程概述》的最后,福柯深情的写道:“使对死亡的思考产生特殊价值的东西,不仅仅是死亡先于舆论普遍代表的最不幸的东西,不仅仅是它有助于承认死亡不是一件坏事,而是它用提前的方式提供了向自身生活回眸一瞥的可能性。在把自己看成是死亡起点时,人们可以判断人们正在其自身价值中做出的每一个行为。死亡,爱比克泰德曾说过,在耕耘者耕耘时,在水手航行时攫住他:‘那么你呢,你希望在做什么的时候被它攫住?’……”(《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P374)

总结:在死亡中,生存的作品最终完成(略)
正来发表于2005/7/15 16:03:56 
福柯:生存美学
生存美学
福柯

李康李猛译
  编者按:福柯在60年代提出“人之死”的后现代主题,现在这一主题已经成为经典。在此,他向我们揭示了那种朝向主体的恋乡情结。福柯现在集中考察这样一种主体,即把自己的生活转变为一件堪为典范的艺术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确定了他在80年代的思想活动范围,即构建一种新的道德谱系学。能够探讨政治中的真理问题的,必须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将以知识与经验的名义行使自己讲真话的功能。本篇最初系福柯应意大利Panorama周刊之邀,于1984年4月25日与AlessandroFontana(福柯写《我,皮埃尔·里维埃》时的合作者)进行的对话,后来重新刊载于1984年7月15日和16日的《世界报》。

  方塔纳:《性史》第一卷已经出版几年了。我知道,您最近出版的书使您碰上了一些问题和困难。我冒昧请您和我谈谈这些困难。

  福柯:困难出自这项计划本身,而我的计划本来恰恰是要避免这些困难的。我预先计划通过几大卷的篇幅来开展我的工作,我告诉自己,现在该是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开始写作的时候了,我只须把自己脑子里的想法展开,并用经验研究来加以验证就行了。

  写这些书的时候,我几乎厌倦透了:它们和早先那些书太相像了。对有些人来讲,写本书总是一次冒险,具体来说,是有可能完成不了。如果你事先就知道自己打算在什么地方结束,就会失去各个方面的经验,就是说,体验不到写一本也许完成不了的书时所感受到的冒险。所以我改变了整个计划:不再研究处在知识与权力边界上的性本性,而是努力再往回追得更远,找出对于主体本身来说,作为欲望的性本性的经验是如何构成的。我在努力指明这个问题域的时候,被迫去考察某些非常古老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本。这需要大量的准备,大量的努力,而我直到最后,也还留着许多不确定的东西和疑虑。

  方塔纳:在您的书中,总有某种读者经常难以捕捉的“意向性”。《癫狂史》其实是关于被视为心理学的那门知识的构成过程史;《词与物》是关于人的科学的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写的则是对身体和灵魂的纪律的安排。而在您新近的书里,作为核心的似乎是您称之为
“真理游戏”的东西。

  福柯:我并不认为这些书和早先那些书之间有什么大的不同。当你写像这样的书的时候,非常想全盘改变自己的想法,让自己在结束的时候完全不同于开始时的自己。写完后,你会发现,其实相对来说,你已经改变得很少。你也许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还是在原来的
问题上纠缠不休,就是说,还是主体、真理和经验的构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已经尝试分析了像癫狂、性本性和越轨这样的领域,是如何会进入某种真理游戏,以及通过人的实践或行为纳入真理游戏,主体自身是怎样受到影响的。这就是癫狂史和性史的问题所在。

  方塔纳:这难道不会导向一种新的道德谱系学吗?

  福柯:由于尼采的影响,这个词的特点是过于宏大,作为标题也很庄重,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是这样。

  方塔纳:在1983年11月LeDébat上的一篇文章里,您结合古代(Antiquity),谈论了伦理取向的道德和准则取向的道德。这种区分是不是等同于希腊罗马道德和那些随基督教一起出现的道德之间的区分?

  福柯:伴随着基督教的出现,古代的道德也发生了缓慢而逐步的转变,而后者本质上就是一种实践,一种自由的风格。当然,早就有某些行为规范,治理着每个个人的行为。但是,在古代,想要成为一个道德主体的意志,以及对于生存伦理的追寻,主要都是努力去维护
自己的自由,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某种形式,在这种生活形式里,既可以认识自身,也可以被他人所认识,甚至连后代也会以它为仿效对象。

  在我看来,在古代,道德经验和追求道德的意志,其核心就是一个人拿自己的生活当一件艺术品来精心制作,哪怕得遵守特定的集体标准。而在基督教时代,伴随着文本的宗教,上帝意志的观念,还有服从原则,道德逐渐呈现出由一整套准则所组成的形式(只有某些禁
欲实践与个人自由的锻炼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从古代到基督教时代,我们从一种本质上属于对个人伦理的追寻的道德,过渡到一种服从一整套规则的道德。如果说我对古代感兴趣,那是因为我有许许多多理由可以说,遵从一整套规则的道德观念现在正趋于消失,已经逐步消失。而与这种道德的消失相应的是,必然会是,对于一种生存美学的追寻。

  方塔纳:近几年来积累起的有关身体、性本性、纪律的所有知识,是不是已经改善了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改善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福柯:我总是在想,围绕许多事情——即使与政治选择无关——的讨论,围绕某些生存形式、行为规则等等的讨论,已经大大地增进了和身体的关系、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和性本性之间的关系。

  方塔纳:所以说这种知识已经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生活。

  福柯:并不仅仅是在人们所想和所谈论的方面发生了变化,哲学话语、理论和批判方面也有许多变化:实际上,绝大多数这类分析并不是要告诉人们,他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应该做些什么,又应该相信什么、思考什么。相反,这些分析是要向我们揭示,到目前为止,
各种社会机制是怎样成功地运作,各种形式的压制和约束是如何发挥作用,据我看,这样一来,在所有这些的启发下,人们就得自己决定和选择他们的生存。

  方塔纳:五年前,您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开始读哈耶克和米塞斯。人们就说:福柯打算通过反思自由主义,给我们写本关于政治的书。自由主义也似乎成了一条迂回的途径,可以使人们超越各种权力机制,重新发现个体。众所周知,您反对现象学式的主体和心理学式
的主体。那时,人们开始谈论实践的主体。在某种程度上说,重读自由主义的意图是符合这种取向的。可以理解,人们三番五次地讲,在福柯的作品里没有主体。主体始终受到宰制,是各种规范技术和纪律施用的点,而从未成为自主的主体。

  福柯:这里必须做个区分。首先,我的的确确相信,不存在自主的、奠基性的主体,不存在一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的普遍主体形式。对于这种主体观念,我非常怀疑,充满敌意。相反,我相信主体是通过臣服(subjection)的实践得以构成的,或者说,就像在古代,
是以一种更具自主性的方式,通过解放和自由的实践得以构成的;当然,这些解放和自由的实践的基础,是一系列可以在文化环境中找到的规则、风格和习俗。

  方塔纳:这就将我们引向了当代政治问题。时世艰难:在国际上,我们见证着雅尔塔会议的胁迫交易,见证着两大力量集团的对峙;而在国内,经济危机的恐惧萦绕心头。面对所有这一切,左派与右派之间并没有多少区别,有的只是风格的差异。那么,置身这样的现实和它的要求,一个人又如何能决定,是否存在其他可供替代的选择?

  福柯:在我看来,你的问题固然正确,但同时也有些狭隘。应该把它分解成这样两类问题:首先,我们是必须接受还是拒绝?其次,如果我们拒绝,又能做些什么?拿第一个问题来讲,你必须毫不含糊地做出回答:我们绝不能接受,不管是战争留下的种种后果,还是欧
洲某种战略态势的顽固存在,或者是半个欧洲都处在奴役之下的事实。


  方塔纳:所以我们不能采取可以称之为黑格尔式的态度,依照现实呈现给我们的面貌全盘接受。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在政治中存在真理吗?”

  福柯:我是这样的相信真理,以至不能设想存在不同的真理和不同的讲真理的方式。当然,你不能指望政府讲述真相,把真相和盘托出,只讲真话。相反,我们可以要求那些治理我们的人说出这样一种真话,就是关于他们的终极目标,关于他们各种战术的总体选择,关
于他们的计划中的一系列具体要点:这就是被治理者的讲真话(一种自由言谈),被治理者可以而且必须借助自己的公民身份,从治理自己的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从他们行动的意义和所做出的决策出发,以知识的名义,以自己所拥有的经验的名义,对那些人提出质疑。

  尽管如此,你还必须避免落入这样一个陷阱,治理者会在那里努力抓住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又常常会陷入其中:“站到我们这边来,告诉我们你打算做什么。”你并不是非得回答这个问题不可。要对某个问题做出决定,就得了解我们无法得到的证据,分析我们无法分析
的处境。这是一个陷阱。然而,作为被治理者,我们完全有权利追问有关真相的问题:“比如说,当你厌恶欧洲导弹计划,或是相反,你赞成这项计划;当你重建洛林钢铁企业;当你开始讨论民办教育的问题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

  方塔纳:在这个漫长的思索过程中,您乐意遇上哪一类读者,并向他们讲述这一真理?事实上,尽管还是有好作者,但好的读者是越来越少了。

  福柯:别老想着“好”读者——我要说连读者也越来越少了。一个人而今再也不被人读了,这是完全可能的。你的第一本书是被人读了,因为你还不出名,因为人们不知道你是谁,这本书就在混乱之中被大家读了,这让我感到很舒服,你没有理由既写书,又为别人制定
如何读这本书的法律。唯一称得上这类法律的,是任何可能的阅读都行。如果一本书被人读了,但却是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我并不会专门为此烦恼。真正值得烦恼的是,你还在继续写书,但根本就不再被人读了,而且,以讹传讹,辗转贩卖,最后,这书变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让自己卷入争辩,对这些讹见一一作答,并就此为读者制定阅读法律;还是让书就这么继续被歪曲下去,直到它成为自身的夸张讽刺?对于第一种,我感到厌憎,而对于第二种,我也抱有同样的态度。

  话说回来,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有解决办法的:我唯一愿意看到的,是对出版社、对这些书本身,制定出这样的法律:禁止同一位作者的名字使用两次,同时允许匿名和笔名,这样就让每一本书都可以凭着自身而被人阅读了。对于许多书来说,是读者关于作者的知识决
定了对书的理解程度。但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巨匠,对于绝大多数的作者来说,这样的知识丝毫派不上用场,反而只是障碍。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我并不是一位杰出的作者,只是某个写书的人,如果我的书凭其自身被人阅读,带着可能有的任何错误和特点被人阅读,我
想会更好一些。
小兵发表于2005/7/20 9: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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