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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讲坛讨论文稿[2]罗昌瀚:演化博弈论与转轨经济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题目:演化博弈论与转轨经济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罗昌瀚
一、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制度是重要的”,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展现给世人的鲜明理论立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制度的研究。诺斯认为, 制度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两者的强制组成,它们三者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对于非正式制度(规则),西方经济学家十分重视,而且有自己的研究角度和理论体系。诺斯指出,“非正式规则—行为准则、习俗和行为规范—对于良好经济运行来说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条件之一”。他进一步说,“虽然正式规则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但非正式规则的改变只能是渐进的。由于非正式规则给任何一套正式规则提供了根本的‘合法性’,因此,激进的革命从来不会像它的支持者所要求的那样,而绩效也与预期不同。而且,采用另一个社会的正式规则的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采用的宪法与美国类似)会有与其起源国家不同的绩效特征,因为他们的非正式制度和执行特征都不相同”。
  但是,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还是显得薄弱。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非正式制度的定义模糊。尽管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给出了内容繁多的关于非正式制度的定义,但是大多含糊其词,没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
  诺斯指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更正式地说,是人们制定的、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是定义和限制个人的决策集合。”这些约束条件可以是有意设计或规定的正式约束(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社会规范、惯例、道德律等)。而格雷夫认为诺斯关于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定义——规则和约束条件——其内容并非完全一致,因为后者包括前者。他认为,“假定游戏的规则技术上是给定的,作为对人们相互关系的非技术性约束的制度包括两个相关的部分:文化观点(在不同情况下个体如何预期别人的行动)和组织(可以改变博弈规则的内生的人类架构。无论如何,组织应处于均衡态)”。
  史漫飞和柯武刚结合哈耶克关于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划分,提出了内在制度这一与“非正式制度”相近又有区别的概念。在他们那里,内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着经验而演化的规则,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与社会的规则。礼貌是内在规则的例子,它向人们传输了共同体成员所遵守的、正确而合乎伦理的准则。由议会或政府机构颁布的民法或交通法则是外在制度的例子。当然,在实践中,外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灵活转换。接着,史漫飞和柯武刚对内在规则进行了分类: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正式化内在规则,又指出非正式的内在制度和正式的内在制度的区别。这一区分好像把非正式制度这一概念弄得越发复杂了。
  另外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则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非正式制度。斯蒂格里茨指出,社会资本包括隐含的知识(tacit knowledge)、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语境下,它可以被看作是处理道德风险和动机问题的方法。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同样也必须调试,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这又是一种定义。
  第二,研究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单一。总的来看,西方经济学家还是以交易成本的角度,并结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来探讨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变化和作用。
  在研究制度的西方经济学家中,新制度经济学家是主要代表。他们可以看成是主流中的异端。尽管他们拓宽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狭隘领域,把理论审视的目光转移到制度上来,并从交易费用的新角度研究制度变迁,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理性经济人的假定,把制度的形成和演变看成是理性经济人收益-成本核算的结果。尽管,阿尔钦、弗里德曼等借鉴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理性经济人和利润最大化的假定作了有力的辩护,但并不能令人满意。
   除了这一最遭人诟病之处外,西方经济学家对制度的研究还主要是从交易成本出发,这一角度研究正式制度也许可行,但是对于非正式制度就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大量的事例告诉我们,很多非正式制度是非帕累托最优的。
  第三,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大部分是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演变作为参照背景的,其理论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转轨国家现实情况的关照。
  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制度的时候,一般是以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作为其知识背景的,他们的出发点和结论很多都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比如,西方教权与世俗政权的分立、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出现,这些都是东方国家没有经历过的,也无法复制。因此,借鉴西方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可以的,但是直接和完全照搬结论进行比较和对照,就会发现很多矛盾和不尽如人意之处。
  本文正是针对以上三个方面,希望能通过对转轨经济中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首先,参照赫尔维茨和青木昌彦对制度的定义,并吸取博弈论中关于混合策略的思想,本文对非正式制度采用一种更具有操作性的定义。
  赫尔维茨给出了制度的技术性定义,他的定义更为侧重于博弈规则的实施问题,根据他的观点,博弈规则可以表述为给定任何环境下参与人能够选择的行动(决策集)以及参与人决策的每一个组合(profile)所对应的物质结果(后果函数)。他将这一对设定成为“机制”(mechanism)或“博弈形式”(game form)。青木昌彦进一步指出,制度可能表现为明确的、条文化的符号形式,如成文法、协议或系统界定社会不同角色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等。不过,只有当参与人相信、接受某种具体表现形式时,它才能成为制度。在此意义上,成文法和政府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当回事就不构成制度。举例来说,政府根据某项法令禁止进口某些物品,但如果人们相信,贿赂海关官员可以绕开此项法令,而且这是普遍现象,那么,与其把这项法令视为制度,还不如把这种贿赂现象视为制度更为合适。另一方面,一些没有正式化的实践只要参与人认为它们是域内在状态的相关表征,就可以看作是制度;而当参与人对它们的信念动摇了,它们就不再作为制度存在了。
  本文认为,结合这两种定义,实质上就统一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大概就体现在是否成文上了),并且为理解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道路。既然制度是一种机制,是一种被人们认可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映射,那么,博弈方就会更根据他的信念和收益情况,灵活地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这可以理解为博弈方采取混合策略。另外,在一个参与人比较多的群体里,遵从某种制度行事的人占群体的比例可以看成是这个制度作为一种博弈策略被人们采用的比例,这样的转换就非常适合利用演化博弈论来进行研究。
  其次,采用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成果,突破单纯交易费用的单一模式,并放弃理想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利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非正式制度的演化。
  一般的博弈理论对博弈的参与人理性做了严格的规定,它不仅要求每个行为人是理性的,而且还要求这种理性是所有参与人的共同知识。就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能力而言,这种“完全理性”是一个相当严格的假设,而博弈双方任意一方的理性和能力的任何缺陷都会导致纳什均衡难以实现。由此它造就了经济学尤其是一般博弈理论的困惑之一。演化博弈论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构造精确、完美的理性假定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演化博弈论要求博弈方具有的是一种能够根据情况和新的信息调整判断与改进策略行为的理性,这种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弈方的预见力和判断其他博弈方的情况的要求要低一些,并且可以犯错误,这种理性被称作“过程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
  演化博弈论是博弈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博弈论和演化理论结合的产物,也是博弈论的前沿成果。本文根据已有的资料,把它划分为两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是以进化稳定性策略(Evolutionary Stability Strategy,简称ESS)和复制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概念为核心的演化博弈理论,其思想和方法都是从生物学中借鉴并作了变动而来的。生物学中的演化博弈论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在费希尔和汉密尔顿关于性别比例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之后,梅纳德·史密斯和普赖斯引进了“进化稳定性策略”的概念,并宣称观察到的动物和植物的演化过程,可以通过适当定义的博弈的纳什均衡来解释。思路是自然选择和变异的结合,导致种群在长期达到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
  作为ESS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阿克斯罗德和汉密尔顿论证了在一个特定的生物进化博弈中,采取“总是欺骗”策略的种群,可以被“以牙还牙”(Tit for Tat)策略侵袭。复制动态实际上就是特定策略在一个种群中被采用的频度的动态微分方程。研究表明,ESS总是一个纯策略复制动态的渐进稳定点,但反过来却并不成立。
  用进化机制和演化博弈论的思想解释经济行为中纳什均衡有一个困难,演化博弈论起源于生物领域,因此它使用的概念和前提与经济学的有很大区别,将生物学中的进化机制用于经济问题的讨论是,必须对使用的概念和分析前提等方面做一些必要的修正。比如,生物学中的策略是本能的程序,得益代表后代的数量等,在经济学中就不适用,必须加以重新解释和架构。
  同时,经济学中运用演化博弈论与生物学中应用进化博弈论还需要有不同的考虑。在社会中进行游戏的主体随机性的选择组合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在行动时,很难说各个主体完全采取程序化了的行动。把人们都认为是合理的存在是极端的,把他们都作为完全程序化了的来看同样是牵强附会的。
  由此,自90年代以来,Young等学者在其文章和著作中建立起以“随机稳定均衡”(Stochastically Stable Equilibrium)和学习模型为中心的演化博弈理论。这一支的演化博弈论完全是博弈论自我发展的产物,没有从生物学直接借用概念。用演化博弈论分析制度,它所强调的是制度是一个社会习俗、传统和行为规范,这些制度的起源及其变迁是在一个演进稳定的博弈结构中进行的。在整个博弈的框架下,他们在致力发展一个由认识能力和学习模型支持的制度演化理论。而且,那些相信演化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明显赞成制度是“自发的秩序”或自组织系统。这一研究领域已成为博弈理论和制度分析的前沿。
   根据前文对于非正式制度的定义,在第一个演化博弈理论分支里,在研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时,我们可以把非正式制度看成是侵蚀正式制度的“变异”策略,利用ESS和复制动态我们可以进行均衡分析和路径分析。而在第二个演化理论分支里,在研究非正式制度的起源的延续的时候,我们可以借鉴随机稳定均衡的概念,并利用认识和学习模型,来说明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演进和自我增强过程。
  最后,本文重点研究中国转轨经济中非正式制度的承继、演化,并在辨别其各种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考察其对中国现实经济生活的影响。
  正如西方学者概括的那样,在非西方和欠发达的社会里,经济活动深埋于社会关系当中;生产和交换没有发生在自动的、匿名的市场上。同时,资源的分配并非孤立个体的决策,而是家庭和亲属关系中个人的决策。在中国,习惯、惯例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的转轨过程的巨大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说,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比较明显,各种“潜规则”盛行,各个领域的灰色地带还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家由于环境和对象的限制,对于这些问题很少研究,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也很少研究这类现象,倒是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的学者们较为关注,并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成果。本文认为非正式制度应该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现实问题,同时,由于经济学科有比较完备的分析工具可以利用,也有一定的研究优势。
(二)现实意义
  1、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中国经济转轨的现实。
  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博弈研究,我们可以理解非正式制度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可以找到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均衡点和相互转换的阀值,有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认清我们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做出判断。
  2、有利于更好地设计正式制度,制定政策。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正式制度的设计者为了更好地寻租而人为地将正式制度设定的过高过严,导致了非正式制度的盛行;正式制度的制定没有参考已有的非正式制度,或者局中人的参与不够;非正式制度的合意性也是随着不同阶段而变化的。
  3、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和谐。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国家里,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习惯、惯例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无疑会和人为设计或引进的正式制度有矛盾和冲击。我们有必要检讨在中国的本土资源当中,有哪些是适应现代化内在要求或者可以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和谐因素的,有哪些是需要重新评价的,等等。
  
  二、文献综述
  本文的目的是利用演化博弈论来研究中国转轨经济中的非正式制度,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家缺乏对转轨经济背景下的非正式制度的系统研究,而中国经济学家则很少利用演化博弈方法来研究非正式制度,因此,本文的文献综述分两个部分展开: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和对非正式制度已有的研究。
  在国外,最早利用博弈论的思想研究制度的当属安德鲁·肖特(2003),其《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是首先利用博弈论研究社会制度的著作。之后,肯·宾默尔(2003)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是其大成之作。而利用演化博弈论研究制度的经典文献则是H. Peyton Young (H·培顿·扬)1993年发表于Econometrica的《The Evolution of Conventions(惯例的演化)》, 他在文中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他之后,众多这方面的文章见于Econometrica、The Economic Journal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和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等杂志。青木昌彦(2001,2005)的许多研究也属于这一类。值得一提的是,Zachary Ernst(2002)的博士论文《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and the Origins of Fairness Norms(演化博弈论与公平规范的起源)》为利用演化博弈论研究制度起源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Roy Gardner(1995)在其著作《Games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管理和经济学中的博弈)》里专门设了一章介绍以ESS和复制动态为核心概念的演化博弈论,并有很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和计算。以“随机稳定均衡”和学习模型为中心的演化博弈方法则在H·培顿·扬(2004)的《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里得到了全面的描述。更进一步和细致的关于演化博弈论的论述见 J?rgen W. Weibull(1995)的《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演化博弈论)》,以及 Drew Fudenbery 与David K. Levine(1998)合著的《The Theory of Learning in Games(博弈学习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演化博弈论的两个分支大致是并行不悖的,而且都是主流的方法。现在很多运用演化博弈论的文章大多会用到ESS和复制动态,尽管包括这一支的方法受到培顿·扬等人的质疑。以培顿·扬等人为代表的另一个理论分支,则更像是博弈论本身的自然进展,没有受到生物学科的直接影响。虽然培顿·扬等人提出了随机稳定均衡等新的概念,但他们又把这些新的概念和博弈论中已有的“严格纳什均衡”和“风险占优”等联系起来。显然,他们并不是要推翻经典博弈论的一些基本结论,而是认为,即使剔除了经典博弈论中的那些苛刻的假设(比如完全理性、共同知识等),也能得到同样的均衡结果。同时,他们也提出在较宽松的假设前提下(过程理性,学习过程和允许博弈方犯错误等)一些计算这些结果的新的方法。他们的理论立场与演化经济理论大家纳尔逊、温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态度非常类似。纳尔逊和温特并不是不赞同新古典经济学的最终结论,而是对达到这一最终结果的驱动力和真实过程带有不同看法。他们关注经济过程和企业在市场中运行的实际状况,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苛刻假定和轻率的简单化做法。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由此,本文不同意贾根良(2004)等人的意见,而是倾向于演化经济学现在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流派,并不具有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条件,称之为演化经济理论也许更为合适。
  在国内,盛昭瀚与蒋德鹏合著的《演化经济学》(2002)一书里介绍了演化博弈论(主要是ESS这一支的内容),并利用演化博弈论分析了黄蜂的筑巢行为和银企网络系统的自发演化。李军林在其著作《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一种博弈理论框架及其运用》(2002)里介绍了西方经济学习利用博弈理论分析社会制度的三种主要方法,其中就包括社会习俗(惯例)的演进理论(a Theory of the Evolutionary emergence of social conventions)。张良桥(2003)也在其文章里介绍了演化博弈论的一些具体内容。而比较系统地介绍国外经济学家利用博弈论方法研究制度的学者则是韦森,他在《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2001)用“制序”一词来澄清和界定制度分析中“institution”的概念,并认为社会制序经历了从习俗到惯例再到制度化的过程。
  华立和赵纯均(2001)的《占座现象的演化博弈分析—兼论均衡演进与制度变迁》是较早利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制度问题的文章。他们通过分析占座这一很常见的博弈现象,指出了惯例的形成及其在维持秩序的积极作用,并对更一般情况下具有效率的惯例的形成和维持作了预测。钟宁桦(2004)的论文《微观激励机制的改善与经整形外部市场的建设—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进化博弈解释》也是利用演化博弈论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的一个不错的范例。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演化博弈分析,作者实际上为“产权改革论”和“市场环境论”这两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周业安(2000)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演化论解释》主要是借鉴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分析中国的制度变迁。他把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归结为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很有理论意义。此外,李风圣(2000)的博士论文《中国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李少斌(2002)的博士论文《进化博弈论与企业家形成机制研究》,以及惠双民(2003)的博士论文《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也是为数不多的这方面的成果。
  至于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除了第一部分所涉及到的内容外,国内主要是一些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学者的研究,这里仅以王跃生(1997)的《文化、传统与经济制度变迁—非正式约束理论与俄罗斯实例检验》、张继焦(1999)的《非正式制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以及王廷惠(2002)的《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为代表。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非正式制度在整个经济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它对资源配置、经济绩效和社会变迁都有很强的作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转轨中,要注重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和利用。吴思的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给了本文最初的启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主要表现是‘潜规则’)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均衡。正式规则可以在文本上一夜之间改变,但是非正式规则会像生物基因一样继续繁衍自身,继续在新的环境里顽强生存。基于这个认识,检视中国历史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那些有利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因素,并分析它们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新形态,就成为本文构思的起点。
  
  三、本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主要论述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阐明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转轨经济中的非正式制度的可能性及优势。
  这一部分分为三章。在前言里引述社会现实生活中非正式制度真实发挥作用的事例之后,第一章介绍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各种概念,经过比较和分析,界定本文选用的非正式制度的可操作性的定义。第二章重点介绍演化博弈论的理论渊源和基本思想,并适当引用国外经济学家利用这一方法分析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成果。第三章则说明利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转轨经济中的非正式制度的可能性和优势。说明可能性主要从演化博弈论的分析能力及其与分析对象的契合度入手,论证优势则建立在指出国内外分析非正式制度之不足的基础上:国外经济学家有分析工具,但是缺乏对转轨经济背景的关照,国内学者也许意思到了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必要,但是却缺乏必要的分析工具。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介绍现在演化博弈论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脉络,并跟踪西方经济学界利用演化博弈论研究制度问题的最新成果,特别是一些基本的分析模型。除此之外,还要回顾国内经济学界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同时适当借鉴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这一部分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介绍演化博弈论(包括其两个理论分支)的基本内容,并介绍西方经济学家利用演化博弈论分析非正式制度的模型和方法。然后,着重介绍国内学者对非正式制度的分析。这里既包括利用演化博弈论的分析成果,也包括别的方面的分析,特别是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的一些结论。
  第三部分:模型分析。在这一部分,将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演化博弈模型和方法,在对非正式制度进行提炼和分类的前体下,构造几个基本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均衡分析和稳定分析。
  初步的想法是先分析中国历史上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得出一些基本结论。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正式制度的设计者、具体实施和监督出了那些问题,根源在那里?等等。接着,在考察中国转轨经济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总结非正式制度的大致类型(互补、替代和独立),借鉴前一研究成果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最后,根据计算分析,做出方向性的预测。
  第四部分:数据和事实检验,并作一些扩展分析。
  引述经济数据和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验证前一部分的分析。如果学有余力的话,再作一些扩展的分析,比如非正式制度的心智学习理论等。
  第五部分:结论和建议。一个基本的理论直觉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和经济现代化的国家,非正式制度发挥的作用就越小(特别是在公共领域)。而在转轨经济中,非正式制度在转轨之初,也许发挥了帕累托改进的作用,但是其合理性随着转轨阶段的推移渐渐消失,它对经济交换过程的控制最终还是要让位于一个匿名的、非人格化的和自动的机制。这个机制,也许是竞争性的市场,也许是完善的法治,也许是开放性的社会资本。在转轨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化地否定非正式制度,也要避免非正式制度锁定经济运行状态。也许,非正式制度在转轨经济中要经历一个自我毁灭的转轨过程:它的合理性逐渐被吸收,替代或者补充正式制度;它的另一些部分则会慢慢消解,再也不成其谓“制度”。
  
  四、研究方法和前期成果
  本文将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将借鉴多学科研究成果。
  前期成果:
  1、《演化经济学述评》,硕士论文。
  2、《“潜规则”的经济学分析》,2004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参会论文,入选天则经济研究所2004年制度经济学年会并宣读,待发表。
  3、《垄断、国有企业与市场发育:一个基于演化经济理论的解释》,工作论文。
  
  五、掌握的参考书籍和论文
  (一)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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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owles, Samuel. , Microeconomics: Behavioral, Institutions and 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3、Fudenbery, Drew. and Levine, David K., The Theory of Learning in Games, Oxford: The MIT Press, 1998
  4、Gardner, Roy. , Games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5
  5、Gorga, Carmine. , The Economic Process: An Instantaneous Non-Newtonian Pictur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2002
  6、Guha, Ashok S., An Evolutionary View of Economic Grow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7、Hamilton, David. ,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 Study of Change in Economic Thought,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8、Potts, Jason. , The New Evolutionary Microeconomics: Complexity, Competence and Adaptive Behaviour,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0
  9、Samuelson, Larry. , Evolutionary Games and Equilibrium Selec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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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Vromen, Jack J., Economic Evolu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2、Weibull, J?rgen W.,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Oxford: The MIT Press, 1995
  13、H·培顿·扬著,王勇译,韦森审订,《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14、安德鲁·肖特著,陆铭、陈钊译,韦森审订,《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15、博朗科·霍尔瓦特著,吴宇晖、马春文、陈长源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16、道格拉斯·盖尔,《一般均衡的策略基础—动态匹配与讨价还价博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17、杰克·J·弗罗门著,《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李振明、杜社建、齐柳明译,李振明校,张军审订,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18、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一版
  19、肯·宾默尔著,王小卫、钱勇译,韦森审订,《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一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20、李军林,《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一种博弈理论框架及其运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21、秦海,《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制度分析综合的理论尝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22、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2003年10月第一版
  23、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编著,魏加宁等译,《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24、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25、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4月第一版
   26、韦森,《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1月第一版
  27、维托德·瓦斯尼基著,仲继银、胡春译,《知识、创新和经济:一种演化论的探索》,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
  28、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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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ntoci, Angelo and Sacco, Pier Luigi, “A Public Contracting Evolutionary Game with Corru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61(1995), No.2, pp.89-122
  4、Bena?m, Michel and Weibull, J?rgen W., “Deterministic Approximation of Stochastic Evolutionary in Games”, Econometrica, Vol.71, No.3 (May, 2003), 873-903
  5、 Bendor, Jonathan and Swistak, Piotr, “Characterization of Solution Concepts in Standard Evolutionary Games”, Research Paper No.1183,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tanford University, December 1991, Revised April 1992
  6、Bergin, James and Bernhardt, Dan., “Comparative Learning Dyna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45, No.2, May 2004, 431-465
  7、Bergstrom, Theodore C.,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Individual and Group S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6, No.2 (Spring 2002), 76-88
  8、Berninghaus, Siegfried K. and  Ehrhart Kail-Martin, “The Prower of ESS:An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3)13:161-181
  9、 Bhaskar, V. and  Vega-Redondo, Fernando, “Mig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ven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55 (2004), 397-418
  10、Bowles, Samuel and Gintis, Herbert, “The Origins of Human Cooperation”, July 42,2002, 因特网
  11、Boyd,Robert., “Equilibrium Sele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Norms”, in Antonio Nixita and Ugo Pagano (ed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iversity,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273-299
  12、Corning, Peter A., “Evolutionary Economics: Metaphor or Unifying Paradigm?” , 因特网
  13、Dasgupta, Amil. , “Dynamic Coordination Game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a UMI thesis (No.3030750), Decem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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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y发表于2005-7-20 9: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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