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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庆贺]惩罚的权力系谱学分析(上)——《规训与惩罚》的读书笔记
这是我最近读《规训与惩罚》的读书笔记(上半部分),欢迎各位学友批评指正,更欢迎大家加入讨论.
惩罚的权力系谱学分析(上)
——《规训与惩罚》的理论阐释
实际上,权力是能创造的,它创造现实,它创造客体的众多领域和真理的无数形式。
——米歇尔·福柯
福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使其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真正启蒙者,《规训与惩罚》(原为法文版本,英译本是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9;中译本是[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版。以下引文所标页码均来自中译本。)堪称福柯学术生涯中最精彩的一部著作,被誉为系谱学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这部书思想深刻,逻辑清晰,文字优美,极富修辞,在法国当代学术思潮尤其是刑法学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把握后现代法理学都很有助益。
本文以下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介福柯权力系谱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勾画出他的方法论特色。第二部分详述福柯通过对刑罚史的考察揭示出来的权力技术的三种演变方式及其所蕴涵的身体、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结合作为福柯思想背景的后现代思潮就其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予以反思。
一.系谱学与权力
福柯的研究方法是多变的,60年代的考古学关注的焦点是话语和知识论问题,70年代转向了系谱学,80年代又由政治学转向了伦理学及“自我技术”。系谱学(genealogy)来自拉丁文genealogia,法语是généalogie,汉译为:家谱学、家系学、系谱学、谱系学,“原义指关于家族世系、血统关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科学,有助于理解事物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富科用家谱学探索西方文化现象的深层世系。”(于奇智:《理解与误解:富科在中国》,载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春季卷,总第22期,第128页。)系谱学方法来源于尼采,但被福柯进行了改造和创造性运用。那么,什么是福柯意义上的系谱学呢?他指出,“我(即福柯——引者注)所谓的系谱学既是那些作为事件的话语的理由也是目标,我所试图显示的是那些论述事件如何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规定了构成我们现在的东西,规定了构成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实践,我们的理性类型,我们与我们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系谱学是分析的最终结果。”考古学侧重于对知识本身状况的研究,还没有深入讨论知识实践的情况。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自然逻辑延伸,“到了家谱学时期,家谱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是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于是,能实现对知识的双重分析:研究知识本身与阐述知识与权力(实践)间的关系。可以说,从考古学到家谱学的转向,就是从纯粹理性分析到实践理性分析的转向,即从知识分析到知识-权力分析的转向。”(于奇智,第129页)系谱学的主题是权力,力求揭示知识和权力、身体和权力的关系,将话语和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系谱学通过对关系的考察追溯事物的出身,质疑起源的真理观、历史的线性进步观。“系谱学家就是致力于现代社会中权力、知识以及肉体之间关系的诊断学家。”(Hubert L. Dryfus & Paul Rabinow)系谱学研究的是权力,但这种权力不是宏大的国家权力,而是存在于具体场所中的局部的、微小的权力,即“权力的细微形式”或“毛细形式”,是微型权力。
系谱学致力于考察权力、知识和肉体的关系,它包含两个基本命题:第一是权力和身体的关系,其中权力表现为“身体的政治技术”,也被称为“生物政治学”。第二是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其中权力体现为真理,也被称为“真理政治学”。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惩罚方式的历史嬗变进行了系谱学的研究,仔细分析了对于驯服人体的规训权力的技术运作与策略。
在权力与身体的关系上,“生物政治学”关注的是“权力技术”、“身体的政治技术”或“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这三者的内涵是一样的。“权力技术”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规训与惩罚》研究的是规训技术,它用于作为客体的人,在这里规训技术是权力技术的表现形态之一,惩罚是一种更强烈的规训,但在书中福柯用“规训技术”主要是来表达那些更为细微的、作用于身体的技术。福柯的权力分析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反对建立权力的巨型叙事与普适化理论,对建构空洞、抽象的权力理论不感兴趣,推崇具体的权力分析。在书中,规训与惩罚都是控制人的权力技术或“身体的政治技术”,福柯通过对刑罚史的研究具体考察了三种权力技术的演变形态:酷刑,作为古典人道主义改革者之梦想的“正确表象”,以及现代的“监狱”。
二.规训与惩罚:身体-权力-知识
福柯研究的虽是历史,但关注的东西却是现在。作为一种历史和哲学的方法,“家谱学是灰色的;它是细致的,注意档案的。它研究极为复杂的、搜集起来的、反复重写的档案……家谱学需要精细的知识、大量积累起来的案件和耐心细致的工作……”(福柯:《尼采、系谱学和历史学》)他在尘封的档案里挖掘沉默的话语,让它发出声音,其目的就是要揭露思想史家所虚构的“历史”观念,并以此来为西方社会“把脉”。按福柯本人的理解,“现代性”起源于18世纪,因此对各种历史(精神病史、医学史和性史等)的考察,18世纪都是一个界标。《规训与惩罚》对刑罚史的考察也是从描述18世纪中期的一个“酷刑”场面开始的。
为什么要对犯人的肉体施以这样残酷的刑罚呢?为什么拷问、刑罚、坦白乃至处死都要公开展示和当众表演呢?福柯认为其原因不是如同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所说的是为了杀一儆百、起一般预防的作用,而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酷刑也是某种仪式的一部分。酷刑并不表明法律已忘乎所以,失去控制,它是“一种标明受刑者和体现惩罚权力的有组织的仪式。……在‘过分的’酷刑中,包含着一整套的权力经济学。”(38页)在福柯看来,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司法程序,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仪式,一种展示权力的仪式。任何违法行为都是对君主人格的冒犯,于是公开处决就具有了一种司法——政治功能,这种仪式展现的就是权力对肉体的力量和优势。当众的折磨和公开的行刑就可以理解为权力仪式的展示,即王权的无上威力的显示:“……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认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53页)
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对公开处决的抗议日益增多,在人们的心目中公开处决变得无法容忍,它太专横、暴虐和残忍,刑罚出现了人道主义的改革。人道主义者开始以“人道”的名义反对“酷刑”,批评暴力的滥用,要求废除旧的司法制度。于是“19世纪初,肉体惩罚的大场面消失了,对肉体的酷刑也停止使用了,惩罚不再有戏剧性的痛苦表现。惩罚的节制时代开始了。到1830年—1840年间,用酷刑作为前奏的公开处决几乎完全销声匿迹。”(15页)酷刑的改革、刑罚的宽和以及公开行刑的消失是否是启蒙运动“人性”发现的结果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呢?“人道”是否是刑罚变革的内在原因呢?福柯对此持否定的态度,他向我们揭示了刑罚变革背后阴险的一面:权力依然作用于人体,变化的只是作用的对象与方式。
福柯认为我们应该将这一改革置于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司法档案所发现的那种历史过程中:18世纪刑罚的放宽过程。在这一时期,经济得到了发展,生活水准普遍提升,财富和私有财产增加;同时,犯罪的暴烈程度也减弱了,凶杀案以及一般的对人身侵犯大幅度减少,对财产的侵犯超过了暴力犯罪;犯罪的内部组织也发生了变化,大型犯罪集团趋于解体。 “非法活动中的变化是与惩罚活动的扩展和改进相互关联的”(86页),因此刑法的改革不是“一种普遍的态度变化”,也不属于“精神和潜意识的变化”,“这是竭力调整塑造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权力机制的努力,……这种新出现的东西,与其说是对犯人的人性的尊重……不如说是追求更精细的司法、对社会实体作出更周密的刑法测定的趋势。”(86页)因此,刑罚的改革并非真的以人道主义为本,体现了人性的进步,而是为了加强社会控制、对犯罪进行全面、细微、高效的管理。
对于启蒙时代的改革家来说,他们希望建立的是一种“惩罚符号的技术”,这种由“最少原则”、“充分想象原则”、“侧面效果原则”、“绝对确定原则”、“共同真理原则”、“详尽规定原则”装备起来的符号技术赋予了惩罚权力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手段。这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不作用于肉体,而是作用于精神(灵魂)。但当时,监禁只是刑罚的一种,只对某些罪行适用(侵犯自由或滥用自由等),从来没有把监禁作为一般的惩罚的形式提出来,他们认为“把监禁作为一种万能的刑罚,是与刑罚-效果、刑罚-表象、刑罚一般功能、刑罚-符号与话语这一整套技术格格不入的。”(129页) 于是刑事监禁的观念受到了许多改革者的公开批判,他们提出了许多反对理由,如它不能对公众产生效果,对社会有害无益,开销太多,使犯人无所事事,交叉感染,恶习增多,但问题是,为什么在短短的20年间“18世纪所梦寐以求的、能够对公众的心灵产生重大影响的惩罚剧场被这种庞大统一的监狱机器所取代”(131页)并迅速地在19世纪成为了刑事制度的主体呢?福柯给了我们一个惊人的答案:规训权力的威力——权力技术又变化了。
“权力技术”的第三种方式是现代的监狱制度。实际上,福柯研究的重点不是监狱而是规训,监狱是一种规训组织,规训组织所体现的是一种规训权力,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都是以规训权力为基础的。监狱是更彻底的规训机构,从而实现了对罪犯更加有效的管理,并且旨在改造犯人的灵魂。
“规训”是一种技术,“规训技术”主要应用于人的身体。与其他社会控制的方式相比,现代社会的“规训技术”的独特之处在于人的身体成了控制的对象,它首先针对人的肉体,旨在塑造“驯顺的肉体”,产生出听话而又有用的身体。人体作为受权力控制的对象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这些令18世纪的人着迷的对人体驯顺性的设计当然有新颖之处。首先它把人体“碎片化”了,“零敲碎打”地处理,建立一种支配人体的微分权力。其次是控制的对象变成了机制、运动效能和运动的内在组织。最后是控制的模式。它对人体活动的过程进行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严密的、精心的强制,这些方法称之为“纪律”,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旨在营造驯顺肉体的“政治解剖学”或“权力力学”慢慢诞生了。
权力都是“自下而上”具体运作的,它从最细微的机制拓展、转变、更换和扩张为更普遍的机制。福柯的系谱学研究揭示,规训方法在社会中的扩展属于一种广阔的历史过程,18世纪纪律跨过“技术的”门槛,医院、学校、工厂都被纪律整合了,同监狱一样,医院、学校和军营等社会机构都是权力运作的场所,罪犯、病人、学生、士兵都是权力运作的结果。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规训技术表现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层级监视”。监视是规训技术的一个重要环节,观察、注视和监视在医院、学校、军营和监狱中都履行着重要功能。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督的暗中扩展使与之相关的权力机制变得重要,“通过这种监督,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被安排成一种复杂的、自动和匿名的权力。”(200页)第二种模式是“规范化裁决”。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刑罚之外,每个社会都有法律所无法包容的“微观刑罚”,这种微观刑罚就是“规范化裁决”。“工厂、学校、军队都实行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其中涉及时间(迟到、缺席、中断)、活动(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热情)、行为(失礼、不服从)、言语(聊天、傲慢)、肉体(‘不正确’的姿势、不规范的体态、不整洁)、性(不道德、不庄重)。”(201-202页)第三种模式是“检查”。“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208页)监狱的纪律扩展到了整个社会,整个社会被“监狱化”了,所有的人都在接受规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学校、工厂和军队涉及某些方面的专业化,而监狱则是一种彻底、全面而严厉的规训机构,整个现代社会成了一个大监狱。
除了权力与肉体的关系,福柯还论述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他认为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权力产生知识;另一方面,没有知识,权力无法运作,知识为权力立言,提供“合法性证明”,出于使权力合法化的需要,我们必须去生产真理。在书中,福柯用“敞视式监狱”(或译为“全景式监狱”、“全景敞视建筑”,由英国哲学家边沁发明)的典型事例来说明权力和知识的关系。
规训不但体现于建筑学领域,更与现代学术和专业知识紧密相连。规训组织对人的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使人陷入文件中,于是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了。规训组织依赖书写的权力而积累的大量的记录、登记与档案资料变成了这些学科研究的材料。这对当时关于个人的科学的认识“解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的科学就诞生在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档案中。反过来,这些知识又建立了区分正常的人、好学生与好公民的标准,以这些标准来统治社会。于是在社会中,“对是否正常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家-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社会里。规范性之无所不在的传统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姿势、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它。”(349-350页)规训权力在征服社会的同时也在它们里面促成了某种知识,“现代临床医学、精神治疗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犯罪学等关于人的科学的发展,与现代的医院、精神病院、学校、监狱等机构所体现的规训权力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和狼狈为奸的。”(陈弘毅:《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看后现代思潮》)在这里,“知识的形成和权力的增强有规律地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251页)于是福柯得出了一个权力与知识之关系的经典结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29页)
通过以上论述,福柯向我们描述了自18世纪以来刑罚方式在西方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在他看来,从酷刑到监禁,从中世纪无边黑暗的地牢到现代透明敞亮的全景式监狱,并不意味着启蒙运动带来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也不是“‘人性胜利’的进程”(8页)和“更少的残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17页)。无论是中世纪的酷刑还是现代的监狱都不外是权力运作的模式,权力对身体的宰制,权力是问题的本质。福柯称这种研究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既作用于人的肉体,也涵盖人的灵魂。
朱振发表于2004/4/5 20:03:49 
感谢朱振学友
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学堂淘金,看到了很多有创见和批判力的思想,也深为邓先生“平实、持恒”的为人治学的精神所感动,但是,看到朱振学友这里我有了忍不住要写表达的冲动了。感谢朱振学友贡献的这篇文章,原因如下:
一、吉大的学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小南湖。但是,小南湖的价值不仅仅是让大家去完成作业,把读书当成作业来完成。而是倡导一种好读书、会读书、爱读书的精神,使大家产生一种冲动,一种在知识的历史、知识的海洋中来自莫名的、本能的冲动,一种“好心情”的冲动。
二、把哈耶克仅仅当成哈耶克本身来读,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并且也可以把哈耶克本身放在更大、更广的空间,更长、更久的时间中来读,这样我们可以对“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社会秩序的形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社会秩序的形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有更好的关照。所以,在看了德国人的深邃、美国人的实际之后,真的要很感谢朱振学友给我们贡献的法国人的浪漫。
飘胡发表于2004/4/10 19: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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