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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全球化与赛博朋克
全球化与赛博朋克

作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陈永国译 
 
  今天,我要讨论一种非常特殊情况下的认知测绘,也就是全球化问题。但我急于检验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例子,而且非常担心这个主题的每一方面——认知测绘的观念和全球化现象——要求一些十分广泛的预备性讨论,因此永远也讲不到那些例子。所以我想在一开始就总结一下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关于认知测绘,简单地说,就是再现的另一种说法,并试图从两个方面来改进再现——这是以不同的形式散见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个主题。首先,人们有意强调再现的必然失败,即成为被模仿物的失败,后者当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模仿。其次,作为第二个特征,认知这个词的意思与其说指从美学到认识论的发展过程,毋宁说是强调这种再现观念的功能:它在这个世界之内重新给我们定向,成为我们行动的必要框架和指南,尽管它不必非得靠行动而存在。(同时,我的读者都知道,这种观点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凯文·林契的《城市的意象》,另一个是阿尔都塞的三部分意识形态理论。)
  至于全球化,我是指一个特殊的历史进程,非常不同于帝国主义或旧的贸易网络和关系,与“国际主义”的内涵完全不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从技术上说,它是由控制论和电脑促成的,以及由控制论和电脑促成的一种生产——非常不同于古典工业生产的一种生产。它的特征是普遍的商品化和劳动的跨国运动,有时,它并非准确地被描写为美国化;其文化的上层建筑就是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与20世纪80和90年代出现的金融资本主义密切相关——这对我们以下要讲的内容具有特殊意义。我肯定还有更多的要说,但这些特征已能够说明我对该词的用法了。
  但此时我们需要以单个问题的形式把这两个话题——再现或认知测绘与全球化——合起来谈。如果你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忽略与以前的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区别,你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难以想象,难以在头脑中或精神上构想它的模式或图画或机制。你想象的村庄可以一览无余(然而,列维-斯特劳斯表明村庄远比这复杂得多);但城市却成了真正的挑战,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等小说家所发明的见面场所。我们现在都知道,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没有人亲眼见过它;而它却孕育和滋养了各种各样的想象。殖民体制似乎更容易接近;这里,我们的确能生产五颜六色的全球地图,构成了“日不落帝国”的地图。但那是从殖民者的角度看待的殖民帝国;而不是殖民体系中的那些居民的生活经验或日常生活。无论如何,当非殖民化到来、全球化代替帝国主义时,这种再现性的幻觉就会突然消失,我们将再次面对一个神秘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们再也看不到构成这个新体制的那些网络了:金融和债务的网络,贸易和移民的网络,政治压迫和一个新的全球阶级的网络。当然,我们常常以为,全球化在一个特定国家或民族网络内留下的踪迹比以众多语言横贯全球的东西更为醒目并且更容易理解。因此,被滑稽地称作美国的巴西化的东西表明这已经在某些方面成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全球化过程本身给它设置了各种新的层面:如非洲一样贫穷,如苏联一样官僚化,如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一样残酷,其强盗资本家犹如任何第三世界的权力中坚或第二世界的侍从一样堕落和贪婪。但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时兴的,真正体现了后现代的风范。这实际上是第一种认知测绘:美国本身就是那个宏观全球化的缩影。然而,这却是一幅寓言性的图画:我们必须警惕我们自己的传统和内化了的美国原型(民主、自由、平等)正在受到有意的破坏,被改造成一幅用来代表全世界的新图画。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围绕一种文学作品,它既是一张地图,同时又是一个症候:它不仅仅投射出全球未来的图景,这个图景往往只是现在各种倾向的扩大。它还通过自身的形式表达了那个现在的结构;因此,我将这样一种丰富的文学证据作为全球化和后现代双重语境下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客体,就不会让人大惊小怪了。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也许同样不令人大惊小怪的是,这个文学客体竟然属于科幻小说的模式或体裁,在我看来,它在形式上与19世纪历史小说的出现一样重要,一种来自未来的信息,就仿佛历史小说是来自过去的信息一样。与历史小说一样,科幻小说标志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出现,一种新的再现;它构成了一种新的表达机制,一种新的盖革计算器,它拾起那些至今尚听不到的震动和颤音,让一些事情来讲述我们的现实,而这已是旧的文学形式几乎不再能记录的了。当然,如果我更系统地为作为文学形式的科幻小说辩护,我就会说科幻小说现已无处不在,文学和畅销书现已充分地预示了以科幻小说为主的未来,这是以前的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所不曾有过的。但我现在不想继续那个话题——即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后现代性中的聚敛,而只想说一说赛博朋克(cyberpunk),科幻小说的一个崭新的形式特征,它于1984年突然成熟地、全副武装地出现在一个毫无戒备的世界上,这就是威廉·吉卜森的小说《新传奇作家》(Neuromancer)。
  现在,我们在此需要面对的第一点就是赛博朋克这个表达方式,它显然是在《新传奇作家》发表的前一年左右生造出来的,几乎即刻就被用指所有科幻小说作家,其中最著名者只有吉卜森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这个日期说明了它与电脑的广泛应用的联系,实际上,个人电脑的时兴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朋克”一词的生造显然想把这场新的文学运动与朋克音乐表面上的社会边缘性联系起来,与其他以年轻人为主的时髦的东西联系起来,它们拒绝传统行为、服装和礼仪的等级划分,而热衷于花样繁多的牛崽服以及与滚石乐和毒品有关的文化习惯和装束。朋克既是风格又是内容,而在造就一种朋克生活方式的同时,这种造就本身也成了一种朋克形式,它或许比以前的任何东西都新奇而不同。
  我认为赛博朋克的确标志着科幻小说的一个新时刻,一个新时期的端倪。它至少是新的电脑时代的基本的文化和艺术表达之一。但是,当我们回想起电脑对全球化和世界规模的网络的新经济学起到的重要的转化作用时,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赛博朋克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因此倾向于以任何方式把这场新的艺术运动与所谓的后现代性等同起来,与各种各样的艺术现代主义等同起来,与现已成传统的一套现代价值等同起来,与现代的各种传统等同起来。
  我自己的后现代性理论着重技术革新带来的文化转型,至少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型。换言之,如果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完整阶段开始于蒸汽机和刚出现的工厂生产,那么,我们所说的现代主义就是与电子收音机和内燃机是同时产生的;而后现代性不仅可以大体上追溯到对原子能的越来越强烈的依赖和电视文化的普及,而最重要的是追溯到新的信息技术和电脑化,及其伴随而来的各种形式:微型化(miniaturization),集装箱化等等。问题不在于追溯这些过程的准确日期,寻找平行的发展,以及推断其端倪,而在于把改变了这个生活世界的基本因素孤立出来。
  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同意下面的说法,即18世纪的制造业改变了旧的传统农业社会,使其无以回归;然后,汽车的到来革新了由此而改观的大地景色,使其现代化;最后,电视和电脑又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了日常生活和生产本身,这显然需要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艺术种类。
  但我还想加上两个重要条件:首先,这不仅意味着新的艺术形式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也预示了这种发展,或预示了未来的社会甚至经济倾向。因此,在以发人深省的《噪音》(Noise)为题的论音乐的书中,雅克·阿塔里(Jacques Attali)论证说,音乐和经济学由于其对数字和抽象的共同关注而密切相关,而这说明了为什么每一个伟大的音乐和技术革新时代都预示了下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同样,如我们将看到的,吉卜森认为赛博空间这个概念预示着未来;然而,如我将要表明的,它也是现在的症候,揭示了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一些特征,而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自己个人的经历和个人的观察,就不能看到这些特征。
  需要保留的第二点是,这个新时期在性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大大强化了的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与另一个制度长期冷战的旧的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口实都已被抛弃,而公开坦白地献身于利润动机;在这种形式中,第一世界福利国家的解体和对第三世界的阻碍有把我们重新带回到资本主义初期最糟糕的状况之下的危险,如血汗工厂,结构性失业,政府的共谋和腐化,等等。后现代性和全球化并不标志着与资本主义的决裂,也不意味着乌托邦式地进入美妙的新的后工业和后意识形态的阶段,而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而已: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构,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进入可与以前的历史相比拟的一个新的发展循环,但却处于不同的生产水平,位于从民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极大地扩展开来的一个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马克思预见的“世界市场”似乎第一次显示出它的可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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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来发表于2005/11/7 1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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