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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博格:“援助”全球穷人

托马斯·博格:“援助”全球穷人


“援助”全球穷人*
托马斯·博格
刘进 译



  我们富国的公民总喜欢在捐献转让,援助和再分配的名义下讨论我们对远方穷人的义务:即使有这样的义务,我们应该把多少财富分给国外的饥民?通过揭示一位杰出理论家该问题的思考方式,我将说明这种思考方式有严重错误——而且对全球穷人代价很大。
  罗尔斯在《万民法》一书中对他先前的说明增加了第8条法则:“一些人民对另一些生活在不利条件下无法建立公正或合宜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人民有援助的义务。”1这条增加法则意味着罗尔斯对全球经济正义给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说明,尽管他的建议比世界主义批评者所强烈要求的平等主义倾向少。2但是,这个附加义务既超出了罗尔斯的论证,又不足以公正对待世界贫困问题。
  不清楚附加义务能否被罗尔斯提出的只代表自由和合宜的人民社会的国际原始状态所接受。自由和合宜的人民社会的代表都有理性3,能根据他自己的正义观或合宜观寻找一个让他或她自己的人民稳固组织起来的国际秩序。4他们也愿意在对方需要时给予帮助。但为什么他们去援助生活在非自由或非合宜体制秩序下的人民也是理性的呢?
  这个质疑表明,罗尔斯的国际原始状态过于注重保护自由社会和合宜社会的良序状态,因此有三点不合理:首先,非自由或非合宜社会的人民在国际原始状态里没有被代表,因而他们成员的利益被完全忽视。5其次,因为(自由和合宜)的人民被平等对待,因此他们个体成员利益(处于国内秩序的独立和稳定状态中)被不平等地体现,损害了那些属于人口众多人民的个体利益。6其三,自由或合宜社会成员的其他重要利益没有被体现—例如,相对其他社会,他们更关心自己在自由或合宜社会里的社会经济地位。7
  尽管罗尔斯援助义务提出的要求比国际原初状态所论证的多,但还显不够。该义务只规定一个绝对目标:任何人民都不应该因为贫困组织不起自由或合宜的社会。罗尔斯反对任何相对目标:在绝对目标之上,国际不平等不受约束,是道德互不干涉问题。
  罗尔斯表明他反对相对目标的原因:一旦人民获得了维持自由或合宜体制秩序所需的合适经济能力,那么他们就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要得到更多的净储蓄。如果他们决定不储蓄,那么这一社会的人均收入会越来越落后于储蓄和投资更多的其他社会人民。这样的决定无可厚非。但该社会也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它不能以后再抱怨由此形成的财富不平等—更没有理由要求分享其他社会生产出的巨大收入。8
  有人会反对罗尔斯的这种论证,认为一些重要社会决定的后果往往是由那些在决定中不起作用的人承担的—如后代,如处于“合宜等级社会”最底层的。9罗尔斯的国内正义第二原则的两部分就禁止社会体制把为家庭作出的决策的昂贵代价(超出绝对目标)只施加于家庭成员个体身上。如罗尔斯描述的合宜社会也应该具有类似的国内责任分摊。因此不清楚为什么自由和合宜社会应该无条件反对任何类似的国际责任分摊体系,哪怕它对富裕社会要求甚少,并能根据实际动因和道德风险的影响进行调整。10
  进一步说,一国的决策是在全球体制性背景下作出的,它们共同影响结果。设想全球秩序建立的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世界经济规则反映不同国家的讨价还价能力,能有效阻止穷国获得像富国那样易获得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不顾权力分配的不同,坚持公平和公开的市场,使穷国比富国实际更易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无须分摊责任,很清楚后种制度设计比前者更好,更平等。因此全球秩序的选择会也对穷国国内决策造成影响。罗尔斯即使拒绝一切国际责任分摊,原本仍应该把兴趣放在比较性的制度设计上。两种秩序的比较说明,罗尔斯应该对他的援助义务加以补充,或许应该加进有构建全球秩序,使个体贫困和国际不平等减少到最低的义务。
  我认为罗尔斯没有注意该问题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赤贫的原因在于贫困本身,他反复强调世界的事实是:“人民富裕的原因和人民采取的形式在于他们的政治文化和支持他们政治和社会体制基础结构的宗教、哲学和道德传统,也同样取决于得到人民政治德性支持的成员的勤奋和合作才能……一个承受负担的社会的政治文化最重要。……同样关键的是一国人口政策。11当社会繁荣不了时,问题通常在于公共政治文化的性质和作为体制基础的宗教和哲学传统。穷国的社会罪恶很可能在于其压迫性的政府和腐败的精英。”12
  这些段落都表明贫困的原因在于国内因素,不在于国外影响。这个对贫困的经验看法直接导致了一个将被揭示出的重要道德错误:错误地认为世界贫困问题主要把我们富国公民看作潜在的帮助者。我将详细检验对赤贫国内原因的经验看法,并说明为什么该看法错误以及它被发达国家普遍接受的原因。
  最好记住,现在人民所达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是经由充斥着被奴役、殖民主义,甚至种族灭绝的历史而来。尽管这些滔天罪行已成为过去,却给那些国家留下无法承受的巨大不平等,哪怕那些国家的人民现在成为国家发展的主人。即使非洲人民近几十年来确有机会获得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经济增长率,也无法改变原有的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相差30倍的不利状况。即使从1960年起每年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比富国多整整一个百分点,到今天两者的收入差距仍有20倍。完全消除差距要等到24世纪初。13因此我们很难想当然地把现有的不平等看作是各国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仅仅从援助角度看贫困问题,我们就会忽视一个事实:即我们富国巨大的经济优势是通过大量的历史积累得来的,而同一历史过程却破坏了其他四大洲的社会和文化。
  还是先让我们把历史不正义的遗留因素放在一边,集中考虑这样一种经验性观点,即认为至少在带来全球收入明显增长的后殖民时代,赤贫持续的原因以及消除贫困的关键都在于穷国自身。许多人认为这个观点很有吸引力,只要看看前殖民国家在40年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就可知道。一些国家在增长经济和消除贫困上成绩显著,另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却在恶化,人均收入也在减少。难道这不明显说明不同国家发展轨迹的巨大差异在于它们的国内因素吗?难道这还不清楚,赤贫持续的原因在于当地因素吗?
  这种推理方式与三种思想有关:首先认为在赤贫的演化中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由内部(个别国家)因素造成。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充分说明了世界范围赤贫的整体演变过程。为了说明这种思想的错误,让我们设想以下的类比:假设我学生的表现有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由内部(个别学生)的因素造成,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充分说明我班级的整体表现。
  很明显,这种类似的推理方式不正确:因为我班级的整体表现同样重要地取决于我的教学水平和其他各种“外在”因素。这表明第二步推理无效。为了更清楚说明这点,我们必须区分有关赤贫演化的两个不同问题。一个问题关注的是经验到的各国发展轨迹的不同变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国内因素是关键。然而,即使这个回答全面正确,也不足以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注的是世界范围贫困的整体演变:即便个别学生的因素能完全经验到的学生表现的变化,但我的教学水平在说明为什么学生整体上比实际表现要好得多或差得多时仍起到主要作用。同样,即便个别国家的因素能完全说明经验到的穷国经济表现的变化,但全球因素在说明为什么穷国整体上比他们实际情况要好得多或差得多时仍起到主要作用。
  这个结论不只在理论上可能。事实上,大量国际经济活动都受到有关贸易、投资、贷款、专利、版权、商标、双重课税、劳动标准、环境保护、海床资源使用等多方面的详尽条约体制和国际公约的限制。形成的这些规则在许多方面或多或少对当事者如穷国或富国有利。要是这些规则对穷国更有利的话,那么今天穷国所面临的许多严重贫困本可以避免。
  我引用《经济学家》杂志中的话支持上述看法——这本杂志是WTO全球化的强烈支持者,并且在杂志的封面和里页都把西雅图会议、华盛顿会议和热那亚会议的抗议者诋毁为穷人的敌人14——因此可以客观支持我的观点:
  “在乌拉圭回合中,富国所削减的本国关税比穷国少。自那时起,富国已经找到关闭本国市场的新方法,特别是把反倾销关税强加于他们所认为的“不正当的”廉价进口商品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最具竞争力的领域,如农业、纺织品和服装上,富国都实行保护主义。结果,根据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Thomas Hertel和世界银行的Will Martin的最新研究,富国向穷国进口的制造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比向其他富国征收的高出4倍。这对穷国来说是巨大负担。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估算,如果富国能开放更多国内市场,那一直到2005年,穷国每年都能多出口7000亿美元的商品。此外,穷国还受到缺乏信息的困扰。许多穷国对他们在乌拉圭回合中签订的内容所知甚少。无知让穷国付出巨大代价。据世界银行Michael Finger和马里兰大学的Philip Schuler估算,建立改进贸易程序的补充条款和建立技术知识产权的标准的费用超过了最穷国一年的发展预算。何况,穷国本可以从世界贸易规则中获得好处的那些领域却经常无法获益。……在世界贸易组织的 134个成员中,29个甚至在WTO日内瓦总部没有代表处。更多的国家负担不起提交给WTO的诉讼费。15
  现有的WTO 规则的这些影响表明,赤贫持续存在的原因并非,请罗尔斯容我辩白,仅仅在于穷国自身。全球经济秩序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该秩序反映的是富国及富国人民和企业的利益,这不足为奇。在当今世界,占全球人口15.6%的人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享有全球收入的81%,而剩下的84.4%的人只享有全球收入的19%。16重要的是,其他国家获准进入的是高收入经济国的市场,这些富国的人均收入平均比其他国家高23倍。这样,我们的富国政府有了极优越的谈判能力。如果我们的官员在世界经济的基本规则的政府间谈判中要极力满足我们的利益,那他们就会利用优越的讨价还价能力和信息优势、专业优势,使全球秩序的每一方面都有利于我们,使我们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最大收益者。这样,一旦巨大不平等累积起来,情况就更严重1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平等的加剧恰是在全球化下发生的:“世界上前五位最富国人民的收入与后五位最穷国人民的收入差距比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0年的60:1,再扩大到1997年的74:1”。18
  假如全球经济秩序在世界贫困持续上扮演了主要角色,而且我们富国政府以我们的名义参与制定和支持了该秩序,那么我们对远方穷人的贫困负有的义务就不仅是积极的援助义务,而更多是一个更紧迫的不伤害的消极义务。但是,奇怪的是,我们西方在讨论与远方穷人关系时却缺乏这种观点。即便是那些最强烈主张把消除赤贫看作我们重要的道德义务的人也只把我们看作是旁观者。因此,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论证说,我们应该把捐献的大部分收入用于拯救穷国穷人的生活。他举例说,假如一个年轻健康的教授在池塘边走,看到塘中有个小孩快要淹死了,这时候,教授当然有救小孩的义务,哪怕会弄脏他的衣服。同样,辛格说,我们有义务把钱捐给贫困信仰组织,因为其中每一点钱都可以救活一个多孩子,使他们免于严重饥饿而死。19一方面,正是辛格论证的生动,才打动了那些甚至赞同纯国内贫困命题(PDPT)人,该命题认为赤贫持续的原因只在于国内因素。但是,辛格提出的经验性观点同时强化了常识的道德判断,即认为国外的持续赤贫的存在不是他所提到的富国公民和政府的过错,就象小孩的落水不是教授的过错一样。20
   我已经说过,尽管纯国内[贫困命题被发达国家广泛接受,但仍然有严重错误,接下来我会给出一些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命题会被如此广泛接受。首先,接受这个命题会使发达国家的人民感到相当安心。大多数人都隐约知道全球穷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我们面对如下的贫困数字:在总共60亿全球人口中,28亿人生活在每天收入低于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下,将近12亿人生活在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下。217.99亿人营养不良,10亿人缺少安全用水,24亿人缺少基本卫生设施,8.76亿人是文盲。22超过8.8亿的人缺乏基本医疗服务。23将近10亿人没有充足的住所,20亿人没有用上电。24“发展中国家中五分之二的儿童发育不良,三分之一体重不足,十分之一体形消瘦。252.5亿的年龄在5-14岁儿童离家挣钱——经常处于艰苦恶劣的条件:当兵,当娼妓或做家佣,或从事农业、建筑业、纺织业,或从事地毯生产。26在全世界所有死亡人数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死亡,即每天5万人的死亡与贫困有关,而这些死亡通过增加营养、安全用水、接种疫苗、使用便宜的补液盐包和抗生素是容易避免的。27要是我们把这些赤贫现象部分归因于全球制度性秩序,这一秩序同时确保着我们富国的资源和经济的垄断地位,维持我们相对奢侈的生活方式,那么如此大规模的贫困现象会使我们感到不安。而现在纯国内命题却使我们免于不安。
  纯国内命题在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意识到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有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使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各国国内因素和国际差异,而忽视全球因素的影响。有些人全然不顾全球因素,往往陷入上面讨论过的错误,另一些人从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例子就推论出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非常有利于贫困的消除,犯了另一个混淆部分和整体的错误:如美国一些穷人成为百万富翁的事实不能说明美国所有穷人都能成为富翁。28原因在于致富途径稀少。虽然致富途径没有被严格限制,但是明显美国不可能达到一个人人都成为百万富翁所需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币价不变,富翁们现在可以享有实际的收入)。发展中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人口总共不到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2%,却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减少了贫困。他们的成功在于由国家出面资助建造生产量大、技术含量小的消费品工业。这些工业之所以在全球取得成功在于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能打败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同时依靠大量国家扶持以及/或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打败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29建立这样的消费品工业能使亚洲四小龙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但是如果其他穷国也采取相同的发展战略,那他们之间的竞争会使利润大量减少。我们不能下结论说,虽然可能有的秩序比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对穷国更有利,但现有的秩序对穷国就足够有利了,因为可以使它们取得象亚洲四小龙那样的成绩。
  第三个理由是,一些社会科学家也同我们其余人那样,他们通行的研究更多把注意力放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的差异上,而不是全世界贫困和不平等的整体演化上。一些专业学科有分析当地气候、自然环境、资源、饮食、习惯、疾病、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政策、领导者人格等因果影响作用的大量文献资料。30发展经济学家和其他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也完全把注意力放在一国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设计上。因此,“本土”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已在芝加哥大学讲授过)论证说,一个国家消除人类不幸的最佳方式是增长经济,而增长经济的最佳途径是培育税率最低、限制最少的自由企业。另一对立的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左派经济学派认为,贫困持续的原因在于穷国的行政管理太少:缺少公立学校,医院和基础设施。森最喜欢的典范是印度贫困的咯拉拉邦,它的社会主义政体优先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因此在人口健康、教育和预期寿命上都比印度其他更富裕的邦做得更好。31经济学家对穷国应该采取怎样合适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体制的热烈而有价值的争论却遮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规则在持续赤贫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社会科学家们把注意力放在研究贫困的国内因素上,部分是因为前面讲过的两个原因:他们也和他们的读者一样,受到不同国家的经济表现惊人差异的过多影响,并且通过把持续赤贫追溯到当地原因而非我们所支持的全球体制的这种做法,使他们在情感上更安心,在专业上更自信。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原因:观察到的只有这么一个世界,很难有充足证据说明,要是全球因素有不同的话,整个贫困会向什么方向演化。相反,关于国内和当地因素对贫困造成影响的充足证据却可以从各穷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中搜集到。
  纯粹国内贫困命题流行的第四个理由是,穷国残暴腐败的政府和精英的盛行。把穷国赤贫持续归咎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做法似乎牵强,甚至荒谬,因为这些国家明显被一群强盗窃贼统治。同样,无论全球体制改革给这些国家带来多少利益,结果似乎都被腐败统治者占为己有,这些人在实行高压统治时很少顾及民众的利益。因此我们许多西方认为,应该推后实施对穷国更公平的全球秩序改革,除非穷国能建立对本国穷人更公平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秩序。
第四个理由最糟糕,因为现有世界秩序本身是造成穷国腐败和压迫盛行的关键原因。例如,直到1999年,发达国家才最终接受经合组织的《禁止在国际商务贸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条约》32,同意对本国企业贿赂外国官员的行为进行约束。在此之前,大多数发达国家不仅在法律上准许本国企业向外国官员行贿,甚至允许企业从税收收入中扣除贿额,这样对贿赂穷国的政客和官员的活动提供了物质激励和道义支持。33贿赂活动不仅离散了穷国官员的忠诚度,而且同他们被激励去把公职放在首位的信仰差别很大,结果使发展中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特别清楚地体现在其公共合同的投标上。一部分损失在有价码的贿金上:合同的中标者为了补偿所付出的贿金,必须提高商品的价格。另外的损失在中标者不具竞争力,因为他们知道中标的成功更多取决于他们贿金的多少而不是报价的内容。更大的损失在于,只把注意力集中于贿金的官员几乎不关心他们以国家名义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好坏,甚至需要与否。发展中国家几十年中进口的大部分商品对他们来说都无用——甚或有害,损害了环境或引起武力冲突(在军火交易中行贿活动尤为普遍)。初步证据说明新条约无法起到约束跨国公司行贿的作用。34不过即便新条约起作用,也将很难清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盛行的腐败文化,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形成时期受到大量行贿活动的影响,因此腐败文化现在已深深扎根于这些国家中。
  贿赂问题从属于一个更大问题。穷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一边与国内下层民众打交道,一边又与外国政府和公司打交道。下层民众普遍教育程度低,只关心每天为勉强维持生计挣扎。相反,外国政府和公司有大量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通常关心自己政治和经济业绩的政治家自然会迎合外国政府和公司的利益,而不关心本国穷得多的同胞的利益。于是我们发现:大量穷国政府的上台或执政只是因为得到国外势力的支持。许多受外国势力引诱或受贿的穷国政客和官僚,做的事情与本国人民的利益相悖:如支持方便游人的色情旅游业(他们不仅容忍对儿童和妇女的强制剥削,还从中得利),支持用公共开支进口无用、废弃或标价过高的商品,允许进口危险品、垃圾,同意设立违反雇工保护法或环境保护法的工厂等。
  确实,如果穷国有更多的民主,能让人民真正参与政治的话,那么穷国政客和官僚就不会有如此不对称的动机,如此偏向外国政府和公司的利益。但为什么那么多穷国会远离真正的民主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们要注意现有全球秩序的更深方面。
  全球秩序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在一国内取得了控制性优势力量的任一团体都在国际间被承认为该国领域和人民的合法政府——无论这一团体是如何得权,如何掌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被统治人民的支持或反对。这个行使有效权力的团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不仅意味着我们愿意与它进行谈判,而且还意味着我们承认这个团体有权利代表它所统治的人民,最重要的是,我们赋予它有自由处置本国自然资源的特权(国际资源特权)和以国家名义自由借款的特权(国际借用特权)。
  我们赋予一个掌权团体的资源特权要远远大于仅仅默认它能有效控制本国自然资源的权力。这一特权包括实行自然资源合法有效的所有权转让的权力。35这样,从沙特阿拉伯(Saudis)或苏哈托(Suharto),从莫布托(Mobuto)或萨尼·阿巴察(Sani Abacha)政府那里购买了资源的公司有权——而且事实上——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被认可为这些资源的合法所有者。这是我们全球秩序的突出特点。一个制伏了门卫、控制了仓库的团体能够把一些赃物卖给他人换回钱。但是赃物的购买者只是赃物的占有者,不是所有者。与此相比,一个控制了选举出的政府和国家政权的团体,也能出卖国家的自然资源换回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源购买者获得的不仅是占有权,而且是一切所有权和自由,理应且事实上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法庭和警察机关保护和实施。因此,国际资源特权是一种赋予全球对一国资源享有有效所有权的合法权力。
  这种国际资源特权对资源丰富但经济贫穷的国家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因为在这些国家资源构成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这些国家,无论谁以何种方式夺权上台,都可以维持其统治,哪怕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反对,因为统治者可以通过出售自然资源换回的金钱以及以未来资源出售借来的资金购买他需要的武器和军队,这样,资源特权极大刺激本国人去武力夺权和掌权,因此引发政变和国内战争。进一步说,资源特权也极大刺激外国人去腐化穷国的官员,无论他们的统治有多糟糕,他们都继续有资源可售,有钱可花。
  尼日利亚就是一例。它日产石油约200万桶,根据油价计算,每年售出石油100—120亿美元,占它GDP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控制了石油收入的统治者足以支付维持其统治的武器和军队开支,不管民意如何对待他。只要他能这样做,他的腰包会被源源不断的新资金填满,他也就可以巩固统治,并过富裕生活。因为有这样强烈的诱因,尼日利亚在过去32年的28年中一直受掌权军人的武力统治就不足为奇了。36同样不奇怪的是,甚至连被公选出来的总统都无法阻止全国性的腐败:奥卢桑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清楚知道,如果他试图把石油收入全部用于人民利益,那么军官们——多亏有国际资源特权—会迅速恢复他们的传统特权。37既然冒有杀身之祸,那么哪怕有最好意图的总统也无法阻止对石油收入的窃取和对权力的依赖。
  国际资源特权的刺激作用有助于说明经济学长期观察而感困惑的问题:即资源丰富(与GDP有关的资源)和经济成就之间重要的消极关系。38近来耶鲁大学两位经济学家的回归分析证实了这个说明,他们的分析揭示出由于民主机会的减少作用,资源丰富与穷国经济成就之间的因果关系。39但是这两位作者把固有的全球秩序作为分析的既定背景,没有考虑他们所分析的因果联系自身是如何受到全球规则的影响,该规则将资源特权赋予任一掌权团体,不管这个团体在国内是否是非法获得权力。
  我们赋予某个掌权团体的借款特权包括有将国际合法有效义务施加于整个国家的权力。不管前任政府有多么腐败、残暴、非民主、远离宪法、高压、不得人心,如果拒绝承担前任政府留下的债务,那么任何继任政府都将受到其他国银行和政府的严厉惩罚。至少,它将失去借款特权,被国际金融市场排斥在外。因此很少有政府会拒绝承担债务,即使是一个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新选出的政府,都被迫要偿还前任政府留下的可怕债务。
  国际借款特权对发展中国家高压和腐败精英的出现有三个重要的负面影响。第一,这项特权使腐败统治者借款更容易,他以国家的名义比以个人名义更容易借到款项,而还款的义务却由整个国家承担。这样,借款特权有助于统治者维持权力,即使遭到普遍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也不会下台。40第二,国际借款特权把腐败的前任政府的往往是巨额的债务强加于民主继任政府身上,因此削弱了这些民主政府实施体制改革和其他政治项目的能力,否则这些政府会比它们的实际情况更为成功、稳定。(说因为有偿还前任民主政府债务的义务,有时暴动者行为会有所收敛,这只是聊以自慰。)第三,国际借款特权鼓励政变:任何人只要取得控制性优势力量,就能得到作为额外奖励的借款特权。
  通过详细讨论几个全球体制性因素,我希望已经削弱这样一种受自由主义者和较左派经济学家怂恿,同时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完全相信的观点:即认为赤贫持续的原因在于出现贫困现象的一国国内因素,因此与富裕国家及其政府无关。这种看法相当错误。确实,国内因素要对许多国家的赤贫持续存在负有责任。但这些责任经常受到全球体制性秩序特征的决定性影响。全球体制性秩序特征使一些国内因素继续存在下去,并恶化了另一些因素的影响。这样,我所讨论过的一些非国内因素在全世界赤贫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它们关键性地说明了为什么穷人领导人无能力,特别是不愿意寻求更有效的消除贫困政策。因此也关键性地说明了为什么全球不平等发展如此迅速,以至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的大量增长并没有带来贫穷和营养不良的减少。41——尽管技术有了重大进步,尽管在中国减少了大量贫困,42尽管后冷战时代有“和平红利”,43尽管从1985年来实际食物价格下跌了32%,尽管有政府间的援助,尽管有国际人道主义和发展组织的工作。44如果我们严肃对待消除全球赤贫问题,那我们必须知道这些非国内因素的决定作用,并愿意考虑去修改它们或减少它们所造成的影响。45
  如果纯国内贫困命题正确,那么远方穷人向我们提出的道德问题可以看似合理地在援助的名义下讨论。46但既然这个命题有严重错误,那再贴上援助的标签,就会误导人们,因为我们同时也在促成那些使国外赤贫恶化的社会因素,或从中得利。
  即使我们认识到纯国内贫困命题的无效,并承认我们对现有全球秩序负有责任的话,仍有人会拒绝承认是我们促成了这些社会因素或从中得利。例如有人会说,我们所施加的秩序对全球穷人有利,或至少不会损害他们,使他们的贫困状况更糟。例如在为现有WTO规则辩护中经常出现这种主张,但是仍然很不清楚该主张的意思是什么。获利,是一个比较概念,意味着有一个基准,在这个基准下全球穷人将会比他们实际情况更糟。我们应该举出哪种基准来说明全球穷人正从现有全球秩序获利呢?
  有三个可选择的基准。首先,我们可以引入历时比较,以全球赤贫发展的深度或出现的趋势为基准。但是这种论证无法成立。原因有三个。第一,论证的前提错误。严重的收入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在全球范围实际上没有下降。(见注释41)。第二,推理无效:赤贫现象可能在某地区正在下降,如在中国,但是事实上全球经济秩序却趋于使贫困恶化。历时比较不允许我们以或此或彼方式作出这种可能性的判断,因此无法判断任何具体原因的影响作用。第三,我们不能只简单假设以往的处境在道德上不成问题。否则我们会得出结论说,如果丈夫打妻子的次数现在比以往少,就说丈夫对妻子好;或者因为美国奴隶在19世纪早期受的奴役没有以往残忍,就说那时的美国经济秩序有利于奴隶。
  第二个选择是引入虚拟比较,以历史为基准。要判断以色列军对西海岸的占领是否减少了该地区文盲数,我们不应该历时地询问文盲数是否减少,而应该非真实地问文盲数是否比如果没有被占领时要少。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论证说,现有的全球秩序对全球穷人有利,因为穷人的境况比在如果由以往规则继续作用下的境况要好。但是这里的假设不合理,因为它把先前的规则看作是对全球穷人来说不好也不坏的中立规则。以同样的推理,可以说丹瑞大将(Senior General Than Shwe)的军事统治对缅甸人民有利,仅仅因为人民的境况比如果现在仍处于尼温将军(General Ne Win)的统治下要好。
  第三个选择是引入虚拟比较,以假设为基准——也许可以论证在某个虚构的自然状态下更多人的生死比在我们现有世界下更悲惨。但是只要我们缺乏对虚构世界正确的和道德上唯一合理的说明以及缺乏比较两个世界赤贫现象的道德上唯一合理的标准的话,那这个看法也无效。也许你认为这些担心只是理论上的,因为我们的世界事实上是比任何想象的自然状态要好得多。但这只是从我们自己立场看问题而已。而事实是,“全世界每天有34000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饥饿和可治疗的疾病。”47设想一个能与我们全球化文明创造的惊人数字相匹配的自然状态吧!48
  这三个基准都无法通过清晰而合理地评价全球秩序来说明我们的问题——即现有世界秩序对全球穷人是有利还是有害?因此思路要翻转过来:不是根据这一秩序是否有害(独立定义的)来评判它的公正性,而是根据某个独立的伤害标准来评判秩序的公正性,在此基础上再判断它是否有害。
  为了具体说明这个思想,我们可以以美国早期的男女极为不平等的体制性秩序为例。我们把该秩序评判为不公正,不是通过历史的比较,不是与以前英国的规则下的妇女生活作比较,也不是与如果英国规则继续存在下妇女可能有的生活作比较,更不是与假想的自然状态下妇女的生活作比较。(所有比较都更可能是为美国的体制性秩序辩护,而不是批判)。相反,正是因为该秩序使妇女的地位比男子低下,我们才说该秩序对妇女不公正,因此对她们有害。
  许多独立的伤害标准是为评判我们全球秩序的公正性提出的。这些标准至少有三方面面的不同。首先,不同在于确定的当事人不同:有个体,家庭,社会团体,民族或国家的。其次,不同在于提出绝对需求不同——例如,要求当事人必须享有个人安全和财产或享有基本必需品。第三点,不同在于提出的相对需求不同——要求基本权利或要求同等的受教育或医疗机会或要求经济不平等必须受到某些限制。
  即使我们的全球秩序无法满足迫切的绝对或相对需求,有人仍然会为它辩护,说这种无法满足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对全球秩序公正性的评价必须敏锐知道有什么可行的其他选择方案以及其他选择方案产生所需的条件。由于其他可选择的方案与现有全球秩序有很大区别,因此不可能精确建立有关其他选择方案的信息。但相对于其他可选方案,完全可能对现有全球秩序进行评估。在《经济学家》杂志中我们可见到这种评估:发展中国家每年在出口收入上损失7000亿美元,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坚持采取传统保护本国市场的严厉措施——通过设置关税、限额、反倾销税和对本国商品的补贴。49尽管经济学家会认为不妥,但仍可能把该评估扩展至贫困死亡人数的估计,这些人数原本通过一个更对称的市场可加以避免。50数字很庞大,每年7000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总值的近12%,相当于占全世界人口84.4%的人的收入。51
  现有全球秩序的许多特征都体现了以高收入的国家和人民为一方,以全球穷人为另一方之间类似的损益关系。无条件的资源特权使我们富国人民能获得更多、更廉价、更可靠的外国资源,因为我们承认从任何掌权者那里能获得资源的所有权,而不管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同意出售资源或能否从中得益。发展中国家的政变者和暴君也是该秩序的受益者。但是对全球穷人来说,广义的资源特权和借款特权比只限于最低国内合法性的狭义特权更糟糕。现有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比其他选择方案对我们更有利,对全球穷人更有害,因为其他选择方案原本要求富国提供资金,使全球穷人也能用得起昂贵的药品和种子。52现有的国际海洋公约比其他选择方案对我们更有利,对穷人更有害,因为其他选择方案原本保证穷国还能享有一部分获得的海底资源价值。53现有的秩序对我们更有利,对全球穷人更有害,因为我们不需要补偿我们强加给他们的消极外差因素:如我们几十年的污染以及对他们环境和空气的影响,再如他们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我们游客的流动促使爱滋病的传播,和由需求药品引起的武力冲突和药品战。
  看来所有交易对全球穷人的累加效应大得惊人。冷战结束后的14年中,已经有2.5亿人因为贫困过早死亡,其中每年递增1800万人。(注释27)要是制定全球规则的发达国家能更多顾及全球穷人的利益,那么原本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完全就可以大量减少早死和贫困的人数。因此,我们很难说体现于全球秩序的交易是公正的。要是全球秩序不公正,那么不需要借助历史或自然状态的基准,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正在伤害全球穷人——我们把不公正的秩序强加于他们,在该秩序下赤贫、营养不良和早死的发生比在其他可行的选择方案下高得多。
  对我们政府所强加的损益关系有三种辩护,而我们的政府经常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暴虐的统治者勾结一气。首先我们会说,在协调各种全球秩序规则的谈判中允许尽力增加我们自己的利益,即使这样做会与全球穷人利益相冲突。鉴于我们富人的收入比穷人多达200至300倍,54而7.99亿人却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见注释22),这种对现状的辩护很少敢公开表达。确实,我们普遍认为我们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应该代表我们同胞的利益。但同时又普遍认为代表权有限度:即使他们有能力这样做,也不应该使强加的全球规则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贫困死亡数来使我们富国获得不公平的收益,而我所举的例子却显示我们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恰巧以我们的名义这样做。
  第二种辩护声称表面现象不可靠,因为反映了现有规则的决策同样对全球穷人有利,至少从长远看,但是在一些重要情况下,这种辩护也太离谱。很难否认,世界贫困现象的恶化是由于发达国家在WTO规则下给予自己特殊的特权,通过设置关税、限额、反倾销税和补贴的方法保护本国企业造成的。但是,经济学家对一些较明显不公平的规则却还出于职业动机加以轻微否认:他们不再声称富国的特权没有使贫困恶化,仅仅是声称由于存在许多复杂因素、方法上的困难和其他一些不可预见性,因此思想的真诚阻止我们得出任何明确结论。55如果其余主张都无效,我们还可以诉诸最弱的主张:一些重要全球规则的调整确实对全球穷人更不利,但这个错误是无意犯下的。当这些规则在制定时,发展经济学还不发达,相关的官员也不可能知道他们在满足我们利益的时候会使那么多人死于贫困。
  这种陈腐的经验辩护很容易被人想到,也容易被人接受。但它不可能去认真调查我们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以及任职于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在进行国际条款谈判时的想法以及原本应该有的想法。可能的情况是,发达国家的人们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些受人尊敬的绅士(极少有女性)的行为,他们可能剥夺了饥民的意愿,以我们的名义犯下反人道的重大罪行。——但是,问题还是存在。如果我们的代表们对全球穷人的伤害确实是无意造成的,那难道我们不应该弥补这些过错,至少以实际行动来减少已有的(无法预料)大量赤贫现象吗?
  第三种辩护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第三种辩护声称我们所强加的全球秩序不仅对我们有利,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全球效率,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相对其他选择方案,这些规则是帕累托更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些人境况改善的同时,另一些境况没有变坏),而是更弱的卡尔多—希克斯(CALDOR-HICKS)意义的:这些规则对某些人有利,对另一些人有害,但是前者所得的部分足以补偿后者损失的部分。我怀疑这个论证不能说明WTO协定中发达国家实行传统条款的正当性,传统条款仍允许发达国家通过设置关税、限额、反倾销税和大量补贴来保护本国企业。但这个论证对其他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有效。但即便有效,仍会有问题:假定获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极大(注释54),是仅仅因为有补偿的可能性,使我们能证明决策的无辜呢?还是实际的补偿,以至我们保留的仅仅是补偿损失后留下的利益呢?
  以上两段提出的问题更清楚说明了,随着纯国内贫困命题的失败,在传统援助名义下讨论世界贫困问题是种误导。这并非说援助义务不正确:富国和富国人民确实对受死亡威胁的悲惨穷人进行援助的积极的道德义务,而且所需费用极小。但是援助的名义分散了对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更重要的消极义务的注意:我们应该减少将会对穷人造成的严重伤害;同时不应该牺牲穷人的利益使自己不公正地从中得利。如果我们(有时包括第三世界的精英)正在从施加的全球秩序中不公平地获利,同时却使外国的赤贫现象恶化的话,那我们就要履行这两个消极义务。这样,至少我们必须对全球穷人进行补偿。不这样做,我们就将伤害他们,并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自己谋利。就补偿而言,不能仅仅说是“援助”国外穷人,而是减少不公平规则造成的影响。我们不是把富人的财富“再分配”给穷人,而是对不公正的将穷人所得转移给富人的再分配体制的补偿——你也可以说是对再分配的再分配。
  我来说明这两个消极义务所普遍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设想在路边,一个被车撞伤腿的儿童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如果你作为一个健全的旁观者对此熟视无睹,就会因为没有去帮助他而受到道德批评。但如果你就是撞伤儿童的司机,那么会受到更重的道德批评:对儿童的受伤毫不理会,你会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们对司机的这种不作为的批评比对旁观者的批评更严厉,同样如果我们赞成加剧赤贫的不公平规则,那我们应该更严厉批评自己的不作为。
再设想有一个社会,其中土著民族在教育和就业上受到严重歧视,工资远低于其他人。作为一个富裕的外国人,你也许认为应该援助这些少数民族。但如果你从歧视中得到好处(例如,你雇佣土著民族的司机,支付的工资比雇佣其他人少一半),那么问题更严重:与我们不拿出自己的财产资助穷人相比,我们更严厉批评自己不应该从不公正中得到好处。同样,与我们不拿出资金用来减少外国贫困相比,我们更严厉批评自己不应该从不公正的全球秩序中获得好处,这一秩序同时加剧了赤贫的持续存在。
对预先知道会加剧赤贫的体制性秩序不加以支持和不从中获取好处的两个消极义务不只比帮助减少贫困的积极义务更重要。它们还不太考虑地域和远近的差别。援助义务总是对亲近的人最紧迫,对遥远的外国人最次要。但是不伤害的义务并非如此。再回想一下那个撞伤孩子而弃之不顾的司机,我们不会因为得知他与这个孩子相距甚远,之间没有共同的民族、语言、文化或宗教纽带联系,就减轻对他的道德批评。如果我们施加的不公正的全球秩序造成穷国贫困的持续存在,那么我们对相关的死亡和贫困所负有的道德责任并不因我们的民族、地理或文化不同而减轻。如果伤害外人是为了把自己从类似的悲惨命运中解救出来,那么这可以减轻我们的道德责任。但事实是,全球贫困问题——尽管涉及到全部人类死亡的三分之一——在经济学意义上却是个小问题:尽管28亿1千2百万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占世界人口的43%,但他们所缺金额总共只占拥有9.55亿人口的高收入国家收入的1.13%。56显然,我们可以消除赤贫——通过改革全球秩序或制定其他方案来对该秩序对穷人造成的后果进行补偿——而这无需“牺牲”我们自己需要的满足或甚至是稍微重要的利益。57
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我们已经在这种补偿方案上花费了大量资金。但事实却相反: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发展援助金额在减少,从1990年他们总共GNP的0.33%下降为2001的0.22%,即523亿美元。58大部分的援助金额用于政治目的:只有23%分配给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59;仅37亿美元用于基本社会服务设施60——即基础教育、基础医疗、人口项目、水供应,和公共卫生——远远低于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峰会上通过的占发展援助金额20%的承诺。61这一投入不到发达国家“和平红利”的1%,62只相当于发达国家每个公民每年拿出4美元。63
富国的人可以颐享天年,但看看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亿的人死于贫困,其中多数是儿童。这个惊人数字过去和现在都可以预见。显然,毫不疑问发达国家只要花很小代价就能大量减少这一死亡数。(注释56-57)然而,发达国家却几乎没有人发现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这种普遍冷漠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在于对赤贫持续原因所持的错误看法。绝大多数人把赤贫存在的原因归咎于产生赤贫现象的国家内部因素。我相信,如果对全球制度性秩序在赤贫存在中所起作用有更深理解的话,那么许多人会更加认真地对待贫困问题——包括我敬重的老师罗尔斯在内。



* 这篇论文曾宣读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心,香港大学,苏州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谢菲尔德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我感谢我的听众们,特别是Maria Alvarez, Liz Ashford, Sissila Bok和Leif Wenar, 同样感谢Christian Barry, Daniel Bell, Chiara Bottici 和童玲对论文的书面批评和建议。


1 罗尔斯:The Law of Peoples《万民法》(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7.罗尔斯早期说明,见罗尔斯的:’The Law of Peoples’ in Stephen Shute and Susan Hurley, eds.: On Human Righ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p。55


2 参见罗尔斯:《万民法》,p。115-119,讨论了Charles Beitz: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以及Thomas W. Pogge: ‘An Egalitarian Law of Peopl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3(1994),p.195-224



3 罗尔斯:《万民法》p.32,63,69


4 同上,p.29,33,34-35,40,63-67,69,115,120。一个社会只要有稳定的体制秩序,不管它是自由还是合宜的,这个社会都是组织良好的社会。(同上,p.4和63)


5 这一点表明,不仅罗尔斯提出的对负担社会援助的义务成问题,而且提出的对严重违反人权的非组织良好社会进行“强制干涉”的要求也成问题。(同上,p.94 n.6)即使这些干涉不是通过战争(除了自卫,没有其他理由能证明战争的正当性——同上,p.37),但也包含严重危险,因为干涉者的干涉没有经过代表者的理性同意。


6 罗尔斯至少在一般意义上意识到该问题,并对他的原初状态辩护道:“原初状态的公平针对的是人民,而不是个体。”(同上,p.17,n.9)


7 参见Pogge: “An Egalitarian Law of Peoples”, p.208-209


8 参见罗尔斯:《万民法》p.106-107中诉诸一个正义的储蓄原则,p.117-118中举了两个假想例子说明对国际不平等不合理的抱怨。


9 罗尔斯广泛讨论了这些合宜等级社会,还举出想象的卡赞尼斯坦(Kazanistan)社会,他认为自由社会人民应该把这些社会看作万民社会中的平等一员”。


10 因为国内体制是根据差异原则进行调节的。参见Thomas W.Pogge:Realizing Rawl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p.22-253


11 罗尔斯:《万民法》p.108


12 罗尔斯《万民法》,77——重复着Michael Walzer的观点:“并不是因为政治共同体的瓦解或无能才造就了一个独裁政体。事实上,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因素是独裁政体出现的原因,自然反映了普遍的世界观或生活方式”(Michael Walzer: ’The Moral Standing of Stat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9,p.209-29,at 24-225).


13 事实上,这个差距扩大到40:1,表明非洲国家年人均收入平均增长比发达国家少0。7%。


814 例如,1999年12月11日的Economist《经济学家》杂志封面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印度儿童,标题为“西雅图会议的实际损失者”,也可参见同一标题的社论(同上,p.15),以及2000年11月2日《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文章“The case for globalisation”,p.19-20和p.85-87。


15 1999年12月25日《经济学家》杂志,p.89。引用如下三个研究成果:Thomas W.Hertel和Will Martin: “Would Developing Countries Gain from Inclusion of Manufactures in the WTO Negotiations?”(www.gtap.agecon.purdue.edu/resources/download/42.pdf, 1999);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New York: UN Publications,1999);以及J.Michael Finger 和Philip Schuler: “Implementation of Uruguay Round Commitments:The Develoment Challenge”,World Bank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215 (www.itd.org/wb/finer.doc, 1999) .


16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235.财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严重。通常富人拥有比年收入更多的净价值,而穷人的财富则少于年收入。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的近来报告中已经突显巨富们的庞大财富:“在1995-1998的4年中,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富人的净财富翻了一番之多,达到10000多亿美元。前三位首富的资产超过所有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3). 让所有人获得和维持基础教育的费用,所有人得到基本医疗的费用,所有妇女得到生育医疗的费用,所有人得到充足食物,洁净水和卫生设备的费用加起来总共不到世界前225位富人总财富的4%。(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30)。


17 罗尔斯本人在论及国内部分时特别强调这一点。(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政治自由主义》(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67)。论及国际层面,他含糊支持“公平的贸易标准”,并写道合作组织所造成的任何“不正当的分配结果”都应该得到纠正(罗尔斯:《万民法》,p.43)。但是,他没有具体阐述这些规范性的句子,也没有将其融入他的万民法,因此他的万民法可以容许施加一个非对称的全球经济秩序,使绝大多数人的相对贫困状态永久存在,因为这些人无力联合起来通过和平方式改革该秩序。(参见Thomas W. Pogge:’Rawls on International Justic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1(2001), p.246-253 at 251-252页)该秩序不公正,尽管它也要求富国进行救援(履行援助义务),但它使贫困恶化,并对自由或合宜社会的良序造成威胁。这就是说,援助义务的增加确实使罗尔斯所展望的人民社会比现状有了重大改进。在我看来,援助义务的提出意味今天绝大多数富国都不道德或容忍了国外那些赤贫的“法外国家”存在——但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瑞士这些国家可能是例外。——参见: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Y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 228和290)。


18 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p. 3和38。这些比率是通过市场汇率得出的国内平均收入之比。如果通过购买力平价来比较世界家庭收入,那图景也很凄凉:在最近5年中,“世界不平等在扩大……从1988年基尼系数62.8扩大到1993年基尼系数66.0。这表明每年基尼系数增加0.6点。这个速度非常迅速,快于美国和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世界最底端5%的最穷者越来越穷,在1988到1993年间他们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四分之一,而最顶端5%的最富者越来越富。他们的收入增长12%,是世界收入增长(5.7%)的两倍多。(Branko Milanovic:’Tru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1988 and 1993:First Calculation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s Alone’, The Economic Journal 112(2002) p.51-92 at 88.


19 Peter Singer:‘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1972),229-243;也可参见Peter Unger: Living High and Letting Die: Our Illusion of Innoc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 辛格也许不认为强化常识道德判断是不对的。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他认为我们消除世界贫困的紧迫义务与纯国内贫困命题的对错无关。


21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0/200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23), 以及Shaohua Chen 和Martin Ravallion:‘How Did the World’s Poorest Fare in the 1990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7(2001),283-300,at 290. Ravallion 和Chen近十年来出色完成了世界银行的贫困收入的评估工作。(最新数据是1998年的)。这两条贫困线根据1993年美国具有同等购买力的65.48美元和32.74美元的月收入(同上,p.285)界定出来。今天,这两条贫困线相当于美国每人每月84美元和42美元的收入(www.bls.gov/cpi/home.htm),也相当于典型的穷国每人每月20美元和10美元的收入,因为穷国的收入具有高得多的购买力(Thomas W. Pogge: 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Cosmopolitan Responsibilities and Refor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p.97).收入低于每天2美元贫困线的穷人每天平均收入比2美元低47%,收入低于每天1美元贫困线的穷人每天平均收入比1美元低30%。(Shaohua Chen 和Martin Ravallion: ‘How Did the World’s Poorest Fare in the 1990s?’ p.290 和293, 根据人头计算指数划分收入差距)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下的人占世界人口的47%,只享有全球收入的1.25%, 生活在每天1美元国际贫困线下的人占世界人口的20%,只享有全球收入的0.33%。


22 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3,p.87,9,6。其中绝大多数受害者为女性。(同上,p.310-330).


23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p.22


24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 p.49


25 FAO(联合国粮农组织):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1999(www.fao.org/news/1999/img/sofi99-e.pdf)p.11


26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报告,“发展中国家有2.5亿年龄在5-14岁的儿童工作—1.2亿人全天工作,1.3亿人兼职。(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ipec/simpoc/stats/4stt.htm)。 其中,1.705亿儿童从事危险工作,8400万从事“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包括“奴隶制作法,贩卖交易,债务劳役,以及强迫劳动,包括强迫招募儿童用于武装冲突,卖淫、色情和非法活动。”ILO: A Future Without Child Labour (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decl/publ/reports/report3.htm) p.9,11和18。


27 参见FAO: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1999 and 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02(New York: UNICEF 2002)。其中,三分之二的死亡者是儿童。常见的具体死亡原因见WHO(世界卫生组织):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1(Geneva: WHO Publications 200)附表2,也可见www.who.int/whr/2001


28 参见G. A.Cohen:History,Labour and Freedom《历史,劳动和自由》(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8),p.262-263


29四小龙的成功还有美国的支持。尽管美国仍然维持高关税保护本国产品,但为了急切在此区域建立健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与苏联的势力相抗衡,因此允许四小龙自由进入它的市场。


30 最近一些著名文献:David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Norton 1998), Jared Diamond: Guns,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1999), 和Lawrence E.Harrison and Samuel P Huntington主编的: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31 但是,负责这些政策的左派政党却在2001年5月10的最新一次议会选举中惨败,只获得140席位中的40席。


32 条约在1999年2月生效,但1997年就颁布了。(www.oecd.org/home)


33 在美国,洛克希德(Lockheed)公司的行贿丑闻被揭露——它不是向第三世界的官员普通行贿——而是用200万美元向民主强大的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Tanaka Kakuei)行贿。在此之后,水门事件后的国会通过了1977《反海外腐败法》,禁止本国企业向外国官员行贿。美国政府不想让本国企业在与外国企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它是新条约的主要支持者。同时,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也积极行动,鼓励经合组织国家的公众支持该条约。


34 “有许多禁止公司行贿的法律。但大型跨国公司总是很容易打擦边球”——所以这种状况被归结为 ‘The Short Arm of the Law’, Economist,2 March 2002, p.63-65 at 63


35 如Wesley N.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9)中所讲,权力包括被合法认可的改变第一级自由权、要求权和义务分配的权力。这个意义上的有一种或几种权力不同于拥有权力(即控制自然且/或掌握统治手段的权力)。


36 参见 ‘Going on down’: Economist,8, June 1996,46-48。最新报道说:“绝大部分的石油收入都被政府直接占有……国家统治者有支配一切现金的最高权力。他无需依赖任何人任何物,只靠石油就行。庇护和腐败现象从上到下蔓延。(Economist, 12 December 1998,19) 也可参见www.eia.doe.gov/emeu/cabs/nigeria.html


37因为奥巴桑乔过去和现在都是透明国际组织咨询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参见注释33),1999年初他的当选被人民寄予厚望。但希望很快破灭。在透明国际自己制定的腐败感受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排名上,尼日利亚仍居末位。(www.transparency.org/cpi/2003/cpi2003.en.html)


38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表现出“资源的诅咒”或“荷兰病”(因富得祸—译者加)的症状。尽管他们有丰富的自然财富,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也没有减少贫困。如下数字显示了一些重要的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在1975年到2001年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变化率:尼日利亚 –0.7%,刚果/扎伊尔 –5.2%,肯尼亚+0.3%,安哥拉 –2.3%,莫桑比克 +1.8%,塞内加尔 –0.1%,委内瑞拉 –0.9%,厄瓜多尔 +0.2%,沙特阿拉伯-2.1%,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7%,阿曼+2.3%,科威特-0.7%,巴林 +1.1%,文莱 –2.2%,印度尼西亚+4.3%,菲律宾+0.1%(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3,p.278-281;由于数据不足,有些国家统计的年份略有不同)。因此,除印度尼西亚之外,这些国家的年人均增长率远远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上,p.281).


39 “非洲所有的石油国或依靠资源的国家都无法发起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民主改革的成功只发生在资源贫乏的国家,包括韩国在内”( Ricky Lam and Leonard Wantchekon: ‘Dictatorships as a Political Dutch Disease’ (www.nyarko,com/wantche1.pdf,1999),31)。“我们的国家交叉回归研究证实了我们的理论。我们发现,自然资源面积多增长1%(与GDP有关的资源),民主政体存活的可能性就会下降0.5个百分点(同上,p.35)。也可见Leonard Wantchekon :“Why Do Resource Dependent Countries Have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www.yale.edu/leitner/pdf/1999-11.pdf,1999)


40 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特别善于通过出售资源填补自己收入,他们以国家的未来作抵押谋取个人利益。1998年,由于军队的独裁统治,尼日利亚的外债高达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9%。其他资源丰富国家1998年外债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如下:肯尼亚61%,安哥拉297%,莫桑比克223%,委内瑞拉40%,印度尼西亚176%,菲律宾70%(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210-221)。不用说,借来的资金几乎没有用在能促进经济,有助于满足人民需要和偿还债务的生产性投资上,即教育和制造业上。大部分资金被私人占有或花费在维护“国内安全”和军事开支上。 41 参见每年联合国发展报告中有关全世界营养不良者的数字,这个数字大约固定在8亿人左右。在1987-1998年间,生活在1美元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变化不大,而生活在2美元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增加了10%(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 t2000/2001,p.23,以及Chen and Ravallion: “How Did the World’s Poorest Fare in the 1990s?”p. 290).世界银行统计方法有严重错误,因此实际赤贫人数要大得多。其中一个错误是它根据所有商品的价格来使用购买力平价,而不是根据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因为贫困家庭更关心基本必需品的支出。见Sanjay Reddy and Thomas W. Pogge: “How Not to Count the Poor” (www.socialanalysis.org.org) 2003,其中有内容广泛的批评。


42 据报道,在该时期中国生活在1美元贫困下以下的人数已下降了30%,即9000万人。(Chen and Ravallion: “How Did the World’s Poorest Fare in the 1990s? p.290)


43 由于冷战的结束,全世界军事开支已从占1985年的全部GDP总和的4.7%下降到1996年的2.9%(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p.197)——每年约节省5630亿美元。


44 世界银行粮食指数从1985年的124下降到2000年的84.5。这些数据在“全球商品市场”报告中被更新,世界银行发展展望组出版(www.worldbank.org/prospects/gcmonline/index.htm


45 参见Pogge: 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第6,8章,里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要求修改国际资源特权和借款特权以及通过对全球资源的各自切分减少不公平的全球经济规则造成的后果。


46尽管仍然可以说这个援助标签不合适,因为我们是前面讨论过的不公正历史如殖民主义的受益者,发展中国家则是受害者。


47 USDA(美国农业部):U.S. Action Plan on Food Security(美国食品安全行动计划)(www.fas.usda.gov/icd/summit/usactplan.pdf, 1999)p.ⅲ。美国政府一方面提到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却说,发达国家不应该履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提议,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增加农业发展援助60亿美元,美国政府认为20亿美元就足够了(同上,附录A)


48 参见Pogge: 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136-139


49 2000年,富国仅就对本国农民的补贴一项就花费了2450亿美元(Martin Wolf: “Broken Promises to the Poor”, Financial Times, 21 November 2001,p.13)2002年,美国对进口钢材施加新的关税,对中国,巴西,俄罗斯造成不利,它还通过了1730亿美元的农业法案,在现有水平上再对本国农民补贴增加70%,这样严重损害了穷国农民利益。这些例子及其他更多的事实对无休止争论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是好是坏来说,是个讽刺。因为这些争论忽略了一个真实世界的事实:穷国没有进入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机会。在倾斜的WTO规则下,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利用他们所享有的资格,因为他们没有能与美国或欧盟打官司并赢得官司的资源。何况,即使穷国打赢了官司,有权对美国或欧盟实施报复性关税,他们也是得不偿失。


50 这样的估计合宜,因为人们能主动得出。911后,世界银行行长公开宣布了他的估计“全世界将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亡,1亿人可能生活在每天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下……因为恐怖袭击会使富国经济复苏滞后到2002年。”(http://econ……worldbank.org/files/2462_press-release.pdf)


51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3,p.235.


52《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1995年被确定。要详见它的内容和影响,参见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1(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5; Carlos Corr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WTO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olicy Options(London: Zed Books 2000); Calestous Jum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Glob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www.ksg.Harvard.edu/Trade_Workshop/jumaipr.pdf,1999): Jayashree Watal: ‘Access to Essential Medicin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oes The WTO TRIPS Agreement Hinder It?’(www.cid.harvard.edu/cidbiotech/dp/discussion8.pdf, 2000); and www. cptech.prg/ip/


53 在1982年的《国际海洋公约》内容里曾经有这些保证,但就在1996年《国际海洋公约》生效之前,克林顿政府成功通过重新谈判将它们从公约中撤消。


54 在高收入经济体中,月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226美元(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3,p.235),相比之下,生活在每天2美元以下的穷人月平均收入11.40美元,生活在每天1美元以下的穷人月平均收入7美元。


55这些顾虑是有选择性的。(参见注释50)


56 参见注释21。如果我们要完全填补这个缺口,我们全球收入的份额只是从80.97减少到80.06,从255060亿美元减少到252170美元(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p.235)


57The WHO Commission on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和卫生委员会)(由Jeffey Sachs负责)粗略估计,只要每年花费620亿美元,与贫困有关的死亡数可以降低800万人。委员会提议,发达国家支付其中的270亿,剩下的350亿由穷国承担(Economist,22 December 2001,p.82-83)。但发达国家有能力负担全部620亿美元,因为只占他们总共国民收入的0.25%.(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p.235)


58 UDN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p. 290,政府发展援助金额从1999年的564亿美元(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1,p. 190)减少到2000年的537亿美元(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002(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202)。美国在经济高度繁荣,有大量预算赢余的情况下,仍带头使政府发展援助金额的比例从原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21%减少为0.11%。最近,在911后政府发展援助金额又有所增加——2001年美国已经拿出了6亿美元用以维持巴基斯坦的独裁统治。


59这个数字比1990年28%减少。(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p. 290)有着世界上最多穷人的印度,人均每年接受政府发展援助1.70美元,而许多比印度富裕得多的国家,人均每年接受政府发展援助从60美元到260美元不等。


60参见http://millenniumindicators.un.org/unsd/mi/mi_series_results.asp?rowld=592.


61 “第88条: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宣言和行动计划的补充,将需要有更多的资金资源,更有效的发展合作和援助。这要求:……(c)达成合作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互惠协议,同意将政府发展援助金额的20%和国家预算的20%分别用于基础社会项目”(Programme of Action,第5章,第88条(C)),(www.un.org/esa/socdev/wssd/agreements/poach5.htm)


62参见注释43。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减少了军事开支,从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4.1%减少到1998年的2.2%。(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8,p. 197;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0,p. 217)。2001年发达国家国内生产值总和是251040亿美元(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p.239),他们2001年的和平红利达到4770亿美元。


63高收入国家的公民也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援助。每年的援助额70亿美元,相当人均7.60美元(同上,p.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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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5/11/8 18: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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