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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迈向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庞德《法理学》(五卷本)代译序
迈向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
       ——庞德《法理学》(五卷本)代译序
                                 邓正来

摘要:在对“搬用或套用”西方知识的“现代化思维框架”进行批判的前提下,基于庞德所提出的有关“世界法”的观点给中国学人的启示,我们应当努力在“全球结构的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在对此前各世纪法理学的反思和否思并在中国立场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全新的“全球结构的法理学范式”,或一种在整个世界的法理学中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全球结构的中国法学学派”,并由此形成我们在此一特定时空中对人类法律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新认识。  关键词:庞德;世界法;全球结构;全球化



引论:我的知识宣言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岁月中,我以一种“研究性”的方式先行翻译出版了社会学法理学的创始人罗斯科·庞德[1]*所著的《法律史解释》(InterpretationsofLegalHistory)[2]*,尔后又着手翻译他所撰写的五卷本巨著《法理学》(Jurisprudence)[3]*。我曾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指出,我之所以在社会学法理学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形成了一个世纪以后仍耗用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项庞大的学术工作,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探究社会学法理学是如何从19世纪历史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和哲理法学派的支配中型构起来的。换言之,我对社会学法理学的关注,主要目的之一乃在于厘清该法学派的领袖人物解释社会学法理学之型构的内在理路,或者在于追究社会学法理学相对于19世纪诸法理学派的知识增量。我的这一努力所设定的这些目的,经由“世纪之交”这一时间性因素的巧合,似乎透露出了一种暗示,即我们可以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世纪之交”,建构一种全新的法理学范式或一种在整个世界的法理学中真正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中国法学学派,一如20世纪的社会学法理学相对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法理学、哲理法理学和历史法理学的关系那般。
  当然,这绝不是一种暗示,因为这实是我经过十多年岁月的思考以后达致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我们应当努力在“全球结构的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在对此前各世纪法理学的反思和否思的基础上并在中国立场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全球结构的法理学范式”或一种“全球结构的中国法学学派”,并由此形成我们在此一特定时空中对人类法律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新认识。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的上述观点,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的这一知识宣言,却并不是由“世纪之交”这一偶然的时间性因素所决定的,而毋宁是由这一时间性因素所承载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的演化、我对这些演化之于中国的意义的认识以及隐含于其间的想像的混合体所决定的。
  著名政治学家斯考契波曾经在评论沃勒斯坦所著《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时指出,“本书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引发一些立即套用此书的理论来从事的经验研究,而在于因它而起的理论争论与学术进展”[1](P404)。我颇为赞同他的评论视角。因此,我认为,我所提出的这一知识宣言以及其间所强调的建构全球结构的中国法学派的主张所可能具有的真正贡献也不在于它能够创造出一些这种观点的运用者,而毋宁在于它可以为促使那些具有高度批判力和反思意识的法学家成为一种新法学知识的真正生产者提供某种可能性。



一、庞德“世界法”的启示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所谓的“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的观点,基本上源出于下述两个方面的知性激励:一是在我研读罗斯科·庞德《法理学》五卷本巨著时他有关“世界法”的观点给我的启示;二是我在十多年来对知识社会学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由此积累的相关知识。
  毋庸置疑,罗斯科·庞德经由社会学法理学的创建而对法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诸多颇为重要的贡献,而且他经由社会学法理学的建构而使我们获致了洞见20世纪以前各种法理学学派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亦即一种我所谓的以特定时空的社会利益为依凭的强调法律功效的能动者视角[2]。
  然而,对我最具启示意义的却是庞德所提出的有关“世界法”的观点。一如我们所知,早在论者们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全球化”理念及其相关论述之前,庞德就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意识到了“世界法”及其赖以为依凭的各种社会和经济情势对法律目的在20世纪的型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这也是庞德深受社会功利主义领袖人物耶林有关“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制者”的思想以及新黑格尔主义权威代表柯勒有关“法律先决条件支配法律”的思想的影响所导致的结果。的确,有关“世界法”的图景在庞德那里还只是一个带问号的设想,但是他毕竟洞见到了这个大问题的存在。我以为,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比较详尽地征引庞德有关否弃极端地方主义的“世界法”的论述:
  20世纪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乃是否弃19世纪英美法律人所信奉的那种极端的地方主义(theextremelocalism)。当时乃至更早,一直存在着一种对地方法的崇拜。的确,人们在当时似乎有当然的理由认为,特定时空的法律在地方政治主权中有着完全充分的基础,因而人们可以仅仅根据这种政治主权对它进行考虑。特定时空的法律所具有的政治独立性解释了并且证明了这种法律本身及其所有细节的正当性。
  在20世纪,一种变化开始渐渐出现,并愈演愈烈。众所周知,商业交易活动始终是在跨越政治边界的情形中展开的。正如杰塔(Jitta)所言,一项买卖乃是一项有关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纽约进行的买卖。斯托雷更是在1834年就撰写出了有关法律冲突(theconflictoflaws)的论著。但是,在斯托雷之后,人们似乎认为,地方政治独立性这一观念的力量乃在于其间所隐含的这样一项主张,即法律冲突法(thelawofconflictoflaws)实是每个政治实体中的地方法问题。……作为某种超出地方法题域之论题的法律冲突,直至20世纪中叶才在美国各法学院的课程中占据了一席地位。对普遍观念及理想的关注,实际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在美国诸法学院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
  伴随着经济秩序的统合和扩展,在普遍性与地方性之间达致并维续一种恰当的平衡,便成了法律科学的一个首要问题。在政治科学中,人们所面对的将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协调普遍规制整个社会与地方自治这二者间关系的问题。在法理学中,普遍原则(即法律推理的出发点)之一便是一方面对普遍规制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和行为进行指导,而另一方面则制定与地方的、族群的、地理的、历史的和经济的情势相调适的详尽具体的规则。这两个领域乃是颇为独特的,但是却会沿着某一边界相重合──尽管准确地划出这一边界极为不易。有一种趋势主张,人们应当依据那种以历史上确定的时空脉络为基础的边界来强调一般性原则或详尽具体的规则。据此,根据地方传统思想模式而制定的具体立法有可能会阻碍人们从司法上确立和适用原则,而另一方面,经由司法而发现和确立的原则却也可能会妨碍或扰乱那些有助益于地方行政的规则的适用。
  ……
  颇为重要的是,仰赖把理性适用于经验这种司法发现的做法,正在取代那种认为必须且只能经由立法手段制定规则的政治理念,而我们知道,这种政治理念源出于罗马帝国晚期的法学论著,流行于17世纪的政治专制时代,并且盛行于民众政府崛起的政治理论之中。民众治理自己所依凭的那些机构有着截然不同的功能。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机构都不是罗马皇帝的后继者。晚近对《法国民法典》的修正便删去了禁止通过司法审判过程确定法律的条款,而且所有晚近的法典也都规定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确定法律应予依凭的材料和程序。[3](P366—469)
  尽管庞德在上述文字中已然意识到了经济跨越政治边界之活动的扩展将引发法学思考的转向,一如他所指出的“建构一种关于地方性立法和地方行政与适合于统一化世界的普遍法律原则间关系的理论,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法学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3](P366—469),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对庞德那种颇为笼统的预见性“猜想”设定限度:一是因为庞德并没有对他所言的那种经济活动本身做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进而也没有对由此引发的那种法学理论做任何探究;二是因为庞德有关“世界法”的观点中所隐含的那种经济活动的性质决定法学理论的取向,亦是极有疑问的。



二、有关“全球结构”的认知过程



  如果我们不停留在作为结果的范式层面,而是对其背后的问题进行追问,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发现,这类问题都在更深的层面上和特定“环境”与知识生产间关系这个问题紧密勾连在一起,一如我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一文中所指出的:“这类现象繁多,最为突出的可以见之于法学研究领域: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论者很少关注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与世界既有法律制度间的关系问题。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不是中国的法律论者是否研究了相关的外国法律制度,而是中国的论者是否对这种研究背后的支配关系有足够的清醒认识。”[4](P78)
  我最初在对中国发展研究进行反思性检讨和批判的过程中,对中国学者在不经批判的前提下就接受西方现代化方案以及隐于其间的知识这一点深感困惑。我认为,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并不是“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亦步亦趋地步西方社会科学的后尘──而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则是以文明对传统、西方对非西方等为人们不加追究的先验性或前提性假设为基础的;二是中国社会科学究竟是如何形成这种品格的。经由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研究,我在“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提出如下观点[5](P93—112):
  第一,中国论者采取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支援的取向乃是以中国论者在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时接受某种被认为足以证明此类示范为当然的思想框架为充分条件的,亦即受着某种被我称之为“现代化框架”(frameworkofmodernization)的支配。这种“现代化框架”带有明显的“思维定式”成分或“前见”性功效,因此与西方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本身不同,而且也与那些几乎无从验证的公理性命题不同。
  第二,这种“现代化框架”主要的问题在于下述几点:(1)“现代化框架”将世界各国做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两分处理:这意味着国家不是现代的就必然是传统的。这种武断的非彼即此的处理方式,紧要处在于如何对现代给出界定,但是这一界定所依据的却正是从西方发展经验及其成就中抽象出来的因素;据此,“传统—现代”两分观有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蕴涵。从另一方面来看,传统与现代的两分乃是经抽象而获致的纯粹形式,它使人们依据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这种纯粹两极形式去构想世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是以逻辑合理性替代历史的真实性。进而,由于这种两分观忽视了经验上的事实,甚或无视实证研究的重要发现以及人类学和历史学上的知识,所以它在根本上否定了现代中隐含有传统、而传统中又往往存在着现代这一极为复杂的现象。(2)“现代化框架”预设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单线性历史进化图式,其背后的根本要害在于将西方发展经验的偶然转换成一种普世的历史必然;它不仅意味着在目的层面世界必须依西方已然获致的成就水平向西方趋同,而且西方实现此成就水平的方式亦具普遍有效性;这意味着对条件不同、文化相异的国家发展出具有个殊品格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的否定。(3)透过“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发展的前后序列排比以及认定现代化的实现乃是以抛弃和否定传统为条件的,“现代化框架”进而在设定传统是整体且同质的基础上,视传统为整体的落后,并且对趋向于现代的发展构成了障碍。这就意味着传统社会必定要寻求现代,但同时却必须整体地抛弃和否定传统,而这无疑忽视了传统中所隐含的向现代转型的深厚的正面性资源。
  第三,这种以西方化的世界发展观为依托的“现代化框架”,在历史上并不是整体性地、一次性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下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轨迹明示,中国学人对此框架的接受是伴随着他们在“发现西方”(史华兹语)的背景下经“中国中心”观、“东方精神—西方物质”观、“西化”观的演化而逐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达致普遍化的,后又经中国论者向西方舶取各种现代化理论而得到强化。
  第四,各种由西方学者依其视角而产生的所谓现代化思考,一俟在认知层面上为中国学人作为思想框架接受下来,就势必依其自身的逻辑开始发生作用:现代化框架依凭中国学人发现西方的知识建构而得以确立,而同时又使中国学人在其支配下生产出各种变异性知识。这两个相关方面于现实层面的逻辑展开便是:首先,“现代化框架”的建构,给西方对中国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性“暴力”意义;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学人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这种做法被视为是合理的甚或应当的;其次,它使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此一思想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现代化框架”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带上此一框架的烙印。
  的确,我在这个阶段的认识已然凸显出了支配与知识传承的关系,而且依凭这种认识对支撑我所说的“搬用或套用”西方知识的“现代化思维框架”进行了批判,进而还揭示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移植品格”以及这种品格所掩盖的作为知识消费者的中国学者与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西方学者间的关系。但是,毋庸讳言,我在这个阶段的认识却还未能够概括出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之场域的自主性逻辑或者知识生产者的自主性的问题。实际上,有关知识生产者的自主性或学术自主性的问题乃是支撑“支配与知识传承关系”这个论题的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在此后的研究中,我认为学术自主性问题含有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一国内部与经济和政治等场域之间的关系,这乃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第二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之间的关系,这乃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6]和“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两篇论文中都进行了讨论,尤其是对前一个向度的问题做了颇为详尽的讨论。我的基本观点认为,学术自主性的丢失乃是中国社会科学对于人类未来发展无所贡献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然而,无论是社会场域、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对社会科学场域的影响,还是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都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缺失自主性的惟一原因,因为文化或知识霸权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被动接受的,而是在“被动者”转变成“主动者”之后才可能得到实现的──这也是葛兰西著名文化霸权定义的基本核心。这意味着,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学者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学者的转化,才在一个方面致使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生产,而在另一方面也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再生产。
  显而易见,上述讨论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时代(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前的支配与知识传承关系问题是颇具助益的,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些讨论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生产及传承关系来讲还只是些一般性的论辩,而无法洞见知识传承与支配关系的问题在“现代化时代”与“全球化时代”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无法揭示出这两个不同的时代对知识传承与支配关系这个问题的不同影响。正是在此一意识的支配下,我进入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当然,我早在《研究与反思》一书的自序“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中就明确指出,“这些讨论还……未能探及隐藏于这些讨论背后的更为基本的结构性问题———正是这些被我称之为‘结构性基础与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人们熟视无睹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却支配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现象,它们才是真正‘不在场’或‘始终沉默’的东西,因此,对这些现象的揭示和批判才真正是当下知识社会学的使命所在”[7](P6—7)。



三、对“全球结构”的建构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全球化论题开始成为学术界最为重要且最具争议的一个论题[4]*,而且我认为,从21世纪初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发展来看,该论题还将继续成为21世纪的支配性论题,而中国在加入WTO等国际组织以后,全球化问题也将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全球化问题本身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认识它及其他问题的框架。它需要我们对“全球化”进行建构,而前提则要求我们强化全球化的“问题意识”,也就是将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并由此洞见到全球化对中国的特定意义。
  当然,中国法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给予了全球化这个论题以一定的关注。这些讨论主要表现出了下述三个特点:一是侧重于法律层面的问题,而甚少论及中国法学理论的问题;二是侧重于对全球化现象及其与中国各部门法间关系的描述;三是在承认全球化的前提下就中国法律做一些对策性的讨论。因此,既有的研究大体表现为两大类:(1)有关全球化对中国法律的冲击和影响的描述和讨论;(2)有关中国法律如何回应全球化挑战的策略性讨论。这些讨论当中还存在着两种基本倾向。第一种是反对全球化的倾向,而且坚持此种倾向的论者不在少数。他们的观点至少可以被概括为两种:第一种反对观点是新左派观点,第二种观点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两种观点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第一种反对观点尽管极具启示意义,但它却基本上是以化约论为基本趋向的,也就是把全球化这种现象化约成美国化和资本主义化,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开始。这个新帝国时代所依凭的不再是军事战争和鲜血,而是信息、知识、资本和市场。第二种反对观点所依凭的理论工具主要是区隔论,也就是把全球化与中国分隔开。这些论者用各种大话来掩盖全球化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他们认为,中国连现代化都还没有实现,至今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全球化的问题距中国很遥远,根本就不是中国的问题。
  另外一种倾向乃是赞同全球化的倾向。在这种倾向当中,有一种比较令人担忧的情形,那就是一些论者以一种浪漫化的处理方式来论述全球化时代。他们依凭着这种浪漫化的方式把全球化时代放大成一种普遍价值、普遍真理、历史必然、世界潮流,进而把全球化时代偷偷地、悄悄地转换成了一种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终极性方案。这样一种浪漫化的倾向,归根结底就是把全球化时代视作是一种普世性的福音。我之所以认为这种观点比较危险,并不是针对它在价值论上的对错而言的,而是就它遮蔽了全球化时代一些至为要害的面相而言的。从全球化时代的三个方面即市场经济方面、规则制度方面、文化方面来看(意识形态方面比较复杂,此处不论),我们便可以认识到这种浪漫化倾向中的危险之处。第一,从市场经济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浪漫化论述方式认为,全球化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无限的允诺,即全球化可以经由市场经济的方式而达致生产资料在全球的优化组合。但是,这种浪漫化的论述方式却根本没有看到全球化时代依旧解决不了市场本身的限度、依旧解决不了人类资源的匮乏或稀缺问题,同样也解决不了生态在承受方面的限度问题。第二,我们再来看规则制度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颇具影响的讨论当中,那些经由我们承认世界既有法律规则或制度而传入的价值起到了支配性的作用。但是浪漫化的论述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取向,某一价值在这里成了毋需讨论的单一性和终极性标准,与此同时我们也忽略了其他值得我们关注的一般价值。第三,我们再看文化层面。浪漫化论述方式看到的是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整合,但是这些论者却没有看到也没有追问是谁的文化在出口,是谁的文化在不断地被压缩、被压制、被抽空化。由此可见,这种浪漫化处理方式并不能够使我们洞见到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所具有的真正实质性的意义。
  我认为,全球化时代这个论题,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开放出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这个论题在理论上的最大意义主要有两个:一是它有可能促使我们去建构一个全球化的中国法学的范式;二是它因此要求我们对全球化时代本身进行建构。就如何认识全球化时代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下述三点:第一,全球化时代至少要求我们注意这样一个根本性视角需要转换,亦即在一定程度上或在某些颇为重要的方面从原来具有政治性需要的主权向非政治性的视角进行转换。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全球化时代以前都是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性连在一起的,换言之,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论者一般都认为,人类生活必须通过空间结构加以组织,而这些空间结构便是共同界定世界政治版图的主权领土。再者,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还认为,这些政治疆界界定了其他一些关键的互动领域———如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宏观经济学家眼中的“国民”经济、政治学家眼中的“国家”和史学家眼中的“民族”———的空间参数。上述观点又显然是以这样一项假定为基础的,即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空间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必须以国家的疆界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8]。当然,全球化时代中某些超越政治性的因素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主权这一政治性视角转换成一个非政治性的也就是全球性的视角。举例而言,这个视角的转换,要求我们对人本主义做重新的审视。我们知道,17和18世纪乃至16世纪的人本主义主要是在民族国家建构框架内予以实现的那种人本主义。颇具典型的事例是: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要求普通法上的权利,所依凭的依据乃是英国人所享有的普通法上的权利。当时,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把“英国人”换成“人类”,进而主张“美国人”与“英国人”一样也享有普通法上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牢记,那仍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建构框架内对人本主义的一种主张;换言之,那乃是一种经由诉诸普遍主义手段而在特定政治安排内加以实现的人本主义。但是全球化时代的人本主义却已经超越了那种政治性主权的限定,它是一种经由诉诸普遍主义手段而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实现的人本主义。因此它要求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或在某些颇为重要的方面从国内利益也即从一国疆界内的利益视角向另外一个视角即全球视角进行转换。
  的确,上述根本视角的转换有可能为中国法学迈向全球化结构的研究范式提供某种较为基本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基础,也为我们真正发展中国自己的法学开放出了一个极具理论意义的可能性。但是,它仍是一个较为一般的维度。一如前述,如果我们要洞见全球化时代之于中国或中国法学的独特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全球化时代进行特定的理论建构。
  第二,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与“现代化”时代一样,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都具有特定的支配性,但是这里关键的并不是支配,而是支配的性质。一如前述,我在“中国发展研究检视”一文中,便明确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现代化理论)视作当然而予以接受的问题,而且还从世界结构的政治和经济维度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在该文中,我还明确提出了由此结构而生成的“现代化思维框架”以及这一思维框架对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生产的支配。其间最为重要的是,也是中国学者普遍忽视的是(亦即中国学者集体无意识的具体展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支配”过程中与“支配者”的共谋,也即中国论者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批判意识或无反思性的“接受”。显而易见,就这种支配而言,“现代化”时代支配的实效乃在于受影响的中国与它的“和谋”;据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化时代的支配是非结构性的和非强制性的──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对于中国论者来说只具有一种示范性的意义,因为只要中国论者不进行和谋,那么中国论者完全可以建构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尽管有可能会遇到许多问题,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现代化时代的支配不尽相同,全球化时代支配的实效却在于被纳入这个“时代”的中国对既有制度安排的承认。据此我们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支配是结构性的和强制性的,它所依凭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发达社会建构起来的被认为更有效或更具正当性的制度安排──不论中国论者是否进行和谋,只要中国承认并接受了既有制度安排,那么它们就都对中国论者构成了支配。总而言之,全球化时代是一种我所谓的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支配时代。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支配是这里的核心,也是对中国或中国法学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因素。
  第三,我对全球化时代的建构,亦即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或中国法学具有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支配,乃是以下述基本观点作为一般性依凭的,尽管它们并不构成我的观点的直接理据。(1)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指出,在任何社会互动的情势之中,人与人之间都可能有优位之势(superordination)与劣位之势(subordination)这类不同境遇的区别。他把这种具有位势之优劣的社会关系形式称之为“支配”(domination),亦即占优位之势的人具有影响、决定和控制占劣位之势的人的能力和机会[9](P181—189)。的确,这种支配关系的存在很容易就可以在群体当中形成阶层,也因此会产生中心与边缘的社会关系形式。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Shils)也指出,在所有社会的结构中都存在着一个中心的区域,而这个中心区域则以各种方式对生活在周边区域的人们施以影响[10](P3)。依据这类观点,“中心—边缘”的关系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这意味着,这种支配关系不仅存在于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因此,我们此刻迫切待解的问题并非在于“中心”与“边缘”的事实认定之上,而是“此二者之间所展现之关系的本质为何”的问题了。
  (2)著名社会理论家沃勒斯坦早在70年代初建构其“世界体系理论”时,就在其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中对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世界体系理论有三个特征:一是它从法国年鉴学派处承继光大的长时段观念,长时段是“世界体系”这一空间的时间项,正是一个“世界”的空间和一个“长时段”的时间,结合起来构成了种种会发生变化的特定的历史世界体系;二是它主张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乃是一种源于16世纪的特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三,世界体系理论最为重要的特征亦即其真正的理论创新,则在于它否定“民族国家”在任何意义上代表着一种经由时间而“发展的”相对自主的“社会”,并且认为社会或社会行为的研究的恰当分析单位乃是一种“历史体系”,或称历史的“世界体系”[11](P335—376),[12]。立基于此,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中的著名假设,即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存在着三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体系的形式或变异,即他所谓的“小体系”(mini systems)、世界帝国(world empires)和世界经济[11](P37—38)。沃勒斯坦主要通过关注“逻辑”和形式的联系以及关注各种形式共同依存的历史而论证了历史体系的各种变异形式。所谓“小体系”是指一种空间相对较小而且时间也可能相对较短的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体系在文化的和支配性的结构方面具有着高度的同质性(homogeneous),其基本逻辑乃是一种在交换方面的“互惠”(reciprocity)逻辑。“世界帝国”乃是一种涵括了多种“文化”模式的巨大的政治结构。这种体系的基本逻辑是中央从地方自治的直接生产者处榨取贡品。“世界经济”则是一为多元政治结构所支解了的但又经过整合的生产结构的极为不平等的链条。它的基本逻辑是不平等地分配积累起来的剩余产品,这是一种有助于那些能够在市场网络中实现各种暂时垄断权的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主义”逻辑。沃勒斯坦还指出,在世界体系的变化进程中存在着两重过程:一是中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一些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并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中使其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了“核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发生在边缘区的“边缘化过程”,即一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因只有不太先进的技术且使用大量的劳动力而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则出现了弱国[5]*。
  (3)显而易见,上述优位之势与劣位之势的界分以及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界分为支配关系提供了基础。然而,仅仅建构起支配关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对这种支配关系的性质进行追问。古尔德诺曾明确指出,人际或群体之间的支配关系乃是一种不平等的互动形式[13](P241—270);而沃勒斯坦则认为,在中心的国家与边缘的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那些支配关系就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了[10](P3)。毋庸置疑,对支配关系之不平等性质的揭示可以说极为重要,因为它凸显出了这种不平等支配关系与西方社会主张平等的诉求之间的高度紧张。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认为,对支配关系之不平等性质的揭示依旧不够,因为它尚无力使我们洞见到非强制性质的支配关系与强制性质的支配关系之间的区别,而且也无力使我们洞见到支配关系在不同时空间的区别,尽管上述各种支配关系在性质上确实都是不平等的。因此,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乃是对全球化时代之支配关系的强制性质的揭示,以及对既有制度安排的正当化过程及其赖以为凭的价值取向进行反思和批判。



四、结语:“全球结构”对中国法学的冲击和回应



  毋庸置疑,前述对“全球结构”尤其是这种结构所具有的独特的非暴力强制性支配关系的建构,所冲击的不仅是中国法律及其制度,而且还更是作为它们之主要依凭的中国法学。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我所谓的“全球化的结构性安排”对于中国法律和法学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在“全球化的结构性安排”中,既有的制度或规则中的理想要素经由中国进入“全球结构”之中而被转换成评价中国法律制度或规则的外在理想图景,并对中国法律制度或规则的建构或适用产生支配性的影响。
  关于“全球化的结构性安排”对中国法学的冲击,我们可以用下面两个个案作为事例。(1)中国论者对孙志刚案件的讨论。众所周知,在这场极具影响的讨论中,起完全支配作用的乃是“全球”既有制度安排或规则中的人权理想要素,亦即人权价值的胜利。在人权这一话语的支配下,孙志刚个案导致了中国的法律将原来的收容制度改成了救助制度,而其实质就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胜利。(2)中国论者对农民污染性生产与环保问题的讨论。一如我们所知,在这场长时间且相当有影响的讨论中,起完全支配作用的乃是“全球”既有制度安排或规则中的“多代人正义”(thejusticeofgenerations)这一理想要素,它要求我们不仅考虑我们自己这一代活着的人的利益,而且更要关注此后数代人的利益。在“多代人正义”这一话语的支配下,污染性生产与环保问题个案导致了中国的法律安排彻底否定农民的污染性生产活动,而其实质就是“多代人正义”的观念对“一代人正义”(thejusticeofageneration)之观念的完全取代。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个个案中所存在的一种共同的取向,即某一原本可以争辩的价值经由“全球化结构安排”的支配而在我们所遇到的具体个案中变成了毋须讨论的或丢失了争辩性的单一性和终极性标准。因此,在上述孙志刚个案中,我们忽略了由这类个案会导致的社会治安混乱、犯罪率提高等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社会秩序中的一般安全价值从我们的讨论中完全切割了出去。再者,在上述“多代人正义”完全取代“一代人正义”的个案中,我们根本就忽略了“一代人正义”的意义以及其间所隐含的生存价值的问题,因而也就完全把这种“取代”所产生的代价为什么要中国农民来承担的问题从我们的题域中完全切割了出去。当然,我对上述两个个案的阐释并不旨在说明我反对人权价值和环保价值,而是旨在表明“全球结构性安排”对中国法律和中国法学的支配,亦即我所说的“那些隐含在既有制度或规则中的原本可以争辩的理想要素,在‘全球化结构’的支配下,转变成了不可争辩的单一理想判准,丢失了理想要素的政治性。”[14]“全球化结构性安排”对中国法律或中国法学的这种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法学放弃了对那些价值序列进行争辩性的思考,更是在根本上放弃了对理想图景进行政治哲学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我们也放弃了对全球化时代既有制度或规则的发生做政治哲学的追究。
  因此,我认为,中国法学在“全球化时代”的首要任务,或者说中国法学的当代使命,就是对这种为人们视而不见的极其隐蔽的转换过程或机制进行批判,并透过此一努力而使法律制度中的理想要素或价值恢复其原本具有的可争辩性,进而对具体个案中的多种理想要素进行反思性的探究。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政治哲学主张。当然,我们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种能够为中国法学做出贡献的“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范式,实是其间的应有之意。再者,中国法学在强调上述问题的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地去关注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践履上述使命[15]。
  最后,我想用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其《隐语》一书中的精彩文字作为本文的结尾,同时作为标示“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之建构的启动:
  一个世界的隐喻一经消失,这个世界便告灭亡。
  一个时代变为另一个时代,其余的一切都被弃置一旁。
  当敏感的诗人自豪地创造,
  那一定是灵魂契合的征兆。
  奢言意义者将绝无所知,
  惟想象丰富者的想象能够昭示:
  这些想象一旦消失,目虽可视,
  所见万物已不复具有意义。




注释:
  [1]*罗斯科·庞德(1870-1964)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曾在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攻读植物学,并在1887年获植物学哲学博士学位。1889-1890年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律。1890-1903年一面在州立大学任教,一面当开业律师。1904-1907年任州法律委员。此后,先后任教于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哈佛大学,并于1916-1936年任哈佛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庞德一生著述颇丰而且论述题域极其广泛,至1960年,曾出版过24部著作,发表了287篇论文和报告。庞德在法哲学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普通法的精神》(1921年)和《法哲学导论》(1922年)等。庞德创建社会学法理学的智性努力,大体上可以通过他所撰写的下述著作而得到反映:庞德在其于1911-1912年所撰写的“社会学法理学的范围和目的”一文中概括了他本人以及当时社会学法学论者所阐发的社会学法理学纲领,并且依据这一“纲领”而在其于1923年发表的《法律史解释》一书中对19世纪历史法学派中的各种法律史解释进行了详尽的批判;又在其于1942年发表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进一步阐释了建立在利益论基础上的社会工程说或社会控制说;最后,庞德在其于1959年所发表的《法理学》五卷本巨著中对上述观点做了系统的阐释,其间当然包括若干修正和补充。
  [2]*罗斯科·庞德著《法律史解释》一书(邓正来译),已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
  [3]*我在2003年应邀加盟吉林大学。我在做以“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建构”为题的教授就职演讲中,曾允诺将庞德《法理学》这部五卷本巨著翻译成中文,献给吉林大学的师生以作为对他们爱知的回报。
  [4]* 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可以参见KevinH。O’rourke,WhendidGlobalizationBegin?KevinC。Kennedy,AReviewofGloba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GodfreyB。Tangwa,GlobalizationorWesternization?DavidB。Goldman,HistoricalAspectsofGlobalizationandLaw。保罗·赫斯特等:《质疑全球化》,张文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罗宾·科恩等:《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杨雪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马丁·休伊森等:《全球化:全球治理》,俞可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杨雪东:《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5]*关于这个问题,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在“近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一文中也断言,有关政治和经济主要进程的适当分析单位,并不是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所宣称的民族国家,而是历史的世界体系。正如斯考契波(Skocpol)在评论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时所明确指出的,“沃勒斯坦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旨在与‘现代化’诸理论在概念上有个分明的突破,并力图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来指导人们研究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因为现代化研究取向业已遭到严厉的批判:现代化研究者将国家实体化为唯一的分析单位,假定所有的国家都将依循着由‘传统’到‘现代’演化发展的唯一路线,同时还忽略了足以左右国家发展路径的超国家结构的世界历史发展”。正是在对现代化理论这个范式的批判过程中,沃勒斯坦建构起了以另一种前提为基础的研究现代社会变迁的“世界体系”理论。套用沃勒斯坦自己的话说,“这个新观点的预设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变迁并不是产生在抽象的社会里面,而是在一个特定的世界内──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整体:其空间的范畴与构成整体的区域或部分之间的基本分工共存,其时间的长度则与此一分工体系所反映的世界整体一直持续下去。具体而言,这个世界体系就是指那个发源于16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关于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问题,沃勒斯坦明确主张用“历史体系”这个术语替代原有的“社会”或“国家”术语。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语义学上的替换,因为它不仅通过把“社会”或“国家”置于一个具体的历史体系之中的方式而将人们从“社会”这个术语所具有的核心含义即其与“国家”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历史体系”作为沃勒斯坦所提倡的“历史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基础,还打破了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之间所具有的制度性障碍。



参考文献:
  [1]斯考契波。论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与历史的批判[A]。萧新煌。低度发展与发展[C]。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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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华勒斯坦,儒玛,凯勒等。开放社会科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9]Wolff,KurtH。TheSociologyofGeorgSimmel[C]。NewYork:FreePress,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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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Wallerstein,Immanuel。TheModernWorld System:CapitalistagricultureandtheoriginsoftheEuropeanworld economyinthesix teenthcentury[M]。NewYork:AcademicPress,1974。
  [12]霍普金斯,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A]。萧新煌。低度发展与发展[C]。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
  [13]A。Gouldner。Reciprocityandautonomyinfunctionaltheory[A]。L。Gross。SymposiumonSociologicalTheory[C]。Evanston:Harper&Row,1959。
  [14]邓正来。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2)。
  [15]邓正来。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5)。
  
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5月第3期,第5-16页。
正来发表于2005/11/8 21: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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