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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来建议]“全球化”书目信息[请大家跟贴贡献]
书  名:《自觉全球主义:矛盾冲突与对策》
著  者:[美]大卫·A.施沃伦
译  者:郑文园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月:2005年11月
版  次:第1版
页  数:314页
内容简介:
  全球化时代应如何应对?本书透过全球化这一戏剧性事件来探究当今充满张力的冲突。其首要任务是描述盛行于全球市场的对预期目标实现起反作用的种种行为,如最近浮出水面的问题——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安然和世通公司的彻底崩溃、全球变暖、恐怖主义和艾兹病的蔓延。其次是分析诱发这些行为的错误观念,并提出了变革性观点。作者以那些因遵循外延更广泛内涵更丰富的自我利益观而获得成功的公司、社区和国家为典范指出了通往更加和谐有益的世界秩序的新道路。
封底文字:
  “《自觉全球主义》发人深省,切中时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施沃伦博士以生动、机智、风趣的笔调论述了全球化事业带来的挑战和利益。针对广泛的利益群体,作者以有说服力的实际范例说明了,‘价值观驱动的理想主义能够与结果驱动的实用主义相结合’,从而使我们全球村的所有居民永久受益。”
                               通用汽车债券承兑公司退休董事
                 通用汽车抵押公司董事长杰弗 里·C.托马斯(Geoffrey C.Thomas)
  “大卫·施沃伦提醒企业界承担重大责任,他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经济全球化赋予企业极大的自由;因此,(公司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利用这种自由。阅读《自觉全球主义》的读者,其责任心将会大大增强,其关注的视野将会更加开阔。非常感谢施沃伦博士所做的这一切。”
                             《为了共同的利益》(For the Common Good)合著者
                                     小约翰·B.科布(John B.Cobb Jr.)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序 言
     鸣 谢
     第一部分 场景
     第一章 全球化之本质、原因、主角及范围
     第二章 受动机驱使的行为
     第二部分 挑战
     第三章 企业名流
     第四章 生态理想主义者
     第五章 政治时限者
     第六章 两个国家,两种文化
     第七章 国家分裂者
     第三部分 缺陷与后果
     第八章 恐怖主义
     第九章 自我利益之延伸
     自评问卷一
     自评问卷二
     实现个人和组织变革的计划及资料
     黄金法则
     第四部分 可能性
     第十章 调整价值观
     第十一章 建设公司
     第十二章 创建共同体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中文版序言
  我和我的妻子非常幸运地多次访问中国,结识了这个非凡国家的一些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是一般游客达不到的。我们访问期间遇到的朋友有一些到过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家,另一些朋友则通过电话和因特网与我们保持着联系。中国一直在进行改革,这既令人兴奋又极具挑战性。我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经验,我也将尽一切所能为令人愉快又富有成果的改革出一份力。中国在许多方面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中心。《自觉全球主义》的目的是想使这一进程更容易被理解,力求未来的决策能够减少冲突,并使各处的人们分享全球化可能提供的使生活丰富多彩的利益。
  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了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步伐。中国早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钢材和水泥用户,并将随时成为一切产品的消费者,从矿产和金属产品到各种各样的基本日用品及自然资源。中国的发展基于多种因素的独特结合:低劳动成本、基础设施较好、经济相对开放、受过教育的具有创业精神的劳动力及高储蓄率。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政策将对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国家惊人的变化也带来了无数的机遇和重大的挑战与责任。世界各地的人们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国将如何应对。基于我与来自各种背景和兴趣的中国公民的接触和讨论,我希望也相信,中国在规划和执行计划时将依靠某些传统的价值观——采取一种长期观和遵循一种整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如孔子明智的告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正从中国求取各种物有所值的商品。虽然这能增强中国的经济能力,但同时也使中国的企业愈加依赖消费国的实力和活力。当消费者缺乏实力,生产者也就遭受损失。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贸易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交易商品和服务的特定交易方。在当今没有国界的世界,大多数政策问题——流行性传染病、恐怖主义、腐败和环境——影响着国际大家庭。虽然下面章节将讨论上述问题,但对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民众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环境政策及一大堆相关问题了。
          能源让地球转动
  中国有13亿人口,经济又快速发展,所以,中国对大量能源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大家也都知道,石油、煤炭和其他各种碳氢化合物的提取和消耗会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考虑到中国能源使用效率相对较低,决策人和公民都更加关注这种存在潜在危险的处境。有些统计数据凸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国钢材制造者每吨产量的能耗一般是日本和韩国竞争者的两倍。只有很小一部分中国的办公和住宅大楼符合政府的最低节能标准。由于在整个经济中能源使用效率极其低下,2004年中国耗油率上升到经济发展速度的1.5倍,而比较正常的比率应该是1∶1,或者更低。根据阿尔伯塔大学经济学家姜文然(音译,Wenran Jiang)的观点,中国生产一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除非进行重大的变革,中国石油进口仍将显著增加,全球石油价格很可能相应上涨,从而影响本地乃至全球的人们和经济。老子的见解“知足者常乐”或许正好适用于目前的情况。
          生态经济
  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低效率的能源消费及其伴生的污染问题使国家每年损失工业产值约1200亿美元。经济增长将受制于水、废弃物和空气污染问题。中国是世界水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很大一部分人口使用受到污染的供应水。由于中国的大部分能源需求是由火力发电厂供应的,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为世界最高,约1/4的国土遭受酸雨之害。耕地侵蚀和沙漠化使得频繁侵犯北京的沙尘暴更加严重。过去的沙尘暴侵害面如此之广,以至于激怒了邻国,连太平洋对面都清楚地感受到了沙尘暴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农作物受害、医疗费用增加、因病失业、因洪灾和资源贫化而用于救灾的拨款——多得无法计算。此外,由浪费的燃煤电厂喷出的粉尘和污染物所造成的医疗费用也是多得难以估算。因问题本质十分有害,中国现在正在积极推行环保计划,新的工作重点由竭尽全力搞经济转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增长。
  在接受《读者指导》(Readers Guidance)杂志采访时,有人问我中国如何既能将环保问题置于创造职位需要之上,又能保持经济发展不受阻碍。事实是如果污染被忽视而环境恶化,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就会不佳,从而降低生活质量。再者,面对上升的诉讼、卫生保健和保险费用,外国投资者就会不太愿意来投资。清洁环境的花费最终必然得到回报;拖延只能导致几年后花费更昂贵,任务更艰巨。人们的另一个误解是,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政策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不能兼容的。与其说只考虑当前清洁环境的开支,还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到清洁环境将对竞争和创新产生的正面效应。西方大约在30年前就开始提高环保标准了,期间明智的环保支出并未导致可测量的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产生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的原因是,较高的环保标准激发了创新,降低了成本,改善了质量,增加了效率,还创造了新产品,所有这一切提升了综合竞争力。这样,源于改善环境的益处必然大于支出。另外,一个更健康、更令人愉快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是普遍渴望的目标。至少在短期内,公司担负的纠正环境问题的花费确实可能被转嫁到顾客头上,以更高价格的形式出现。假如这样的话,相对于许多健康好处,这种少量的支出是消费者乐意支付的。
  清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胡鞍刚(Angang Hu)希望中国 “从高能耗的发展模式转向绿色模式” 的话被《新闻周刊》引用。当如此前瞻的政策与严格的执行和有效的能源利用相结合,中国的经济模式将被广泛效仿,全球化进程也将向现在满足所有人需要和将来满足后代需要的理想目标迈进一步。


正来发表于2005-11-10 13:04:31 
响应:
书  名:《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
著  者:黄平、崔之元
出 版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月:2005年8月
版  次:第1版
页  数:292页
内容简介:
  2004年5月,清华大学教授雷默发表《北京共识》后,引发国内外热烈讨论,反响很强烈。经过1年多的沉淀,我们收集了国内外这方面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论文,并于2005年8月专门召开《“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讨会》,对这一问题做纵深探讨。 “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北京共识”是指一系列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新思想:“不仅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北京共识”正变得越来越流行并且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承担着新的责任。今后五年将是中国塑造自己国际形象的重要契机,中国不仅要通过经济手段,而且还要通过典范作用来帮助和重塑这个世界。
目  录:
    Ⅰ/黄平
    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前言)
    Ⅱ/乔舒亚·库珀·雷默
    北京共识
    寄语中国读者
    一 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
    二 关于中国发展的一些有用的原理
    三 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能量转移问题
    四 与中国打交道
    Ⅲ/约翰·威廉姆森
    华盛顿共识简史
    背 景
    最初政策清单的内容
    最初的反馈
    多样化的解释
    关于未来
    结束语
    Ⅳ/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
    正在兴起的一种共识的几个元素
    Ⅴ/丹尼·罗德里克
    从“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到“诊断法”——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政策
    下一步是什么?
    扩展的华盛顿共识
    寻找替代:经验记录显示了什么?
    增长战略的诊断方法
    结束语:关于经济学家和政策建议
    Ⅵ/丹尼·罗德里克
    诊断法——构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
    引 言
    第一步:发展诊断
    第二步:政策设计
    第三步:改革的制度化
    小、结
    Ⅶ/胡鞍钢
    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记录
    二 中国发展模式的演进
    三 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的贡献
    四 中国之路的特点与经验
    五 小结: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中国之路
    Ⅷ/崔之元
    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
    一 引 言
    二 新进化论与制度形态的无限性
    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四 批判法学:超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分法
    五 批判“制度拜物教”
    Ⅸ/俞可平 庄俊举
    热话题与冷思考(代后记)——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
    Ⅹ/Joshua Cooper Ramo
    附录 The Beijing Consensus
未名人发表于2005-11-10 15:53:13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书名: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作者: 俞可平等
第一章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一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动摇
  二 当代西方的新国家主权观
  三 全球治理理论
  四 国家主权面临的挑战
  五 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国家主权的若干思考
第二章 全球化与国家认同
  一 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
  二 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
  三 民族国家认同的普遍化
  四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危机
第三章 全球化与国家职能
  一 国家职能及其历史沿革
  二 全球化对国家职能的挑战
  三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职能变革
  四 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国家职能
第四章 全球化与国家权力
  一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权力的冲击
  二 全球政治对国家权力的挑战
  三 我国巩固国家权力应对全球化冲击和
    挑战的对策
第五章 全球化与公民社会
  一 公民社会与国家
  二 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
  三 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挑战
第六章 全球化与国际组织
  一 国际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突出作用
  二 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
  三 主权治理体系及其缺陷
  四 全球公民社会中的国际组织
  五 治理全球化:软权力、软规则、软立法
  六 结论
沙隆巴斯发表于2005-11-12 11:56:51 
顾肃:全球化伦理的忧思与展望
全球化伦理的忧思与展望
顾肃
  彼得·辛格的《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一书,是作者近年从澳大利亚定居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以后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2002年10月初版,由于影响广泛,不久即准备再版。辛格在自己所做的专题系列讲演、总结听众反应和学者讨论的基础上,整理修改扩充而成本书。其篇幅虽然不大,却成了一部很有影响的伦理学、政治学和国际法的著作。作为当代著名的、也很有争议的伦理学家,辛格教授在9.11事件之后事态发展的大背景下,认真思考全球伦理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重要见解。作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他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立场来论述全球伦理,而是强调今天的世界几乎把一切伦理和政治问题都联系在一起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民族国家的界线也正在一天天地被打破,一种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全球伦理正在形成。为此,他提出了一些有关这种全球伦理的新颖问题,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和实际意义的答案。正如著名哲学家麦克尔·瓦尔策所评论的:“许多人写下了有关全球化的经济意义;辛格在《一个世界》中则解释了其伦理意义。其观点得到了仔细的发展,其基调是温和的,但其结论是激进而深刻的。任何一位政治理论家或道德哲学家,任何一位公共官员或政治活动家都不该忽视其论证。”

  全球化是一个热闹的话题,已经出版了不少著作,但从伦理角度反思全球化、观点鲜明的著作并不多。辛格在本书中,从一个变化的世界,谈到一个大气层、一个经济体、一种法律、一个共同体,把读者的思路引入并非可望不可及的境界,主要探讨四大方面的主题:气候变化、世界贸易组织的角色、人权与人道主义干涉、对外援助。对每个问题的阐述,都试图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理论和习惯思维,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下面分别作简要分析和总结,并且对本书的相关论述进行评论。

  关于一个大气层

  各个国家每年排出的工业和汽车废气正在使地球气候变暖,使海平面上升,从而威胁着生活在非洲海岸线附近和孟加拉等国穷人的命运,大量良田被冲毁,将使他们无家可归,生活更加悲惨。辛格批评说,发达国家的一些政策加剧了这种状况的恶化。他尤其批评美国富人大量使用高废气排放量的汽车,有可能让非洲成千上万人失去土地;美国为了反对恐怖主义而要求国际合作,但其政府领导人却不愿意为消灭地球上的污染、贫困而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地球村中,别国的贫困很快会变成本国的问题:诸如产品缺乏市场、非法移民、污染、传染病、不安全、宗教狂热、恐怖主义。作者深刻地指出:“恐怖主义已经以一种令人恐怖的新方式使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大的共同体。不仅仅是我们邻居的行为,而且我们星球上最遥远的国度最偏僻的山谷里居民的行为,业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事情。”

  就气候变暖这一具体问题而言,如何从伦理角度来论证并促使各国政策符合国际正义的要求呢?由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排除废气的量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发达国家该如何做呢?辛格讨论了四种处理此国际公正问题的方案。一是历史原则,要求谁污染,谁赔偿,这就要追究发达国家过去长期排放过多废气所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但这可能对发达国家造成不公,因为它们毕竟在过去并不知道排放废气与地球气候变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联系,因而也就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二是即时原则,即从现在开始,认真讨论如何公平分配废气排放量,发达国家不能把地球大气当作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资源。一个公平方案是:地球上每人废气的平均排放量平等,这样欠发达国家就有了很大的余额,那么超出额度的发达国家可以向欠发达国家购买废气排放指标,而后者则可从所得款项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三是改善处境最差者的原则,这是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但罗尔斯的《正义论》主要针对他所称的“秩序良好的社会”内部,而不是国际间的正义问题。辛格认为应把罗尔斯的原则推广,用以解决国际间正义问题,这是一定程度上的压富济贫,即要求富国承担地球气候变化的全部责任,以更加严厉的税收等政策来降低其居民的废气排放量,并以所得的钱来支持穷国居民。四是最大幸福的原则,这一功利主义原则要求政策能够造成幸福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限制废气排放量的做法应当使得其净收益量达到最大。以此来检验前面的三种正义原则的做法,看起来都能够成立:让污染者赔偿,可以使之今后较少污染,总体功利增大;平均分摊排放量,在其他方案行不通时也可以考虑,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争吵,比较容易推行,也可提高总功利;帮助境况差者,从实用角度也是个可行的方案,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压富济贫,贫者稍有改善,幸福感就大得多,总体功利也就可以增加。综合四种原则,辛格建议支持第二个原则,这既是因为它的简单性,从而具有作为一种政治妥协方案的合宜性,也是因为它看上去有可能增加全球的福利。这第二个原则就是,结合当前联合国对每个国家到2050年的人口增长预测,每个人对于大气能力的人均份额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因而,应当允许富国与穷国之间进行排放量交易,即富国向穷国购买排放指标,达到互利的目的。当然,这一做法的附加条件是出售指标的穷国的领导人的资格问题,如果这些领导人把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扩充其私人军队或增加其私人账户,那这样的安排是绝对不可取的。

  关于一个经济体

  这也是有关世界贸易组织的角色问题。辛格一一考察了对WTO的四项指控:一、WTO将经济考虑置于对环境、动物福利甚至人权的关注之上;二、WTO侵蚀国家主权;三、WTO不民主;四、WTO加剧了不平等,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辛格对这些指控进行了引经据典的评估,并得出如下的基本结论。第一,通过运用成品/过程区分规则和对GATT第二十条非常狭隘的解释,WTO确实使经济考虑优先于对其他问题的关注,例如对环境保护和动物福利的关注,而这些问题却与如何生产产品相关。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们的人权受到侵犯,因而提出相应的指控,那就可推断将对此做出类似的处理。因此,辛格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关注工人权利、反对以无条件的贸易自由为前提而无视对环境、动物权利等的侵害。第二,虽然WTO在形式上完全没有侵犯国家主权,但WTO的运作在实践上的确削减了国家主权的范围。WTO对这项指控的辩护是,它的成员国自愿选择了这样的削减,但这种辩护却被其上诉机构对第二十条进行的令人吃惊的解释所削弱了;但即使情况不是如此,即使它的成员国充分理解它们所签署的协议会怎样运作,结果也依旧是这样。即WTO的成员国在下述意义上减弱了国家主权: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很难离开WTO,而且它们只要还是其成员,做出重要决定的权力肯定就会受到侵蚀。对这一基本事实,辛格并不认为就是坏事,而是客观看待其正反两方面的效应。第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WTO都是不民主的,首先是因为,WTO的工作程序是要求任何变革都得到全体一致的同意,这并不是一种民主形式;其次是因为,争端委员会和上诉机构既不对成员国中的多数负责,也不对全世界成年人口中的多数负责;最后是因为,这个组织不成比例地过分受到几个主要贸易大国的影响。它们在WTO中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至少是让小国望而生畏。第四,WTO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但争议很大,不少人认为不符合事实,并且指出了WTO所促成的自由贸易正在使许多人摆脱贫困,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是在东亚的中国等近年高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综合各方面证据,辛格认为,这第四项指控迄今未得到证明,至少暂时不能成立。

  许多人和一些政府对WTO的态度,可用“爱之恨之”的复杂情结来形容。一方面对其所促进的全球贸易市场表示欢迎,因为它带来了劳动和生产分工的高效率,促进了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对它所破坏了的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表示担忧,甚至以过多的道德评价来诋毁WTO和经济全球化。WTO的辩护者们则拒绝接受像“没有良心的”这样带有情感色彩的字眼,但也许在抛弃了这些字眼之后,接受这种对他们试图实现的通过全球贸易实现高效率的目标的肯定。自由贸易是个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目标,这体现在WTO争端委员会的各种裁决中。辩护者们还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将扫除“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而且把这看成是件好事,因为这些偏见限制了个人创造性的发挥,而这种创造性既给革新的厂商、也给那些情愿利用它的消费者带来好处。

  辛格没有重复传统理论仅从道义上贬低全球化的做法,而是认为,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全球化是件好事的主张,我们仍旧可以问: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使之工作得更好,至少不太坏?即使是由于全球自由市场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接受了有关它的一般论点的人,也应该扪心自问:在缺少任何一个全球权威来为像童工、工人安全、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环境和动物保护等这样的问题规定最低标准的情况下,一个全球自由市场怎样才能良好地运转?辛格不愧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希望WTO和国际贸易能够运作得更好。比如,为了保护环境,应当采取法律措施让制造污染者承担其巨额成本,这样他们就不能随便地把污染的负担转嫁给社会,包括欠发达国家的人民。需要建立全球一致的环境和劳动标准,这样一些厂商才不至于主要靠残酷的劳动条件、低廉的工资和大量环境污染而在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当然,不可能在劳动工资上立即实现全球统一标准,这一点欠发达国家本身也不愿意立即做到,但必须让劳动者有体面的收入和不严重损害其健康的劳动环境和条件。经济全球化必须承担其道义和人权上的责任。

  人们一般认为,贸易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在与他国进行贸易时,各国政府都不会认为自己在采取一种伦理立场。它们常与一些国家贸易,却并不赞成其政治体制。但在极端情况下,这种中立性也会失效。许多公司和一些政府认识到,与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政府做生意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问题。然而一般来讲,各国政府都把自己是否应该与一个国家进行贸易的问题,与是否赞成这个国家的政府的问题分开来考虑。但有时与一个国家进行贸易暗含着一种伦理判断。许多买卖都是与政府做的。当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达成协议来开采石油和矿藏、砍伐森林、捕鱼或建造旅游大宾馆时,情况更是如此。一些政府默认了与自己贸易的政府出售位于其领土内资源的权利。对于国际借债权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腐败的独裁者被允许从外国或国际信贷机构那里借钱,如果被推翻了,其下一届政府就被认为有义务来偿还其前任签了字的那些债务。它如果拒绝这样做,就会被各个国际金融机构开除,承担不利的后果。债主们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即这个或那个独裁者是否有资格以他或他国家的名义来借钱。对于领土的有效控制,看起来就足以免除对当事人如何获得这种程度控制权的追究。

  辛格由此而深究了传统国际法理论的某些局限性。无论是传统的道德观点,还是国际法的观点都认为,一旦某个政府被认为是合法的,这种合法性便自动授予它利用这个国家的资源进行贸易的权利。长期以来的标准看法是:承认某个政府是合法的,与这个政府过去怎样获得权力,或与它如何进行统治并无关系。如著名国际法专家奥本海默曾说:“国际法对一个国家可以拥有怎样的首脑并未规定任何规则”,他还补充道,每个国家“自然地”拥有“根据其判断”采纳任何政体的自由。唯一需要检验的是,它能否有效地控制其领土。

  辛格进而指出,这种传统的合法性观念应当改变。在决定谁来统治我们时,存在着一项基本的人权,这一主张为否认一个不能表明自己代表着人民意志的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根据。从结果论的立场来论证,我们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可以预期,一个民主政府与一个不能定期对选民作出回应的政府相比,会更多地关注其所统治的人民。在国际法中,尽管还不能把这种合法性观点称作多数派观点,但近些年来对它的支持一直在增加。其辩护者可以引用许多国际性文件,如《联合国宪章》的所有签署者都把自己当作他们治下的人民的代表,并从人民那时取得统治的权威。《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3)款中写道:人民的意志应当成为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真正的选举表达出来,而选举应依据普遍而平等的普选,并经由无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写道:所有人民都拥有自决权。依据这种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地谋求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第二条中,各缔约国承诺保障其领土内每一个人享有此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不分任何种类的差别,如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这里重要的是包括了“政治或其他见解”,因为第二十五条写道: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得实施第二条所述之任何歧视和任何不合理的限制:(1)直接或通过自由选出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2)在真正的定期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平等的普选,并以无记名形式进行,以保障选举人的意志和自由表达。

  辛格强调,如果认真对待这些声明,我们就必须形成一种全新的合法政府观念。区分下述两类政府也许是有益的,一类尽管不民主,但可声称拥有一种传统的、长期的权威,这使得它们能在大众的表面默认下进行统治,它们也不严格限制基本公民自由权;另一类是靠武力获得权力的政权,它们运用强压措施来维持自身的权力。传统的专制君主制可算作第一类政府形式的一个例子;而通过成功的政变获得权力,不实行自由选举,杀害或监禁其反对派的政府,则是第二类政府的例子。即使我们仅仅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通过武力获得权力,并且通过镇压反对派来维持统治的政府身上,接受这种民主的主权概念也会对我们处理世界事务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贸易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受国际尊敬的机构,将任命一个由法官和专家组成的法庭在常规的基础上来审查每个政府的资格。如果一个政府在规定时间内不能使这个法庭相信其合法性来源于其人民的支持,那就不能承认该政府拥有出售其国家资源的权利,就好比一个制服你后抢走你手表的强盗,不会被承认拥有卖掉手表的权利一样。一个公民若知道或合理地猜到这块手表是偷来的,但还是购买了它,那他就犯了接受盗窃物品罪。类似地,按照一种有关主权的最低限度的民主概念,那些只是在事实上行使国家权力,但并无合法资格拥有国家主权的人所窃得的东西,任何人若随便接受之,从国际法来看都是犯罪。

  这些建议意义深远,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2001年4月,在魁北克市举行的美洲国家峰会上,34个美洲国家的领导人一致同意:“在这个半球的任一国家内,对民主秩序的任何违反宪法的改变或中断,对于该政府参与美洲峰会的进程,即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意味着一个不再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既不能参与峰会有关自由贸易条约的持续谈判,也不会得到像美洲国家银行这样的主要国际机构的支援。换句话说,民主优先于自由贸易,而且加入计划中的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看得见的利益,刺激着所有美洲国家坚持实行民主制度。在欧洲,加入欧盟的诱惑正在鼓励着民主化和维护基本人权。欧盟是个自由贸易区,但其内容要比这多得多。它有接收成员的一套标准,包括政府的民主形式和基本人权保障。其隐含的前提是,通过拒绝那些不能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欧盟把民主和基本人权置于自由贸易之前。其结果,中欧和东欧的那些顺理成章地成为候选成员的国家,正在逐步改革其法律,以与欧盟所要求的最低标准相吻合。在非洲,正日益接受国际观察员对其选举进行监督,非洲统一组织目前监督39个国家的选举。2000年6月,在华沙召开的民主国家共同体成立大会上,106个政府的代表们共同签署了《华沙宣言》,宣言承认“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并同意“在现有国际和地区机构中就与民主有关的议题进行合作,组成联盟并召开会议,以支持各种旨在促进民主治理的决议和国际行动”,其目的是“创造一种引导民主发展的外部环境”。民主在此也被看作一种需要通过国际合作予以促进的伟大价值观。一种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正如美洲国家提议的那样),可成为促进民主价值的有力手段。这样也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黑名单,它记录下那些没有资格进行统治的不合法的政府,因而与它们做生意也就失去了伦理基础。

  辛格的这些观点相当新颖,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他强调,拒绝承认一个独裁政府有权出卖其治下的国家的资源,这一点还不同于对这个国家实施全面贸易禁运。这样的禁运对于受禁运国的公民个人可能非常有害。像农产品和工业品这样的可再生资源本可在私人协定下进行贸易。但是,某个公司或国家在承认独裁者有权出售其国家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时,也就是承认这些独裁者所主张的对这些资源的合法权力。这不是一种中立的行为,而是一种需要进行伦理证明的行为。在极少数情况下,假如独裁者的记录显示这些钱会被用来为整个国家谋福利,那也许还可获得这样的伦理证明,尽管其制度是不民主的。然而,如果这些公司能够预见到,它们用来购买某个国家自然资源的钱,将主要用来养肥其独裁者,并让他或她能够购买更多的武器来巩固其统治时,与这个独裁者做生意就不再拥有伦理上的正当性。应该把原生的森林、石油和矿物封存起来,等待一个拥有出售它们的合法权力的政府来处理。

  关于一个法律

  这也是有关普遍人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问题。辛格详细考察了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等严重侵犯人权的刑事罪行的发生、发展,以及对其普遍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干涉的合法性才能够成立。在以色列对艾希曼的起诉常被援引来作为普遍管辖权的先例。艾希曼被指控在希姆莱等人授意下实施了对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的谋杀。战后,他在阿根廷被绑架并被航空押送到以色列,在那里接受审判,随后被处决。虽然他被带到以色列的方式在合法性上是可疑的,但以色列有权对在德国犯下的罪行行使管辖权,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接受。而且,以色列最高法院不是根据以色列是艾希曼的受害者的合法代表,而是根据对于反人类罪的普遍管辖权来提出这项司法主张的。这也就是一个外国法院可以根据所控犯罪的性质(主要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来对未在其国内发生的刑事犯罪实施司法管辖。智利前军政府首脑皮诺切特参议员由英国法院判决,将其引渡到西班牙,在那里接受指控他在智利犯下的罪行的审判。由于智利在事发前已经批准了国际《反酷刑公约》,而这已足以使法官认定可以把皮诺切特引渡到西班牙。比利时也已通过立法承认普遍管辖权原则,在审判四个卢旺达公民(他们被指控卷入1994年发生在该国的种族灭绝)时援引了该项法律。2001年6月,比利时的一个陪审团认定他们有罪。

  目前国际法学界正在努力,试图把普遍管辖权纳入国际法律体系的正常轨道。2001年1月,应“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提议,一个由30名学者和法学家组成的国际小组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会,试图在普遍管辖权的一个可行方面达成共识。他们的观点非常接近:只有一人表示反对,其他人均同意通过“普遍管辖权的普林斯顿原则”。这些原则认可了任何国家行使下述刑事管辖权的观念:“只需基于罪行的性质,不论在何处犯罪,也不论被指控或定罪的犯罪人的国籍、受害人的国籍或与行使此管辖权的国家的任何其他联系”。所列举的罪行包括海上劫掠、奴役、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和酷刑。相应的原则要求遵守正当程序的国际准则,拒绝授予拥有国家元首等官方职位的那些人的豁免权,并否认国家赦免被告的有效性。这些普林斯顿原则如果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支持,那就为其所适用的罪行确立了真正的全球管辖权。

  当然,争议仍然存在。英国的布朗-威尔金森勋爵即警告说,普遍管辖权有可能使一些国家对扣押自己的官员并对所指控的国际犯罪进行作秀审理的其他国家抱有敌意。他所举的例子包括,敌视西方势力的国家会审判西方的官员,而西方的狂热分子也会试图起诉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被控诉的公民所属的国家也许就会诉诸武力以保护其子民。结果“就更有可能毁坏而不是促进国际和平的机会。”为了降低个别国家援引普遍管辖权引起的诉讼激增的危险,布朗-威尔金森勋爵和他的同事都倾向诉诸国际法庭,除非被指控公民所属的国家已经签署承认对相关罪名的普遍管辖权的条约。即使是支持普遍管辖权的人也同意,国际法庭是一种宝贵的附加选择。如果它运作得足够正常,普遍管辖权就多此一举了。

  辛格也倾向于以国际刑事法庭来进行公正的审判,而不是简单地诉诸普遍司法管辖权。近年一些重大事件促使特别国际法庭应运而生,这些事件包括:前南斯拉夫解体以后的战争、卢旺达发生的对胡图族人的大屠杀、塞尔维亚对居住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打击,还有得到印度尼西亚军方支持的民兵在东帝汶的大屠杀。通过强化所有正派人不让这类悲剧重演的决心,这些国际法庭正在把人们推向一个针对此类犯罪的全球刑事正义制度。例如,与纽伦堡法庭形成对照,国际法庭在海牙对南斯拉夫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审判,是由其本国同胞将其送上此法庭的。这是承认下述理念的一个信号,即至少在欧洲内部,国家主权并不是对抗反人类罪指控的一个借口。

  迄今为止,这些国际法庭都是临时组建,为了审判特定的犯罪而特别设立的。(常设的国际司法法院只处理国家之间的争端,不处理针对个人的指控)。为了使对反人类罪的诉讼成为国际法的永久属性,160个国家的代表1998年在罗马开会,并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在海牙建立一个与联合国挂钩的国际刑事法庭。该法庭设立一名检察官,他可以用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指控一些个人,只要这些人是已经批准该条约的国家的公民,或者其罪行是在这种国家的领土内犯下的,或者联合国安理会把特定的案子提交给该法庭。该法庭于2002年成立,60多个国家承认其管辖权,其他国家随后也予以承认。这样,世界破天荒第一次有了一个执行国际刑事法律的永久性国际机构。然而,辛格指出,遗憾的是,美国对成立这种国际刑事法庭采取了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这也与其政府的私心杂念有关。

  由此引出了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和论证标准。国际法专家通常以“人类良知的震撼”作为原则上的标准,但这容易导致界限模糊,因为不同文化在某些习俗上的分歧也可能产生“良知上的震撼”。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已经指出:“当造成许多人的死亡和苦难,而在名义上主政的国家却无能力或不愿阻止这种情况时”,干预就是正当的。他指出,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就是“保护人类个体,而不是保护虐待他们的那些人”,[33]以此来为这个观点做辩护。安南这一标准的优点在于,它比“震撼人类的良心”更为具体。然而,为了把标准定得更准确,应该以列举更为具体的伤害来代替只谈“苦难”。各种国际法文件就是这样做的,包括1948年的《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罪公约》,该公约得到1998年国际刑事法庭罗马规章的遵循。公约列出了具体的定义,国际刑事法庭罗马规章对反人类罪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在经过讨论以后,辛格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当人道主义干预是对杀害许多人、或造成许多人严重的身体或心理伤害,或故意破坏他们的生活条件,旨在造成他们生理上毁灭的行为所作出的(具有合理的成功预期的)反应,而名义上主政的国家却不能或不愿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时,这种人道主义干预就是正当的。

  尽管对此提法仍然会有争议,但至少已经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干涉的政治理由。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谁来作裁决?辛格明确地强调,联合国应是这样的权威机构,但目前的联合国运作上存在问题,因而需要改进。他讨论了如何协调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不干涉成员国内政与其维护国际和平的宗旨之间的关系,并强调近年联合国所承担的国际干涉的责任与其当年成立时的宪章解释也有所变化。他讨论了若干种策略,一是说侵犯人权本身就是对国际和平的威胁,这一点未得到强有力的证明。二是说和平总是与民主政府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政治可以防止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一点有某些经验上的依据,但有待于对民主政治和战争进行准确的定义。如果把民主制度的标准定得太高,那就可能把一些大致接受为民主的制度也排除在外,那世界上就没有几个民主国家。而如果标准定低了,那么少数民主国家间也发生过战争。

  关于联合国的第三种策略是说,联合国宪章所承认的国内管辖权并不扩展至、也不允许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或反人类罪。“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国家主权就意味着国家具有保护其人民的责任。委员会坚持认为,当国家不愿或无力履行这种责任时,这种责任就落到了国际社会,更具体地说,落到了安理会头上。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后者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辛格认为这一策略比较合理和现实,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当然还有第四种策略,即有关合法性的另一种民主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一种通过武力获得权力的政权,除非得到它所统治的民众自由表达的普遍支持,它就是不合法的。对这种民主观点的论证,既能出于自治政府的论点,也能依据结果论的方式。辛格倾向于认为,多数统治意义上的民主并不提供尊重人权的保障。但是一种民主的过程要求政府的政策必须得到公众的辩护和证成。这些政策不能只是自上而下地贯彻。虽然我们当中有些人有犯下可怕的罪行的能力,但我们中许多人都有道德感,即反思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之对错的能力。这种能力出现在公共领域。一小撮人也许会策划种族灭绝,并授意或恐吓他们的追随者实施种族灭绝,但如果对种族灭绝的辩护竟然出现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那可的确就太罕见了。即使纳粹在没有任何反对力量、并利用戈培尔尽其所能设计出的所有宣传手段进行统治的八年间,他们也不敢公开自己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这就是说,民主政府也许可能做错事、发生战争,但公开诉诸民意和公众监督,则可使像种族灭绝这样的暴行无法冠冕堂皇地大行其道。

  这种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基础还存在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辛格认为,一些人不是从普遍合理性、而是从文化相对主义来批评文化帝国主义,即认为每种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合理合法性的标准,不同文化之间在价值观上是互不相通的,所以,强势文化把它自己的价值观当作普适的价值观来推行,然后要求别种文化也按此标准来实施,否则就进行干涉或制裁,这是不正当的。辛格说,这样批评文化帝国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批评者本人也无法指责干涉者。道德相对主义者设想自己是在捍卫非西方文化的人民保存其自己价值观的权利,但如果认真对待道德相对主义,那它实际上是摧毁了所有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伦理论证。因为如果道德总是相对于人们自己的社会的,那么,你来自你的社会,有你的道德标准,我来自我的社会,有我的道德标准。由此得出,当我批评你的道德标准时,我只不过是在表达我的社会的道德,但由此也能得出,你因为我批评你的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谴责我时,你也只不过是在表达你的社会的道德。按照这种观点,就没有办法走出人们自己社会的道德围城之外,来表达对任何事物的跨文化的或客观的道德判断,包括对不同人群的文化的尊重了。

  明智之举是跳出文化相对主义,从更高的境界来谈价值合理性。于是我们就可以论证说,各种独特的文化体现了已经传承发展无数代人的生活方式,当它们遭到破坏时,它们所代表的积累起来的智慧就丧失了,而我们都从观察和鉴赏文化的多样性中丰富了自身。我们可以承认西方文化并没有垄断智慧,它常常向其他文化学习,而且仍然有许多东西要学。我们可以强化对其他人价值观的敏感性,并理解是什么赋予他们以自尊和认同感。更重要的是,伦理价值观中是存在一些普遍的原则的,至少,相互性看起来是每个地方的伦理体系所共有的。相互性概念也许可以作为下述“黄金规则”的基础,即对待他人就像要求他人对待自己一样(或者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础,这种黄金规则把相互性观念提升为与某人过去实际上怎样对待你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一种独特原则。在广泛多样的文化和宗教教诲中,按照大致的编年顺序,包括袄教徒、孔子、大雄、佛陀、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利未记》、希勒尔、耶稣、穆罕默德、康德,以及其他许多人,从他们当中都能找到这一黄金规则,当然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的。只有从这种普适性的更高境界来谈人道主义干预,才会证明,所谓反人类罪、侵犯人权和种族灭绝罪,都是对各种文化中的人所共有的基本尊严和价值的侵犯,因而需要不同文化、种族、国家的人们一起来努力,通过各种手段予以制止,那样对人类才是一件幸事。这样也才对可能发生的干涉所依赖的根据施加了内在的限制。

  辛格对改革联合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由于今天的联合国存在着二战结束时取得胜利的几个大国在安理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不平等状况,又由于按照国家来进行投票有可能发生所通过的决议只代表世界少数人口的情况,因而联合国本身的民主性和代表性也值得质疑。理想的情况是让联合国成为一个世界议会,其代表由各国人民按照其人口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很大,目前难以做到。所以辛格设想了一种妥协方案,即一种介于目前体制和排斥不民主政府的体制之间的中间立场。联合国可以继续对所有政府保持开放,而不管政府的形式或它们是否尊重人权,但可以用一个世界议会来取代目前的联合国大会,组成世界议会的代表分配给其成员国,名额与其人口成比例。这样,联合国就可在每个成员国监督其民主选举,选出这种代表。拒绝让联合国监督其代表选举的国家就只能有一个代表,不管它的人口是多少。那种体制将为大多数国家的公民提供民主的经验,但依然保持作为联合国重要特征的包容性。

  关于一个共同体

  这也是有关对外援助的问题。今天富国对穷国都施以某种形式的对外援助,但这些援助的动机和成效究竟如何,的确也值得进行伦理上的探究。

  与罗尔斯不同,辛格是一位功利主义者,因而对罗尔斯也颇有批评。但辛格的功利主义决不是提倡一种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伦理原则,而是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基础上的结果论伦理。以此来考察任何政治、社会政策和伦理关怀,仅仅偏爱自己、关注身边的亲朋好友,仅仅计算这些人的幸福总量,那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当把全人类的幸福总量(甚至还如辛格所说的包括动物的福利)综合起来考虑。因此,这样的功利主义就决非传统观念所能涵盖的。由此来看辛格对于一个共同体和对外援助问题的论述,即可显出其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辛格接受了日常生活判断与批判思考这两个层次的功利主义立场,与黑尔的功利主义两层次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黑尔论证道,在日常生活中,要计算出我们做出的每个决定的后果常常是太困难了,而且我们如果试图这样做,就会冒由于我们的个人感情和此种情境的压力而出错的危险。要指导我们的日常行动,我们需要有无需大量反思就能意识到的一套原则。这些原则形成了道德的直觉的或日常的层次。另一方面,在更为静思或更哲学化的时候,我们能够反思自己道德直觉的本性,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经形成了正确的直觉,这些直觉也就是经公正无私地思考以后,将产生最大利益的直觉。当我们进行这种反思时,我们正在进入道德的批判层次,告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层面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因此,批判的层次充当了道德直觉的检验场。辛格以此来考察人们对自己身边人、同胞的偏爱的正当性证明,并超越此而提出对一个世界共同体的所有人关爱的问题。他引用希特勒的宣传家鼓吹德意志的种族高贵论,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有真正的理论警觉。甚至像西季维克这样的著名功利主义者也把一个人对身边各种人的偏爱和关照当作一种伦理的常识,但却缺乏真正理论反思的验证。而狂热地鼓吹一切以日尔曼人的利益为优先考虑,就曾经是希姆莱等纳粹宣传家用以鼓动其迫害异族人民的主要借口。因此,对这种亲朋偏爱的理论当中所暗含的危险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但是我们如果是哲学家,那就应当留出时间批判地反思我们的直觉--实际上不光是哲学家,一切有思想的人都应当这样做。如果我们都只是简单地承认自己的感受,而不加以额外的反思,那我们就无法确定自己应当赞成和支持哪一种直觉倾向,反对哪一种直觉倾向。从这种视角出发,辛格认为,一个人的私人关系、对自己种族和国家的特殊义务本无可厚非,而且传统意识都教导人们爱自己的亲人、本国同胞。甚至从经验来考察,对自己周围的亲人缺乏感情的人,实际上是个不会知恩图报的孤家寡人。伦理的相互性原则也要求人们对帮助过自己的人予以回报。这也是社会功利总量得以增加的原则。动物进化的过程也可说明,偏爱自己后代者才更有利于将其遗传基因传承下去。然而,如果仅以此为限,忽视了今天全球化时代人们的密切关联,无视遥远之处众多急需救助的贫困人口,而一味地强调对自己民族共同体的忠诚和服务,那将是有害的。应当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向世界公民和公正无私的境界前进。

  这就是说,从全球功利的角度考虑,富裕国家的人们尽量帮助急需救助的穷人(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可使总体功利得到更大的增加。假定我们生活在富裕国家,我们用对自己社会内部最富裕的人们所征收的税款来帮助自己社会中处境最差的人,那就能进一步减少我们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但重要的是,既要减少贫穷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又要减少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有人提出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内部不平等上比集中在国家之间不平等上更为重要,但却并未提供这种优先性的理由。如果生活在美国的我,与我在减少自己国家的不平等上所能做的事相比,我能够在减少(比如说)孟加拉国的不平等上做更多的事情,那么,何以就必须把前者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呢?甚至从全球功利的角度来看,如果把钱支援孟加拉国接近经济等级最底层的人们,那将既减少了该国的不平等,也减少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看起来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辛格从功利主义论证出一种不分国界地帮助贫困人口的原则。他甚至强调,无论如何,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对外国人的义务要超过对自己同胞的义务。因为即使不平等常常是相对的,但还存在着这样一些贫困国家,它们并不是相对于某个其他国家的富裕而言的贫困国家,而是绝对的贫困国家。减少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数,确实比减少由某些人住在宫殿里而其他人住在只是不宽敞的房子里所引起的相对贫困更为迫切。同样的一笔钱,可能只是让富裕国家的一家人多去一次剧院,却可以救活贫穷国家一个儿童的生命,或者供其一家人生活一年。辛格进而批评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对外援助上未能达到联合国所要求的占其国民总产值0.7%的目标,而且经常不是援助最需要救助的贫穷国家,而是把大量的援助给予带有战略意义的盟友。辛格指出,要求人们倾其所有地帮助穷人,可能会因为标准设得太高而让人却步。但也不乏现实的方案,比如在今后15年里,要求发达国家的每个成年人每年至少捐出其收入的1%,就可实现联合国千禧年峰会上提出的使世界贫穷和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

  辛格对于西方富国某些政策的批评并未使之转向狭隘的反文明立场,而是诉诸世界主义的立场,要求以统一的国际正义标准和伦理准则来对待一切人、一切事物、一切事件,因而留给了读者深深的思索。辛格是位犹太血统人士,其前辈在纳粹虐杀犹太人期间深受其害,因而更憎恶强权政治,以势压人,更渴望并论证人际广泛平等,这一点从其论述中可以一点点在体现出来。

  辛格的这些论述无疑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启发价值,也是对全球化时代伦理所面临的挑战作出的大胆理论回应。他对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政策的批评和建议也许并非完美无缺,围绕其建议的争论也始终存在。但是,作为一名严肃的思想家和伦理学家,他不是回到狭隘的宗法、地域观念,鼓吹狭隘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也不是主张回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抗拒世界贸易、返回低效率、慢节奏的田园诗式的温情和生活,更不是对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法庭、正当的人道主义干预等全球化时代的新事物一概诋毁、谩骂和排斥,或者一味地夸大其不足、无视其进步意义,而是实事求是地正视它们,既指出其优点,也谈到其不足,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方案。辛格的眼光是向前看的,他主张以天下为己任、视世人如亲朋,做世界公民,推进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理想;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建立全球公正的法律体系,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捍卫普遍人权,尤其是向着人类平等的伟大目标挺进。但这些都应当出以统一的普世的公正标准和原则,而不是多重标准或奉行国家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拒绝对话和互动,以落后对抗进步,以偏执对抗公正,以腐朽对抗新奇,以狭隘对抗宽厚,以守旧对抗变革,最终成为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弃儿。辛格于二战结束时在西方世界出生,并在此接受教育,却并没有养成一种傲慢自大、不可一世、高人一等的气派,对于他所生活和任教的西方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也多有批评,但他恪守批评必须有根有据的原则,以大量的统计资料和事实说话,而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或为辩护而辩护。

  这才是真正哲学家的态度。在认知上,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这句格言,才是哲人立场的真实写照。真正的哲人是无私的,无私才能无畏。即使不把追求绝对真理当作哲人的目标,也不应失去认识世界真实情况的勇气。科学研究需要价值中立,虽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但起码的客观性的要求却是必须遵守的,否则研究就真的成了御用文人手中捏着的面团,随权势而变身。辛格的研究方法也有可取之处。读他的书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他能够把深奥的理论问题用浅显直白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与世界的现实紧密揉合在一起,毫无为尊者讳的退缩,即便说出来的话会让人不快,甚至以为不道。但他坚决地服从理性、服从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哲学反思的要求。他是世界著名伦理学家,却并不到处玩弄、杜撰新奇的名词概念,虽说得天花乱坠,却回避任何实质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或者精心构造形而上学的伦理体系,在思辨的世界里驰骋,却缺少任何现实的关怀,对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对于现世的不公和不道德的现象视而不见,只是思辨的空空巨人、现世的道德侏儒。

  辛格本书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不无参考价值。中国已经加入WTO,正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全球化的大潮,尽管有喜有忧,但国人已经无回头路可走。正确的态度同样是:总结经验,找到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一步步地落实,开拓前进。而不是一步三回头,怨天尤人,或者回到宗法的、田园式的、靠乌托邦精神胜利法支撑的过去。辛格所反复强调的解决人类平等的根本症结,解决富者与贫者的关系问题,如何保障基本人权和正义,真正地帮贫救弱,这在今天的中国同样是非常现实的紧迫课题。我们不需要平均主义地把人们的收入拉平,但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必须正视今天的贫富悬殊、地区差别、社会不公、黑道逞霸、官员腐败等等问题,这些虽不能说已成灭顶之灾,但至少已经向我们敲起了警钟。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有些地方还在恶化,更值得我们严重关切。中国的幅员广大,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13亿多,比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约9亿人)还多。有国际友人把今天中国的发展差距形容为“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其实何止是城乡间的差别,就是地区间的差别,同一城市中富裕人口与贫穷人口的差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辛格所讨论的解决今天世界国家间差别和人口贫富间差别的公正伦理问题,就是在中国内部,都值得我们借鉴。同时,中国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如何处理与发达国家和比自己更不发达的众多穷国及其人口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样需要根据新的世界格局、国际法基本道义准则、联合国等众多国际组织的正常运作程序,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成为其负责任的一位成员,履行维护国际和平和正义的义务。 这就需要我们的公共行政官员、理论家和有识之士重新学习这些新情况、新法律、新伦理,研究新问题,以适应全球化的变化,

  辛格在本书结尾时说:

  15和16世纪由于证明地球是圆形的航海大发现而被人称颂。18世纪见证了普遍人权的首次宣告。20世纪对空间的征服,使人有可能从地球之外的一个位置上观察我们的星球,并真正地把它看作一个世界。现在,21世纪面临的任务是发展一种适合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的政府形式。这是一项让人生畏的道德和理智的挑战,但我们无法拒绝接受它。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中国的未来也与世界的未来紧密相关,面对新的全球化形势下的各种挑战,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正在走向世界,以怎样的眼光看待别国、别样的人们,处理国际伦理和正义问题,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相信辛格的思考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我为此向读者特别推荐本书。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学术界》2004年第6期,本书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于2005年9月出版发行)
毛毛发表于2005-11-22 8:53:28 
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
图书名称: 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NEW)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作者: (日)篠田英朗
装帧: 平装
开本: 32开
出版日期: 2004-09
版次: 第一版
国标编号: X7-100-04131-7
丛书名: 
译者: 戚渊
作者国家: 
主编: 
页数: 284

 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主权概念的历史全貌。其“历时的”透视视角阐明了近代主权的特质:国家的拟人主义;其“共时的”透视通过认同主权冲突就是民族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冲突描述了历史上的主权冲突原理。通过对主权的历史审视,作者得出结论:人们只有在“新制度宪政主义”的背景下才能理解主权原则的当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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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权问题,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当我们说着欧洲人称之为“国际社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必须遵循主权原则。于是,我们知道了主权是什么。他们甚至说,欧洲以外的人们并不知道主权,因而也就不是国际社会中的优秀游戏者(players)。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以后,国际社会中的新成员在反对这种观点的同时,坚持行使主权的权利和资格。在今天,我们确信,在保护我们的利益时,我们知道主权是什么,我们知道怎样诉诸主权。但是现在,我们开始重复欧洲人所说过的,主权是旧权力政治的遗产。我们认识到,信守主权原则会被认为是过时的、淘汰的。例如,西方观点的复杂性业已由下列事实表明:过去对主权表示困惑的美国学者现在已经不说“主权的终结”了。由于可悲的恐怖主义袭击发生了,民族主义情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成长起来。
   观察当今的世界,我们发现,主权似乎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主要的建构性原则。尚未有任何人严肃地建议在各个层面上废弃主权。然而,我们注意到,有许多事件不能用教科书上的主权理论加以解释。教科书上的主权理论似乎无助于我们理解某些国际现象。那么,我们会认为,强国正是利用主权原则追求其国家利益吗?因此,并不意味着主权是无用的和不重要的。事实是,即使是那些藐视主权的强国也很少承认他们要废弃主权,而往往是提出他们自己对主权的理解。我认为,这还不是主权已经死亡或仍旧存活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主权概念被用于现实的方式。结果,主权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十足的政治概念,其终极意义不在于它的哲学教条性,而在于它的政治内涵。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反对提出“主权真的死亡了吗?”这样的问题。我也不能回答诸如“欧盟改变了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吗?”或者“经济全球化将主权变得不重要了吗?”等问题。我甚至不会提出“主权是什么?”或者“主权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吗?”这样的问题。我宁愿探讨“主权一直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加以考虑的?”这样的问题。
   写作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人们,尤其是国内和国际社会中有影响的人们在解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时,是如何论述像主权这样有争议的概念的。我之所以将我的研究集中在英美的主权学说上,乃是因为英美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本书没有对主权的“真正”涵义作哲学审视,而是解释那些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如何将主权的涵义调整到符合他们所处时代的情势。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主权不能决定现实;相反,现实决定主权。
   我写作本书,希望对主权作这样一种解释能给我们在建设性地参与有关我们组织世界的方式的讨论时提供一个线索。我非常希望读者不要对主权持有先定的概念。我坚持认为,主权是一个始终善于接受历史上的各种思想(articulations)的概念。我相信,更为重要的是理解特定的主权概念被表述的背景。我希望这样的理解将能使我们为民族共同体和国际社会提出一个更有建设性的计划。无论读者怎样评价这本书,我都愿意强调,我为主权概念奋斗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主权本身,而是为了以他们的世界观和对未来的预见而理解和创造现实的人类。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我的著作被译成中文。戚渊博士给了我这一珍贵的机会。诚实地说,我只是为中文译本的出版提供了原始材料。正是他的努力才使中文译本的出版成为可能。我难以完全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因为对于我来说,想到能通过这本书与中国读者取得联系,真是好极了。
 
                           篠田英朗博士
                        2003年11月5日于广岛大学
                      (hshinoda@hiroshima-u.ac.jp)
        (http://home.hiroshima-u.ac.jp/Shinoda/Shino/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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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文版序
 致谢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古典宪法主权概念
 第三章 现代国家主权概念
 第四章 国际宪政主义的兴起
 第五章 国际宪政主义的崩溃
 第六章 主权的形式化
 第七章 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平等与民族主权
 第八章 走向新的宪法主权
 第九章 结论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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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一书的中文版,端赖著、译者、麦克米兰出版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及程秋珍女士的全力合作,即将面世。由于原著内容涉及宪法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知识以及大量的古英语,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幸赖金海军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朱庆育博士(中国政法大学)、陈景辉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的无私帮助,才得以完成。在此,尽致谢意。倘有不当译辞,敬请读者向译者指正。联系邮箱:qiyuan99@hotmail.com
 
                                                      戚 渊                            2004年5月于北京

herobird发表于2005-11-30 18: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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